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返本开新/社会主义现代化

【正文】

一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历史条件，而主要由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把这种哲学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头脑”和“心脏”，极其关注如何使它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自我意识，使它渗透于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不断地变成现实，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的命运总是密切联系于社会主义实践运动；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兴衰成败，又总是联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得到健康的运用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的是双向互动、相得益彰的内在关系。

在新的世纪怎样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可以把这种关系简要地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的基本含义就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老祖宗不能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这一点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两方面认识：

第一，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20世纪初期和中叶这一事业曾经辉煌过，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目前在国际范围处于低潮期，而资本主义世界却相对稳定。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卡西迪所说：“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遗产被共主主义的失败掩盖住了。”（注：转引自俞可平编：《全球化时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30页。）这就需要通过“返本”来消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悲观主义误读。对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凯尔纳认为：“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注：转引自俞可平编：《全球化时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30页。）；德里达甚至这样认为：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运用来说，对唯物史观的真正理解与把握也需要不断地“返本”，即重视对马克思第一手经典文本的研究。恩格斯称马克思是这一理论的“第一小提琴手”，决不仅仅是谦虚。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声音并没有构成这一理论中的最强音，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斯大林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即使是列宁，那时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著作都还没有公开出版问世，他也没有可能对这些著作中丰富的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学说的一些重要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更是相对滞后。例如1936年6月才有候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哲学的贫困》和《神圣家族》的翻译出版更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以上这些客观历史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突出了在历史新时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返本”研究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返本”研究绝对不是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原典，更不是倡导“本本主义”，仿佛当代人类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恩格斯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为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都明确指出，如果把这种理论变成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就在于要求、并能够与时俱进，它的生命力全在于发展和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历史新时期的开辟就是“返本开新”的成功体现。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坎坷曲折，特别是“”中的严重挫折，究其原因既与长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有关，又与在一些重大哲学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因此，邓小平在粉碎“”后，面对历史的沉疴和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特别强调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他有力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在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努力恢复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的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了党的任务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162、163页。）这就是“返本开新”的基本要求。“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因此，邓小平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总是反对抽象地谈问题，搞空洞的争论；不赞成搞纯粹的逻辑演绎，或者企求从一般的定义、固定不变的公式中，寻求对问题的现成答案。他主张认识的具体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二

唯物史观指导社会主义实践，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现实运动每一时期所面临主题服务得如何。主题解决得好，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主题解决得不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曲折。应当说，无论是列宁还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是十分成功的，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随后产生的问题就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对于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所走过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总的评价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安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这个模式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但实际上即使在苏联也是不成功的。其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满足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要求。

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总结，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提示了处于世界历史环境大背景中的中国近现展的客观历史逻辑。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学说认为：就社会技术形态而言，以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社会前进表现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全面自动化社会；就社会交换形态而言，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人类社会的前进表现为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到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然后才有可能达到社会化的产品经济；就社会主体形态而言，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又表现为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最后才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三种社会划分标准的统一，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同时也揭示出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社会转型是任何民族都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它体现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为此，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第8页。）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几代志士仁人以忧患意识为精神内驱力，艰苦求索现代化道路的坎坷历史。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全部问题，表征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漫漫征程中的发展过程。

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就多次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基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162、163页。）历史上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实现现代化，才能发展、振兴，繁荣、昌盛，才能重返世界历史的主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个差异的方面。它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辩证法。它一方面肯定现代化的目标选择，另一方面又扬弃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矛盾着的两方面的结合，实质是开启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就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底蕴，坚定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首先不能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因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困难，而动摇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不能将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拒斥。其次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而动摇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由历史决定的。其基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排它性：少数西方大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侵略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剥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作为历史前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的另一历史辩证法是，既肯定我国根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实事求是地确认这种社会主义由于没有实现现代化，因而是“不够格的”。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揭示了我国相当长历史阶段的现实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过程也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困惑需要澄清：

首先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否正确？随着苏联的解体，有的人以“经济分析”为理由，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它们从一开始就犯有“原罪”，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唐．吉诃德式的行为”，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误会”。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这种情形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所造成的。思考这类问题不能离开具体的世界历史环境，不能将眼光囿于欧洲中心论。列宁晚年曾就这个问题批评考茨基等人的“学究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点也不理解”；“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古代日尔曼人在征服罗马之后，没有经过完整的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典型的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俄国和中国没有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这不仅没有违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充分说明普遍规律不会表现为“纯粹的一般”，它总是与某种特殊性相联系的。

其次是，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遵照“历史的启示”，然而由此也继承了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落后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又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而且许多对革命曾经是有利的因素（如交通闭塞、商品缺少流转等等），反过来对建设都变成了不利因素。这种社会主义因为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它又是“不够格的”。列宁晚年曾经确认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完整的社会主义”。他为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于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列宁还提醒人们，俄国这样的国家将会遇到的困难是：革命容易，建设难；开始容易，继续难；生产资料公有化容易，生产力社会化难。中国比之俄国更落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使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从“不够格”到“够格”起来。这就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

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返本开新的根本目的。为此需要解决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认为，对于现代化“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应当将其视为近代人类社会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全面发展进程，泛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包涵着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全方位的变革。因此，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则，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但这绝不意味着将其简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对于这种传统理解，西方学者纷纷进行了批判。胡塞尔认为，由于过分迷恋于现代化的经济效果，却“漫不经心地抹去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代化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其结果使人成为物欲的牺牲品，苦苦挣扎于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之中。”（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注：转引自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因此，尽管经济尺度重要，但绝非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这就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必须契入价值判断，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结合，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这一精神正是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社会发展进步，应当是“通过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具体体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体系。马克思从宏观上将其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相序的层次。恩格斯根据这个观点，把广义的生活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他们都指出，人的需要是发展的，当低层次的需要基本满足之后，就不再成为主要的追求；人的需要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还有社会政治的、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的多种价值追求。由此，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要不断研究这种人民群众需要的“日益增长”，即发展变化；要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只是着眼于“物质需要”，而忘记了“文化需要”；要深层次地看到以上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立体的，这种“落后的社会生产”应当包括落后的物质生产、落后的精神生产、落后的人口自身生产、落后的社会关系生产等四个方面。只有立足于这种认识，才能全面正确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服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即如何发挥这种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从历史上看这种跨越是可能的，已经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在独立后赶超英国、日本在战后追赶美国、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追赶西欧。关键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研究总结说：“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它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它民族的目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页。）在如何善于认识机遇、珍惜机遇、把握机遇、用好机遇问题上，同样需要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这主要是指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诠释，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一种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主要基础，集知识密集型、智慧型和信息型的新的经济形态。它区别于人类历史先后出现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主要表现为驱动力不一样。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土地、自然资源，也不是资本和一般劳动力，而是知识成为财富之源。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内容将是以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为主。突出的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趋加强；标志着从开发有限自然资源转向开发人类自身无穷的、潜在的、没有束缚的知识创造力；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的人的个性进一步解放的结果。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将其当作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为了做到这一点，特别需要提高认识。只有理解从马克思说的“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这一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确立“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以跳跃的方式前进。如果失去这个历史机遇，那就会使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加扩大。

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另一个机遇就是经济全球化。对它的认识也需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虽然“全球化”一词只是80年代才出现，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运动时，就已经提出这是一个从“地域的”和“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他们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88页。）马克思晚年在提出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把它们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页。）这就必须全方位地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只有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方能在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