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民主看我国乡村精神

追寻“困因”

了解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是研究的意义所在，上述的三个方面问题是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实施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究其具体原因如下分析。基层民主薄弱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正视，学者们总从民主制度设计本身寻找原因。在现代社会乡村平静的外表下，无不涌动着默默的经济动因，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利益决定了乡村的政治变革。长期以来国家以农村税收为工业积累发展资金，同时输出大量青壮年到沿海大城市打工，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人背井离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缺少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参与，民主文化建设必然缺乏活力与激情，也就摆脱不了回应性低的尴尬。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群体更是没有所在地的主人翁意识，长期的两地漂泊也不利于他们主体意识的培养。自由独立的具有自豪感的“乡村精神”，只能建立在富足繁荣的乡村经济之上。在生活安逸和物质充裕的美国，乡镇的骚动其实不多，地方事务也易于管理，他们在乡镇上投放了自己的所有抱负和未来，还让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与自己紧密相关。如果希望基层民主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加大对乡村经济的政策扶植力度，让民主的基础更加坚实，让人们有着充分的激情去维护自己的政治自由。体制运行上的不畅是学者们一直以来讨论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各级政府总是强调控制，习惯于指挥。200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引发了众多议论。比较多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两点:第一，明确“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村党组织书记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首次明确了县党委书记是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镇党委书记是直接责任人。［4］(P43)不可否认，这样的规定给基层选举制度带来了一些制度化的责任人，让选举更加正规化，但是也给干预和限制基层选举带来了口实。在美国，政治生活开始于乡镇，甚至可以说，最初每个乡镇都是一个独立国，一般乡镇只在各乡镇共享的利益上服从于州。［1］(P45)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的乡村和美国乡村自主性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上级的干预无疑会压缩乡村的自主管理空间，也不利于基层组织民主管理能力的提高，甚至这一体制为个别领导的自利性干预提供了便利。村级“两委”的体制性矛盾在于“两委”分工不清，责任不明，乡村内部管理关系上的问题是因为村干部不了解村民所需所求，村民不了解村级事务的决策过程，广东的“乌坎事件”折射出村级干部缺少民主管理的基本理念，村委缺乏公信力导致干群激烈冲突。其实对于上面所述的三种体制上的问题都在于其没有合适的联动机制，只有硬性的命令与接受，也就不存在充分的了解与交流。运行顺畅的基层民主体制，要求其在上下及其内部关系上就制度的规定合理沟通，区分各自的权力与责任。解决自主参与文化的缺失问题是保证基层民主长期生命力的根本方法，而探索由此培育新的民主文化来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服务也是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加拿大前总审计长奥托•布罗德里克说过一个“拴在木桩上的大象”的故事。游客会问，为什么大象不拔起木桩逃走呢。当地人答说，小时候起，大象就被拴在木桩上，它们知道无法逃走。等到它们长大了，够力气了，本可以轻易逃走，但却没有逃走，因为它们接受了无法逃走的思维定势。［5］(P253)正如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群体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是群体成员内化的、共同的系列行为、情感和心理结构，既有有形的、物质的一面:如人们的行为和惯例，也有无形、隐晦的一面:如人们的信仰和思维。中国的文化中没有“参与”的DNA，究其原因，除了理性选择学派所认为的“人的理性选择”之外还有传统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参与的价值理念一直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和书本中，对于封闭而保守的中国乡村来说似乎太过于遥远，而没有新型价值理念的广泛传播就不会引发人们对于变革的要求。奥尔森认为:“解决个人理性自利选择的方法，要么是强制要么是选择性激励”，而能够提供这种选择性激励的小团体莫过于自组织，乡村在这方面的基础尤为薄弱。正如罗伯特•普特南指出的那样:“民主传统依赖于存在着民主参与的公民，这些民主参与的公民在各种群体、社团和政府单位中都很活跃，家庭、工作小组、教会、公民团体、街区群体、志愿性组织俱乐部以及社会团体都有助于建立个人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集体意义上说，这些小团体构成人们对话和评价的地方。”由此可见，这些小团体对于培养参与意识的重要性，打破旧的传统思维就需要树立新的习惯并加以强化，从基层民主开始鼓励民主参与管理需要持之以恒。完善基层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必须先革新文化传统，只有彻底改变文化DNA，民主的制度才会被自觉地高效遵守。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氛围，制度的运行就需要高额的监督成本而且会被不断的侵蚀并最终失效。

