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死刑所持的基本观点分析论文

（一）我国法律关于死刑的相关规定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滥杀，一直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政策，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进行限制。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这就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在刑法分则中，出极个别的以为，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进行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主要以教育改造为重，对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另外，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应免除死刑。

3、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同时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即对应判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份子，可以给一个缓冲的机会，若在两年中没有故意犯罪，两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是同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分化、瓦解反革命阵营，同时也为了贯彻少杀政策而提出的。可以说死缓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死缓大大缩小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

4、从死刑适用程序上限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三类第一审刑事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外国人犯罪的案件。死刑的案件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限制了基层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权。另外，《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

此外，在死刑的执行上，《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虽该条未对死刑执行方式作出明确要求，但却意蕴不得以不人道的方式执行死刑的精神。嗣后，《保障措施》规定，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这对死刑执行方式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对死刑犯在执行程序阶段的权利保障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充分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国关于死刑的执行一般都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程序以确保死刑执行的准确无误和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我国规定基本上与上述规定相吻合，下面引用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加以阐述。

1、执行主体。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1998年《解释》的规定，我国死刑的执行主体一般为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而言，我国死刑的执行主体为作出死刑判决的原审人民法院。

2、执行依据。根据刑事诉讼第28条的规定，执行依据是死刑判定生效后并经核准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体现一种严实的态度。

3、执行场所。《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可以在刑场或者指定的羁押场所类执行。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执行过程应秘密进行，不能公开示众。

4、执行时间。《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内交付执行。”

5、执行方法。《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如果未来科技的发达，有比枪决或注射更文明和减轻痛苦的方法，以法规定的精神，仍然可以采用。根据统计，枪决是世界上适用最多、最广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但采用枪决执行，给死刑犯太大的痛苦，给他人更大的恐惧。正因为如此，注射死刑执行方式应运而生。在我国采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已被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认为通过注射致命药物，使被执行死刑人迅速地、在尽可能减少其生理、心理痛苦的情况下死亡。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是我国法治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具体体现，是死刑执行制度向文明化、人道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不仅仅是一种死刑执行方法的改进，同时也是国家法治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6、执行审查。在死刑执行过程中，为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必须进行严格审查，进行刑前审查即接到实行死刑的命令后，具体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应在7日内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存在停止执行的情况，若出现“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罪犯正在怀孕的”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定以防止冤杀或错杀。

虽然我国的死刑执行制度对防止错杀，限制滥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1、是死刑执行主体实践中不规范。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地方存在变通执行的情况，如有的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基层人民法院对罪犯执行死刑。这种片面追求方便执行、片面追求诉讼效率的变通的做法大大损害了法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是死刑执行方式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实务中操作不透明、不公开。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将枪决和注射规定为两种主要死刑执行方法，体现了我国死刑执行方法的人道、轻缓、文明的发展趋势。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做法则暴露出了这一规定存在的一些不足，即在死刑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采用枪决和注射方法的决定权，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既然规定了死刑采取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而死刑犯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适用执行死刑的方法上也应当是平等的。因此，应当赋予被执行人对死刑执行方法的选择权。

3、是对死刑犯尸体的处理不当。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和器官移植等技术日益成熟和完善，临床对人体器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受传统观念和人体完整意识的消极影响，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人相对较少，造成医疗需求的严重短缺，于是许多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便将目光转向死刑犯身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死刑犯在执行前或执行后，执行机关便与医疗科研机构达成口头协议，在执行后不久被执行人的器官便被移植，或尸体被拉走作医学解剖之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既没有征得被执行人的同意，也没有征得其近亲属的同意。这一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死刑犯拥有的保护尸体完整权、尸体的处分权和收益权等人之为人的合法权益，也与人道主义精神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价值趋向背道而驰。

4、是关于执行前死刑犯同亲属的会见太过原则性。1998年《解释》第34条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尽管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一般都不允许罪犯会见亲属或其近亲属会见罪犯。

