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文意蕴传承与发展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其著作为载体、为人类社会发展及实践活动证明具有科学性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研究：包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误区出发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及其思想观点出发正面阐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思想。另一类是对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某一代或某一时期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分析。现有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人文意蕴研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说明，对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纵向贯通的整体观瞻尚属薄弱。本文拟从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重在阐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人文意蕴的传承与发展，力求达致对中共几代领导集体人文思想的纵向贯通。

一、坚持“现实的前提”：一切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对人的全面深刻的考察。在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看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既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的生活条件也不能将具体的人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剥离来抽象地谈论人性，看问题的出发点一定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是任何考察都必须坚持的“现实的前提”。[1]（p152-153）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全部活动出发，从人所面临的问题出发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需要坚持的就是这个现实的前提。党章总纲明确说明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固然可以从党的性质和宗旨理解两个“先锋队”，但更应看到，做出这种宣誓就是把握住了看问题必须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这个前提。工人阶级是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最有战斗力的阶级，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从中国实际看，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无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劳苦大众的使命，必须依靠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完成此重大使命。党在成立初期进行的革命活动尤其是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争取同盟军的重要性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此后，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始终坚持尽最大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阶级、阶层、尽可能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或参与革命。可以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党不仅在革命时期坚持这个前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个前提。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由“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错误地改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这固然与对社会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深密切相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时的人对形势判断不够全面也是遭受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才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系统地解决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等历史遗留问题，表面上看，是对历史的反省和评价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评价人的问题。正是有了此次重要的思想准备，才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后，党始终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心聚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还强调，“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p41）还提出了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p36）这个梦想必将最大限度地激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情，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大发展。质言之，看清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需要、现实的人的素质和能力、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即坚持一切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人为出发点这个前提，是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时期的挫折及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大发展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坚持这个前提的重要性。

二、关心人的多方面、多层次需要，着力不同历史时期人的主导需要的满足

马克思曾在不同的著作中表达他对人的需要的认识。他认为，人的需要主要有自然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第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146）“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p158）马克思更直白地谈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p324）这都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自然性需要的认识——人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唯有生存下来才能去创造历史。生存需要是人的自然性需要，也是最基础的需要。第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深入地阐述了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自然相对于社会来说才成为自然，社会相对于自然来说才成为社会，人在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本质。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4]（p514）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3]（p302）不仅有自然性需要，还有社会性需要。人们为了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成为人们最初建立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必然更加多样。因而可以说人们基于生产和生产关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具有必然性，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社会性需要也是人的一种现实需要。第三，马克思曾谈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p273）动物和人都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但动物只能根据自然性需要或肉体需要也即只能按该类动物的特有尺度进行生产以便满足自身的自然性需要，而人不仅能根据自然性需要进行生产，也能不受自然性需要的支配、超越自然性需要而按照社会性需要、精神性需要进行生产，也即人能按多种尺度（包括按美的规律）进行生产满足自身的多种需要。与主张现实地历史地去看待人性相一致，马克思并不抽象地谈论人性，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去认识人性；不是从人的某种需要出发去判断人性，而是关注到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不仅肯定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5]（p130）还指明了人的需要的全面性；不仅关注人的需要，还从理论上分析和阐明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现实路径，并积极参与到为建立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理想社会而进行的革命实践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需要的肯定和关心集中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上。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能够充分地满足人的“无限性和广泛性”的需要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如此憧憬，“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p364-365）尽管人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但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主导需要有所不同，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条件不同，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侧重人的主导需要的满足。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的主导需要就是实现政治解放，摆脱受压迫的政治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现经济大发展或物质上的丰裕、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成为人们的主导需要，这与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7]（p34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也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8]不断彰显，在这种情势下，党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路逐渐明朗起来。党的十五大报告“不再沿用‘两个文明’的理论框架，而代之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基本纲领，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而把以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分关系转变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关系”。[8]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9]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路已然形成。这说明了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开始着力于人们追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的满足。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0]调节好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安定、实现社会和谐逐渐成为人们的主导需要。党作为逐渐走向成熟的执政党，不仅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更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体察到人民的这种强烈愿望，[11]十六大报告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图景的重要方面，[9]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将实现“社会和谐”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的重要指标，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12]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党在着力满足人们••追求社会和谐的主导需要。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尽管我们也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并且已经显著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可以说生态问题已成为阻滞人们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的瓶颈，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然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21世纪以来，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持续升高。从十六大报告将“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9]到十七大报告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基本要求，[13]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新要求，[13]再到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14]将“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1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又分别对“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部署。[15]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倡导要推进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可见，党又在为建设生态文明做着持续的努力，方向明确，路线逐渐清晰，部署愈加深入。[16]这正是对现阶段人们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基础上寻求生态文明状况的根本改观的主导需要的呼应。值得指出的是，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从经济建设中心发展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正是依据人们主导需要的变化。还需说明的是，提出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有主导需要并不是说只有一种需要而否定其他方面的需要，只是说在该历史时期人们的多种需要中有一种呈现相对高的强度，是急需得到满足的需要；谓某一历史时期党特别关注人们的主导需要的满足并不是说该时期党漠视人们其他方面需要，事实是其他方面需要都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主导需要通常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或发展出的新需要，或者是增加了更多内涵的需要。一定历史时期党特别关注人们某一主导需要的满足说明了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往往有个主题或面临新的课题，党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主客观条件对主题或课题做出判断、选择，利用现有的条件并不断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主导需要。这个过程的持续或者说不同历史时期主导需要的不断满足也是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需要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同时是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向能够充分地满足人的“无限性和广泛性”的需要的理想社会迈进的过程。

