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缺陷与国民党派系斗争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民党派系领导制度理论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

【论文摘要】民国时期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成因有很多，其中不注重自身建设则是主要的。具体而言，国民党在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缺陷。

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派系斗争史。国民党的众多派系，大致可分为的嫡系派系和非蒋嫡系派系，后者指不以拥戴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最高宗旨，甚至力图否定其统治地位的派系。前者主要有CC系、中统、复兴社、军统、新政学系、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朱家骅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蒋经国系、侍从系等。后者主要有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派、孙科派、丁惟汾派、唐生智系、桂系、晋系、冯玉祥系、李济深系、邓演达派、张学良系、陈济棠系、陈铭枢系、杨虎城系、韩复榘系、西北诸马系、川I康实力派、宋哲元系、盛世才系、龙云系等。国民党派系斗争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严重危害，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成因有很多，不注重自身建设就是其中之一。具体而言，就是在国民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通过介绍国民党忽视自身作风、理论、组织建设和领导制度建设的情况，分析其对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促成作用。

一、领导制度建设方面

国民党在早期曾把孙中山奉为全党的领袖。《中国国民党总章》“总理”第一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总理一职只归于孙中山一人；总理职权有四项：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这给予了孙中山总理在国民党内至尊地位和最高决策权。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没有了总理。孙中山逝世时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领导核心出现了权力真空，在当时的国民党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由谁来继承孙中山的职务，成为焦点问题。为此，、、胡汉民三者之间展开了较量。这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派争纷纭的一个主要根源。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胜利，军事领袖的权势日益提高，逐渐在权力斗争中居于优势。他借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赶跑了右派领袖胡汉民，又借“中山舰事件”气走了“左派”领袖，然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公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从而把持了国民党党务大权。

“四·一二”政变后，建立南京政府，与为首的武汉政府相对抗，造成了国民党的一次大分裂。而党内的丁惟汾派，、陈公博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邹鲁、谢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却都与他争夺正统。即使南京政府内部的胡汉民也想让蒋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只当名义领袖，而把政权交给自己。1930年的北平扩大会议、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等一系列反蒋运动，以及蒋桂、蒋冯、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都是以反对独裁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指责搞“家民党”，“蒋就是党，党就是蒋，蒋外无党”等等。

所以，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篡夺党权”的罪名，在孙中山逝世后的20多年中，他一天也没有担任过国民党最高职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除了1926年任过短暂的中常会主席外，在其他时间内中常会也不设主席。这既使他处境尴尬，又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主要根源之一。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提出一项提案，“请恢复本党领袖制度并推蒋中正同志为领袖”。大会决定国民党施行“总裁制”，总裁代行原来所规定的总理之职权。建立总裁制以后，国民党内部关系更强调集中权力，采取“领袖、干部及细胞呼应灵敏之原则”，“补救通常委员制之缺点”，总裁职权的外延比总理扩大。如规定了国民党中央的正副秘书长、正副部长、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秘书长等的任命，均由总裁提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央的会议均以总裁为主席。1940年7月五届七中全会又规定每年的7月7日为全党党员效忠总裁之宣誓日，届时全国各级干部召集党员举行宣誓，在全国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思想。这才觉得自己做到了名符其实，不无感慨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稳定。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9月继任，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主席负责制，政府主席不再仅仅是原来那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抗战期间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使党政军权力一体化，全部集中于委员长之手。

而总裁制的建立，使一直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的相形见绌，他无法容忍的“总裁”，这是他愤而脱离国民党而投日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汪派的出走，客观上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有利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

二、政治理论方面

等许多国民党人认为，国民党的政权是通过革命而取得的，既然不是法统的承继，也不是人民所赋予，所以主张“革命的政权”，即。国民党不会自动交出自己通过革命而夺来的政权，它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无限期地统治国家。国民党是要奉行其主义，所以主张以党治国。

但孙中山早年为动员民众进行反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专制，曾把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向民众作出许诺。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他把它分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宪法颂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期。民国初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又曾一度赞同代议政体下的政党政治模式，主张国民党、共和党以英美为模范。但随着革命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开始主张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绝对的政治领导权。主要受苏俄的影响，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的思想，认为革命党的责任不仅要建国，把国家再造一次，革命胜利后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的中枢，即一切军国庶政都由国民党它负责。这种苏俄式的以党治国，是“将党放在国上”。

上述几方面对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产生了如下影响：一是不少国民党人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反对专制；二是一些国民党人要求国民党速行宪政，反对蒋在国民党内的专制；三是地方实力派以训政和宪政时期地方理应分权为依据，反对蒋的中央集权；四是许多国民党人以“党权”至高为依据，反对蒋凭借军事优势而实行独裁。

