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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研究关键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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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这段时间,我们一般又会把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另一个阶段则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1953年到1957年。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且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决策和过程。把握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应该用多长时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最初设想的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将来“一举过渡”到“逐步过渡”的变化。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当谈到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表示赞同,并特别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毛泽东当时的意思是,建国后要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等到条件基本成熟,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关于转变的时间,最初的设想是15年。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大约需要15到20年。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党外民主人士询问要多少年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说:大概要二三十年吧。从上述这些提法来看,基本构想是先搞10年、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是说,建国之初毛泽东“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只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构想稍微有所改变。1951年2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并在会议决议要点中强调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然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构想,还不是毛泽东最后的定见。195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不久,他就改变了这一构想,开始谈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在听取周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于10月20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这次会谈的情况,刘少奇以电报的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逐步过渡的决心。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二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对此说得更为清楚:“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3〕三是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并由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改造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相比成绩来说,缺点和偏差是微不足道的。在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时,有人用指导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观点来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人用指导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来否定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鼓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确实,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也具有深层的内在联系,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二、赶超“跃进”

鸦片战争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中国人民的富裕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54年6月,毛泽东曾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其忧虑、急迫之心溢于言表。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超美”设想:“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活动。随后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世界共产党的狂欢,各国代表意气风发、纵谈全球大事、指点江山。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时间在工农业最重要产品的产量、某几项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受赫鲁晓夫的刺激,毛泽东提出中国在15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4月,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4〕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这种赶超氛围的影响和鼓舞下,“大跃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这种脱离实际的跃进,必然带来无尽的灾难。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逐步作出改变。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毛泽东还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此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回到正确的轨道。

三、“文化革命”

马克思说,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列宁强调:“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毛泽东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变革突出的标志,便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里。中国共产党历史视阈下的革命有很多的讲法。我们通常把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常也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改造或革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改造和革命,而是发展方向或者说前途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上面所谓的革命一点都沾不上边。它只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动乱。这场“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是对当时中国时局的错误的判断。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内、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这些曾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大地到处上演着抢班夺权、武斗、打砸抢等,只是这样的“大乱”没有带来领袖所描绘出的“大治”。

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命运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改革开放。自改革开放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以来,绝对占据中国政治话语的首位。尽管我们说,开放也是改革,但二者现实的生存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对于开放,也许大家吃够了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苦,反对者不多。改革则不同,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也有。赞成者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反对者对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指责改革开放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少人认为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办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等等。一些人由此提出改革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观望者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对反对者,我们要予以驳斥,对观望者,我们要耐心教育。第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环节和方面。邓小平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认为基本制度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是正确的、优越的,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不能改变。而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其中有不少是需要改革的。当具体制度和体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如果不适时地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会丧失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具体制度必须创新。第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说改革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从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构建这个转变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从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三,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是“三个有利于”。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强调的是对于改革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必须从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而不是就改革的根本性质作出的判断。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不具有特殊的社会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不要把那些虽然姓“资”,但合乎“三个有利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东西视为异端,加以排斥,更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大的概念,从理论上它衍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它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这就使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自己科学的称谓,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到党的十六大,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提法,比以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少了一个“有”字。这样不仅更加简洁明了,而且还包涵着精深意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相比较,有两层新意:第一,“中国特色”更加重了,更凸显了,它在词语中已不是处于宾语的位置,而是一个更加突出的中心词。第二,更加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已不再局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它使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融为一体。这种社会主义是既遵循经典社会主义,又超越经典社会主义,达到更加切合中国实际的境界。它不如经典社会主义那么高,那么纯,然而却更加切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有利于中国向更高的社会主义发展。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集中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多个方面。

六、建设与发展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随之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适时地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为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1956年中国开局不错。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邓小平后来曾评价道:“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意义。”1957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随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尽管有的不太成熟存在这样那样问题,有的昙花一现,但表征了那个年代对社会主义的最高认识。后来的时局急转而下,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歧途。“第二次结合”曲折发展,甚至一度停滞。现在回头想想,尽管这一探索后来未能坚持下去,甚至走向了反面,然而,这一探索对后来“第二次结合”的重新启动和成功推进毕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程,坎坷与机遇并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信心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党的十七大把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到重中之重的地位上来,党的十八大继续深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的机制性变革。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根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现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落脚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只有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有了科学的认识,才能减少政策上的不失误,才能建设好我们美好的家园。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中之重。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些都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但“怎么发展”则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是对原有发展观的全盘否定,而是要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发展的水平。也只有把“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搞清楚,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在更宽广的大路上前进。基于对建设和发展问题的持续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除了坚持前几代领导集体所奉行的基本发展和建设原则以外,加大了对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查处力度,指出要坚决改进党的作风,坚定不移地同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全会指出,为了继续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牢固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基本原则,要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应该说,无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策和方针多么具体,也无论实施这些措施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坚持发展要务、建设主题的思路是永远不能发生变化的。以发展来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难、以建设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牢固坚持的基本方针。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

回顾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程,不禁使我们感慨万千。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日当天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不能否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发展条件的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总书记的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和建设问题上,是走过许多弯路的。但挫折使人前行,教训促人勤勉。也许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错误面前不屈不挠的超然勇气才铸就了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和未来。以上我们用了几个关键词串粗略地勾勒了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注意的几个重要方面。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这几个词只是认识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个参考,它们不能代表全部历史,也不可能把丰富的历史描绘得惟妙惟肖。二是这几个关键词不是单一的,它们之间是相互缠绕的。有的因为时间上的继起,前一个可以看作后一个产生或者发展的背景;有的相互联系,比如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

作者:董平工作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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