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数字论文：体育数字的价值理性探索

本文作者：倪京帅肖焕禹工作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中国体育数字崇拜发展轨迹与表现形态

工具理性的历史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一穷二白，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足够话语权的情况下，因此象征性的符号更能够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体育就成为这种增强民族凝聚力、改善并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符号。许多中国人都有“东亚病夫”的民族痛苦，“全国第一”、“世界第一”等声音，既是体育中的一种进步，也是中国在世界中寻找高度与肯定的声音。从1953年吴传玉为中国获得首枚重大国际比赛金牌以来，中国体育每一年都在不断创造着新的数字和符号（见表1），这些符号和数字无不反映了体育在那个物质匮乏、人们精神生活空虚的时代环境下，体育所具有的特殊精神感召力。数字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数字文化关系社会民生。当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变革，体育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也必然需要做出变革与调整。1958年全面运动的开始，数字开始在报告中失去了诚信和良知。1958年制定了《体育运动10年规划》，提出“在10年左右争取主要运动项目赶上世界水平”。在群众体育方面同样以赶超英美为目标，大搞体育锻炼“誓师大会”、“体育跃进月”，导致群众体育活动的虚报浮夸风和形式主义泛滥［3］。而从1966年开始的10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刻苦训练，依然在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数字崇拜在特定的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对社会文化整合与发展具有助推作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数字体现了一个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或潮流，成为时代或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象征。这类数字崇拜如果在有限度的范围内有序而理性地推展，会对社会大众产生某种正确的导向作用［3］。中国体育的数字崇拜，就是形成的以金牌为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追求数量的数字崇拜体系。在建国初期，政府建构这种符号体系有利于促进国人在精神领域形成以体育为载体的本土性的价值共识，形成持久的集体凝聚力与文化纽带，从而达成民族与国家认同，提升民族自信。工具理性的盛行1976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从1984年中国代表团开始参加夏季奥运会后，奥运会成为了中国运动健儿争金夺银、为国争光的场所，中国体育数字符号不断强化，进入了中国体育数字崇拜的兴盛期。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共拿到163枚夏季奥运金牌、9枚冬奥会金牌，至于其他国际比赛的金牌，也是数量众多。截止2009年8月，新中国60年来夺得的世界冠军总数已经累计达到2326个。从图1可以看到，在已经参加的7届奥运会上，除了1988年代表团发挥失常金牌数跌落至第11名外，中国有4次都排在金牌榜第4名的位置，2004年雅典奥运金牌榜排在第2名的位置上，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数历史性地超越了美国，缔造了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奇迹，带给国人巨大的自豪感。科学主义本应面对体育的自然价值，揭示体育运动给人体带来的积极改变，但一直以来，中国体育工具理性盛行，体育的发展过分强调政治功能，强调体育的工具性，体育等同于金牌，把体育当做强国符号。金牌成为政治宣扬的工具，数字成为国民崇拜的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体育的数字崇拜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的数字应用，体现在人们对于崇拜的数字舍弃自我，超越主体，并将自己的希望、情感、敬慕都付诸数字。中国体育数字崇拜的工具理性表现形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家体委建立了与我国当时经济情况相适应的竞技体育发展的举国体制，集中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系统下，运动员的培养一般都要经历少体校、体工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模式，运动员从进入少体校到最终获得奥运会金牌，后面联系着一整条社会关系链条，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各省市体育局等，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链条。长期以来，由于体育系统内的一些人对于体育功能及任务认识上的偏差，加上奥运会、全运会等竞技体育成绩是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致使体育部门形成了以金牌来考核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的畸形体制；以奥运会、全运会为代表的各级层面的赛事决定了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的经费、奖金、职称、待遇等；在实际运行中，中国体育的数字崇拜越来越偏向竞技体育，金牌和奖牌的数字已与名誉、地位、利益直接挂钩，表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一些体育管理者在追求形式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数字的崇拜现象，使深刻复杂的体育发展活动变成了简单化的数字追求活动。这种数字崇拜现象的基本内容，是将体育中的所有活动都用金牌数字的方式来表示。用数字来显示体育的奋斗目标，用数字来表现体育的发展成果，用数字来评价几乎所有体育活动的水平。一些地区和部门为片面追求奖牌数的增加，甚至不惜以牺牲全民健身、荒废民生体育为代价。“唯金牌论”和功利体育的大行其道，致使篡改年龄、服用禁药、黑哨假球等体坛乱象屡禁不止，致使国民体质连年滑坡的趋势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可以说，这样的体育发展模式，已经与推进公共体育、强健群众体魄渐行渐远［4］。

