民族文化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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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论文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1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有水田746亩,旱地425亩,林地3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境内山体陡峭,地势险峻,属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干湿明显,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年平均降水量1543毫米[2]。

(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老共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广宏,昊忠军.乡村民俗旅游原生态型开发的限量研究——以广西龙胜县大寨红瑶村为例[J].市场论坛,2006,(8).

[2]梁振然,程道品,任爽.龙胜金坑红瑶文化的挖掘及其旅游开发对策[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3,(7).

[3]周丹.民族旅游与村寨文化变迁——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D].中国学位论文:四川大学.

[4]曾红.生态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影响初探——以滇西北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3).

[5]谭宇.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基于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分析[J].大连理工学院学报,2004,(6).

[6]高红艳.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J].经济问题探索,2003,(1).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中华”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首先,民众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所以,天子的职能不是剥夺、占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为天下民众的生存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国家、君主的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专制独裁,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也倡导“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总之,儒家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众利益比君国利益更重要,但没有也不可能确立人民主体论的政治观。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义。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为最高价值尺度,阐释了爱国主义的价值序列的层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高扬了民族爱国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也;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义”“一时之义”与“古今之通义”都是在“公”的层面上按照价值普遍性的大小从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说,以“天下之大公”来衡量三者,个人的正义最低、君主国家(“一时之大义”)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义”)最重要。当三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而应该舍小义,取“大义”,全“通义”。这就是说,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体现,从而是“天下”的最高价值意义,“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顾炎武曾经严格区别了“国”与“天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指一家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则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恒存在的民族及其整体利益。两者在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显然是“天下”重于。国家”。“湿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超越时空界限的民族爱国主义宣言书,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自觉认识和维护,成为“祖国”观念的价值核心。

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

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在先秦历史典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之称谓为“区夏”、“诸夏”、“华夏”、“中国”。何谓“夏”,《说文》卷五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从父,从页,从臼。臼,两手,父,两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大”。近人通过考辨殷墟陶片中的象形文字,认为“此为人之象形。“华夏”一词见于金文频繁出现。故它是周人尚文之风尚,强调民族之文化意义的产物。“中国”一词的称谓,略晚于“夏”之观念的产生。大致自商代萌生,到周代便正式形成。后世称“商”为中商,可作为“中国”人文指称的起源。王尔敏先生根据先秦25种有其载记的典籍详加考证,认为“中国”一词出现凡178次,其意义有五类:(1)指京师,凡9次;(2)指国境之内,即国中,凡17次;(3)指诸夏之领域,凡145次;(4)指中等之国,凡6次;(5)中央之国,凡1次。认为“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并“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亦即“中国”就是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的统称,亦即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尧舜禹古史传说时代系指酋邦或邦国。夏商周三代系指天下共主的宗法国家,秦汉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3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民族文化凝聚着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增强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要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基本文化权益。以信息文化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指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信息文化的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的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

1.1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的参与。文化发展首先需要人才的保证,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出现,文化的发展是难以持续的。而且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民族性,来源于人民实践又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所以更加注重从老百姓中发掘文化人才,注重培养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信息文化的创作主体具有全民化的特点,从而保证了全民族文化创作的人才供应,通过广泛吸收各行各业的文化人才,可以培养出一只优秀的、大众的文化创作队伍,让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

1.2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文化创作力得到充分展现是文化发展的标志,文化个性化发展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来源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信息文化具有创作活力持续迸发的特点,借助于信息文化创作主体的全民化,它可以融合全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可以为全民族文化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让民族文化创作主体的文化创意持续迸发,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

1.3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文化作品为民喜闻乐见可以提升全民的幸福感,提高全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因为优秀的文化作品可以鼓舞人,可以为民众提供既反映现实生活,又可以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提供解决方案。从结果为导向的视角看,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目的都是以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为落脚点,而信息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因此也可以推论出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有利于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1.4信息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文化实力彰显的关键。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非常有助于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增进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1.5信息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在既有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传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变革和创新。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发展的历史,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历史”。信息文化是一种与世界文化共同的传播与继承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就很容易地超出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在世界上传播与继承,以至让中国的民族文化影响世界。

2以信息文化增强我国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需要注意的问题

信息文化作为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在加快扩大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交往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信息文化也增大了全球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给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2.1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才能充分挖掘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文化创造源泉,才能激发人民群众高昂的文化创造热情与活力。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各族同胞心连心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人民群众不断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只有不断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断展现出人民群众的新风貌,在文化创新中有新的收获和喜悦,使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国信息文化的理论基础,成为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行动指南。所以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全民族文化创造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2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信息文化霸权是信息霸权与文化霸权的结合,它们共同为信息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势扩张奠定了基础。所谓“信息文化霸权主义”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仗着自身在信息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借助于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以达到让这些相对落后国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思想统治和控制的目的。俄罗斯信息学家A.B.斯克沃尔佐夫曾在论文《信息文化与国家安全》中提到:“对国家安全现代条件的理解与信息文化某些问题的解决有关。今天,我们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文化滞后。为了克服文化滞后,使虚拟现实概念适应信息活动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文化霸权主义确实存在,例如从信息文化流的方向来看,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西方信息文化的流入,会使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从而压抑了其它国家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随着信息文化逆差的逐渐扩大,很有可能其它弱小国家会失去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据有关数据显示“世界上2/3的信息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世界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有80%来自西方主要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信息文化霸权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因为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战略服务的,它是为国家霸权主义服务的,它是想用文化统领世界,因为“霸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成功地把自己的利益装扮成普遍的要求”。因此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4

