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对比

由于受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一定差距，成为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研究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表现

政治参与又称参与政治，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目的指向是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我国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差距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生活认知态度不同

汉族地区人口分布集中、文化设施先进、信息传播迅速的城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敏感，与民族地区公民相比，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性也较大。特别是在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与政府和公共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的变化表现出更多的关心。据对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汉族居住的北大营村调查发现，有34.28%的被调查者对国家局势和公共政策有较深的了解，61.2%的被调查者知道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表明汉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强。民族地区人口多数居住在分散、文化设施落后、交通和信息传播都不便利的地区，活动范围很小，封闭的、静止的人口流动和人际交往使公民在价值观念变革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强烈地制约着公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外部信息的冲击，农民对自身地位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缺乏认知，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治活动也比较冷淡。很多公民基本上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成为与政治参与关系不大的“地域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以景颇族为例，到新中国成立初，“景颇族人民包括一些山官，历来只知道土司管，国家观念淡薄。”[2]即使是一些山官，也是“见识少，汉话傣话都不会说，只知道最大的官是土司。”[3]在对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博甲村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有42.6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我国的国家主席，45.47%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是谁，62.58%的被调查者听不出我国的国歌，表现出对现政权较低的认知度。

（二）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形式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是自主性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汉族地区公民政治活动参与热情高于民族地区公民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神圣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据对北大营村的调查中，被问及是否认为村委会、村支书实行民主选举意义重大，应当推广时，有75.31%的村民认为是，而博甲村只有49.8%的村民认为应该投票给能力和品质都强的候选人。在被问及假如新一轮村干部的换届选举结果与他们所预期的悬殊较大时，北大营村77.55%的村民、博甲村36.21%的村民表示将对新一届村干部的工作给予抵制。以上调查充分显示了北大营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博甲村的高。

2.汉族地区的接触活动比民族地区多接触活动是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向干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以期影响或改变他们决策或决定的行为。接触活动有一般反映、上访以及贿赂等形式。北大营村有71.63%的村民与领导干部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但是，博甲村因生产、生活问题同领导接触过的人数约占调查总体的16.59%，大多数人不将同领导接触视为一种主要政治参与手段，在他们看来，同领导接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能够见到领导，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3.汉族地区公民投诉活动多于民族地区投诉是公民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间接政治参与活动。北大营村投诉活动相对较多，32.67%的人有过投诉经历，主要集中在税收不合理、干部执法不公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上。而博甲村只有13.52%的公民有过投诉经历。

4.汉族地区抗议和暴力活动多于民族地区近年来，由于某些地方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农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开始有泛滥的趋势，农民负担严重超过了国家政策规定的标准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已经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个别干部和执法人员素质低劣、态度蛮横，更加激化了干群矛盾，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以抗议和暴力对抗形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调查发现，北大营村有45.36%、博甲村有83.67%的村民没有因为本村利益如资源开发、土地占用、道路建设等原因与乡政权或当地乡镇企业发生过冲突。

（三）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不同

汉族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主要是制度化参与，而民族地区的公民主要是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一般是指合法参与，就是指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非制度化参与则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北大营村汉族公民政治参与基本上属于制度化参与，如参加村民选举、进行上访、投诉等，81.21%的公民对暴力参政行为表示不满，称不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博甲村的政治参与行为受非制度因素影响非常明显，比如宗派、宗教、选民个人好恶、乡村习俗等等。这些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许多非制度参与行为。甚至包括贿赂选举人、动用家族力量，进行人身攻击、写匿名信诬告等等。

二、影响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

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之所以存在以上差距，主要是由于经济文化基础、政治文化、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文化基础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活动，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汉族大部分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一小部分分布在中部及西部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正如同志指出：“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4]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提高，教育文化先进，受教育的程度高，人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积极性就高。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边远偏僻，远离中心城市，城镇化水平低，居住环境处于封闭，因此，他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具有保守性和盲从性，从而导致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二）政治文化对家族政治的影响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5]“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汉族地区的公民由于他们获取政治资讯的渠道较多，能够较为及时地接受各种政治信息，对各种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都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十分了解。其中一些人，有系统的政治知识，能够有效的运用各种政治权利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较高。而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是从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和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等不同起点，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他们所背负着的沉重历史包袱，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等，使得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政治文化传统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渗透力。这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

（三）民族群体政治心理差异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群体较大的政治心理差异对政治参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族大多数居住在城市和较为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人群集中，文化设施先进，信息传播迅速，这里的民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政治敏感，因此，政治参与的意识较高。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经济文化比较傲落后、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因此，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受家族政治和宗教子女样的影响较深。汉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上的差距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此，必须要下大力气缩小这个差距，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提高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