“脱困”之路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要想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必须通过以下途径来重新培育文化氛围。基于完善成熟的基层民主制来培育中国的“乡村精神”，这种新的文化氛围的形成需要各个方面的健全与配合。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9个与农村问题相关的“一号文件”，2006年更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见对于农村建设的重视。繁荣乡村经济首先应该保证村民的基本生活来源并且注重增加经济收入。中央提出农民土地使用承包权的长期不变，但是最近很多地方违法占用农民土地的情况屡禁不止，巨额的土地收益进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农民少得可怜的补偿金却是以牺牲自己和后代的生存空间为代价。长期如此乡村如何保持其基本的安定与独立?对此，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要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使收益分配更加合理化。在现有农村各种补贴的基础上提高补贴的力度让广大的乡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农民的各种创收，如乡村旅游、家庭式的生产加工。其次，健全乡村的各种生活保障制度。乡村的基础设施相对与城市长期得不到资金支持，不利于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活，正在实施的“村村通”工程也不利于落后的乡村吸引相关的配套资金。还要扩大农村医保的范围与保障力度，力求最终建立全民一体化的医保制度。最后，农村教育也要相应扩大投入，这是农村发展的长期保障。繁荣的乡村经济是进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保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来源于贫穷的乡村，那么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之后为什么不能建设繁荣的乡村来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呢?建立恰当的联动机制来代替硬性的命令与接受式管理方式对于形成健康发展的基层民主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必须要将字面上的民主选举制度落到实处，广东省委书记在两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乌坎事件”最后如何妥善解决时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创新，只不过将原来的制度真正落实”，要解决的就是放弃部分地区官员的私利，“操作”带来的“稳定”远不如真正的民主选举有活力，对于已经实施的基层民主更多要做的是去落实和完善而不是人为的阻碍。其次，建立与上级的合理的权力分配制度，基层民主实施这么多年如果上级政府还是习惯于“指导”，那么通过实施基层民主来培养人们的民主意识再向更高层次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由于长期以来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在制度设计上总是习惯于将一切紧紧控制在手中，要培养民主文化，政府必须学会懂得授权，学会放权。只有当乡村实现真正的自我管理才能吸取经验教训而成长。再次，村级“两委”的关系要足够明确，划分各自的责任与管理范围，甚至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将两委合并成一套班子，可以节约成本减少矛盾。最后，要与村民形成积极的互动机制，乡村的规模一般不大，而且事务都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积极的互动让村民了解村务参与解决可以更好地获得支持从而群策群力，同时可以及时了解村民的需求，这样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有利于培养具有民主意识的国家公民。1.加强宣传教育。要想人们接受并理解新文化，就必须大量的宣传，并公之于众，来激发人们的热情。这里可以借用改革开放中“树立典型”“解剖麻雀”的方法，对于已经做到的地方表示充分的认可以此来推广，同时，提高人们民主意识根本方法还在于教育，而低参与度在于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缺失。乡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新思想的传入会培养具有更高觉悟的村民。当人们具有自发的政治诉求打破旧有文化的束缚，积极主动的参与就会显得更加迫切，变革的下步实施也就水到渠成了。2.鼓励地方性民众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小团体范围内，信念、价值等因素可以更好地发挥影响作用。相比较城市，乡村自组织是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一段空白，为此，上级政府必须促进农村自组织的发育，使其成为选民们交流的媒介和上下沟通的桥梁，并以积极参与的民主精神引导非正式组织的发展，而且农村长期开放式的人际关系和劳作的协作关系成为他们能够自觉行动的基础，只是农民缺少正式的教育素养和组织能力，这方面大有作为。3.引入有序的参与式管理。目前实行的村务公开等只是停留在让村民了解的阶段，参与式管理要求涉及乡村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应该有全体村民的参与，日常政务应该广泛吸收民意，选举产生的村级干部要将尊重民意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政务公开”的政绩工程，村民不仅仅是乡村的居住者更是乡村的主人，当村民体会到参与的实际性也就有着更大的激情和自豪感。当然，参与管理需要一定的秩序，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乡村自组织、积极选举信得过的村干、建言建策的交流会等等来实现有序的参与对建设成熟的乡村民主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独立自由的“乡村精神”需要具有民主意识的乡民，更需要具有自主管理能力的主体。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在中国这样习惯于高度集权的国家，从基层培育民主文化的土壤是艰难而缓慢的，需要勇气去坚持，更需要小心的呵护，但当一种新型文化能最终破土而出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的，而它带来的动力足以破除一切障碍。繁荣的乡村经济会带来坚实的经济基础，恰当的联动机制会让基层民主体制的运作更加顺畅，而健全民主文化更是培育“乡村精神”的最终落脚点。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它每天都在促进一些小的功绩;尽管它单独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但是它的训练却可以塑造出许多守纪律的、有节制的、细心的并且能够自控的公民。如果它不能直接使美德成为目的的话，那么它便会使一些无意识地使其转向那个方向的习惯被永久地接受”。［1］(P42)从以上各个方面去完善中国的基层民主，在这一制度下渐渐培养的习惯会成为新的“乡村精神”并被广泛接受。

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国家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怪圈时说:这条道路就是民主。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在答中外记者问会上说“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构建民主文化是需要循序渐进的，美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乡镇精神”给予了某些有益的启示，民主的文化要求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而我国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应该起始于“乡村精神”的培育。基层民主制度特别是村民自治20多年来的实施奠定了这一基础，在这过程中需要繁荣乡村经济来促进乡村生活的安定，需要优化联动机制来形成新的习惯，并通过健全民主文化来强化这种习惯。当民主被作为一种普世价值逐渐被中国学者接受时，应仔细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国人心中伟大复兴的梦想时，也需要思考庞大GDP背后隐藏的危机，由基层民主的逐步深入而培养起来的“乡村精神”会是支持进行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根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终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本文作者：陈路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