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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济思想及意义

摘要: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起点。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等任务的辩证发展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通过土地革命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探索建立国有经济为领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加强宏观调控,刺激经济增长;探索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等。这些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四个伟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井冈山;经济建设;土地革命

一、引言

2017年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90周年,中国已经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解答:第一、毛泽东为什么能带领军民搞好经济建设,为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提供物质基础?第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对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哪些借鉴意义?通过查阅论文资料,到目前为止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者主要从党史、党建等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考察分析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主要内容、表现特点及历史经验,但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以往的研究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成功实践的经济规律和发展逻辑研究不够多,没有深入而全面地揭示其经济思想本质理论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新的视角对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重点强调了利益关系问题,也即生产关系问题,把利益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1]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和更加深刻化。出现以上矛盾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腐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工人阶级等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资本积累的过程导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矛盾日益扩展和加深。这表明当时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而砸烂腐朽的上层建筑,这就需要进行革命斗争和经济变革。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一方面,人民群众从物质文化的需要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突出问题,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反映发展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行业不平衡、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等方面,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还有不少发展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因此,我国当前的改革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规律,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等任务的辩证发展关系。毛泽东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主要有三个理由: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3]120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中心任务服务,和平时代应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123这句话论述经济建设应为时代中心任务服务,而我们新时代的经济建设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3]125毛泽东强调经济工作要和查田运动、改善工人群众生活、领导选举运动和检举运动、文化教育等工作结合起来,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要搞好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三)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毛泽东重视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1934年1月,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和贡献主要体现为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资本贡献和外汇贡献。[4]358-361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农业生产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产品贡献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为红军和非农产业提供粮食和原料供给,为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提供重要原料来源。“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3]131市场贡献指农业作为非农产品的需求者,为非农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市场贡献。农业生产发展为进口药材、食盐、布料消费和红色区域手工业、工业恢复发展作出了市场贡献。资本贡献主要体现在土地税和粮食供给为军队给养、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发展作出了重大资本积累的贡献。外汇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一方面农业生产粮食、木材等农产品出口到白区创汇,另一面通过增加农业产出,来减少粮食等农产品的进口,粮食可以在内部调剂,确保粮食安全,减轻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带来的困难,并节省外汇。(四)土地革命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优先发展农业必须解决农民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制度是规范人对土地所有、占有关系和土地使用的制度。土地改革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即把一部分土地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给另一部分所有。土地改革一般有四种形式:地租契约的改革、降低地租、土地有偿转让和土地无偿转让。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改革形式是土地无偿转让,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再分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地主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等形式来剥削农民。这种土地占有关系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从整体来看根据地土地所有结构,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中。”[3]68党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是“打土豪、分田地”,本质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打倒国民党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最开始没收一起土地重新分配,后来毛泽东认识到这种做法会导致小地主、富农等中产阶级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所以出现白色恐怖时期中产阶级的反水,影响革命斗争大局。1929年4月兴国县地土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3]83土地分配标准:以乡为单位,所有人一律平均分配土地。毛泽东土地所有权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土地制度改革解放农村的劳动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经济生产和革命积极性。他由认同土地国有到贯彻完善土地国有,再到放弃土地国有、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5]《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法律手段没收地主剥削阶级的土地,彻底改变了旧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土地问题提纲》规定“确定土地归农民所有”,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6]毛泽东土地所有权思想演变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民主革命的需要,他意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非常重要,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五)探索建立国有经济为领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农业生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还需要确立工业、合作社等所有制结构,重构经济制度巩固工农民主专政。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指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所有制结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分析国民经济成分结构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3]133并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3]130表明他重视培育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经济实践中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支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希望经过长期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配合起来,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鼓励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3]133私人经济在当时占有绝对优势,鼓励发展符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六)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所有制结构确定后,分配关系必须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具有历史性。