优秀的岭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是创新设计的资源库,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样式十分丰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据初步统计,仅瑶族服装款式就多达100余种,头饰也不下100余种;苗族的服饰款式则多达130种以上。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款式独特、色彩绚丽及富有装饰感等突出的特征。如图3所示的畲族妇女的盛装“凤凰装”,其领边、袖口、胸部、衣襟、下摆及围裙都镶绣有五彩斑斓的纹样,衣装极为追求装饰美感。岭南少数民族服饰还讲究“以形造意”,蕴含独特的民族信仰。如图3所示的畲族“凤凰装”的整体仿凤凰造型显露出畲族人对“凤凰”膜拜的痕迹:头上所戴的高冠象征着凤凰的头冠;红头绳扎起高高的头髻象征着凤髻;在盛装的领口、衣襟、袖口和围裙上施以彩色的花纹,象征着凤凰的颈项、腰身和羽毛。苗族少女形似牛角的“水牛龙”头饰也是苗族信仰龙蛇图腾的显性特征。岭南少数民族这一造型特征与现代“仿生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色彩艺术方面,岭南少数民族服饰也体现出很高的造诣。服饰大多采用高明度、高纯度的色彩对比搭配,如暗色与亮色对比、单色与多色对比。

这种配色给人以艳丽明快的调子,富有节奏感与生命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图案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来自动植物本身的形象,有的是观天象,有的是由劳动生活场景引变而来,有的来自于传承的民族传说,或是借鉴于汉族的吉祥纹样题材。民族韵味的图案造型注重“以形写神”,呈现的是夸张变形、简练概括、古朴别样的形式美,如图案表露出的寓意深刻体现出醇厚的意境美,如苗族妇女的背裙上绣有很多蝴蝶纹样,头部造型是娃娃,下身是蝴蝶,两者合二为一,包含着子孙延绵的寓意。蛙纹作为黎族服饰上一种常见的纹样,体现了黎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它还寄托了黎族人民希望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造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方面。在服装设计教学中,可以要求学生积极挖掘岭南少数民族服饰的艺术特点,引导学生对民族服饰艺术元素进行提炼,感悟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并将其灵活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

二、将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融入服装设计课程教学

1.注重激发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高校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渗透民族服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意识观念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一个从事服装设计的人尤其是岭南本土的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将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继续发扬下去。同时要让学生建立起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设计思想,意识到缺少民族元素的设计是没有灵魂与情感的。

2.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在课堂上,使用“引导型”教学方法,组织、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去探寻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灵感元素。可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收集资料、参观岭南服饰博物馆、市场调研、实地考察等方法全面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并把收集整理的资料以PPT形式展现出来,与老师和同学一起分享、探讨,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这种“引导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还可促进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岭南服饰文化。

3.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与社会活动、实地调查相结合。教师可以利用实践课时间,带领学生深入岭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采风考察,最直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感受民族服饰艺术魅力。还可以带领学生参加广东岭南服饰文化周,参观屈汀南时装公司、深圳天意时装公司等具有岭南服饰特色的本土服装品牌公司,引导学生解读和感悟优秀的设计作品。“走出去”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4.注重创新实践训练对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采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些元素借鉴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但是学生在进行民族元素设计时往往摆脱不了“仿制”和“生搬”,多把民族服装的款型、图案直接挪过来,使得服装的整体感觉生硬,缺少灵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例如教师可以在设计构思过程中给学生讲解“形神同构”的设计理念,引导学生在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形”的运用,而应该挖掘深层的表达———“神”的运用设计。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多向学生解析国内外优秀设计师的作品,开拓学生的眼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与理解,以及通过不断的设计实践训练增强创新意识。

5.课程教学与毕业创作、设计比赛相结合积极倡导和组织学生参与国内举办的各大服装设计比赛,组织以岭南民族文化为主题的作品展演,全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学生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也是对服装设计课程教学成果的鉴定。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民族文化动漫传播与发展

动漫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支柱已成不争的事实,巨大的市场前景刺激着各国动漫业的争相发展。动漫产业在动画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下,满足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提供具有鲜明动画创意创新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

一、背景

在电影电视还没有发明之前,民族文化还是自己的、本土的,引入外来的也仅仅是大包小容,但随着科技讯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广泛交流的时代,本土文化逐渐被加上了“着重号”,尤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他国的文化入侵.消无声息的通过动漫占领了中国的市场。

