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比较

生态文明战略思想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开始关注自然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生态内涵。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孕育、形成和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建设的最高战略层面。本文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内涵、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试图比较中西方生态思想的不同，揭示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特点和优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遗产，切实结合中国实际，克服了西方生态主义的空想性，克服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在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

经过西方学者的发掘与阐释，经过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解读和实践，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1］在1995年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最早的社会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学界对于马克思很早就从哲学高度关注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主义在破解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包括:第一，自然界优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类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158“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209第二，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生产，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的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163美的规律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的生产方式都是不美的。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式都是与自然规律、美的规律相违背的。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料与自然界实现物质的交换。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创造、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自然环境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以内。资本主义一方面把自然界当作财富的水龙头，另一方面糟蹋自然，把自然看作“污水池”。第四，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自然界真正复活”，“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85。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原则和方向。

二、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根本原则是所谓生态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一味鼓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受极限。生态主义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近代以来宣传的启蒙理性都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质疑并批判西方社会自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成果。提倡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倒转。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以生态取代人类的中心位置，把整个生物圈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的价值，而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中心部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和平衡为依据。人类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应该在尊重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中心主义对工业生产、经济增长都抱有一种敌意的态度。有论者主张摆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欲望，在经济上实现零增长，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社会。作为一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西方生态主义借助生态科学的理论资源，宣传生态环境的最高价值，试图在精神上超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方生态主义以生态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做法显示出“反人类”或者“超人类”的倾向，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对未来的零增长的生态社会的构想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主张应当激活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资源，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精神分析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他们期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必然矛盾的揭露来引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和方法，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的阐释来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提出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6］116，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适用价值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作重点的阐发。在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主要是通过研究者的阐发建构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属于一种理论话语，它所提出的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以生态理性理论取代经济理性理论等策略缺乏向社会现实层面延伸的有效方案，无法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和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其影响力多数时候停留在西方高等教育的体制内。“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6］117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弱化”了。有批评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6］117。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战略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既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也包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中，中国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方针;邓小平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要求各级领导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构想，把生态文明确定为国家发展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7］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们既能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又能享有良好的生态文明成果。在党的十八大上，进一步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开拓一条“生态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8］7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8］3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进行生态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经过几代人的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不断走向成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部署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理论创新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在实践中总结理论，以理论推动实践展开，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其一，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要求;其二，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制度安排上、在利益导向上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其三，以体制改革为核心，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环保法规，加强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污染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以绿色GDP遏制因政绩渴求引发的以环境换经济的发展冲动;其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增加经济发展的科技附加值，以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理污染、恢复生态，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其五，培养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生态文明战略思想体系的建立，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行与发展。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建设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与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特点。首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坚持人的主体地位，而西方的生态主义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生态主义抨击的那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文精神，本是无可厚非的。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极端人类中心的观念缠绕在一起为开发自然资源大肆污染环境时，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才会成为问题。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既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又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会极大地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质量，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以人为本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冲突。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其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同于西方生态主义的“零增长”。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不要经济发展。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2013年5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9］107。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对生产力的保护和发展。在现实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对清洁能源和高效生产技术的需求会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倒逼”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以实践为导向。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资源承载力，把握自然规律，以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伟大工程。西方的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圈子，而无法真正进入社会实践，原因就在于其指导思想本身是以理论建设为导向。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经验。法律的制定、干部的考评、科研投入的倾斜、生态教育的展开、学术研究工作的支持，等等，说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实践是理论的自然延伸，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在实践层面的开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战略在思想层面的合理性、有效性。在具体落实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明确的、合理的时间表和严格的制度体系。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制定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展范围波及全国的环保督查，这些在实践层面采取的措施又为进一步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有别于西方的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呈现出独有的优点，即指导思想先进性带来的深刻性，制度优越性带来的实践性，政党组织广泛性带来的全民性，从国情出发切合中国实际的有效性。首先，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在哲学高度上领先于西方生态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毫无隔阂地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滋养，从头脑深处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共产主义的建设目标统领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事半而功倍。其次，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并不能保证生态环境问题的自动解决。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工程，牵涉到经济产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先进的制度作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很容易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污染严重的产业、把环境危害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一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党和国家提出了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国家战略，主动淘汰落后的污染严重的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安排财政资金实行产业更新换代，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中国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的局面，重点发展污染相对较少的第三产业，同时推行退耕还林等重大工程，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收到了显著成效。再次，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共产党员具有的广泛代表性使民众的意愿能够及时传达到党组织，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借助为数众多的党员能够迅速反映给社会各界群众。党和国家的战略能够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是指，它在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既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也控制着经济、社会、军事、司法等各个领域的权力，决定着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以及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等。”［10］在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项巨大的实践活动中，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国，这一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党的十八大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11］党的领导能够帮助人民群众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团结起来为生态文明建设而奋斗。最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制定各项战略，针对性强，可操作度高。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于西方，相对比较复杂。主要问题有因贫穷导致的生态破坏，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滥砍滥伐导致的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城市生活的光污染、噪声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等。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区别对待，具体把握。另外，生态问题往往和区域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或者观念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环境保护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把生态问题和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结合起来。2013年4月2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谈到:“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9］103总的来说，执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的带头作用、先进思想的指引、全民的积极参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综合使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与众不同之处。从历史上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不重视自然规律，不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消失的几大古老文明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与人类文明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2］。只有在思想上、行动上切实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做准备，才能为两大和解的实现开辟道路。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走过一段弯路。痛定思痛，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真抓实干，才能为子孙留下碧水蓝天。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认识最深、推进最快、成效最大的时期”［11］。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新问题，需要解决新困难，生态文明战略思想还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作者:张晓东 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