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体育俱乐部开展群众体育的前景

随全民健身工程推进，国家在体育设施方面也投资了很多，体育人口有一定的增长（平均33.9%左右），体育消费也逐步提高（运动服装鞋帽等体育实物消费资料的比重占体育消费支出的81.5％，而用于观看比赛，参加娱乐活动的劳务性消费比重仅占体育消费支出的10％左右，体育书刊光盘占7.1％；其他消费品占2.4％[3]）但因管理制度问题造成锻炼摩擦或有参加健身活动的愿望，因找不到健身场所或自己不懂得锻炼的技术、方法而影响个人健身的行为，因此体育人口比例一直上不去。十二五纲要(草案)的第四篇第十六章第四节指出：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育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4]。有了宏观的政策支持，就能逐步改善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环境，完善机制，顾及各类、多层次人群，提高体育人口。题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体育场馆和设施主要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捐赠，个人捐资建造的功能齐全的健身中心均不以营利为目的。以家庭为会员单位，参加社区体育俱乐部或体育公园健身，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勤工俭学，健身指导员也大部分是义工美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程度较高。体育人口的年龄分布上青少年高于中年人，中年人高于老年人，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管理非常人性化，设有残疾人、智障者健身的场所和专门设施；健身者可以通过网络预订不同时段、不同项目的健身活动；场馆和设施的设计都首先考虑到了大众健身的特点。另外，美国的体育联盟、自愿组织、宗教组织、宗族团体等都对各类人群的体育活动提供方便，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补助、体育基金、个人捐赠、、及场租和门票收入。有数据表明：从70年代到20世纪末体育人口由25%增长到68%[5]日本，群众体育活动以体育节、文化节、民俗活动、运动教室、运动俱乐部、健身中心等形式来开展，由省、体育协会、私人来组织。另外，国民体育大会和体育振兴法也极大地推动了群众体育。体育俱乐部是日本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最大的基础组织，社区体育俱乐部人口比例最大（42.65%）其次是民间体育俱乐部（21.6%）；企业体育俱乐部（17.9%）；学校体育俱乐部（6.1）及其他类型的俱乐部[5]。

国务院令第251号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从此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了真正的身份和定义。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文化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6]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非营利组织。一般在体育事业中有：民办体育俱乐部、民办体育场、馆、院、社、学校等。在浙江省有着代表性的组织就是民营企业参与“社区体育俱乐部”经营活动。如杭州市“求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宁波甬雁体育俱乐部等。2010年浙江省第四批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确认86个单位，舟山市定海区解放街道金寿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等9个为部级社区体育俱乐部。已建成部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和基地6个，先进体育社区395个，村级体育俱乐部6000多个，各级各类健身活动点24600多个。根据有关统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31.1%。08年后在北京、上海、出现了一批民营体育俱乐部。在完善运行机制和规范管理中，90%以上的俱乐部都办理了“民办非企”或社团登记。例如上海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创建周期为两年，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组织的社会中介组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两年的试点工作期间飞速发展，但离民众的需求和政策的要求还远不够，很多俱乐部你去参加活动要么办会员卡，要么付现款，活动时间一般到晚上9：00点，能供应的器材和场地也非常有限。从调研来看，一般乒乓球台2-4张，健身器械部分，羽毛球场基本都是室外，另外也有电子和图书阅览室和室，但都非常少，健身指导员几乎难见。离国家要求“俱乐部要坚持经常开展活动，原则上每周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运行机制还是不能普及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面对群众体育开展的种种问题，国家适时出台政策：《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0]13）《,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及十二五规划进一步“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基础产业和社会事业”等充分肯定了民间资本参与体育文化领域的政策，政府为民资开路。浙江省经济迅猛发展，2010年GDP同比增长11.8%居全国第四，涉足体育俱乐部是民企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也是为民办非企业性体育俱乐部提供了资源和前途。民办非企业性体育俱乐部是民营化的非企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载体，以开展体育活动为目的的非盈利性体育俱乐部。例如：宁波北仑新碶街道芝兰社区的甬雁体育俱乐部，登记在北仑区民政局，备案在社区名下的民间体育组织。