动漫文化本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形式,但是在整个产业框架形成后.它远远超出了精神消费的层面动漫产品消费者们的物质消费给各国产业收入增添了一笔可观的数目.促使各个动漫强国盯上了这块有利的消费市场。他们通过民族动漫文化入侵他国,将本国的价值观、社会意识等文化因素带到其他国家,最终占领巨大的消费市场。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外动画片铺天盖地的涌入中国.日本以一休哥》美国以米老鼠与唐老鸭黑变形金刚》等,这些动漫作品承载着他国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处于社会中流砒柱80后们的童年受国外动画片的影响,其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很少有人读论语、四书、孔孟著作,欣赏国画艺术。而中国本国的文化在国外却得到大力发扬,美国迪斯尼相继推出白碱花木兰黑功夫熊猫》等极具中国特色又带有美国文化特质。这些动画片在视觉上、故事上都利用了中国元素,却在精神层面表现的是美国的,在潜意识里表现了美国精神。更值得关注的是,每部作品过亿的票房、每年巨额的衍生产品的销售,都证实了这种文化入侵已从精神层面渗入到物质文化领域,中国人为别国文化传播买单的现象不只这些,50年前美国的变形金刚免费给中国播放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五十年后,中国人每年都为此给人家掏几个亿的腰包。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反省在商业模式运营为主导的今天,动漫产业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播之间存在的哪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正确看待动漫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动漫产业

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离不开有效的传播媒介,在众多传播媒介中,动漫是一种既快速有效,而又先天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传播形式。另外,文化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东西,一旦形成潜在的意识形态,就很难改变。“从娃娃抓起”的观点是很多国内研究民族文化传播者认同的观点。同时,西方心理学家也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3至7岁为感官期,7至11岁为分析期,11至16岁为反省期。也就是说在人们成长过程中.文化的渗入是越早越好,而动漫对儿童又有着先天的吸引力,因此,如果民族文化的传播能够搭载动漫这辆快车,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反例来看—近些年我国年轻受众对原有的“中国学派”认可程度低,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国内动画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美、日等动画强国的产品。因此,动漫成为一种文化结构塑造的有效方式,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动漫产业。

(二)动漫产业发展需要融入本民族文化才能长远立足

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先导.走产业长远发展之路,这也是在被事实所证明正确的道路。动漫产业要重视民族元素的充分利用借用大众的熟知来赢得广泛的消费群.最终才能达到商业目的。从众多成功作品来看,打开世界之门的无一不是赋予民族风格的作品,再次验证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1990年以来,埃及王子、中国的花木兰、阿拉伯的阿拉丁等异国题材纷纷出现在美式动画电影里。这种做法是一种大众视觉经验的借用,将民间艺术、古典文学、童话、神话与动画艺术的广泛结合中使消费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容易感召消费者.达成购买目的,艺术性与商业要求在此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动漫产业只有借助本民族丰富的文化积淀,才能占领本国的动漫销售市场,并逐渐扩展到国际市场。公务员之家

三、还存在嗯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动漫作品缺乏鲜明的本民族特色,产业品牌就很难以形成

在视觉信息泛滥的时代,“风格化”的作品能够很好的被公众识别和记忆,类似于产品商标的作用。有香港业内人士称,中国目前有大量的人在做动漫,但却没有多少中国风格的,而中国风格的却被外国人热衷,这样很难形成中国派.在动漫产业中不能形成中国明显的特色品牌。然而,上世纪60年代年.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的诞生,为世界动画影坛增添了最能代表华夏风范的新片种,运用水墨表现人物、动植物和山水,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曾引起国际动漫界的瞩目。水墨动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民族风格,它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成为最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精品,在技术上、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创举。这仅仅是一例成功,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动画产业如何形成品牌再次被世界所认可,必须走民族风格动画之路。

(二)民族文化如何有效刺激动漫产业的积极性

传统动画是一项非常耗资的产业。由于成本和收益的巨大落差造成的经济亏损,极大地挫伤了动漫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入。虽然事实证明动漫产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但因缺乏成熟完善的盈利模式,而且其产业链长投资收益周期长,因此各方投资都很小心谨慎。出现了一种局面;没有后援经典就不再现靠救济、靠扶持、理想主义的思路只重视前期开发,不注重后期开发影片制作与播出后的衍生产品市场上还存在开发上的脱节,需要建立完整结构链在商业化运作的环境下,如何刺激产业的积极性.使动画制作投资者们,着眼长远的民族动画市场,这些都存着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6

当前中国家纺行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与此同时,家纺市场产品同质化的现象表现得非常严重,如果将各家专卖店的门头遮住,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是哪家公司的品牌,而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在于,家纺行业“跟风”、“抄袭”已成常态,消费者很难从家纺产品的风格特色上对品牌进行区分。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家纺设计呈现出以下几种情况:

(一)自主创意不足,拿来主义现象严重

中国的家纺行业自2010年起工业总产值己超过1万亿元,这个行业还处在快速成长的阶段(过去十年家纺行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超过10%),但与此同时,家纺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非常低,前20家企业工业总产值仅占全行业的5%,因此各个企业都在共同成长,互不影响。消费者对新品研发的需求又不如其他行业那么强烈,致使大多数家纺企业在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微乎其微,“跟风”、“抄袭”的拿来主义成为常态,用业内人士的话讲,“产品开发那是没有的,一线品牌怎么设计呢?就是富安娜有什么新设计出来,一线品牌学富安娜的;二线品牌呢,学一线品牌的;三线品牌呢,则学二线品牌的,这样一层一层地往下延伸……”,这大概就是家纺行业产品设计现状的形象表达。