中国体育数字崇拜转型的民意基础和历史条件

同时应注意到，这种崇拜心理的正向效应的作用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么它将走向负向，产生与正向效应相反的负向效应，这是一种破坏作用。中国经济转型下的体育转型中国社会经历了30年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沉重枷锁，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至今，走的是一条以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时代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1995年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开始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环境下，体育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必然会受到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影响，开始走集约型发展的道路，才能与国家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走向一致，保持协调发展［6］。因此中国体育发展方向已经具备由量变向质变，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的现实可能。国民体育意识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1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46元，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超过3000图1历届奥运会中国所获金牌数和奖牌数美元，表明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居民生活方式开始从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加速转变。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人们在自我意识的更深层面体味着人生价值，不断促使着价值理性确立新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和品位，因此精神文化的消费也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看待金牌的视角早已发生改变，不再以比赛输赢或金牌多寡来衡量奥运体育代表团的成败，同时普通民众运动休闲和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开始更多关注大众体育和国民体质的切实提升。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在文化兴邦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迫切需要增强我们的文化力量，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强国。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育同样担负着重要的责任。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把体育等同于竞技体育，注重体育的外在政治功能，而忽视了体育自身文化功能的挖掘。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指出：体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尤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7］。中国体育之前所奉行的金牌战略，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重塑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的权宜之计。价值理性具有优先性，可以进入工具理性不能进入的意义世界，没有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是蒙昧的理性，同样没有价值理性统摄的工具理性也只是盲目的理性［8］。因此从体育发展的本质规律来看，发展体育文化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发展以国民健康为主的群众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人类对于数字崇拜有着共通性和延续性，数字崇拜在特定的时代与历史语境中带有某种合理性，特别是作为民族与文化的象征符号崇拜，对于促进文化融合、民族认同具有积极意义，它能发挥国家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所无法达成的社会动员及国家整合效能。北京奥运会后，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中国体育数字崇拜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向的民意基础已经形成，中国体育挣脱金牌的枷锁，寻求战略转型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选择。

