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人类学语境中马克思政治哲学

一、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缘起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增强，其与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益加剧，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此起彼伏。这种状况似乎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见：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事态的发展远没有如此乐观，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积累了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的经验，还因为“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分化的明证，马克思政治哲学遭到质疑，人类解放的呼声被各种政治噪音冲击。马克思看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相互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马克思不愿就未来的预见与其反对者展开理论的纠缠，他郑重地对待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走势，并决定在资本主义危机到达顶峰之前不出版《资本论》第2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与此同时，他将目光投到当时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及古代东方社会的历史资料上，再次“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退回书房”的他并非致力于完善《资本论》第2、3卷，而试图摧毁私有制亘古如斯的神话，彻底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悖谬，以经验事实说明“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当时，欧洲的人类学研究取得可观的进展，不仅表现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神学的思辨模式提出强烈的挑战，而且表现在巴斯蒂安、泰勒、麦克伦南等探究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式著作的诞生，他们对古代生产方式与文明样态的分析不尽一致。马克思曾从一般发展角度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认为可以运用对资本主义做出的结论“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以高等动物的特征思考低等动物的构成毕竟只是逻辑推断，欧洲人类学研究对原始社会的直接考察比间接推断更有说服力，在对欧洲人类学著作的阅读中，晚年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完成了由摘录和评论构成的5本人类学笔记。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并非出于偶然，并非体现了“不可原谅的学究气”，而旨在从全新的角度解决现实问题。早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曾选修人类学课程，在研究历史发展脉络的时候，他一度留意印度公社所有制，认为罗马和日耳曼私有制可以从印度公社所有制中推出来。在肯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上，他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当读到毛勒对德国马尔克公社的研究时，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当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进入马克思视野时，他与俄国民粹派多次通信探讨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并打算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俄国土地问题做出阐述，他“退回书房”阅读了大量关于人类学与古代东方社会的文献，在历史适用层面做出一定的纠正，也引发了恩格斯对此类问题的兴趣。

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整体脉络来看，对人类解放问题的关注伴随其始终，晚年人类学研究仍致力于解答该问题。此前他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必经的历史阶段，“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当东方社会没有与世界交往的时候，入侵似乎是文明推进的路径，马克思一度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理解为历史发展的阵痛，但事实却是“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因此，应该关注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具体视角观察具体问题，而非对唯物史观一般规律教条地运用，正是这种视角开启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晚年马克思思路拓展的社会成因在于，来自东方的社会革命孕育希望，以往的预见——“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因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而不得不加以反思，而东方革命的趋势日益加速，“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期待这场“指日可待”的斗争胜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俄国危机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土崩瓦解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

马克思晚年研究兴奋点的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停止《资本论》第2、3卷的发表，转而摘录和评论大量关于人类学和古代东方社会的资料，原因在于欧洲人类学研究提供的可资辨别的经验根据及东方社会革命具有的现实意义，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执著批判获得新的生长点：前者论及私有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从公有制中脱胎而出；后者则鲜明地拒绝资本主义的同化。因此，马克思提出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经阶段的论述仅仅适用于西方社会，如果人们误解地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样，“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看到在西方期待资本主义丧钟敲响的同时，可以且能够探索其他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即以历史发展多线论丰富和发展以往偏重论及欧洲革命带动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实现模式。

二、古代社会政治与无功利交往

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确实令人兴奋，它们不仅增进了人们对古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了解，而且呈现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的意义。马克思关注摩尔根对血缘关系的论述，“一旦原始群为了生存必须分成较小的集团，它就从杂交转变为血缘家庭；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这种家庭组织形式的转化乃是出于“自然选择”，血缘家庭推动氏族社会的形成，即避免兄弟姐妹之间通婚的弊端，“氏族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的婚姻，创造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这种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制度并非表现为商品交换，而“必然流行生活上的共产制，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古代社会产生于血缘家庭的发展，并非由分工和交换确立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认同古代社会的公有状况，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个人”与“公社”融为一体，“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晚年马克思着意指出原始社会不同于生产社会之所在，即劳动协作并非以交换为目的，古代社会尚未触及人的异化，交往发生在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几乎没有功利可言。他对梅恩关于原始社会存在专制的判断提出批评，他认为“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古代社会并不存在专制，其劳动协作为了原始共同体与个人的双重利益，人们的交往完全出于自愿，没有专制的政治模式，这与奴隶社会以来人们的政治命运颇有不同。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产生，摩尔根对私有制的缘起与古代社会政治做出不凡的阐述：“在野蛮时代晚期，由于人的个性的发展以及当时个别人拥有的大量财富的增长，便产生了贵族；使一部分居民永远处于卑贱地位的奴隶制，促使形成以前各文化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立状态；这种情况，再加上财富和官职，产生了贵族精神，这种贵族精神是和氏族制度所培植起来的民主原则相对抗的。”可见，“个别人拥有的大量财富的增长”使人们的交往发生变化，“贵族”和“奴隶”趋于“对立状态”。值得提及的是。与巴霍芬、麦克伦南、拉伯克等人类学家比较而言，摩尔根的结论更为切中肯綮，他“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摩尔根试图为人类史前史确立系统，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其笔端娓娓道来，他对易洛魁、希腊等氏族的介绍，囊括对议事会、人民大会、军事首长等政治组织机构及政治领袖的说明。氏族社会已经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马克思从中看到政治冲突不可避免。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得复杂的需要，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权力就逐渐被剥夺，移交给了新的选民团体”，加之文字、商业、航海等的产生，氏族制度的崩溃乃是迟早的事情。此后，“在为时较短的文明时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的财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专制政体、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阶级，最后，带来了代议制的民主”。