首先，以自由和民主反对在党内的专制，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个主要形式。如改组派倡导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实行党的民主化。它要求废除总理独裁制，抨击的专制，要求恢复选举制，党员在不违背本党主义范围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改组派曾拥有一大批追随者。

以要求国民党速行宪政的方式反对的专制，这类浪潮在1928—1949年问曾起伏不断。1932年在国民党“再造派”的极力支持下，孙科公开宣布其抗日救国纲领，筹备实施宪政。国民党内部坚持主张速行宪政的人士则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派系即宪政派。从某一角度来说，在大陆统治时期，与国民党内主张速行宪政者的摩擦没有停止过。1929年6月国民党的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行政时期之规定案》，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这个日程安排为带来了无穷的尴尬。宪政派、一些派、共产党和广大民众不断呼吁国民党实现承诺，而蒋总是尽量延缓行宪的日期。国民党改变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在1935年3月12日之后又有十次以上。(注：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36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决定国民大会延期；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39年11月五届六中全会议决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157次常务会议决定国民大会延期至战后再行召集；1943年9月五届十一中全会议决于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1945年元旦宣布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待战后，战局稳定即可举行；同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同年11月国民政府命令，延于1946年5月5日召开民国大会；1946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每次的许诺和违约，都会引起国民党内主张行宪的人士与展开激烈斗争。直到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要召开国民大会，行宪已不可阻挡时，仍不死心，仍想坚持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反对政协决议所规定的议会制与责任内阁制。

以“党权”为号召反对借军事独裁而行政治独裁，这是国民党派系中又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派曾以“护党”为由反对，并鼓动一些军事实力派进行“护党救国”活动。在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中，“护党”也是一项主要内容，它抨击是“以军治党”，“以军分党”。而胡汉民派更是以“党权”来与抗衡。他是孙中山“党权”主张的极力拥护者，认为军队若不党化，可以成为军阀。所以他处心积虑地想限制蒋依仗军事独裁而实行政治独裁。他主持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做为全国的最高决策机关，由他主持工作；他以第一党务专家自许，出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一切会议。他精心设计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以党驭政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纲领，提出了“训政保姆论”，规定党是国家的政治核心，政府是国民党意志的执行机关，中央政治会议代表国民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胡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要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做独裁一切的总统，胡以训政时期无需什么约法为由进行坚决抵制，二人的矛盾公开化，胡汉民派便开始成为蒋一大敌对的政治派系。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它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许多地方实力派不愿把权力轻易交给中央，与蒋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理论依据便是孙中山所曾阐述的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权。所以1930年中原大战时，反蒋派太原“扩大会议”制定的《约法》中，便有保证地方自治权力的内容。

三、组织建设方面

国民党曾高倡“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作为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1929年国民党三大和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都曾作出过解散党内小组织亦即党内派系的规定。但国民党内部存在激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与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不成功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党系统中的资历，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资历，明显地不及胡汉民、和其他许多所谓的国民党元老，这些人总是在蒋面前摆老资格。这样，蒋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极为复杂的。在与共产党以及其他党外势力进行对抗时，他自然是以维护国民党的权威的姿态出现；但当他与党内异己势力，特别是以党内老资格的身份出现的异己势力作斗争时，他一方面是尽量指责对手不是国民党的正统，一方面又总想以一种可以由自己控制的、新的政治势力来取代国民党。他为此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反而使本来就已十分激烈的党内派系斗争更加纷繁复杂。

1932年组织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复兴社，便有取代国民党政治地位的企图。复兴社分子也以新生势力自许，宣扬说要以复兴社取代国民党。蒋的企图首先遭到当时正与之合作的派的反对。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撤消。蒋希望借机取消国民党，以复兴社代之。他支持国民党“宪政派”对国民党的抨击，并授意上海的社会名流等发动民意请愿要求取消国民党。而坚信“无党则无汪”的汪派坚决抵制这一企图。另外，还遭到了当时以两广为基地进行反蒋活动的胡汉民派的反对。胡认为中国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土壤，揭露了以法西斯主义为宗旨的复兴社的反动性。而复兴社与国民党的主流派——CC系的互相倾轧及其带来的巨大内耗，则是蒋在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失败的后果。