(二)缺乏差异化的品牌主张

家用纺织品作为室内软装饰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家居软装饰环境体现出主人不同的性格、情趣、修养、文化品位等,因此家用纺织品不能仅限于生活用品的意义,它更是一种家居艺术,表达的是主人的生活主张和文化诉求。但分析市场上大多数家纺品牌的定位要素不难发现,多数家纺品牌定位空虚模糊,没法区隔市场。如大部分定位于中等价位的家纺品牌都以爱、梦想、舒适、健康、时尚为定位诉求出发点,定位于高端价位的真丝家纺品牌则以高贵、奢华、环保为诉求点,这些定位诉求虽然与目前消费者对家纺产品的诸多要求较为吻合,但很难表现其品牌理念的独特性,无法展示品牌内涵所主张的鲜明个性,即使经过明星代言宣传,也难以通过产品凸显特质,其产品风格及品牌内涵难以延续。空泛、模糊的品牌风格,失去了定位的真正意义。

(三)对民族文化缺乏深度挖掘与运用

在一次国内的家用纺织产品设计大赛上,部分评委尖锐地指出:“大部分作品中‘中国元素’缺乏”、“一些符号的运用很雷同,看得出对中国元素的理解还不太深”……这大概是家纺设计中对中国民族文化元素使用现状的真实评价。目前,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都认识到中国消费市场蕴含的巨大潜力,大家都在研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而研究和利用中国民族文化成为趋势,一时间欧美家纺行业甚至都刮起了“中国风”。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家纺企业对本土文化元素只重“形”的挖掘,只在丰富的民族艺术宝库中选用一些诸如中国红、青花瓷、红双喜、牡丹花、中国龙等孤立的图案和纹样,但是这些产品市场上的表现却不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民族元素不时尚、不符合现代生活的审美。简单地生搬硬套中国民族文化元素,没能抓住中国本土文化的真谛,没能将中国本土文化的灵魂与现代消费审美观念结合起来,总而言之,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解、挖掘和运用都远远不够。

二、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元素

(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

中国民族文化是指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它涵盖哲学、宗教、文学、史学、艺术、美术、科技、教育、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多个方面。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华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民族文化元素

中国民族文化的元素是指凡被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同的、反映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精神,并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等,均可被视为“中国元素”。这个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是具体的物象层面的“中国元素”(也可称之为“物象元素”或“中国元素符号”),它们是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生活中各种真实物象的再现;另一个是较为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元素”(也可称之为“精神元素”或“中国元素精神”),它们并不是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生活中各种真实物象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集聚与融汇了更多有关中国文化特点与信息的精神境界,一种对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经过高度浓缩后的民族情感。“物象元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特有地域的“自然符号”,如领土领海、气候、人种、黄河、泰山等;偏于精神性的“文化符号”,如汉字、儒学的表征曲阜孔庙、孔子等;特殊状态的“无形文化符号,”如古琴、昆曲、年节、语言思维等。“精神元素”也有三大块:儒、释、道思想,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双运及三教合一。主要体现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一些深层次的精神思想方面,其具体表现有“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中和为美”、“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等重要的理念。

三、中国民族文化融入家纺设计的方向探讨

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消费者而言,其购买行为要受到个人生理因素与心理特点、外部环境(社会文化、参照群体、企业营销等)的决定影响。家纺产品在营销中属于选购品,消费者一般需要经过充分的比较、评价分析之后才会购买,因此,家纺产品的消费行为要受到消费者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收入、个性心理等)和外部环境因素(如地理、人文、参照群体、消费时尚等)的共同影响,也因此,要打造出具有中国风格的家纺产品,家纺企业需要基于消费者行为分析、考虑企业资源能力的前提下,汲取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并根据现代性的要求进行适应性的扬弃,具体来说,本文认为,将家纺设计与民族文化有机融合起来的方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立足自身品牌定位的风格化设计

家纺行业的市场容量足够大,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地域等细分要素或这些细分要素组合的消费者都可以是家纺企业的客户群体,但事实上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对于品牌的需求、品牌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家纺企业必须结合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情况对消费者群体进行细分,选取与企业自身优势匹配的客户群体作为本企业的目标客户,然后再基于目标客户的需求特点和本企业的品牌定位开展家纺产品设计。例如实力大的企业可以把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都作为自身的目标客户,但又将这些目标客户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群体,定义不同的产品品牌,为每一个产品品牌设立独立运营的团队,以保证满足不同细分市场差异化的客户需求。企业对自身的产品设计进行精确定位后,通过风格式化的设计形成本企业独特的家纺设计品牌形象是家纺企业差异化发展的手段之一。企业是以产品为媒介,向目标消费群体传达企业所追求的某种精神、某种理念。产品可以模仿,风格可以接近,但通过一系列传达某种理念的产品形成的独有的设计价值体系,却是其它企业所不能模仿和抄袭的。通过产品设计的风格化,不仅有助于家纺企业强化自身的品牌定位、塑造自身的品牌形象,更能有效地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促进家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立足普适性和地域性民族文化特征的主题性概念设计文化是设计的基础、灵魂,凡是优秀的设计总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家纺行业来说,中国民族文化的点点滴滴是产品设计取之不竭的源泉,也是家纺产品设计与品牌文化建设的根基。真正挖掘出民族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并融合国际潮流,中国家纺产品同样可以形成鲜明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但并不是中国民族文化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家纺设计值得借鉴的元素,只有符合当前时代特质并富有活力的文化才能称其为中国元素。这就要求家纺企业在使用中国元素时摒弃简单拼合的做法,要事先弄清楚该元素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深层意味,是否有特定的人文和地域环境,特别是是否符合当前消费者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自觉做到对中国元素的再次开发。具体来说,可以从普适性和地域性两个视角来考虑:

