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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分析

摘要:毛泽东的终极价值追求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始终高擎公正这一社会理想,以其独有的理论视野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进行剖析,无论是内在属性、基本逻辑还是当代价值都有其特异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实现“十三五”规划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指导意义。

关键词:两极分化;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作为一个严峻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人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不是直到现在才为党的领导人所关注,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属性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在长期追求理想社会的历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渴求,是人类改造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维度。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具备历史性、人民性、实践性三重内在属性。(一)历史性。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想。《辞源》认为“公正”即“不偏私,正直。”在我国古代,“正义”与“公正”被视为是一种美德或者道德修养,并没有被提升至社会价值取向的高度。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公正这一概念内含着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渊源通常归之于儒家所谓“大同”理想。毛泽东一度服膺思想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蓝图,并由衷地高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毛泽东公平正义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公正基本认知的扬弃。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大同社会内在要求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果实。孔子的公正思想源自于其直观的社会审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在孔子的话语构建中,“寡”与“不均”成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群体对于公正理念有着深切的认识。传统社会“大同”理念为早期毛泽东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具体路径提供了价值定位和思想坐标。近代以降,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中国社会知识群体在更高层次和多方位进一步审视社会的经济正义。追求公正反对分配两极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公知群体描绘和追求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洪秀全以农民的视角提出,建设“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将数千年农民追求公正的社会梦想幻化成神州大地上的“人间天国”。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追求公正的逻辑在于,要解脱人民疾苦“惟行大同太平之道”,所以难以超越调和君臣关系的历史藩篱。在他看来,“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3]谭嗣同的公正理想依然以维护儒家“大同”思想为根基,但却闪烁着更为强烈的批判主义火花。他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4]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将社会的不公首先归于经济上的不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5]120他从自身的政治抱负出发,寻求解决分配两极化的社会方案,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耕者有其田”解决路径。以其视角观之,必须在发挥资本功效的同时,合理有序规定资本的有效范畴和边界。(二)人民性。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关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论述。西方公平与正义理论建诸现实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批判基础之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或资本所有者剥夺的回应与反击。从莱库古改革到毕达哥拉斯主张通过相互馈赠而平衡富余与不足的尝试,从柏拉图的分工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公正理论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每一流派都从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出发规划着公平正义的范畴,为人类实现公正而又美好的世界蓝图添色加彩。卢梭的思想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源头,从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间接来源。卢梭将实现人类平等与公正诉诸于财产的公有制,并要求中央政府对生产劳动实行管制。[6]19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进而为完成其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与追求而不懈努力。巴贝夫和卡贝提出绝对平等的原则,但圣西门和傅立叶则承认人的能力不平等,他们将按能力取得报酬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路易•勃朗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实现未来社会公平与正义应是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来进行。欧文将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付诸实践,并为此倾尽其家财尝试创立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占有不公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立基于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就是消灭无产阶级自身,使自身摆脱“被剥夺者”的悲惨命运。[6]12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本质上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天然意蕴。(三)实践性。毛泽东的认知与思维结构萌生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近代中国思想巨匠们大多倾向于张扬主体意志能动性,因而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维结构中有着突出的意志维度。毛泽东的价值关切点和核心主题是如何超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尊重规律的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和社会,完成其构建新型社会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7]1471马克思的表述则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从历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始终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旨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有过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彰显其社会理想的价值维度。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85毛泽东同马克思有相类似的描述:每个社会成员都逐步做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9]53-54毛泽东的终极价值追求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的话语中,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主要是为了克服劳动和人自身发展的异化。说到底,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毛泽东追求经济正义的内核。

二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的基本逻辑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人的行为追求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根本动力。毛泽东以其特有的视野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进行了剖析,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一)理论逻辑: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实现经济正义的根本路径。毛泽东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的描述并不是使用“两极化”语词本身来实现,而是用一种大众化的通俗的形式来表达,即“过分悬殊”。他在反对平均主义时指出,“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0]130他认为,城乡差别导致贫富悬殊过大和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站在当下的视角,把社会分配两极化表述为“过分悬殊”似乎理论性不足,但对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说却是恰如其分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初期,除极少数人的理论素养较高外,我国国民的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还相当低下。如果某种思想理论以一种相当学术化的形式呈现在民众面前,其现实作用在很大程度会被弱化。“过分悬殊”作为我国民族通俗语言构建,其语词含义绝大多数民众都耳熟能详,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极大地提高了其所承载思想理论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防止社会分配两极化内在地包含共同富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代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大飞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维度。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1]495-496理论上,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支撑,私有制经济则与之相悖。然而,由于社会生产的水平是确保公平正义在何种物质层次上付诸实践的可能,因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建国后,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私有经济的社会现实,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共产党人不但不怕私有经济,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2]1060在毛泽东看来,私人资本的发展应该而且可能服从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局。为了避免在私有经济造成新的贫富差距,他规划了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2]1061(二)实践逻辑:经济规律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客观要求。经济规律表现为经济运动中的某些必然趋势,是经济现象与经济运动中内在性、本质性和必然性的联系。毛泽东实现经济正义的路径立基于马克思认识人类社会的诸多理论,特别是价值规律理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逾越价值规律的束缚。从当下视角出发,价值规律似乎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浅显和毋庸置疑的经济规律,然而就当时的语境而言能够明确认知价值规律,并申明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易事。毛泽东对于价值规律曾有过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他曾明确提出,价值规律“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34他并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立即消灭私有制。这表明,在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可以保留私有经济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注重在实践中采取必要的预测和限制来防止两极分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3]678-679毛泽东的话语逻辑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与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相并列。绝对平均主义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形态。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14]91绝对平均主义在充盈着不公正的传统中国社会显然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它要求不管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如何,一律平均分配个人消费品,不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劳动差别。毛泽东指出,“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4]1094-1095毛泽东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并非基于其价值目标的维度,而主要是基于其客观规律性的缺失。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4]91(三)制度逻辑:惩治腐败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必由之路。经济现象首先是政治现象。经济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性因素而存在,没有抽象与孤立的经济现象。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平与正义并非纯粹的现实世界,而往往充满着丰富的意义追求与多重的价值维度。就当代中国而言,经济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分配两极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控制与党的合法性天然勾连。权力来自于人民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伦理学基本依据。民生问题是维系党与群众关系的纽带,也是党在何种程度上维护人民利益的试金石。“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疼痒,就得真心真意的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4]138-139国家起源于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8]12“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15]66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工人阶级“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16]12-131944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将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学习文献,要求全党上下以李自成为戒,切实避免明末农民起义的悲剧重演。建国之初,我们党的角色由在野党转向执政党发生转换,党员干部异化、腐败的风险急剧提高。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腐败以及因腐败引起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毛泽东更是直指腐败危及党执政之基,他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特权和身份为尺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尺度,与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相背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地位是永恒的、一劳永逸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和永葆党的合法性就必须杜绝党的肌体被腐败毒瘤所侵蚀。反对腐败和防止权力异化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课题。