它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专门从事非盈利性的民间活动。目前，该俱乐部已经吸引了160多名会员加入，开展有篮球比赛、羽毛球、排球、登山、拔河等自营性活动，和参加宁波市同系统的社区比赛。宗旨是以球会友、强身健体，提高社区居民的身体素质，建设和谐社区。另外还开展一些低收费的暑期培训项目，如跆拳道、小球培训等。调查中发现：俱乐部以社区主任为领导，有固定成员和办公点，每年从物业费中提取2万元为活动经费，另外通过电信、供电局取得部分赞助。活动场地也与附近小学签定协议“：周末有约”。宁波甬雁体育俱乐部是我省最早的一家合法的非企业性体育俱乐部，以篮球队为核心，有组织的开展群众性体育，在企业创办的最初得到了地方的帮助，因此有了落脚，有了起点。然而要真正的发展壮大还需政府经济和人才的支持。浙江求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一家挂靠浙江大学的以青少年健身为目的的非企业性组织，地处黄龙体育中心，具有公益性特征的新型社会化青少年体育组织。它拥有先进的场地、器材和辅导老师的优势，业务延伸到培训和考证，发展迅猛。从杭、甬两个社区体育俱乐部案例来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质“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良性机制，免费提供基础群众体育活动，开发个性体育需求服务”。如每年组织一次社区趣味运动会，老年健身走等；如针对青少年的夏令营，乒乓球或羽毛球的长年培训，中考的素质训练班等，在基层群众体育开展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民办非企业体育俱乐部的群众体育开展，探索出群众体育开展的新模式，取得了可喜的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抓好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工作的信心，尤其是增加了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非企业性体育俱乐部的在试点工作期间是社区体育俱乐部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突出了俱乐部在运行过程中的公益性、综合性、社会性和自治性，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两年来由于是刚刚起步，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1.领导力度不强；参加锻炼的群众老幼不齐且非隶属关系，纪律性全靠自觉。2.缺少法律地位；非企业性组织没有独立的法人，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很难追究责任人。3.体现它的公益性；全免费难管理，收费又涉及方方面面。4.运行机制问题；凭借着兴趣和爱好，非企业性民营化运作，报酬少。5.运行经费不足，专业性人才缺乏；活动中材料的损耗和服务人员的开支会涉及到费用。6.政府行政支持力不强；当地体育主管部门除年度安检外几乎无业务上指导，有时组织活动会涉及治安和交通及新闻媒体等配合。诸多问题抑制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民间资本进进退退形成“弹簧门”事件。（四）针对问题的研究1.确立民办非企业体育俱乐部的法律地位。在政府的政策为引导下，归社区管辖，民资介入要签定有关章程和协议，不管是个人、企业或集团必须以公益和服务为主体，取得开展群众体育的服务范围、内容和部分经营权。2.实行会员制：在社区范围内建立会员团队，并为健身人员购买人身保险，了解会员喜欢的运动项目和水平，以便体育活动项目开展更加贴近居民生活。3.探索民办非企业体育俱乐部经营模式（1）承包经营：即社区俱乐部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以合同形式确定与经营者间的权力、利益、责任关系，承包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按合同书规定交纳一定的租金和一定的义务比赛任务，并负责设备维护、维修。（2）租赁经营：即社区将体育俱乐部限期地给承租人经营，并依据合同规定实行自主经营，也可以参股形式租赁，共同承担风险和利益。（3）委托经营：大型社区体育俱乐部产权与经营权基本不分离，可选派经营者作为俱乐部的负责人，俱乐部经营，社区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在经费管理上，经营者与社区签订合同协议，收入全部上交社区，经营者没有支出经费的权力。4.营造宣传氛围。建立社区网络平台，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运用黑板报、简报等以社区群众为中心，宣传那些发生在周围的体育人和事；使更多的居民了解民办非企业体育俱乐部，从而增加俱乐部会员。5.依托政府管理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凭借由省、市、县三级体育行政部门体育扶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启动扶持资金（投入比例为1∶1∶0.5即省、市局各1万，县局5千，一次确定，分二年拨给），民资介入体育俱乐部就更容易。同时负责人应协调利用社区周边的体育场地，包括学校开放的场地，校园安全和设备损耗等问题。从延安文化时期起源的我国群众体育运动至今已有飞跃性的发展，从竞技体育到休闲体育，再到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得到了蓬勃发展[7]，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趋势。如今农村城市化建设，社区发展迅猛，随物质文明提升，人们精神文明有着迫切的需要，社区体育前景广阔。引入民间资本，拓宽资金渠道，实现体育资源共享，社区体育俱乐部民营化，这模式值得学术界的探讨。十二五期间也正是小型民营企业转型的大好时机，从事民办非企业体育俱乐部符合当前国家政策，让群众锻炼有去处，从而树立人们对科学健康方式的认识和正确的体育健身观念，掌握体育健身的知识和技能，养成体育健身习惯，对群众体育发展及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大意义[8]。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民办非企业性模式运行值得推广和借鉴，有利于群众体育的振兴，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周顺锡工作单位：浙江海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