(1)立足充满生命活力的、典型的、普适性的民族文化的主题性概念设计

如果家纺企业有充足的资源可开发全国性家纺市场,那么它可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图案、色彩、面料、工艺、思想等物象元素和精神元素进行充分地研究,系统地梳理出仍充满生命力的、值得传承的、适合于家居软环境的普适性的中国元素,再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特点,选取能体现企业品牌文化内涵的若干主题性概念进行系列化的产品设计开发。通过若干主题性概念设计的风格与风格间的联系,产品与产品间的相互搭配,产品系列化的深入开发,不仅使产品的系统感增强,更提高了产品的不可复制性,从而使家纺企业所追求的品牌形象不断完善,从而做到与同行的差异化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2)立足充满强烈地域优秀文化特征的主题性概念设计

站在产品规模化和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家纺企业需要尽可能能够满足全国绝大多数地域目标客户群体共性需求特点的产品设计,但另一方面,因中国地大物博,家纺企业还需要进行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化研究,识别出哪些地区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同时又与哪些地区的文化特征有差异,在此基础上,基于地域文化进行物象元素和精神元素的深度挖掘,并根据企业自身的市场战略,选取需求规模较大、文化特征鲜明的地域,开展基于差异化的主题性概念设计工作。具有地域特色的家用纺织品能够抓住人们的本土文化情结,在审美认知上产生共鸣,从而快速地占领相关市场,这可作为普适性主题概念产品设计的有力补充。如果家纺企业地域性的产品设计形成规模,不排除家纺行业也形成类似于饮食文化中的苏、闽、川、鲁、粤、湘、浙、徽等八大菜系的特色流派。中国文化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世界其它民族眼中,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是“独特”的,也因此,在家纺产品设计中,只有整个行业的每一个中国企业都秉承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个性的中国民族文化,整个行业也才可能开发出具有民族个性的、中国风格的家纺产品,并打造出一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家纺品牌,中国的家纺企业才真正可能屹立于世界纺织企业之林,中国家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看到希望。

(三)立足为消费者提供家居软装饰解决方案的一站式服务设计

每位家居主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情趣、修养及文化品位,其家居装扮也将体现某种风格,也因此,家纺产品需要与这种风格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人们在选购家纺产品时,肯定也希望能在一个地方可以购买到全套的、都体现某种风格的家纺产品(如床品、窗帘、地毯、饰品等),这样装扮的整体性和个性化都将凸显某种风格,也因此,“一站式”的店铺购物(即在一个店铺内采购可以装扮整个家居环境的全套家纺产品)正成为消费者新的需求,而家纺企业在此时正由单纯的产品设计者转变成资源整合者,但这种角色事实上也是一种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资源设计者。一站式的家纺产品购物需求意味着,家纺业的产品线需要继续延伸,分散在各个链条上的资源需要重新整合,而与其他品牌的合作也要进一步加强,换言之,家纺企业需要纵向多元化并且成为资源的整合者,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具有某种风格特色的全套家纺产品,而且还可进行多品牌的选择。这种家居风格的一站式需求满足,站在中国民族文化融入家纺设计的角度来讲,需要家纺企业至少开展以下工作,如完善具有某种中国民族文化风格的产品结构、引入具有同类民族文化特征风格的互补性产品的合作者(以全面满足某类消费者的全部家居软装饰需求)、兴建具有某种独特中国民族文化风格的家居软装饰体验中心等,企业要以多元化的产品与品牌,向消费者推行“生活方式”的转型,要在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的同时也使消费者在情感上找到慰藉。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7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的,“瓷源于陶,而精于陶”,陶器向瓷器演变的阶段学界称之为“原始瓷”,对于原始瓷的出现年代,学界尚存争论[2]98-99。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自商代起中国就出现了原始瓷的观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原始瓷的出现年代一再被刷新,1980年,山西夏县冯龙山遗址中出土的数十件原始瓷碎片,经过碳14检测显示,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位于夏代纪年内)。而200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件盔形器,在其表面发现覆有一层薄青绿釉,被认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这把原始瓷的出现时间再次刷新至约公元前18世纪。目前关于瓷器的起源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夏代中晚期开始出现高温施釉瓷,其满足成瓷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高温、原料、釉。而更早发现的“原始瓷”因在温度、材质和施釉标准上普遍达不到要求,因此不能称作原始瓷,只能称其为开启了烧制原始瓷的序幕。