这种人类史的梳理方式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认同，但马克思最感兴趣的并非人类史的脉络，而是母权制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和政治模式，“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为什么能够如此?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不言而喻，马克思拒斥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土地私有是“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对于遭到英国殖民者破坏的印度来说。当时唯一保存完整的俄罗斯农村公社尤其值得关注，“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因此，“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对于这类公社的命运，马克思视之为珍贵的历史标本，期望仍幸存的活化石产生现实的启示，从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原始交往对生产力的促进也是明显的，“地广人多的公社，特别有能力减轻旱灾、瘟疫和地方所遭受的其他临时灾害造成的后果，往往还能完全消除这些后果。他们由血缘关系、比邻而居和由此产生的利害一致结合在一起，能够抵御各种变故，他们受害只不过是暂时的；危险一过，他们照旧勤勉地工作，遇有事故，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望全体”。原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可以在危害降临的时候“指望全体”，这种政治优势为私有制干预下的社会生活所无法企及。当土地公有的局面遭到分割，人们的交往逐渐增添了猜忌、侵占、压迫、剥削等元素，生产力的发展局限在经济领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逐渐进入社会政治生活，人们不再“指望全体”，而为自己的既有利益和可能获得的未来利益申辩。

应该说，马克思晚年对原始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和无功利交往的称赞，绝非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神往。当欧洲社会危机没有在最快的时间导致资本主义崩溃，资本主义社会在调整自身弊端的同时在一定时间内仍有发展的空间，东方社会革命气势上升意味着革命舞台的转移，难道真的有必要通过资本主义同化的漫长过程获得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对此表示怀疑。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看，欧洲社会比东方社会更具备抵达共产主义的生产能力；从生产关系状况来看，东方社会则比欧洲社会更具备抵达共产主义的生产环境。两者的目标殊途同归，只是后者要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低落时，东方社会应该有所作为，尝试跳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三、原始共同体复归的人学根据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这个“积极的战士”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消遁，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低落与工人中产阶级化令他非常失望，他曾从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视域历史地确证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当东方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马克思感到振奋，俄国民粹派强烈打击了沙皇统治，“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面对世界革命趋势的转变，马克思寄望于俄国革命的成功及其对欧洲革命的带动，这个观点在人类学研究中得以佐证。

马克思从不愿以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使人们在“揣测”中感到茫然，当事态发生变化的时候，他勇于纠正以往观点的不合时宜之处，用更为具体适时的结论取而代之。他曾一度低估俄国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的见解，认为俄国革命必然通过法、德两国的革命来带动，其社会发展也必经资本主义阶段，“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当时马克思等待资本主义社会衰败预兆的深化，但情况似乎没有如他当年预测法兰西内战那样准确，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私有观念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观点对《资本论》的结论给予挑战，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适时地回应了这种挑战，私有制产生于母权制的末期，公有制的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长得多，马克思逐渐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具有保存完整的村社的俄国社会，对民粹派见解的评价发生重要的变化，认为以往对赫尔岑的批评未必正确。

“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马克思看到俄国村社兼有集体观念和私有观念，人的异化并非不可避免，集体观念与私有观念的博弈可能产生两种结果：“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之所以没有对结果做出斩钉截铁的预测，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民粹派对沙皇的暗杀计划没有成功，土耳其也没有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但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表明其“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将成为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马克思对“私有原则战胜集体原则”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对俄国“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希望与对欧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理解紧密相关，原始社会的政治模式固然简单，但基本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人们既重视个体的发展，又认为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努力理所当然，生产关系和谐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公有制时代的政治在人们生活之中，私有制时代的政治则置身于人们生活之上或生活之外，后者让人们感到政治生活的异化，他们要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必然在摧毁锁链的过程中扬弃一般政治，确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政治哲学因不同时期关注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思想内核并非断裂的，而是分层展开的艺术整体。“晚年马克思通过揭示了人的活动得以区别于动物活动的真实历史过程。为阐明人的感性活动的辩证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不再以所谓‘人的本性’、主观性作为批判消极劳动和片面交往的基础，因而人的解放不是所谓的‘回复天性’。而是积极创造人的全面性，使人的活动和交往以人为目的。”以人为目的的交往若能取代异化，即“物象化”得到价值提纯，人类解放的现实便不再遥远，以俄国村社为基础发展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并非简单的复古，“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的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种高级的复活不仅汲取资本主义的经验，还具有以人为目的的价值根据，对全面性的积极创造是其应有之义。

鉴于血缘社会并非基于生产发展，而是人们的无功利交往，人们自为的力量得到关注，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完善生产关系的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可能的。马克思看到共产主义的其他实现方式，“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间。”既然如此，具备“历史所能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的俄国，何必要承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呢?“跳越卡夫丁峡谷”是值得尝试的选择，马克思觉得“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为期不远，“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刻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对共产主义做人类学层面的经验论证时，指出西方历史哲学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差异：“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是超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它不是“超历史的”，而始终在历史中得到丰富，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具体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身，可以说，这种与实践偕行的理论生成与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追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营养，对理解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