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概论:与《水浒》

在的晚年，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人？如果让人们选择，大概很多人会在“秦始皇”这个名字下打钩。但尼克松可能不这么想。1972年2月，为准备中美关系的那次“破冰之旅”，据说，尼克松早早就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作为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建议，与的会谈最好是富有哲学意味的。但令他意外的是，2月21日他们见面的时候，一开口就自称是“土匪”！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台湾问题”。给装满了一肚子“哲学”的尼克松来了个措手不及。自己怎么会被这个“造反派”“玩”了一把？尼克松到了可能也没有想到，或许是他的外交部资料库里，少了一件中国“国宝”？而在此之前，据的图书管理员回忆，1972年2月1日，正好点名要看《水浒》……。?

究竟从《水浒》得到了什么启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他直到死，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发动了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书评活动”。?

在这场批评活动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政权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吗？……?

半部《水浒》打天下?

在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

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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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读《水浒》记载，出自自己的自述。在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

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他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曾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同上，第73─74页）?

在从事农民运动时，书籍奇缺，但他仍不放过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万事不作，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我们进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令此事在红军中传为笑谈。（载《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在这方面，与有同好的，是。?

在“大革命”高潮中，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此外，还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红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1939年7月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中，再次被运用发挥到极至。?

同时，他还以《水浒》的经验、教训与他的革命相参照。1939年12月，就这样评价农民起义：“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更是系统地总结《水浒》，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直到建国后还颇有感触，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58页）?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水浒》对于来说，第一是启蒙的“基本读物”；第二是征战的“经常伴侣”；第三是革命的“实用指南”，它宣扬的“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思想，可为其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它记述的“逼上梁山”的情节，形象地解释了其道路选择的原因；它主张“劫富济贫”的思想，可作为动员人民，指导革命的纲领；它传授的历代农民造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作为革命的借鉴。?

不仅如此，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水浒》还是一个决不含糊的“媒介”。据《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不喜欢《红楼梦》令有点遗憾，但她和一样，也很喜欢《水浒》。（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贺子珍之后，受到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浒》故事《打渔杀家》。看后，给延安平剧院的编导们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治国经纬赖《水浒》?

中共建国以后，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本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记载，1964年8月，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到了70年代，他们先后又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依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其中李贽作序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和金圣叹评点过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1975年8月，他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还指名要看“李本”。?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国以后的需要《水浒》，同样因为它能够为他的“内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的“山头主义”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选集》第5卷，第207页）?

在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在事件、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再次谈到了“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

──这些，都是自居“造反者”继承人，从他的先辈那里吸取教训的“铁证”。?

但是，论证并没有完结，因为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反证”：不仅喜欢看《水浒》，谈《水浒》，而且同时也喜欢看《三国》、《红楼》、《孙子兵法》，借用其经验和文学形象进行比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更何况，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各阶层的读者均有，喜爱者未必都是“造反者”。?

敏锐的读者在上文的叙述中或许也找到了反证：当时，和每打下一座地主庄园就要找书看，说明《水浒》不仅造反的农民领袖爱看，革命的“对象”也爱看。那个小警卫员只知“水壶”，不知《水浒》，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水浒》的并不多。?

的确，仅仅从传播和收藏来看，并不能说明的本质。?

《水浒》传播的各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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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学史研究资料，我们知道，民间流传的“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从这个“蓝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规模的“罗本”（罗贯中的一百回本），前后历经二百五十年。明代嘉靖时，郭武定（武定侯，郭勋）“重刻其书”，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郭本”。由于“郭本”删去了“罗本”各卷之首的“致语”，加之此后一段时间民间“村学究”五花八门的抄本大乱于世，不仅对原本有所“损益”，而且附会了不少“赭豹之文”、“画蛇之足”，所以，为了正本清源，汪道昆决定再次“重刻”（元·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卷首，明万历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形成人们今日所说“汪本”。而且事情也远没有到此为止，明代万历三十八年，李贽又按照“汪本”重刻《水浒》，在原书名前冠以“忠义”的称号，形成“李本”；万历四十五年杨定见在继承李卓吾版本的基础上，又把“罗本”的一百回加以扩充，奠定了今日一百二十回版本的基础；到了清代，金圣叹号称是得了“东都施耐庵”的原本，又把一百二十回腰斩成了七十回本。而且有清一代，只流行这个版本，其他的版本几至湮没。（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29年6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水浒》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传播效应？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书的本身，认为它内容“精彩”，所以广为传播，而忽略了《水浒》实际上是在传播中，在获得民间和文化界的广泛参与之后，才变得“精彩”起来的。后来人很少注意到，皇帝的“上有所好”，富商大贾们的大力支持，在一个大众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时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只看到三条文字：?