三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今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已经逐渐凸显为我们时代的焦点性关怀。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防止两极分化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实践,才能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路径。(一)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中共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起点是中国普通民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孕育于殖民主义肆虐的旧世界,经济的资本化和狭隘化所导致的经济异化和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无限扩张。在此背景下,无产者遭遇资本家的严重剥夺,工人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编织繁华之锦的同时,只为自己赢得所谓的自由和绝对贫困,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木偶与奴隶。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固然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实际上走上了平均主义道路。然而就此否认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的意义是不科学的,脱离了历史和现实实际,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统一,忽视或过分突出其中任意一点都是不准确的。如何通过战争与革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历史语境下思想家们诸多批判和揭露的核心关注。毛泽东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无疑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现实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与冲突凸显了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的价值必要性,但同时一定程度上促使毛泽东追求经济正义的手段超越了历史阶段,从而事实上难以付诸现实。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注意到个体的差异以及个体主动性等问题。新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提出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精准扶贫的战略措施。苏联模式的破产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成了一定冲击。然而,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也打破马克思主义话语长期被苏联官方垄断的现实,有助于探索道路的多元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我国经济正义在制度层面的基本构建已经开始,然而在实践层面上,如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37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防止两极分化,进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想追求并没有弱化,而是更加坚定和强烈。2014年12月,习近平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四个全面”战布局又是一个整体,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有机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具体的三大战略举措。尽管在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具体方式和策略存在差异,但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防止两极分化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二)“两个务必”对于铲除现代腐败现象的思想关照与价值守护具有重大意义。腐败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异化,腐败现象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早已不言自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实践者和维护者。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打击腐败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命定”课题。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非常重视预防和克服党内可能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14]522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1438-1439只有对经营者和管理者施以制度层面的监管才能有效抑制暴富与赤贫,从而杜绝贫富悬殊的现实。分配的多元性、层次性和丰富性并不应该成为铲除特权与腐败的搪塞,更不能遮蔽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利益输送等丑陋的社会现象。从社会政治学而言,腐败问题绝非停留在经济层面,更是政治层面的重大问题,它集中体现了权力异化和道德失范。腐败侵蚀着党治国理政的合法性根基,如果放任自流最终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官商勾结是腐败行为的典型形式,官商之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利益输送,其结果是公众利益为买单,从而引起社会不公,与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背道而驰。腐败者往往充当了权力的掮客,造成国家权力和人民的紧张对峙,危及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存在,尤其对于今天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羁绊。腐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制度的构建和体制的设计,离不开公职人员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两个务必”的提出表明党对于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零容忍”的态度。“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守护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价值维度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17](三)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保障。在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的生存、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核心依据和价值旨趣。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发生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18]133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的广泛实践使我国建立起公有制这一根本制度,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提供了经济前提和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第27年头,我国基本消除了旧中国人民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城乡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了保障。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从根本上做到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化需要人们不懈地付诸理性自觉和实践努力。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既重于理论构建更加注重投入实践,是主观动机与实践效果的统一。毛泽东侧重于摧毁于一不公正的旧世界,毛泽东以后党的领导人则更加关怀建设一个公正的新世界。两者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担负的历史任务存有张力,但价值诉求完全一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6]110-111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视的关键性问题。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在“大跃进”以后遭遇部分理论工作者的苛责与诟病,认为“公平优先”的解决路径为中国以后的社会39经济发展留下了历史包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更高层面审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实践层面而言,我们既要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更要不断审视生产的合理性。“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强调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胜利实现,习近平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清晰地勾画出当下中国的发展规划和奋斗目标,这不仅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综上所述,无论就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发展而言,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探索经济正义的有效实现路径,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根植于中外各种公平正义思想的文化土壤之中,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关口,对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进行新一轮的价值评判和伦理审视,有助于我们确立新的公正原则视阈,借鉴毛泽东经济正义思想的合理内核,汲取经验和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构建。

作者:王成 邓倩 单位:桂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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