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执政理论的贡献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执政理论历史贡献

论文摘要：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探索了政党执政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形成了执政理论，并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最早指出了革命与执政不同历史方位下党的领导方式与历史任务的区剐与联系，对党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关于执政使命、关于执政体制、关于执政方式、关于执政环境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明确了党执政的许多基本原则。从1949-1956年，在的执政理论指导下，党的执政实践有许多建树。

2004年8月24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近几年来对执政理论建设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并取得不少成果。但理论界对等人的执政理论尚未进行必要的挖掘。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执政理论这一概念是近几年提出来的，在此之前，并未形成有价值的执政理论。我认为这一认识有失偏颇。因为，一个政党只要从事执政实践，都会着意探索执政规律，总结执政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于指导执政实践。所以，尽管当时并没明确提出来执政理论这一概念，但执政理论依然会随着执政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始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的执政理论和实践非常丰富，回顾和领悟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他对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贡献，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与启示作用。

一、最早指出了革命与执政不同历史方位下党的领导方式与历史任务的区别与联系

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标志，我们党开始局部执政，历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根据党长期局部执政的实践要求，对党的执政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就如何执政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思想，其中包括政权建设要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党和政权机关、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认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他还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提出要注意加强经济工作，以及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要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的思想。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党的局部执政范围逐步扩大，执政实践的较前深人，也得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探索执政经验和规律。这一时期对党的执政理论的建树集中表现为:(1)在社会建设理论上，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后来新中国基本制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主要任务上，提出在以夺取国家政权、解放生产力为主的民主革命时期，必须也有可能在根据地搞好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忘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3)在政权建设上，提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原则，强调共产党员同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人士要真诚合作。(4)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制定了具有各抗日根据地“宪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切实保障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权。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能力得到锻炼，局部执政实践获得较大成功，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也为党在全国的执政积累了经验。

1949年3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也即将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适应这种将要到来的转变的需要，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提出了党在革命胜利后的两个任务:一是进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他要求全党同志充分认识“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全党同志必须从只会进行军事斗争转变到“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强调要看到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向城市，要学会做经济工作，要学会管理城市、管理商业、管理经济，要建设好新中国。舍此，别无它途，“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二是从思想认识上明确党获得执政地位后所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党内，也来自党外。从而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经受考险的警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一方面向全党同志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另一方面告诫全党“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执政不容易，要长期执好政更不容易的清醒意识。唯其如此，才言之谆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进北京前，还把党执掌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并警醒全党同志“考得不好还要退回去”。

历史演进完全证明了的高瞻远瞩，糖弹之外的金弹银弹乃至肉弹都屡见不鲜。最为可贵的是还指明了预防的途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阐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既是对党以往局部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党即将在全国执政前景的展望和要求，这个对自身地位即将转变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开始的对党如何执政的积极探索，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序幕。他无疑为党从革命走向执政做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二、对党全面执政条件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明确了党执政的许多基本原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战火中走来的共产党人意气风发，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不辱使命，不负期望，肩负起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就此作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思考和阐述:

1.关于执政使命。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屈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人更是矢志不渝、奋斗不息。在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初，就顺应历史趋势和人民愿望，告诉全党同志:“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且宣告:“胜利以后要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公务员之家

在推进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中，始终牢牢把握党的执政目标是“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认识更加明确了:“我们一定会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从1957年下半年起，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发生偏差，党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偏离正确轨道，党的执政方式出现诸多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错误发动“”，使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我们党和孜孜屹屹始终没有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它集中地表现在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努力奋斗。

2.关于执政体制。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国情十分复杂的大国里执政的。面临的问题之多，问题之复杂，问题之棘手是难以想象的。比如，党对国家政权如何领导?党对社会如何领导?还能不能像执政前那样领导?这是过好“执政关”必须解决的问题。深刻地认识到同其他执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执政必然要通过一套制度和机制设置来实现自身的执政目标和使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工作都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对执政体制的认识最深刻地体现在他关于国体和政体的论述中:

国体，就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共产党执政本质的高度凝聚。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执掌的政权，从国体上来说，就是人民政权的体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亲自主持制定的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4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政体是国家政权本质的实现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民主集中制。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国体和政体的这些设想及其通过根本大法—宪法所做出的规定，将我们党的执政体制置于宪政的基石之上，保证了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获得广泛认同。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具体的制度和机制的设计方面以及克服我们的体制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暴露出的弊端方面，有着诸多的不足和偏颇，但他着眼于党的执政体制的建立和从内容与形式方面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所执掌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执政体制必须休现党执政本质的政治智慧却是极为可贵的。

3.关于执政方式。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既总结了我们党在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汲取了国民党在全国执政后搞以党治国的教训，提醒我们的党要注意这个问题。

既然党不能直接行使政权，那么党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政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党的主张要通过“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转化为政府行为。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的成员是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又是必须执行党的决议的党组织的成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有条件担负起把党的主张转化为政府行为的任务。党应当依靠自身实力来指导国家政权，领导人民群众。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直接行使政权，而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即通过把党和政权机关这两个组织系统联系起来的党员及党团的活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政权机关的意志，由政权机关把党的主张具体化并落到实处。这是党实现自己主张的一个主要方式。另外，就是通过直接对非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党组织与党员自身的带动、示范、影响作用，使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主张，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这就是说，党员和党团的质量、能力、水平如何，是直接关系到党能不能有效执政并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在中共党员人数较少的情况下，如在“三三制”的政权结构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怎样保证党在政权中居领导地位呢?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实现党的领导的四个步骤: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

4.关于执政环境。

执政活动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早在时期，就提出要“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还尖锐地批评了对周围环境不作调查研究、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他指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所处的周围环境，就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认为，优化执政环境，巩固执政地位，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新中国完成“一化三改”进人社会主义社会后，围绕着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它们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和不断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党的八大上，我们党庄严宣告，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还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他强调，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从而完整地确立起我们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范畴、学说。虽然其后的反右扩大化中断了这一科学认识，但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今天还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三、执政理论的历史实践及建树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状况。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执政理论，是我们党执政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从领导革命战争到领导经济文化建设的执政理念的历史性转变，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以此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党的执政体制上，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体。同时，他还强调要学会做经济工作，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要注意选拔接班人，号召全党向科学进军，以拓展执政的资源。面对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矛盾，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优化党的执政环境的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执政规律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执政绩效是显著的。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举，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发展生产等措施，稳定、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把国民经济引上了健康发展道路。随后又实施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这些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体系。195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奠定了共和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三是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的思想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确立马列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与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确立新的社会信念、信仰和价值观。四是通过开展“三反”、整风、整党等运动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居功自傲情绪，以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改善党群关系。

这一时期党的执政实践紧紧围绕着新中国建设的主要任务展开，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初步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积累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既对党执政以来的经验做了总结，也对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初步规划。会议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判断，关于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解决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关于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方针，以及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方针，无不体现了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视和对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党的八大后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努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由于党和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加之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57年后，又回到革命的惯性思维上去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出现严重曲折甚至重大失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尽管如此，由于党的革命建国的历史功绩以及党的领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各族人民群众依然信赖、拥护党，党的执政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遭到削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关于执政理论方面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更好地推进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