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蕴涵依据和策略

摘要：腐败是社会病毒，既侵蚀着党和国家的健康肌肤和政治生态，又腐蚀着廉洁市场和廉洁社会的肥沃土壤。在腐败现象产生的众多缘由中，个人价值观的迷失、裂变是个人腐败行为发生的精神根源，社会价值观的被扭曲和腐败亚文化的形成是社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文化根源。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制度之母。因此，高度重视并运用价值观教育方式反腐倡廉，构筑“不想腐”的价值观防线，可选择正确价值观教育、廉洁文化培育和法规制度建设的策略深度有机融合式治理腐败。

关键词：价值观扭曲；价值观教育；腐败文化；廉洁文化；反腐倡廉建设

腐败是政治之癌和社会病毒，既侵蚀着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和政治生态，又腐蚀着廉洁市场和廉洁社会的肥沃土壤。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严惩腐败、狠刹‘四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一些滋生于腐败的思想病毒正在被清除”[1]。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假丑恶、弘扬真善美，引领社会进步扎实推进。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同时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部法规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划清了新形势下共产党人的道德高标准和纪律底线。这就表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方面下功夫，而且积极地向实现“不想腐”的策略和体制机制转变。因此，全面深入具体地探讨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蕴涵、依据和策略，从价值意识和文化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生长，就是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实践进程对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提出的紧迫现实课题。

一、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深刻蕴涵

一般而言，在思想教育方式反腐倡廉、法治方式反腐倡廉和社会运动方式反腐倡廉这三种方式中，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是思想教育反腐倡廉的具体化。在当代中国建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过程中，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方式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腐败，向来就被视为一种政治弊病和社会病毒而遭致民众的谴责，它极大程度地削弱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伤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及社会和谐稳定。腐败的集中表现就是官员为了谋求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常常通过权力寻租以获取贿金等不法经济收益或某种特权。其思想根源在于精神堕落特别是官员价值观的迷失和裂变。尤其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当部分官员发现，与快速发展的经济所催生的新富阶层相比，自己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都较低，往往也迫切希望从经济繁荣中分得一杯羹。[2]（P234）此时，面对种种诱惑，部分官员再也无法坚定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观念和坚守正确的价值选择，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一些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抛之脑后，伴之而来的是贪污腐化、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盛行一时。纵观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例，不难发现，究其本质而言，一些党员干部腐败行为发生的思想根源在于其价值观的迷失和裂变；而社会歪风邪气滋长和潜规则发生作用的精神根源则在于社会价值观的被扭曲。就整个社会范围而言，价值观的迷失、扭曲和裂变容易滋生腐败现象，而腐败现象的恶化又助长被扭曲的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扩散，进而在全社会催生猖獗的“腐败亚文化”，严重污秽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就容易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被扭曲的价值观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之间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圈。因此，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就要解决滋生腐败的精神根源即价值观的迷失、裂变和被扭曲问题。这就不仅要继续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把干部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而且要加强从价值观教育层面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构筑“不想腐”的价值观防线。所谓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运用正确价值观教育的方式反腐倡廉的简称，包括了运用正确价值观预防、控制腐败亚文化和腐败价值观，倡导廉洁价值理念这样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领导、动员全社会力量，通过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改造社会各种文化成份的力量对比关系，即改变全社会的腐败亚文化与廉洁主文化的力量对比关系，重构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社会文化创建活动。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主要内容如下：

1.通过价值观教育矫正被腐败现象扭曲的利益观、公私观和权力观，倡导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观。众多的腐败案例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关键就在于其利益观、公私观、权力观出现严重扭曲，“将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置于规则和大众利益之上，是非荣辱不分”[3]，滥用权力谋求个人私利。一些党员干部如果无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为民”还是“为己”的价值选择上出了问题，其必然会误入歧途。“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公私观，重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或价值观防线，既是目前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修养的切入点，也是目前将反腐败进行到底的一种智慧选择。”[4]所以，党员干部要积极抵制腐败，就必须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主动加强对自身正确价值观的修养和再教育再强化，坚决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自身思想的侵蚀，积极倡导和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观。