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分析了分房、发伤兵费、分物品、分配工作等事项要求极端平均现象,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差异和工作的需要,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效率。他强调“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3]90-91这句话的意思是绝对平均主义在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都不可能实现,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是一致的,应根据社会发展阶段所有制性质和社会需要决定分配方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地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的错误观点。[7]因此,根据马克思的社会总产品分配原理和毛泽东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收入分配需要考虑宏观调控、社会发展阶段及所有制形式因素。(七)经济发展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第一,从需求方面看,注重发挥增加投资、扩大市场消费、开拓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通过打土豪筹款子、边区税收、发行公债筹集资金,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先后投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建立军事工业,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部分工业,进行筑路、修水利等基本农田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和扩大红色区域广泛的市场消费。建设谷仓、备荒仓,建立粮食调剂分局和重要圩场,发展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促进流通消费。“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3]132毛泽东强调的就是通过增加自给和红色区域消费来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工业。发展对外贸易的利益主要是来自红色和白色两个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的差异。毛泽东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保护中、小商人及群众的商品交易,开办边界红色圩场沟通红白区域的贸易,同时欢迎白区的商人到坪场来做生意。建立对外贸易局,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去发展出入口贸易。对外贸易局主要是砍掉商人中间环节残酷的剥削,输出木材、食粮和钨砂等红区资源丰富的产品获得资金,用低价从白区购买药材、食盐、布料等高端产品满足红区军队和民众的需求,使得人民群众得实惠。“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3]122第二,从供给方面看,重视资本积累、改革土地制度、推动生产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建设生产和进行革命斗争必须解决资本的来源问题,特别要重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开始靠打土豪和战争缴获供给资本和资源,后来征收土地税和对大商人或巨商实行派款集资,发展国营经济和对外贸易盈利以及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发展资本。“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3]这说明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率。例如组织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缺乏问题,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为促进农业的发展,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室所。“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3]126(八)加强宏观调控,刺激经济增长。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强调“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3]124这里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的主要政策措施如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政策是减税、发债、增加政府投入、财政补助,财政支出厉行节省方针。具体来说有以下举措:“取消苛捐杂税,保护中小商人”[8];制定和实施了减轻农民土地税收的政策,使红区农民从国民党繁重的捐税中解脱出来,解放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生产提倡奖励;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兴修农田水利设施等。完善货币金融政策重构金融秩序。主要货币政策是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展国债市场。具体举措有:废除原来封建地主债务和高利贷,将农民从封建人身依附剥削关系中解脱出来;打破旧有的不合理金融体系,建立银行,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型金融体系;先后发行“工”字银元、纸币货币,建立正常金融秩序,保证物资有效流通;多次发行公债,鼓励群众购买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和革命斗争经费。[9](九)探索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包括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舒尔茨(1968)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林毅夫和J.B.鲁金特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节约和再分配。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几种主要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国家制度、意识形态。[4]101-102从经济建设实践来看,毛泽东重视制度的经济价值服务功能和节约再分配功能。产权制度方面,土地革命对土地制度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立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民土地权益不可侵犯,制定“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业政策,保护中小商人的合法财产。市场制度方面,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展国债市场,建立新型金融市场体系;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保护中小商人贸易,成立对外贸易局发展进出口贸易,抵制商人的残酷剥削,建立规范的市场流通体系。国家制度方面,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官兵平等,土地实行人人平等分配,经济建设目的是改善群众的生活和为革命斗争服务,这种国家制度可以有效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毛泽东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宣传发动干部要重视经济工作特别是要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动员群众开展经济建设事业。例如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3]119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毛泽东强调“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123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视经济建设,目的是为革命斗争中心任务服务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点决定了我国经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1,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强调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鼓励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通过立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制度,制定“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业政策,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快速发展。现在需要继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推动国有经济市场化转型,提高国有资本竞争力和控制力,继续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继续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我国的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需要农业的支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能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对经济发展继续发挥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资本贡献和外汇贡献。当前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完善货币金融政策。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融资难融资贵,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地区经济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较大。井冈山斗争时期减税、发债、增加政府投入、财政补助、财政支出厉行节省方针的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加强金融综合监管,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作者:刘金鑫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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