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哲学文化思政综述

狱中的生活使葛兰西开始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艰苦卓绝的哲学思考。通过反思，他洞察到现实政治实践活动的情况：抽象的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坚固壁垒，如果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从文化和政治批判的角度来高扬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使他们在现实政治实践中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进而用他们所代表的有辩护力的意识形态来确保本阶级对全社会的领导权。

一、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具体而言，葛兰西认识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牢牢掌握住维护和美化统治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自身没有形成更高级的反映自身利益的哲学。针对这些情况，葛兰西指出，政治斗争不能采取自发主义的态度，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在他看来，“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离不开哲学。从哲学本身来讲，葛兰西认识到“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它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又是一种哲学的政治”。而以往的思辨哲学在纯粹的精神领域思考历史发展的过程，把历史引向神秘主义，使被统治阶级无批判意识地自愿听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往哲学满足于进行纯粹的逻辑推理和先验假设，这种状况使葛兰西认识到“应该特别注意批判地审查思辨性质的历史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写一部新的《反杜林论》，并且大可称之为《反克罗齐论》”。葛兰西反对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关系来看待哲学。他高度肯定实践哲学并称赞实践哲学是摈弃了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最高的‘历史主义’，它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论’，它是历史的世界之实在的成果，它是新的文明的开始”。在此，葛兰西所强调的哲学是指向现实政治斗争、远离思辨王国的，它要求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要找到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深层矛盾的理论基础。

葛兰西认为政治本身就是哲学，因为政治是一个由现实走向理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现了群众提高自身文化和道德水平及社会地位的目的和意愿，所以政治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仅仅是技巧和手段，它还体现了哲学所追求的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另外，他还指出哲学为政治提供伦理基础，实践哲学不仅仅是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为改变现实提供实践和逻辑论证。葛兰西上述思想表明：实践哲学是对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政治实践是实践哲学的现实基础，二者在本质内容上反映的都是社会历史的辩证动过程。

二、知识分子理论

葛兰西创造性地指出，实践哲学直接指向的不是建立一套解释和反映现实的理论体系，而是寻找到积极变革历史的主体以扭转在意大利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人运动失败的局面。所以，从历史主体及其政治实践活动出发来构建整个哲学思想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历史的实际运动中能真正意识到和引导这一辩证历史活动的是知识分子，能真正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是由知识分子和群众组成的历史集团。马克思依据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在更为狭隘的传统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与此相反，葛兰西则是以宽泛得多的方式来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看来，以往对智力活动标准所作的定义过于狭隘了。“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这些智力活动（以及人格化地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他继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最终，每一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之外，还从事某种方式的智力活动，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觉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维护或改造某种世界观，即为造就某种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贡献。”依葛兰西的看法，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是这样：“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对自身的职能有一种自觉。”葛兰西把“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他们看似体现某种超越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连续性。这类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特别是牧师。虽然造就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消亡，但他们一直存活着、世代相传。他们与历史上垂死的阶级有联系，却又自称具有某种独立性，这一事实就包含了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的产生，借以掩饰他们实际已落后于时代。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那么，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含义。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组织的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出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同时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葛兰西尤其依据他在《新秩序报》的经验）是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所固有的潜在斗志和潜力挖掘出来，并使之协调一致。由此，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阶级的关系成为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在此基础上，葛兰西认为哲学和道德伦理的发展与群众自觉意识的发展及知识分子和群众政治实践活动的深入是辩证统一的。强调群众也是追求和实现价值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葛兰西还强调“是”与“应该”的统一，即历史的发展只存在于群众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中，存在于知识分子积极把理论付诸实践进而改造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展开来讲，在葛兰西看来，群众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或政治哲学家启蒙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所谓改变社会只是空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普通群众能感受到却无法认识或理解，知识分子能认识到却接触或感受不到，所以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方是庸俗而又卖弄学问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拥有盲目热情和带有宗派主义性质的普通群众……任何人或团体如果没有革命的热情、没有把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行动，就无法创造历史”。

三、领导权理论

在明确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葛兰西进而指出，变革社会的过程就是破坏已有世界观和建立新的世界观的过程。“如果统治者失去民意，也就是说它不再是‘领导阶级’而只具有纯粹强制性力量的‘统治阶级’，那么这意味着群众已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这时，危机就会发生，它体现在旧的东西已经死亡，但新的东西尚未诞生。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运用历史辩证法，引导历史主体摧毁旧的世界观亦即文化领导权。当然前提是弄清领导权的具体内容，以便为无产阶级建立新的更高级的反映民众意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能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互动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提供理论基础。论及领导权的内容，葛兰西主要指的是政治、思想与道德的领导能力，它的原则是同意和说服，即指处于统治地位的阶层通过进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的扩大宣传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并且，他们的宣传教育能被普通群众接受和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他们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目的。首先，领导权意味着特殊知识结构和价值评价体系的建立。社会集团能通过道德的宣传、文化的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等方式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评价体系，并把它们在现实中普遍化，使它们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此外，领导权还意味着统治阶层建立的获取“永久同意”的体系，它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种由错综复杂和逐步加强的观念组成的保护网络是由知识分子来加以论证和清晰的表达，由群众与知识分子辩证运动所组成的历史集团来推动它从理论走向实践。

具体表现为在传播和发展新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他们担负着联结处于主导地位阶层和处于从属地位阶层的重担，并且作为立法者，他们能解决发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些使下层社会接受现存的权力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知识分子发挥着组织和引导文化并把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念普遍化的职能。葛兰西写道，“要是你研究一下意大利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你就会发现：一个小的领导集团有条不紊，把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政治人物成功地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这些政治人物原来就具有破坏性”。后来，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的失败根源在于工人阶级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就这样，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谜：“在今日议会制的传统领域，‘规范地’行使领导权是以强制力同自愿相结合为特征的，二者相互平衡，强制力的一面并不过分地盖过自愿的一面。的确，社会总是想办法让人确信，诉诸强制力似乎是建立在所谓舆论机构（报纸、社团）所表达出的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舆论工具就人为地膨胀起来。”只要资产阶级继续行使这种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而工人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超越为自己狭隘宗派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使自己能够以全社会利益的捍卫者身份出现。无产阶级要建立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领导权，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党也是一个根本因素。葛兰西非常重视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活动的结合，他认为新领导权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作为文化和道德力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群众紧密合作进行理论批判、政治斗争的过程，他主张党在试图夺取政权之前，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组织），由它提供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文化”，其目的是在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方面取得支配地位。葛兰西说道：“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以前，可能而且确有必要已经在行使“领导权’了（这的确是赢得政权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在行使权力时，这个集团随之便成了统治力量。但即便它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领导’下去。”当然，这不是说葛兰西轻视了必要的暴力因素，他倒是把暴力同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斗争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认为，说服和暴力这两者在任何革命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已长期渗透在社会中的西方，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有时至关重要。葛兰西已意识到，如果不具备那些已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人所拥有的全部手段，这一斗争会是异常艰难的；因而，有时他暗示，要造就一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否则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只有夺取政权以后才能正式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