二、中国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几经蜕变,终于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瓷器质地细腻,釉彩光滑,胎釉结合紧密,釉下已无石英残留。这种釉在外观方面或在显微镜下,都摆脱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魏晋时期,浙江越窑最为著名。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做工考究,胎质密度高,吸水率极低,且表面发现有一层蓝色玻璃质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表明中国瓷器生产水平已迈出重要一步。数百年后,在青瓷基础上产生北方白瓷,白瓷与青瓷的区别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制作工艺并无太大差异。但白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标志着中国瓷器开始从单釉瓷向彩瓷的发展。中国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长沙窑的复彩瓷最为知名,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说明唐朝瓷器海外贸易繁荣。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风格的肖像和动植物图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风格的瓷器,由此推断,唐朝时可能出现了针对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瓷窑。宋代瓷器在继承唐代生产工艺基础上出现大繁荣局面,呈现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存于世的繁荣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窑变及两面彩技术,擅长在釉面作“金丝铁线”冰裂纹。景德镇“瓷都”称号便由景德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釉里红”和“元青花”相继烧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钴料呈色,在胎胚上绘画,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烧结,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它一经出现,便迅速流传,成为主流产品达数百年之久,显示了极旺盛的生命力。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细薄,雕刻暗纹,花纹略微带青色,透光可见。清代以彩瓷见著,其中“珐琅瓷”、“粉彩”尤为杰出,此外还有霁红瓷、“天青釉”、霁青瓷、仿五代柴窑瓷等。景德镇是清代著名陶瓷产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闻名。中国瓷器在清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数千年制瓷经验的积累、优质的制瓷原料、社会稳定、手工业经济繁荣、政府对瓷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中,学习西方制瓷技术和引进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画院追求精工细刻,精益求精,屡有惊人之作。景德镇制瓷工艺在康乾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象征。从瓷器纹饰的使用到造型的发展,无不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表达。远古时代,人们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生活,这些记载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的绘画经过压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纹饰,这些纹饰体现了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吉祥如意的祝福。从另一个视角也说明,祖先在装饰瓷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主观意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情感。在表达个人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审美风格。

(一)幸福和谐、热爱生活

“和”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态和谐、交往和谐、生活和谐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体表现:

(1)“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表达,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发点。瓷器中的百福图、福纹饰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

(2)“禄”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阶层希望奋斗达到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普遍愿望;

(3)“寿”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4)“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最高追求,与“喜”密切相连的喜鹊图案常在瓷器中出现,生活中人们常把喜鹊与喜事联系在一起,家中摆放喜鹊装饰的瓷器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5)“财”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的努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财富的积累,并视积累财富为一种美德。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五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既是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达,同时也是追求和谐生活的终极目标。以“五福”文化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

(二)勤俭节约、刚健自强

瓷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国人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装饰中选择了大量的孝道题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传统。此外,古代著名神话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为创作题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刚健、奋发、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历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瓷器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中的道器转化。同时瓷器本身也向世人传递了朴质、永生的简约理念,使人们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格。

(三)团结求精,敢闯创新

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瓷器制作中也包含着“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万价”是制瓷人对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鸣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豪迈表达。制瓷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制瓷匠人的创新思维。从制瓷技艺上看,宋代首创“影青瓷”,元代创制“青花”、“釉里红”,明清两代先后创烧彩瓷、“甜白”、“郎窑红”、“美人醉”等名瓷,民国“珠山八友”首创用中国画技巧装饰陶瓷等,这些技法的运用在对传统工艺继承的同时也展示了劳动人民不竭的创新活力。

(四)兼容开放,海纳百川

中国瓷业繁荣发达,历经千年不衰,秘诀在于兼容开放、海纳百川。虽然历史上受封建体制影响,瓷器制作易拘泥于传统,但改革创新的思想无处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做祖训来训导后人,如景德镇制瓷艺人拜东晋来此隐居的赵慨为师,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时因战争逃亡至景德镇的大批北方难民,后来融入到陶瓷生产中成为制瓷艺人,有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元代青花瓷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引进波斯产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借鉴西洋画技,引进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艺推向顶峰,在世界为中国赢得“瓷都”美誉。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形容了当时壮观的瓷器贸易景象。

(五)义美忠孝,亲仁柔韧

“碎石成泥,泥做火烧”凸显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凸显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载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祝福。以龙凤呈祥为素材,体现了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岁寒四友为题材,展现了人们对品格高洁人士的景仰与赞美;以观音、菩萨等为题材,直观表达了博爱众生的思想,以关羽为题材,表达了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赞颂。瓷器的装饰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观反映,主要表现的是义美忠孝、亲仁柔韧、奋发进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装饰中,常可以见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节节高升”、“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与文字。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让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诚祝福,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间接性与直接性的互容。

(六)求真务实,至善至美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8

1.1利用写意方法来彰显意象之美。

中国的意象油画倡导的是神韵以及意境,早期的美学理论认为,在优化中融入写实元素无法达到油画真正的创作高度,有些是神韵以及意境的高度,实际上,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形的创作来传达神韵。意象油画与写实油画不同之处在于,意象油画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真实的展现出客观事物,而是利用情感来传达意象。中国用神来之笔来表达油画中的神韵。某意象油画创作者认为,油画创作不能完全地倡导干净利索,有些时候“拖泥带水”反而会更有意境。其理论观点应用在意象油画的创作中非常合适,以中国意象油画独特的“泼墨”手法为例,这种创作手法借鉴了我国书法作品,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强调干净利索,而是自然随意的进行创作,使之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象之美。

