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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重典治吏思想对当今反腐倡廉的启示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整治贪官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新一代领导集体加大了整治贪污腐败的力度,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机。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吏治,其中不乏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明朝初年,朱元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重典治吏的政策,制定一系列严刑峻法来整饬朝纲,对肃清明初的官吏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分析明朝重典治吏的原因、内容和影响来反思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关键词:明太祖;重典治吏;反腐倡廉;启示

一、重典治吏的原因

(一)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的历史教训。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对百姓横征暴敛,全国弥漫着贪腐之风,卖官鬻爵盛行于世,“邀买名爵”的现象层出不穷,“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至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1〕。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致使百姓揭竿而起,直接推动了元王朝的灭亡。朱元璋出身于平民,亲身经历过元末社会的动荡不安,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皇明通纪》记载:“正月,李善长、徐达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屡表劝进不允,乃率诸臣奉上即吴王位……谕善长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元氏昏暗,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2〕朱元璋刚登基时,就着重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他指出:“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3〕刘伯温也赞成先振肃纲纪再施惠政,认为:“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纲纪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4〕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意识到只有重典治吏,才能巩固新生政权,并对刘伯温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5〕(二)朱元璋个人的成长经历。朱元璋家境贫寒,自幼吃尽苦头。他父母兄弟均死于瘟疫,孤苦伶仃,经人介绍到皇觉寺当和尚谋生。但刚入寺不久,“寺主以岁荒,散遣徒众”〔6〕,朱元璋只好外出化缘,四处行乞。行乞的这几年,朱元璋吃尽苦头,饱受人间冷暖,他曾回忆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爷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7〕他对底层百姓的艰苦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又亲历了官吏的腐败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的苦难,恨透了贪官污吏,同时也深知吏治秩序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影响。他曾自述:“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8〕(三)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不断。大明王朝建立之初,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不断,派系林立,党争频繁,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之间的斗争最为典型。李善长和刘基都可谓是朱元璋的肱骨之臣,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二人长期不合,所以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争斗成为当时最大的派系之争。除了党争,朱元璋集团的许多文臣武将与其本人也有诸多矛盾。以胡惟庸为代表的地主出身的文臣与朱元璋钩心斗角,最后被其处死,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也以此为导火索被废除;蓝玉等农民出身的武将同朱元璋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严重影响着朱元璋的皇权,这些武将中绝大多数也被朱元璋处死。〔9〕事实上,刚建立的大明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巩固政权,铲除统治阶级内部的敌对势力,解决各集团的矛盾,朱元璋选择了“重典治吏”的办法作为突破口。他通过“重典”先后除掉了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临川侯胡美、曹国公李文忠等等。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靠功臣取得天下,天下既定后,尽取天下之人杀之,其残忍千古未有。(四)解决明初吏治腐败的需要。官吏腐败现象并没有因为大明新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改变,有资料记载当时的官吏非常腐败:“官贪吏污……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0〕作为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宋元统治者对官吏的过分放纵而导致的国家不安、社会动荡的教训,一改前朝统治者的宽容政策,采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百官,使明初的官场风气大为改善。(五)明初复杂的政治形势。明初,各地还有一些起义军活动,朱元璋对此既厌恶又害怕,因为这是他取得政权的手段之一,他生怕明王朝政权会因此颠覆。与此同时,蒙古人虽被赶到了漠北,但是其骑兵的威力未减。且蒙古贵族为了重返中原,私下贿赂明朝官员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让朱元璋的内心感到很不安。所以,朱元璋需要通过“重典”来巩固政权,稳定政局,打击私下接受蒙古贵族贿赂的官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朱元璋得出结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又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

二、重典治吏的内容

(一)严立法禁,用法严苛。和历代的统治者相比,朱元璋对立法十分重视。他认为“治乱世,刑重典”。如前所述,明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复杂。同样,在社会经济方面,明初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此时堪称乱世,需用重典。朱元璋首先制定了《大明律》,它历经三十多年,经多次修订而制成,规定“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盗窃,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六赃”有四个都与惩治贪官污吏有关。随后,又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编纂《大诰》,这是一部“征创顽奸”的特别刑法,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条文都是针对贪官污吏的,其惩处程度比《大明律》更为严苛,甚至可以以《大诰》破《律》。可见,朱元璋在立法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二)注重法制教育,预防官吏犯罪。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格外注重对官吏的法制教育,他希望通过让官吏学习法律知识能够使他们自觉遵守法律,预防犯罪。他告诫官吏:“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违法,犹行荆刺中,寸步不可移。”洪武二年,蔡哲出任福建行省参政,临行前,朱元璋对他说:“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唯利是图而不知有义,君子则唯义是守而忘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11〕朱元璋要求各级官吏熟记律令,并在明律中予以规定:各级官吏,一定要熟读律令,弄清其中的意思,以此来处理日常事务。如果官吏不能讲解、不明白其中意,第一次犯这个错误要罚一个月的俸禄,第二次重犯笞四十,第三次重犯则降级使用。〔12〕通过这些措施,官员的学法守法意识明显加强。(三)法外用刑。朱元璋大搞法外用刑,滥行诛戮。例如,朱元璋要求地方官吏在衙门旁建一座土地神庙,在当时又被称为“皮场庙”(朱元璋剥贪污官吏人皮的地方)。《大明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的官员将在“皮场庙”被剥皮实草,悬挂于衙门口,从而来震慑其他官员,使其不敢贪污。除此之外,朱元璋为了维护皇权,强化君主专制,开创了“殿陛杖死”大臣的先河。朱元璋之后,明朝历代皇帝都经常对大臣实施“廷杖”之法。〔13〕为了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维护自己的皇权,朱元璋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来跟踪朝廷大臣,监视官吏和民众的言行。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不受政府司法部门管辖。锦衣卫一旦发现犯罪行为,可以直接缉拿罪犯,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这严重地破坏了司法秩序,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四)严禁朋党和内外官勾结。朱元璋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深知朋党和内外官勾结会严重削弱皇权,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严禁宦官干政。此外,《大明律》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即宦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为防止结党营私,《大明律》规定只有皇帝才有权任用官吏,“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明初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发生后,坐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达3万余人。朱元璋通过行重典来控制官吏的行为,加强了中央集权,所谓遇事者“取自上裁,临时处治”。(五)制定严密的官吏考核和监督制约机制。明朝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用官吏,此外还有荐举制度和捐纳制度,如果荐举者所荐举的人在任职期间违法乱纪,其也要为之前的举荐行为负责。在官吏考核方面,明朝规定了“考满”和“考察”两种标准。“考察”是指不以官吏的任期为前提,对其进行全面的考核;“考满”是指以官吏的任期为前提对其进行的考察,任期分为三年、六年、九年三档,每一阶段考核又分三种标准:称职、平常、不称职,以此来决定官吏的升迁和贬黜。〔14〕在监察制度上,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建立了由监察御使、按察使、六科给事中组成的严密监察网,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百姓检举制度,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官员。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如果地方官贪赃枉法或者玩忽职守,农村中的长老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诉;如果普通百姓发现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可以直接捉拿官吏,并向官府报告,如果官府不予受理或者包庇犯罪官吏,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重典治吏对今天政府反腐倡廉的启示

