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马克思主义传播

文论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人对文学的议论和思考发端于先秦时期，历史悠久，绵远漫长。但古人往往把求知、治学、研究自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以期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理，没有把文论作为组成部分单独对待。鸦片战争之后，国难当头，国人在多方碰壁后选择文化启蒙、以思想改造国民，稔熟中西文化的留学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重任，把各种文学思潮引荐到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备受关注，很快在流派纷呈中脱颖而出，成了很多人信奉的真理。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活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了质的飞跃，从一种外来思潮转变成社会的主流思潮，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即从左联时期活跃的留学生为主体，来看待这种“近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和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1］

一、留学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主体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初，终于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多以翻译为主，偏重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个别有志之士(如陈独秀、)试图以马克思思想结合中国斗争实际，但观点零碎，不成体系。例如张奚若就曾嘲笑《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一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2］第二个阶段始于留日社团的“革命文学”，终于左联成立。留日社团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社员多是在日本学习多年的留学生，思想激进、年轻气盛，接受了日本左翼思想，对国内文坛充斥的各种虚无思想反感。认为“我国的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愿以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3］他们以文学为大旗，对他们认为的“黑暗文艺状态”发起猛烈攻击。为了迅速打响名气，两社成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文坛前辈(如鲁迅、胡适等人)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在文艺界引起了轰动。尽管以攻击文坛名宿来换取名声的做法不甚光彩，但留日学生的文学活动的确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容。茅盾曾回忆到:“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4］第三个阶段即左联时期。因左联是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基础上成立，所以留日学生仍占了联盟的大部分席位。左联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观点通过留学生的文学活动得到推广，但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备的体系。左联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文艺活动的指导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且确立了一个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的命题: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这期间的文学活动较之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特色，即马克思文论的思想不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而是文艺界的领导思想。左联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小组，组织留学生翻译马恩原著，通过理性的讨论和现实的创作，使马克思主义文论显露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质，实现了其中国化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并不是突然而发，而是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鉴于异域文化思潮的传播需要精通异域语言和本土文化的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整理，使之脱离水土不服的地方，与中国社会现实彻底结合，走中国化的发展道路，留学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重任。尽管国内学者(如茅盾、冯雪峰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广和传播做出过贡献，但也要看到，他们不是纯粹的足不出户的学者，而是视野开阔、对外来文化很感兴趣并接受过系统学习、熟悉外国语言的人。整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留学生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左联时期的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抽象的、植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体系，与国内民众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文学理论不成体系，散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作品中。所以，要想让普通的民众接受与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需要一种传播媒介。这种媒介通过自我转化与更新，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的形式顺利地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从而完成大众化的过程。”［5］这个媒介工具就是左联的留学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阵地，留学生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现实主义的表述，一般以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书信为经典。即“……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6］这种理论传入中国后，在国内思想界受到广泛欢迎。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承载教化的功能自古有之，“文以载道”已是文化内核，根植于文人心灵当中。二是上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需要现实主义摇旗呐喊，杀出一条新的血路。在这条道路上，留学生中的优秀个体和群体都在自觉地为之努力。作为老一代留日学生和左联的灵魂人物，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有益贡献。埃德加•斯诺曾经赞美他是中国的伏尔泰，认为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更甚于文学上的。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文人……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一页”。［7］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运动后，鲁迅对黑暗的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希望能用手中的笔，像匕首一样投进反动者的胸膛。