第一，是“天都外臣”汪道昆的记载。他在现今保存的《水浒》最早版本──明万历十七年原刻《序言》中透露，水浒故事的流行，最早是出于“太平皇帝”的嗜好。他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私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通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

第二，是侯会的考证。经过对郭勋的身世考订，侯会说：“郭勋是明嘉靖朝的勋戚大僚，他世袭武定侯，后来又爬上公爵高位。在当时的公卿士夫间，他口碑不佳，被视为政治投机的老手。但同时又有‘好文’之名，是有名的艺术赞助人。郭勋府中刊刻的文艺作品，除《忠义水浒传》外，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英烈传》及散曲选集《雍熙乐府》，都是纸墨精良、校雠精审的书籍精品；当时即有‘武定善本’之号。可以肯定，郭勋斥资精印大部头的文艺作品，当然不是为市井读者提供娱情悦目的通俗读物；恐怕正是用以迎合士大夫们的一时之好，借以获取‘好文多艺’的令名……”（《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他注意到《水浒》价格实际上决定着这本书的读者群和扩散面的问题。那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买得起这样的书呢？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有相关的材料可以提供参照：?

现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刊《封神演义》封面上，标有“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字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明代米价表载，万历时平均米价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即一部小说的价格可买米两石多。而明代的教授学正，每月俸禄不过支米二石五斗，典史月俸不过三石。（李时人《明刊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原载《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是说，在明万历年间，一部长篇章回小说的价格，相当于一位学正或典史──也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长”和“中央文史馆馆长”的月薪。?

第三，燕南尚生的自述。这位晚清光绪三十四年《水浒传》新刻本的主持人说：“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观《水浒传》之戏剧，取其雄武也。八九龄时，喜观《水浒传》，取其公正也。……数年以来，积成批评若干条，不揣冒昧，拟以质诸同好。格于金融者又数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适值予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即以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

──由此观之，推动《水浒》传播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帝室王家，还是勋戚大僚，抑或是早期抱民主立宪理想“下海经商”者，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物。⊙关于《水浒》的“诲盗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帝王、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都是喜欢《水浒》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请看：?

明崇祯十五年六月严禁《浒传》的命令：“……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

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

在这些禁令中，咸丰皇帝的《靖奸宄》令提供了家乡湖南湘潭的一些背景：?

“……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督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

曾经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后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水浒》、《西厢》等书，……原其着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由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一《札饬禁毁淫词小说》）????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抚鄂督书牍。致严渭春方伯》，同治六年刊本）?

那个被清顺治皇帝杀头，并在《水浒》传播事业中发挥过最大作用的金圣叹，也认为明代以来的各种《水浒》有“诲盗”之嫌，他尤其批评李贽等把《水浒》冠以“忠义”之名：?

“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正因为如此，他要“腰斩”一百二十回《水浒》，把一百零八人被“招安”改为被“斩尽杀绝”，并以“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他所欣赏的，只是《水浒》的文学成就而已。?

──既然从阶级趣味和审美意象都不能解释《水浒》传播的奥秘，那么，什么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呢？?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述资料的论列，已经揭示出某种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水浒》的走红，绝对有一些历史的机缘。?其一，为上述汪道昆所说，是出于太平盛世的艺术和消闲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以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对消闲文化的需求为基础的。这类需要的特点，从当时流传的“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等剧目与故事的性质，也可看出端倪：或叙述王孙遗孤、忠烈后代（柴进为周世宗柴荣后代；关胜为关羽苗裔；杨志为杨令公重孙）的遭遇故事；或搜集民间英雄历险奇闻；或申诉贪官污吏的横暴；或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无常──基本是在不妨害基本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运行的。?