1.2意象油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画。

当代的意象油画造型主要是以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追求更加客观实际。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家齐白石曾经概述过意象油画的造型即:似与不似之间。意象油画的造型创作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情感,之后对客观景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情感来想象而不受客观景物自身特点的限制,无论选择使用哪种造型,只要将创作者全部的感情体现出来即可。我国某些一项画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比如留白的处理,大量留白给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水墨画中就有将留白看作墨来使用,虽然有些意象油画借鉴了西方色彩等元素,但是骨子里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

1.3色彩是意象油画的灵魂。

色彩作为油画的“特定”媒介,可以唤起人们各种情绪,从而表达主观的情感。在色彩的使用上,只有主观地积极地创造,才能表达出特定的精神内涵。画家要想运用好色彩,就必须对色彩有个人的形象的独特的感受,有个人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够形象地表达自我感情。西方传统的油画是运用光色原理再现物象的真实色彩感觉,强调追求“真实美”。如中国绘画中的竹,一般用墨来画,有时可以用朱砂来画。中国绘画意在强调表达心中的意志和情感,而实际事物的色彩并不重要,要的是事物色彩所能表达的内涵。

2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2.1气韵之美。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魅力不言而喻,我国的意象油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能够体现出诗歌的魅力,其中典型的就是气韵之美,这是我国意象油画创作的标准,也是我国意象油画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我国的艺术创作一追求气韵之美,很多古代大家都以以形写神来当作创作标准,此外,还有些绘画大家,将以形写神的理念延伸为气韵生动,由此我国的意象油画的创作也逐渐将这一理念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大师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解读,融入了当时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审美观,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意象油画的绘画理念始终都是将心与物的有效结合,即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油画这一绘画形式,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早已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想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油画中重要的一种,意象油画一直以来都是以气韵之美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利用多种创作手法将客观物象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这种神韵即包括外在的相似,也可以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精神风貌。意象油画的创作虽然来自于现实物象,但是在形体上却不受具体物象的限制,创作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打破原有物象的创作模式,可以融入创作者的感情,进而体现出意象油画的气韵之美。中国意象油画创作大家中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完全能够体现出气韵之美,他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利用形来传达神,给予一种浑然天成之感。

2.2意境之美。

这是意象油画所具有的另一诗意魅力,意境之美是意象油画的内在之美,任何一位意象油画的创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美感,就必须在作品的意境上花费精力。我国传统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看作意境,创作者利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就是各种常用的移情手法,中国意象油画所追求的意境之美,体现的是大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营造意境上,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强调的是理性,其意境的营造上重点都放在对对象细致入微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中国意象油画创作者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相连,创作者在作画时就好似在写一首诗歌,强调的是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理性的传达。

2.3意象油画的诗境之美。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9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村庄规划

1花瑶民族概况

在湖南湘西南崇山峻岭间,隆回县境最北面,平均海拔1300m的虎形山上隐居着一支不足六千人的瑶族分支——花瑶,因其服饰独特,色彩艳丽,特别是女性挑花技术异常精湛,故称为“花瑶”。千百年来,他们独自居住在封闭的大山里,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敬奉古树和巨石,穿着花样艳丽的服饰,有着奇特狂野的婚俗。

花瑶有着独具特色的三大传统节日“讨念拜”和两次“讨僚皈”通称“赶苗”,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花瑶的婚俗,当属世界上最古老、最具个性的婚俗之一,媒人公的提亲到完婚,需历经一连串古老的繁缛礼仪,最具撩人心扉的当属婚俗活动中的“打泥巴”“炒茅壳里”和“打蹈”,这圣洁而疯狂的三步曲。

花瑶挑花和呜哇山歌已被列为湖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花瑶挑花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家山民祖祖辈辈都和寨子里的古树、山石长久相依,在他们心中,这些古树、山石饱吸天地灵气,早已是神,他们深信是这无数的树神、石神常年为他们镇守寨子,保佑家人,他们有着“砍树宁砍人”的传统。

2花瑶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2.1信息社会与花瑶民族文化

在当今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日渐增多,人们之间不再仅仅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他们可以通过Email、手机等各种方式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对于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其特有的民族语言交流范围逐渐缩小,对于年青新一代来说,也难以用其民族语言顺畅地进行交流,其民族语言正面临灭亡之危机,同样,其民族服饰、民族风情等也面临这样的处境。

2.2生产方式、生活态度的转变与传统的生活习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地发生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花瑶人不再仅仅从事传统的农耕,他们正逐步向金银花种植与加工、花瑶旅游特色产品、特色饮食及旅游服务等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舞蹈中花瑶人传统耕作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正逐渐减少。现代化的电器、交通工具、生活方式正逐渐进入花瑶平常人家,传统的吊脚楼正慢慢地被钢筋砼楼房所代替,昔日三五成群、家长里短的交往被人“机”对话所代替,传统居住模式、生活习俗正悄然地变化着。