中国体育数字崇拜的价值理性回归

体育主管部门改变考核评价机制长期以来，中国体育对于金牌的崇拜和痴迷，对于金牌数量的不断追求，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驱动，在数字崇拜的背后，暗藏着一条条的利益链条。从单纯工具理性审视的结果来看，以金牌考核体育工作不符合工具理性所架构的范式。事实上，把工具理性的方法任意加以推广，使它变成一种单一数字考核评价方法，不合行为目的性，难以体现人的价值需要。因为运动员的培养过程往往与人的情感、意志相关联，由于其具有生命性、丰富性、复杂性，是难以用数学的方法将其量化进行计算的。如果单纯以金牌数量来考核必然导致人性的工具化以及主体性的丧失。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它追求行为的合目的性。“人本质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作为手段，只有在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因此，在现有机制下，要想切断体育系统内的金牌与政绩之间的利益纠葛，未来各级体育部门的考核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改革现有的体育评价考核体系成为一种必然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对体育部门官员的考核中，除了竞技体育考核，可以采用金牌和奖牌数量的量化外，其他项目可以采取更有效、适宜的办法。鉴于此，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明确地淡化金牌考核体系，而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出台并正在试行针对群众体育的“刚性”评价体系，曾长期决定各级体育部门命运的金牌指标已经渐渐转向。在今后对体育官员的考核中，可以根据修建场地设施的数量、群众体育赛事等指标，改善群众锻炼条件，满足群众健身的需求，这种考核办法比金牌的考核更实在，更有意义。（2）运动会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考核的重要场所。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举行综合性运动会最多的国家，以全运会领衔的综合性运动会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竞赛体系，各类运动会分属不同部门，竞赛成绩均与地方政绩、选手奖金挂钩，由此也形成了运动会中极具功利性质的“锦标主义”“金牌主义”。因此，针对大型运动会的瘦身及其考核评价方式变革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可喜的是，金牌至上的评价体系在一些大型运动会中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城市运动会已经不再设置金牌榜，引导各地方运动队真正将精力放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全国体育大会取消奖牌榜，突出全民性、健身性，娱乐性。尽管在改革评价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这种回归体育本原、按照体育规律的尝试却是积极的、有益的。竞技项目的均衡协调发展在竞技体育中，奥运夺金的面不广、点不多，一些优势项目后备人才的厚度不厚；“119计划”（田径、游泳、水上项目）启动以来仍未取得大的突破；群众喜闻乐见、国际上影响大的三大球等集体项目的国际竞争力不足［9］。自1984年出征夏季奥运会以来，我国传统优势项目跳水、举重、体操、乒乓球、射击和羽毛球所摘取的金牌数，占到金牌总数的70%以上，这些项目的发展空间很小。“如何从公众对竞技体育的需求结构转变调整竞技项目的优化发展，努力提升一些群众喜爱、影响力大的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提高相关赛事的吸引力，丰富国人的精神生活，调动国人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由竞技强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做出新的贡献，将是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重点”［6］。其实影响我国竞技项目平衡发展的最大障碍还是体制。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一直奉行竞技体育重于群众体育发展的思路，在特定时期对于提升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如果从体育发展的本质规律看，为了追逐金牌数量，依靠行政手段发展某些运动项目，违反事物发展规律，将会影响中国竞技体育未来可持续发展。媒体推行多元化的金牌报道随着现代传媒业的高度发展，每到世界大赛前，媒体就会开始预测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前景以及获得金牌的数量。媒体对于金牌榜的过度渲染，使得广大民众过于关注金牌榜，这也成为数字崇拜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消除体育界的数字崇拜，媒体要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不再把所有的目光、镜头都集中给金牌选手，不再以金牌榜的数字作为报道的重点，最起码，奖牌榜与金牌榜相比，更能体现奥运的参与精神，而唯金牌榜论，正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体育领域的另类展现。北京奥运会上《洛杉矶时报》了一个“人均奖牌榜”，将奥运奖牌数除以全国人口数用来反映了各个国家全民体育的水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体现奥运金牌榜的多元价值［10］。这样的排名可以淡化国家之间的过度竞争，也可以使比赛的数据和金牌的数字更加有趣，也具有更多的社会认知价值。运动员不再以成败论英雄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工具理性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建国以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运动员参加比赛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代表着国家，象征着中国。如果拿到金牌，鲜花和荣誉接踵而来，便成为国家英雄。而一旦发挥不好，便遭遇成为国之罪人的尴尬。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只收获5枚金牌铩羽而归，国人的失意感强烈爆发。而首当其中的就是发挥失常一无所获的李宁，人们对于李宁过度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同情变成了指责［11］。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观实体，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体混一的世界［8］。体育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更不是用来拿金牌的工具。体育是对人自身的挑战，更是一种育人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用金牌满足国人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奥运的精神就是参与，工具理性始终只能是实现目标的工具，但绝对不能让它代替我们的价值，不再以成败论英雄，让运动员回归本性，回归奥林匹克的本质，这也是中国体育未来的方向。

社会需要崇拜心理，由金牌数量所产生的数字崇拜心理的作用和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数字崇拜越来越体现出它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根据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中国体育挣脱金牌的枷锁，寻求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战略转型，正确看待伦敦奥运会的金牌数字，打破以金牌为导向的数字崇拜，关注群众体育和国民体质，让更多人自觉落实大体育和大健康的理念，这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