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创新实现路径

马克思是在批判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发展的异化、片面的同时明确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发展的异化、片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消除人的发展的异化、片面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步骤（亦可说是途径）可概括为：一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及实现途径，既有传承又有发展。（一）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同时，又坚持发展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先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总纲明确指出我党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17]（p42）此后至中国共产党党章历经多次修改，但始终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实际上也就表明了我党始终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同时，还始终坚持发展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先导地位。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文献《〈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军队中应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三方面兼顾的主张，并且指明政治工作“应有其适当的地位”，“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18]（p211）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教育方针上，党始终坚持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同时又强调首要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9]（p269）在育人目标方面，党主张要教育人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并且强调其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20]（p110）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党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21]（p879）同时又指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直至党的报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表述，提出的“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的要求均表明了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目标的传承。[22]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着力于促进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的中发〔2004〕16号文件的出台，及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13]“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14]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p153）“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做到每一堂课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授美德，每一次活动不仅健康身心，而且陶冶性情”，[2]（p184）“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引导广大群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均表明我党在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同时，[22]始终高度重视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就是为了始终保持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先导地位。党的报告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许多新的重大部署，强调“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6]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价值理念和价值实践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既有传承——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又有创新——坚持发展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先导地位。这不仅因为思想政治素质在人的素质结构中的灵魂地位，还因中共党内实际、中国人民的实际、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教训使然。其一，中共党员数量规模庞大，要使全党始终保持思想上统一和团结，思想政治素质培育必须下大功夫。其二，革命、建设、改革都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投入，欲使人民群众把握党的纲领、目标、路线方针政策等与其自身生存发展的关系以保证支持和投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先行。其三，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懈怠和低效带给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损失和挫折使我党从正反两方面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发展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先导地位，才能保证革命、建设、改革的顺利进行。（二）创造性地发展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由先进分子、按照民主原则组成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进而依靠政权逐步改造旧社会，充分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科技和生产力，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组成‘自由人联合体’，这样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23]也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大势或者说时代主题、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我国先进分子并扩展至人民大众的影响，以及中国人民对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强烈愿望等多种因素使我们这个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可能。但是，我国没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雄厚基础，工人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相比之下，农民阶级人数众多，并且与工人阶级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二者有着共同的革命要求。同时，我们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的政党并不完全由先进分子组成，“不可能以工人为主，只能以农民为主”。[23]并且，我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包括广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侨胞和开明士绅的统一战线所形成的强大的革命合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24]（p606）相应地，我国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和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中国国情对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第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形式发展至今不断完善并充满勃勃生机。（三）继承并发展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社会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进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人的发展的异化、片面状态的经济根源，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近代以来，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社会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更有必要，任务也更加艰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在提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同时，规定了“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等内容实际上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17]（p3）随着党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实践中不断成熟，对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入，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通过多种形式领导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发展生产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及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为发展生产力或为发展生产力扫清道路。此后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判，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将阶级斗争作为工作的重点，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从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6年的20多年间，还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深化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治国方略来说，始终“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和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未曾动摇。[25]从改革进程来说，党锐意推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直接目的是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以解放或增强社会活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还在长期实践中创新了发展路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后，无产阶级应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由于我国生产力区域发展、行业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广泛存在，要实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逐渐由允许、限制转变为鼓励、支持、引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还指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6]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发：一是无论是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是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公有制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然发展方向，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相一致。三是我们不是不要消灭私有制，而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及当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现阶段尚不具备消灭私有制的条件，如果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消灭或取消非公有制经济，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27]是中共对马克思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结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其开放性，才能始终保持其不断发展的态势，从而保持其指导实践的生命力。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必会继续传承马克思主义人文意蕴，并遵循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要求，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及当今时代的特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将一步步接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作者:王仕民 杨杰文 李树学 单位:1.中山大学 2.广州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