2.3民族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花瑶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通过口语传述和风俗沿袭,可以说,在花瑶里,年老的长者,他们是花瑶的瑰宝,而花瑶年青一代,外出打工闯天下,受外界影响较大,同时,也受自身经济的影响,对本民族的东西不再那么的感兴趣,不愿将大部分精力专注此事,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

3花瑶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

隆回县花瑶民俗村作为花瑶民族文化风情保留比较完好的村庄,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其村庄内随处可见衣着颜色鲜丽、民族服饰的妇女们或三五成群的聊家长或独座门前干着农活。如何将花瑶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使花瑶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更具有生命力,是当地政府考虑的一个问题,更是社会各界对花瑶民族文化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是本次规划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3.1加大政府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花瑶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投入,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花瑶的民族文化,聘请花瑶年老的长者和民间艺人,开办培训班,免费培养乡土艺术人才,组建花瑶民族艺术团,初步建立一些公平演出的市场网络,有力地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3.2加大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力度,提升花瑶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尊意识

组织专门机构加大对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不影响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大力挖掘民族文化及特色产品,将各类特色产品进一步包装推向市场,以做大做强花瑶特色产业,不断提升花瑶民族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再教育,让花瑶人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文化的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提高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花瑶民族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

3.3大力支持花瑶各项民俗活动,培育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将各种民俗活动、乡土艺术融入到花瑶人日常生活中,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加大对各项民俗活动的推动和支持,有力地促进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活着的民俗活动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和平台,文化传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天地,民间歌舞艺术就有了发展传承的条件,才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和精英。

4花瑶民族文化规划保护措施

4.1划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严格控制其各项建设

规划根据花瑶民族分布特征及其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确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及协调区范围。

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花瑶古寨、虎形山村、富寨、水洞坪等花瑶居住地比较集中的区域。

规划控制措施:严格保护虎形山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持花瑶文化风情的原真性和景观的完整性,严禁在该区域内建设建筑风格不一致、性质不相符的项目和任何形式的开山、采矿、滥砍滥伐等活动。严格保护花瑶民族风情、民俗文化习俗,严格保护其居住地和居住方式、人口分布,严格保护其生产、生活习惯与其生存环境。

花瑶民族文化协调区范围:虎形山乡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以外及小沙江镇部分用地。

规划控制措施:该区域的建设应与花瑶民族文化、自然生态系统相衔接。严格控制各种有污染的开发建设,保持花瑶民族文化景观的可持续性及统一性。

4.2建立花瑶民族风情园

规划利用虎形山花瑶民俗村便利的交通、优良的地理位置,设置花瑶民俗风情园。内设各种花瑶研究机构、民俗活动表演及培训场所、挑花作坊、民族特色产品、饮食一条街及特色旅馆,集中体现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园区为集花瑶民族文化的研、学、演、庆、游为一体,做到保护与开发的有机结合。

4.3保护和尊重花瑶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营造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耕田与种植金银花为花瑶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规划将现有的梯田结合景观,进一步的整修,在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亮丽的梯田景观。在延续其传统的生活习俗下,规划在花瑶居住集中地设置小型生活休闲广场,增加花瑶人们之间交流和活动,保持其花瑶人生产、生活的原真性,为其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4.4传统花瑶集居地的保护和整治

对于相对成组成院的花瑶集居地,他们依山就势、层层叠叠,周边分布了大量的古树、巨石。规划保护其现有的布局格局,以改善其交通、方便生活为原则,利用现有空地,拆除部分破旧的附属房,引入一条宽4m的小路,满足消防要求,也便于其生活出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需求。同时,在集聚地的中心地段结合古树,开辟一个小型的生活休闲广场,为花瑶人提供一个交流休闲活动的场所。

4.5传统居住建筑的保护与整治

吊脚楼为花瑶人居住的传统建筑,其充分地利用现有地形有效地解决了山地建筑底层潮湿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化的生活家具进入花瑶平常人家,其居住建筑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砖砼楼房和砖木形式的吊脚楼。为此,规划本着保护其吊脚楼的传统形式,提高吊脚楼的生命力,将吊脚楼底层支撑柱采用砼结构,外砌当地石块,保护其自然古朴的风格,同时,底层敞开,作为家禽及农具房。二、三楼厨卫采用砼混结构,外墙采用木材加以包装,其余均为木结构,既保留其吊脚楼的传统风格,又适用现代化的生活要求。

4.6虎形山路商业街的立面整治

虎形山路两侧为村内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其建筑大部分为2~3层的砖混楼,与花瑶古寨的风貌形成了强烈冲突,为此,对其传统建筑的形式进一步研究,以坡屋顶、木结构、窗花、檐口等花瑶建筑特色为元素,对沿街建筑进行全面整修,保持花瑶古寨风貌的协调。

4.7古树、巨石的保护

划定古树、巨石保护范围,禁止作为其他用地,设置其标识牌,介绍其名称和巨石美好的传说,加强宣传与教育。

5结束语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动力,在社会文化变迁相当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席卷世界的今天,规划师们运用其规划技术和措施,合理地进行各项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各种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整治措施,以文化来指导规划,以规划来保护各种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