其二，《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在有明一代，这个朝代，正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建立的朝代。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民起义再次威胁政权时，当清朝异族统治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能量的作用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封杀”的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本”，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出笼的。然而也正是靠了这一“腰斩”，《水浒》得以在有清一代“传薪不绝”。?

其三，前面提到的侯会所言，是出于勋戚大僚们挣钱和“博雅”的双重需要。由于其故事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市场，于是推动了它的传播；又由于它的传播，更提高了它作为文学的内在品质；由于其文学品质的增强，更加剧了人们为挣钱而传播的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浒》有三大历史价值。与这三大历史价值相对应的，是三类读者和传播者：?

第一类：为艺术或消遣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二类：为金钱和名声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三类：为道统和政治的读者和传播者。?

关于《水浒》的“载道说”?

上面说的是把《水浒》作为艺术品和挣钱、博名宝库的情况。那么，把《水浒》作为“载道”工具的情况又如何呢。综而观之，它们的观点大致有如下两大类：?

其一，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着作。?

其二，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

其具体言论略展如下：?

（1）“载儒道”说?

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明代的汪道昆、张凤翼、余象斗、大涤余人等。其贯穿的核心，是儒家“礼失求诸野”的思想。?

他们把《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它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作者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它的主角虽然被视为一群“盗寇”，但与那些“窃国大盗”相比，他们却是真正的“忠义”之士。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人物说：他们“既蒿目君侧之奸”，又能“审华夷之变”；“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惟翦婪墨，而不伐良善。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他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此说显然认为《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作者写此书，好比医生治病，不一定要用贵重的补品。?

余象斗在《水浒志传评林》中则说，先儒把“尽心”叫做“忠”，“心制事宜”叫做“义”，他认为，“尽心为国”才是“忠”，“事宜在民”才是“义”。水浒人物在宋代末年，贪官横行、乾纲不振、国失其度、下民咨咨的世道中，能够锄强扶弱，削富济贫，伸冤解囚，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的事业。他说，如果《春秋》是“史外传心”的重要经典的话，那么《水浒》则是“纪外叙事”的重要作品。（见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刻本）?

大涤余人在明末重刻的《水浒传》卷首文字《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说：“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识者有忧之。”“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当由童而习之。”他认为，《水浒》就是生于“乱世”，当“正史不能摄下流”的时候，用“稗说”来“醒通国”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作品。说作者“用俗以易俗，反经为正经”的方法，用心在于“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见明末芥子园刻本）?

──这派观点的特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统，是独立于皇权和国家而存在的。它可以在上、在朝，也可以在下、在野：“治世”在上、在朝，“乱世”在下、在野。所以，《水浒》是可以与《春秋》、《史记》比拟的经典作品。?

（2）载“民族、民权大义”说?

持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袁无涯、清代的燕南尚生、陈忱，以及严复、夏曾佑、俞万春、梁启超、王钟麒等大批文化名流。他们认为，《水浒》是三大“劫难”──国家倾覆于胡元、社会糜烂于贪腐、人民沦陷于牛马所催生的作品。它不仅寄托了作者的哀恸、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展示了人民的理想，是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权、建立人民政权愿望的作品。?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当“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之时，“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他还认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率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并非一种愚忠，而是“忠义之烈也”。他认为，当国者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君侧”；贤宰相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见《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本。）?

据《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的作者李恭简说，施耐庵是元朝至顺辛未年间的进士，曾与同乡、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相识。张自立为“吴王”后，曾造访施耐庵家，请他出山，但被谢绝。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多次下诏书请他任职，他也“坚辞不赴”。?

那么，施耐庵究竟是在什么情况和心情下写作了《水浒》的呢？据《施耐庵墓志》的作者王道生说：?