他的作品针砭时弊、痛斥社会黑暗，被当政派所嫉恨，而这正是马克思的现实主义对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鲁迅的影响是空前的，但太阳社、创造社的留日青年却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对他进行恶毒攻击，称他抛却现实，“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的观察，这期间藏了怎样阴险刻毒的心”;是中国的“唐•吉可德”，作品属于“趣味文学”。［8］这些言论不但全盘否定了鲁迅在“五四”新文学中的成就，而且把他视作革命的对立面加以评判。鲁迅是一名斗士，当然不可能对此说法屈服。在年轻学者的围攻下，鲁迅开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感慨地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9］1928年鲁迅主编了《奔流》杂志，通过登载俄国作家托洛茨基等人关于苏俄文艺批评的对话，鲁迅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基于个人的观察和体悟，针对当时喧嚣一时的革命文学，鲁迅表达过个人的看法:“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19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10］鲁迅对文学的反思也体现在后来的行为上。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提出作家应“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明白革命情况，目的为了工农大众、战线统一”［11］等观点，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理论方针。与同时代学者有区别的是，鲁迅在严酷的斗争现实基础上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人性、文学的政治性等观点，但理解更深，可谓是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拔高解释。但作为党外人士，鲁迅更多的是通过个人影响力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具体的工作则由更为热情、年轻的留日学生周扬与胡风承担。1931年，23岁的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代替冯雪峰成为左联的实际负责人。周扬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针对当时的文艺状况，一直坚持走文学与政治结合的道路。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为政治服务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把文学与政治直接捆绑在一起销售，却是始于左联，成于周扬。周扬在政治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一方面，左联当时受党的直接领导，而周扬是党在文艺政策方面的代言人，他的文艺理论从创建到完成，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另一方面，左翼自成立之后，上有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有自由主义的批判，下有内部成员的宗派矛盾，领导的压力很大。“周扬对当时左翼文学的寄望重点在于解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提升普罗文学的战斗力，击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的影响与进攻，身处特定年代的周扬不能不考虑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面对的敌对阵营的挑战，以及左翼革命文学内部的分歧，因此，他偏向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推进左翼文学的革命性与阶级性的理论”。［12］在带领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文字论争时，周扬把现实主义的政治因素发挥到了极致。1932年，留日学生、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对左联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观点极为不满，对此提出质疑。自由主义作家苏汶也撰文支持，认为“创作的标准不只是正确，更应该考虑真实，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可以从现实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生活必须另行创造的结论来。”［13］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尽管胡、苏的观点从现在看有进步意义，但在时代背景下，客观上与主张阶级论的革命主潮相抵触，引起了左联的集体围攻。鲁迅带头写出了《论第三种人》的文章，周扬、瞿秋白、冯雪峰都撰文批评胡、苏。即使苏汶发文承认左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也未得到左联同仁的理解，而是继续加大了批判力度，最后以苏汶、胡秋原罢战为止。之后，周扬针对现实主义的观点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如《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等。1935年，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中对现实主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对艺术的典型性及真实性、创作方法、反映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展开了论述，其中心仍然是文学为现实服务，构建出了风格鲜明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也是左联在文学运动中第一次完整系统的理论成就。胡风的现实主义观点来源于真实的斗争与个体成长的感悟。胡风1929年到日本庆应大学学习，与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因缘结识，对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很推崇。胡风知识渊博，有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满腔热忱和忠实信念。1933年回国后加入左联，成为鲁迅的得力助手。如果说，周扬式的现实主义更多的遵从党内斗争需要，照搬前苏联，那么，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的遵从内心斗争需要，为之融入了时代特色。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狼子野心暴露，国共两党斗争加剧，身处乱世的人们既焦灼又无奈，对现实报以悲观态度。胡风的“主观精神论”出现，恰恰是解决社会精神危机的一种方式。在日本学习期间，胡风对“好胜求强，刚忍并存”的日本精神很是敬佩，希望国人也能以主观精神之力量，改变弱国形象，扫荡社会上的消沉之气。因此，胡风在自己的文学观点中，提倡作家对于“血肉的现实进行人生搏斗，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自我斗争。”

综上所述，左联时期，留日学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适逢中国遭遇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及内乱斗争，政治环境空前黑暗。严酷的社会现状不容许留日学生静下心来，从容地探讨文学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更加细化的研究，只能急匆匆地跟从时代步伐，融入社会潮流，表达自己的政治关怀，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行动，也是一种激情迸发的价值取向，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余地。这场运动改变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重铸了社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作者:贾辰飞 单位:西安思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