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

摘要：抗战时期，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进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想体现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时代性、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的教育群众性以及为了抗战胜利目的教育目的明确性等特点。

关键词：；教育思想；抗战时期

纵览全部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的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就多次出现他的言论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贯彻执行，为促进抗战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紧急关头。在抗战时期，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任务。为使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适应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国人民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报告还对红军和抗日根据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1]抗日根据地在实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卢沟桥事变不久，作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对妥协退让，坚决实行抗战。指出：只有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一整套坚决抗战的方法，才能达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坚决抗战的方法之一便是实现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

1937年8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思想内容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必须实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政策”，这个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这是抗日根据地实施各项教育政策的总方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党在1938年10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总结十五个月来抗战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过渡到相持阶段的新形势，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紧急任务。在教育方面，重申全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并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根据的意见，六中全会做出了《实现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关于实行抗战教育的指示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关于教育工作规定了“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实施以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为中心内容的普及教育”。在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更明确地规定了关于实施国防教育的办法，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说：“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3]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政策及教育建设的经验，对其他各解放区的教育建设都起到了示范和指导作用。

的抗战教育政策，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民族意识、有胜利信心、有政治与生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和抗日干部。

（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方针。在抗战期间，他继续强调执行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经常提醒教育工作人员和广大师生注意生产，参加劳动。

同志提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4]他在1939年5月4日所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报告中，表扬了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因为他们能够和工农群众结合，能够实行生产劳动。他说：“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2]各根据地的青年学生们，在的教导和鼓励下，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还热烈响应党在1943年提出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大力发展学校的生产事业。

各抗日根据地各类学校，都结合本身的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劳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都把生产列为学校教育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校还规定生产劳动的时数占学时数的20%。

1943—1944年，各解放区开展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以后，党和政府在教育工作中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确定国民教育的工作方针为：学校要与劳动社会家庭相结合，同时发展生产，扩大学校。晋察冀边区在1944年春召开的边区教育会议上，也确定国民教育和大生产运动相结合是三大主要工作之一。在编写各科教材时，也把这一方针作为主要指导原则之一。例如，在小学的常识课里、民教的宣讲课里，都增加了生产指示的内容。这样，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能使教育和群众的生产实际、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由于各根据地坚决地、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同志的这一方针，使各根据地学校的生产有了蓬勃的发展，大部分学校都能做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全部或部分生产自给。这样，当时各根据地虽处于战争及财政困难的环境中，各级各类学校仍能坚持办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三）主张进行教育改革

为使延安及各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更能适合于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为了使根据地的教育进一步地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即必须将教育工作中脱离抗战实践，脱离根据地建设实际和脱离生产劳动的哪些现象加以改正，使之符合抗战的需要。在《论新阶段》中，对改革教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进行教育改革应该这么做：“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

根据同志的建议，党在总结苏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还明确规定了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依据同志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恢复、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就着手进行教育的改革工作。

抗争开始后，各根据地为适应培养干部的需要，举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和训练班。这些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都改变了旧的学制和课程，修业年限缩短了，课程设置是根据抗战和解放区建设需要而确定的。由于我党对干部教育的重视及干部学校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因而能迅速、有效地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他如群众教育、小学教育等也都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在规定新的教学内容后，对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地各级学校否定了注入式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着重启发和研究讨论。根据地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的进行，大大推动了抗战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并且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准备了数量可观的干部。

二、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的几个特点

（一）现实性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环境，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抗战期间，我党的工作重点是农村地区，最直接的工作对象是广大目不识丁的农民。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平均“全区人仅占全人数的1%”。文盲的大量存在，对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战，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巩固根据地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同志在1939年4月为《新中华报》题词时提出“为消灭文盲而斗争”。针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一直强调实行“国防教育”、“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等。针对抗日战争需要大量的革命干部，同志在1938年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就对培养和提高干部问题作了指示，指出了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对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且指示各抗日各根据地都要大力举办干部学校，说：“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因而党明确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这都说明的这些教育思想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有着极大的现实需要性。

（二）群众性

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群众路线，认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应该走群众路线，文化教育也必须走群众路线。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战事频繁，物质短缺，工作紧张，干部不足，单靠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是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的。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做的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演中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4]同志所说的需要，就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所说的自愿是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教育工作者代表群众下决心。“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自愿”是群众路线中的两条基本原则。

抗日战争后期，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采取“民办公助”的政策，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教育事业上的具体运用。“民办公助”，就是发动群众自己办学，政府在方针上加以指导，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助。“民办公助”政策和群众“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这就解决了学习与生产的矛盾，克服了教育与实际需要相脱节的错误倾向，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发展。

（三）明确性

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以及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文化教育方面，同志科学地历史地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化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的总结，就是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

由于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这就必然涉及到领导权的问题。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五四”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前，中国的教育是进民主主义性质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由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已经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只能是由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就是由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

在《论联合政府》中同志说：“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教育。”[4]

此外，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同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思想也有精辟的阐述和发挥。它的这些思想克服了各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倾向，指导着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朝着更正确的道路向前迈进。同时，抗战时期各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在他的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教育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古老而永恒的存在。在人类教育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作为中国特定时期无产阶级的理论形态，它所包含的特定阶级的关系和阶级内容，在它的历史使命完成后是会消失的，但作为科学真理，它会汇集到人类知识的海洋里，成为我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同志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将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