1938年又一次企图从组织上削弱甚至取消国民党，这便是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但三青团自始至终却变成了各嫡系派系互相争斗的载体。首先是CC系因自己没有获得对三青团的领导权而不满，其次是复兴社与蒋经国系、陈诚系、朱家骅系等为控制三青团而展开了混战。在内心是倾向于三青团的，有以党代团的想法，起码希望团做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弥补国民党的不足。但他顾忌很多，再三踌躇，他说团要接受党的领导，但又说团员可以入党，党员可以入团，又说三青团要“独立发扬革命创造精神”，使得人们对党、团的政治关系无法清晰了解。结果是CC系想以党统团，把三青团做为国民党的组织，把三青团员做为党的预备党员；而复兴社则借口曾说三青团是国民党的“新血轮”和“先锋队”，强调团的独立性，大搞党、团对立，甚至想以团代党；蒋经国系更是迫切希望三青团独立组党，以蒋经国为新党的领袖，以为旧国民党和新党的兼任领袖。这引起了CC系的极度恐慌和坚决反抗，受到极大阻力，被迫放弃，而折中的结果是党、团合并。但他的各个嫡系派系对合并后的国民党的争夺战，并未因此而罢休。在1948年行宪后的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中，三青团、复兴社、黄埔系等为反对CC系的继续得宠，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以抵制CC系支持的、属意的孙科，结果是李宗仁当选，桂系在与的斗争中获得了优势。

可见，在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不成功，激化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为国民党派系斗争提供了条件。

四、作风建设方面

在作风方面，“帮会”习气深刻影响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具有江湖习气化的特征，而帮会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派系的形成，这便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与帮会势力的大致关系。

在民国年间与国民党派系斗争有密切关系的帮会，是青帮、红帮和袍哥等。帮会是中国的秘密社会或日黑社会、地下社会的一种。青帮是仅次于红帮的第二大帮会。对国民党派系斗争有较大影响的青帮，是上海的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为代表的青帮势力，这是众所周知的。红帮又称洪门、洪帮，是天地会的代称。在时代对国民党派系斗争有较大影响的红帮，是红帮的五圣山和海外的致公堂。

国民党与帮会的关系可谓历史悠久。孙中山为壮大革命力量，曾加入红帮。在他领导的多次反清起义中，会党成员出了大力。而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陶成章、谭人风、陈其美等都是会党中人。蒋在早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乃至建立南京政权的过程中也受到帮会的大力支持。在以后蒋控制上海乃至全国局面，在他进行统治的过程中，帮会势力仍然为他立下大功。的各嫡系派系也深受帮会势力的影响。军统是与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派系之一。戴笠与杜月笙是早年的结拜兄弟，二人互相关照，杜月笙给予戴笠以很大的帮助。复兴社和CC系的组织的活动，如果离开了帮会势力的支持，简直是寸步难行。

国民党非蒋嫡系派系的维系和发展，也是多与帮会势力密不可分的。如李济深、韩复榘、阎锡山、四川许多军阀等，都曾是帮会中人。四川的袍哥是哥老会的一支。四川是“袍哥”的势力王国，党、政、军、工、商、农学等各界均遍布袍哥组织。四川军阀与袍哥组织更是密不可分。f注：1941年阎锡山成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立起“明德堂”帮号，自封为“嘉白帮大字班老前人”，拉人山西的许多文武官员，让他们再向外发展他们自己的徒子徒孙。

1942年他又成立了洪帮组织“进步总社”，立起“民众山”山头，自封为“山主”。他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的口号，利用帮会的形式以图壮大其力量。请参见赵瑞：《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0期。)帮会势力在帮助巩固其地位的同时，也助长了国民党非蒋嫡系派系与蒋抗衡的力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深谙帮会实质的，既要利用帮会的冒险性和盲动性，又担心帮会的凝聚力和破坏力危害其统治地位，特别害怕帮会势力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为此，蒋对帮会采取的对策是利用中加以限制。但帮会的江湖习气对加剧国民党派系斗争乃至促成国民党迅速衰败，仍然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影响力量。只顾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唯利是图，无视纪律和组织原则，缺乏政治信仰，这是帮会江湖习气对国民党派系维系和互相斗争的主要影响。如杜月笙曾对投靠日伪的“朋友”百般保护，他与汉奸汪曼云等来往密切，并为周佛海的免遭严惩而到处奔走，他说帮会是讲道义的，他们做了汉奸，国家有法律制裁，但我们兄弟之谊还是有的。[61(1"235)只顾私恩团体内的相互关照，而不惜牺牲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帮会江湖习气对国民党派系维系和互相斗争的又一种影响。在这方面，陈公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受的提携，他从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党员迅速成为中执委员，成为一个政坛上的新星，陈便抱定“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始终追随汪，而对汪政治立场的考虑则是次要的。他曾表白自己一再反蒋的原因是为抬轿子，是为汪受的欺压而抱打不平。

综上所述，帮会对国民党派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利用帮会势力仅是一种简单的方式，借鉴帮会的帮规等也并不复杂；帮会对国民党派系人物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才是最深刻而又最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