2.通过价值观教育遏制由社会腐败亚文化滋生的歪风邪气，重塑社会的清风正气。腐败是一种“官员为了谋求私利滥用公共威权的复杂行为”[5]（P9），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腐败现象大量地表现为行贿和受贿行为。社会的贿赂文化蔓延开来的主要表现就是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驱动人们牟取私利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传染性，当其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中后，就会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所谓‘腐败文化’”，“‘腐败文化’的猖獗极大地助长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的道德观念，使得不正之风盛行，腐败行为频发”[6]。由此可见，腐败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其所反映的这种扭曲的价值取向如果得不到有效地遏制和惩戒，它将会迅速扩散和传染，进而形成一种四处蔓延和肆虐的“腐败文化”。各种“潜规则”、“关系网”、“升官发财”的错误观念盛行不止，将会带来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集体滑坡，甚至无形之中造成了腐败的“日常化”、“合理化”。可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讲，积极扼杀歪风邪气，重塑社会风清气正更加重要。而扼杀歪风邪气，重塑社会风气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价值思想引领社会思潮，重振社会风气，净化滋生腐败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

3.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批判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资本主义腐败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廉洁文化。腐败行为发生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价值观的迷失和裂变以及社会价值观的被扭曲，是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资本主义腐败文化逐渐渗透、侵蚀、腐化的结果。中国社会经历的封建主义历史比较长，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深刻持久。同时，“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7（]P94）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所带来的腐败机遇，面对形形色色的物质利益的诱惑，部分党员干部将人民利益抛之脑后，贪图享乐，骄奢淫逸，腐朽堕落。用价值观教育的方式反腐，就是要坚决批判官僚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坚决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侵蚀，积极倡导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加固筑牢党员干部精神长城、思想防线，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观。

二、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科学依据

从理论上看，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属于思想教育反腐倡廉或文化反腐倡廉的范畴，其实就是从思想源头上直接地遏制腐败价值观的滋生蔓延，在全社会直接地倡导廉洁价值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科学地理解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这个命题，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

1.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理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意识具有能动性，能够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时下社会上经常说及的‘价值观’，应该当作‘价值观念’来解释”，“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的系统”，“……有自觉意识的”[8]（P137）。“……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对人的思想、感情、言论和行动起着普遍的整合和驱动作用……构成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9（]P153）因此，价值观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起着指引和驱动的作用，是人们评价某项行为可取与否的判断标准。如果这个标准出现了扭曲，那么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就会发生错误。一些党员干部正是因为价值观上出了问题，正确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迷失，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占领了他们的思想阵地，才导致其行为选择上发生偏差，进而误入歧途，走上了贪污腐化的不归之路。此外，唯物辩证法矛盾的观点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一个人腐败行为的产生，根本原因还在于腐败官员的思想防线不牢，价值观发生迷失和裂变。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正是基于价值观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内外因矛盾运动的原理而形成的一项反腐倡廉措施，即用正确的价值观纠正被扭曲的价值观，用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廉洁价值观，从思想根源上遏制腐败价值观的生长。

2.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历史依据。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不仅能够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价值哲学思想的理论证明，其本身就是一种久经历史检验的反腐倡廉手段。在古代中国，清正廉洁一直为人们所赞许，被视为官德之首，官德教育也被纳入官员政绩考核项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反腐倡廉取得了实效。土地革命阶段，积极倡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将农民成份占多数的党员队伍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党员队伍，将旧式军队改造成为人民的革命的军队，其本质上就是从思想层面加强对党员队伍及党领导的军队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教育，以克服小农意识和旧式军队的腐化作风。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更是特别叮嘱广大党员干部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0（]P1438、1439）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思想，并倡导用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1（]P368）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指出：“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防止和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是极为重要的……”[12（]P210）。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总结从思想教育和法规制度层面反腐倡廉实践基本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一些人堕落为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13（]P598），并反复强调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特别提出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4（]P84）。

3.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现实依据。从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例，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行动揪出的一大批长期腐败窝案、串案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腐败，根源在于其公私观的严重扭曲。腐败官员不顾公众利益，只图私利，严重背离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积极采用从思想教育和依法治理层面进行反腐败斗争的方式，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纠正一些党员干部被扭曲的公私观，批判和抵制社会里的腐败亚文化，积极塑造廉洁文化和社会良好风气。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推进，反“四风”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批腐败案件被彻查，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逐步得到恢复。事实证明，通过价值观教育方式开展反腐倡廉，是从价值观、文化根源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更是具有中国特色反腐路径的必然选择。