5、是关于执行后对罪犯家属的通知。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可是在司法实践中，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时不履行或拖延履行通知义务，致使罪犯家属甚至罪犯的辩护律师在执行后很长时间也得不到有关死刑犯已被执行的通知。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极大损坏了司法权威，也伤害了罪犯家属的感情。

笔者认为，死刑是残忍的，是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和谐的，死刑总是要消亡的。死刑的消亡不能不*人，因为死刑是规定在法律中的，而法律又完全是人来制定的。但人们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积极，如果一厢情愿，为了各种崇高的目的废除死刑，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奈地恢复死刑，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废除死刑十几年后又恢复了死刑。到底何时才能废除死刑，我们还是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寻找一些可能正确的答案：

1、社会整体形势稳定。社会整体形势稳定，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的。社会矛盾缓和，犯罪率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废除死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否则，人民会无法忍受大量犯罪的发生而政府却显得很无能。人对很多事情是有一定的忍耐力的，对犯罪也是一样。倘若犯罪发生率低，又距离自己较远，人们是不会非要要求政府对罪犯适用死刑的。这时，只要把犯罪的人关起来，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足够了。

2、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减少暴力犯罪的空间和成功率。首先，不同国家，社会对人控制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严密，处处设防，提高社会的安全水平，使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空间被压缩，犯罪几乎成为不可能，一部分潜在的犯罪者无法实施犯罪。另一部分潜在的犯罪者认识到犯罪的不可取，也会考虑放弃犯罪。那么还用死刑干什么呢？人们即使想犯罪，也很难犯到要判死刑的严重程度，死刑自然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来说，相同的刑罚对于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犯罪被监禁几日，他的社会信誉全部完了，这比要了他的命还可怕；而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也许死刑对他也是无所谓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他的行为就能被无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了这些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无疑是刑罚的负担又减轻了，更少有要适用死刑的情形了。

3、刑罚的威慑力足够强。一提到刑罚的威慑力，人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严厉性。诚然，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就越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只认为刑罚的威慑力来自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片面的。我认为，刑罚的威慑力至少是由严厉性、及时性、必然性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就越大。“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犯罪引起刑罚的必然性，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威慑力。“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所有罪犯能在犯罪后不久被抓获，并审判定罪，进而入狱服刑（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有犯罪倾向的人看到的只是犯罪必然且立即带来的不利结果，对犯罪就望而怯步了，刑罚就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死刑的必须程度就相应降低了。当然，这对犯罪的侦查、审判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犯罪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破获且破案率要大大提高，才能实现在刑罚的严厉性下降、最终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刑罚的威慑力不受影响。

4、社会环境和谐，人们对生命无比尊重。死刑存废之争中，最关键的分歧在于：“保留论”者认为公平至上，而“废除论”者则主张生命至上。“保留论”者以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认为法律既然是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订立的契约，那么，对于严重违反契约的重罪犯，自然应当允许人们按照契约的规定，对其处以死刑，这是公平的。而“废除论”者同样以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认为人们不可能达成“同意自己在某种情况下被处以死刑”的约定，因为，人人都知道生命是最重要的、不可复得的、必须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的。由此可见，“废除论”者欲成为多数派，必须弘扬对于生命的尊重，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树立相对主义的公平观和绝对主义的生命价值观。无论采取何种途径，以政治家、道德家一己之力谋求废除死刑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死刑毕竟不单是个关涉每个人对别人生命价值的看法的问题，而且是个关涉每个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看法问题。当然，在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尚不俱备，而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又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从总体制度上讲是基本合理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坚持现有正确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地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调整，以求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程度。死刑制度是与时俱进的。相信我国的死刑制度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霍文科主编：《刑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蔡彰主编：《中国刑法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魏克家主编：《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4]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5]陈兴良主编：《死刑存废之应然与实然》，《法学》2003年第四期。

[6]贾宇主编：《中国死刑必将走向废止》，《法学》200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