(一)加强法律及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朱元璋历经几十年,制订了《大明律》《大诰》等众多的法律文件,目的是让反腐倡廉有法可依,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去规范官员的行为,以震慑他们不去触碰腐败的红线。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以法律的威严去震慑不法行为。近年来,我国在法律和制度建设上确实增加了许多反腐败的条文,但它们不够集中,缺乏系统性,对腐败的威慑力不足。所以,进一步加强法律及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要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在立法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二)公平、严格执法。制定良法是前提,但公平严格执法才是关键。如果制定了良法而不去用,即使再好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当作摆设,这样就使立法工作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朱元璋不仅花大量的功夫去立法,并且严格地执行法律。他冒着部下胡大海造反的危险杀掉了他的儿子;他不顾血浓于水,亲手杀掉视如己出的侄子朱文正,为的就是做到公平执法,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今,我国通过多年立法工作的努力,法制体系建设已经较为完善,但贪腐现象仍然存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执法不严。如果行政机关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按照相应的程序严格、公平执法,不徇私舞弊,不玩忽职守,只讲法律,不讲人情,就能更好地打击腐败行为。〔15〕只有公平、严格执法,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取得反腐倡廉斗争的胜利。(三)广泛发动群众对社会腐败现象进行监督。朱元璋创造性地发明了百姓检举制度,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官员,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创举。我们党向来主张人民群众路线,对于反腐败斗争,更应该坚持人民群众路线。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只有牢牢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开展反腐斗争。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反腐防变必须依靠群众,离开了群众的力量,腐败难以遏制和消除。〔16〕随着网络的发展,百姓监督的渠道越来越多,我们通过媒体的力量发现了不少贪腐行为。因此,各级政府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大力拓宽监督渠道,使其合法化、制度化。此外,已经建立的百姓监督制度,如上访制度等实施得很不到位,存在着政府阻止、非法监禁上访者的现象。很多上访者将意见传递给有关部门后,并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些方面,政府还需加大改进力度,使好的制度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四)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朱元璋主张法律条文应该简单易懂,便于理解记忆,并将法律知识作为官吏考核的必修课,这大大加强了官吏学法的积极性。官吏对相关法典越熟悉,法典对其的警戒作用就越强。因此,党和政府应当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党员和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完善法律知识,牢筑抗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防线,使得党员和干部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朱元璋还要求百姓熟悉法律,这可谓高瞻远瞩。他知道,如果人人都知法,必然有利于其守法、用法,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观我国当下的教育现状,并没有十分重视法律法规方面的宣传和教育,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缺乏法律常识,更不用说那些普通民众了。教育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教育建设,多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普及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让懂法、守法、用法成为一名合格公民必不可少的技能。(五)去人治、取法治。明初制定了许多法律,但在具体执行方面还不够严谨,存在着许多“法外用刑”的情况,甚至有些做法还是朱元璋的直接授意。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悖于律法精神的,它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滥杀无辜,践踏了法律的尊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应该予以否定。如果究其原因,责任也不完全在朱元璋,因为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皇帝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于一体,主观随意性大,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种封建制度下,根本无法真正实现法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如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积极推进反腐的法治化,目的是让国家的经济得到更好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更大提高。反腐倡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回望中国几千年历史,哪一代的兴亡不是和反腐斗争息息相关呢?从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到清朝的“康乾盛世”,当权者都是在反腐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反观历代的灭亡,都是贪吏横行,卖官鬻爵等腐败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因为历代王朝中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人治是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法治是不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历史,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通过法治来进行反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是世界范围内进行腐败治理的策略选择。我国也应当加大力度进行法治反腐,建立一个清明廉洁的政治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邹一帆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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