三、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策略路径

如何在全社会破解这种被扭曲的价值观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之间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圈？在思想教育、文化反腐方式和法治反腐方式中，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是从思想根源和灵魂深处入手开展的反腐倡廉斗争，具有链接思想教育反腐倡廉与法规制度反腐倡廉的中介优势。因为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制度之母。通过先进合理的价值观培育，既能够直接地改造社会的腐败亚文化，培育社会的廉洁文化；又能够促进社会法治文化的形成和法规制度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如何充分发挥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最大功效？这就需要选择正确价值观教育、廉洁文化培育和法规制度建设深度有机融合式治理腐败的策略。这一综合性策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1.落实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战略设计，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和不断改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建设。腐败的精神根源在于价值观的迷失、裂变和扭曲，而价值观的被扭曲反映了公正廉洁价值观教育缺位或是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因此，反腐要除根，前提在于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强化价值观建设的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是对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严惩腐败之诉求的积极回应。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定党员干部的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纠正被扭曲的利益观、公私观和权力观，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只有在战略高度上重视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建设，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功效。落后的价值观教育方法和干部思想教育机制，是导致价值观教育缺失、低效的直接原因。所以，创新价值观教育方法，完善干部思想教育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员干部价值观教育活动是落实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基础。首先，要积极创新价值观教育方法，从主体性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去探索新的教育思路，充分利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自我教育与团体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其次，要完善干部思想教育机制，探索基层干部在组织纪律、品行规范、业务素质方面的常规教育机制，加强中层干部在思想观念、管理理念、廉洁从政方面的干部培训机制，强化对高层干部理论研究能力、风险把控能力、人事管理能力的历练，形成科学化、精准化、层次化的干部思想教育机制；最后，还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干部价值观教育活动，将干部价值观教育与党组织生活、群众工作、部门活动相结合，以开展活动的形式实现教育渗透，寓教于乐。

2.坚持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贯彻落实党纪国法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过程中遏制腐败价值观、培育廉洁价值观。自古以来，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党纪国法都有激励和约束作用。最近，在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准则》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紧扣廉洁自律、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突出关键少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是向全党发出的道德宣誓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突出政党特色、党纪特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认真贯彻落实《准则》和《条例》，实质上也是从制度规范方面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价值观培育。个体的腐败行为根源于个人价值观的迷失和裂变，而群体性的腐败行为则是社会风气混乱和价值观被扭曲的表现。腐败得不到惩戒，清廉得不到褒奖，极具传染性的腐败文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污浊，进而加速腐败现象的生长。所以，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依纪依法惩治腐败，深挖腐败之根，开展反面典型腐败案例警示教育，有利于遏制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另一方面，积极发掘、塑造和宣传清正廉洁的正面典型，在整个社会广泛掀起惩恶扬善的价值观教育，有利于重塑社会清风正气和培育清廉文化。

3.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相结合，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倡导廉洁与物质保障相结合，切实有效保障公职人员基本权益。利用价值观教育的方式开展反腐倡廉斗争，这是从思想观念层面解决腐败亚文化问题，但是思想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必须基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反腐制度机制的不断健全，必须充分考虑和解决公职人员基本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所以加强价值观教育反腐，还需要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预防和政治腐败体系，保障公职人员基本权益协同推进。一是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政治腐败体系，加强干部教育和纪律检查，严惩违法违纪行为，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实现“不敢腐”；二是要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不能腐”；三是要将价值观教育与切实有效地保障公职人员基本权益协同推进，完善干部考核晋升机制，保障干部基本生活需求，解决公职人员的后顾之忧，巩固精神阵地、思想防线，实现“不想腐”。总之，腐败的思想根源是价值观的迷失、裂变和被扭曲，是个人或群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坚定的表现，是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价值观教育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腐败与价值观扭曲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价值观扭曲是腐败的因，被扭曲的价值观的扩散进而催生“腐败文化”，而“腐败文化”的形成又是腐败现象蔓延的文化推手。所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要紧紧抓住价值观被扭曲这一思想根源，高度重视价值观教育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要通过加强价值观教育，矫正被扭曲的利益观、公私观、权力观，倡导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观；要通过加强价值观教育，坚决扼杀歪风邪气，重塑社会清风正气；要通过加强价值观教育，肃清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遏制资本主义腐败文化的扩张，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廉洁文化和法规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3]王新民，王少伟，陈治治.从“不敢”到“不想”有多远[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09-29.

[2][5][美]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M].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李斌雄.筑牢“不想腐”的社会主义公私观防线[J].学习月刊，2015，（3）.

[6]王少伟，王新民，陈治治.腐败与价值观扭曲：一对互哺的“恶之花”[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09-30.

[7]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8][9]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0]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李斌雄 王飞 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