“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着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其门人罗贯中（说）……先生之着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一位“佚名”作者所作《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说：?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国之人心，死于罗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宗教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罗马之教。中国之人心，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学家（与明学有别），死守尊皇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胡元之君主。斯时之民，冥冥沈沈，杀之剐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悲大手笔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国得一人焉，以沙尔十二之传记，而活已死之人心，曰福禄特尔。吾于中国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传记，活已死之人心，曰施耐庵。”?

更重要的是，这位“佚名”作者还说道：“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是笔者看到的记述作者心境的唯一文字，如果不是出于杜撰，应该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

“佚名”作者认为：“天氤地氲，思想乃发。”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圣哲”，但又“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说，《水浒》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他认为，“元亡于《水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末人民大起义的着名头领：韩林儿、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都是“《水浒》之产儿”，“而朱元璋尤其着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施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产出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朱元璋为魁。”?

他的结论是：“世以耐庵为诲盗，金圣叹氏又从而回护之。余以为不必回护也。耐庵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扰乱治平，为天下害。盗而受诲，则必为汉高祖之盗，为朱元璋之盗，为亚历山大之盗，肃清天下。”（原载《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八期，据1959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也说：“施耐庵之着《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其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沈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类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同上）?

对《水浒》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水浒》的评论，似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一个“杂”字了得！?

这显然是由于《水浒》这部书的成书特点引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是一部集宋、元、明、清四代民间传说与文人手笔，集体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

首先，在故事构成上，它具有多样性的来源。根据历代文人雅士的考证，它是借山东宋江36人起义的外壳，实际综合了有宋一代上下一百多年发生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淮南、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故事。正因为它有这样的复杂来源，所以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书中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体例矛盾、故事衔接失榫和人物形象分裂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它有这样丰富的来源，它成了凝聚中国古代造反经验的宝库。?

其次，在观念赋予上，它反映了历代参与创作者的不同需要。而这些人有皇帝的“御笔”，也有民间的着作家，儒、道、佛、侠，百家参杂，但主要是该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源流，几百年来，围绕《水浒》的评论，才会那样地精彩纷呈，人言言殊。?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人们的分歧有多大，《水浒》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着，这个定位是没有疑义的。不论是官方的“诲盗说”，金圣叹的“禁盗说”，以及李贽为代表的众多闻人的“载道”说，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价值判断罢了。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古代的所谓“卫道”与“诲盗”，在今天的“唯物史观”看来，恰好是“反动”与“进步”，“诲盗说”与“载道说”都对，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和“盗”，正好是相反的。?

因此，看究竟自我定位于什么，只要看他属于《水浒》的哪一类读者。而看他属于哪一类读者，只要看他心中的“道”是什么。?

事实证明，也和皇帝一样看戏、看电影，但他看了《清宫秘史》不是感叹帝王生活的不幸，而是认为它在宣扬“卖国主义”；他看了《逼上梁山》并没有发出贵族们通常用以“博雅”的对于百姓的同情，而是看到“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他也和胡适们一样喜读金圣叹，但他读到的并非文学的精彩与精致，而是历史的“不真实”。同样，他不喜欢“罗本”并不是因为它狗尾续貂、拼凑嫁接的技法不纯，而是因为它与施耐庵继承的司马迁的传统不同，他具有“帝王正统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投降了又去打方腊，是继承了“宋儒传统”。?

显然，并不是“为艺术和消闲”而欣赏《水浒》的，也不是“为金钱和名声”而传播《水浒》的，他是第三类读者──为道统和政治而需要《水浒》。他在这本书里满眼看到的是经验财富，是自我的得力辩护；即使对后人删订的批判，也不离原创的大旨。这个大旨便也是心中的“大道”──逼上梁山、造反有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如果晚清的那位“佚名”作家活到现代，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判断改为：“朱元璋，一《水浒》之产儿也；而尤其着者耳。”但他或许不会知道，成也《水浒》，败也《水浒》。笔者以后还要谈到，正是他的这个自我定位，酿成了他个人晚年的特殊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