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反腐倡廉机制研究

一、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机制

中央苏区时期，经过不断的努力，形成了反腐倡廉的机制，使其能够发挥出惩治腐败，弘扬社会正气的巨大功效。

（一）从严制定党员标准，着重指出要想成为党员就不能存在“发洋财的观念”

1921年，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表明，建党之初，加入中共的条件比较宽松，只要承认其党纲、对其忠实，没有跨党者，就能加入中共党组织。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没有修改一大的党员标准，但是更为注重强调必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1927年9月，率部走上井冈山之后，要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党组织，就必须吸收大量的农民参加进来。当时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主要强调能够为中共牺牲一切，服从党纪，就可以加入中共组织。到了1929年1月，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之下，、率领红四军主力前往赣南、闽西，逐渐在那里开辟了中央根据地之后，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需求与可发展对象素质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突出。1930年2月28日，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占大多数，农民意识支配一切，工作散漫、组织松懈种种现象摆列眼前。”“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中共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使得党内高层极为担心，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散开，将对中共党组织造成致命打击，整个组织将呈现出涣散的情形。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即：“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同时强调：“今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入党。”在这里，将入党标准更加细化，为了防止中共干部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特意指出要“没有发洋财的观念”才能够入党，将经济廉洁作为考察入党的重要指标之一，严把党员的入口关。在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下，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也对入党条件提出了细致条件。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会上就提出：“在苏维埃区域中发展组织，一定要有严格的条件。”“对党和主义有相当了解，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便可入党。”并且特别强调要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性，对于有苗头要贪污腐化的，要坚决清除出中共的干部队伍。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就提出：“党应坚决地把党内一切消极怠工、不听调动、富农自请脱离党、金钱观念重于党、连续三月不交党费、三次不到会、破坏捣乱、昏庸不活动及吸鸦片的分子完全驱逐出党；同时尽量吸收城市工人、农村贫农及积极活动分子入党，以改造党的成分。”

（二）制定严格的法律，从严打击中共干部队伍贪污腐败的行为

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再加上缺乏革命必胜的信心，中央苏区有一段时期，干部队伍的贪腐现象比较普遍。1932年5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为了遏制住干部队伍普遍性的腐败行为，领导层一边在讲话中呼吁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的道德水平，曾经在文章指出：“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的事迹，树立学习的榜样。”一边制定严格的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系统性地预防与打击。制定了严格审计制度，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条例》指出审计的目的就是“为着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规定了具体的审计方法：“各级苏维埃财政收支的预算和决算，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汇编，经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通过，中央主席团批淮，未经审查和批准的预算财政机关支……款，决算亦必在批准后，该用款机关不能解除其责任。”“各级苏维埃机关必须遵照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会）规定的会计季度编制预算、决算。逾期不做决算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分会对于该机关后来的决算，将拒绝审查。”并且指出：“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审查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其中指出目前会计制度的第一缺点就是“任各级自收自用，中间更免不了生出许多贪污浪费舞弊的毛病出来。”为了堵住贪污浪费的弊端，《训令》指出要建立科学的会计制度，包括要“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要“把各级收入与开支都分别划分开。”等等。制定了严格的惩处措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重点打击贪污行为：“（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后，对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三）开展廉政教育活动，提高干部的自我约束力

中央苏区时期开展了廉政教育活动，期望通过教育将外在的崇高目标，内化至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从而使每个个体能够自觉为了实现崇高目标而克制自我欲望，逐渐成为后来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说是“毫无私心专门为公”的那种人。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相关负责机构想了很多办法。加强红军的政治训练，提高红军的政治觉悟。1930年10月7日，湘赣军区政治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怎样上政治课》，其中指出了政治课的重要意义“：由一、二、三、四次战役所得的胜利告诉我们，红军的百战百胜，不仅靠我们的军事技术上的进步，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我们红色指战员的阶级政治觉悟，———对于我们工农阶级的友爱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了解我们战斗的任务，大家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拼命杀敌，勇敢冲锋，所以能争取各次战役的光荣伟大胜利。”强调要“发扬红军战士阶级政治觉悟，提高并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当然，只要提高了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不但能够提高单兵作战能力，而且能够使得普通士兵不会抱着发财的想法参加战斗，不仅能够做到打仗勇敢，并且能够实现“一切缴获要归公”。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帮助其树立不敢贪、不想贪的理念。党员干部贪腐的危害性比红军战士的更为严重，因为其直接掌管政权，面对基层群众，“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在党内与政权机关中滋长而党又没有正确的执行纪律”，“不仅财政部人员可以发生贪污浪费现象，如内务部、裁判部、军事部……一切经手收钱用的机关，都有贪污浪费的可能。”因此，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层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着重使其树立不敢贪、不想贪的理念。“现在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形式，帮助党员干部树立远大的理想，学会战胜心中的贪欲，与贪污腐败的现象做斗争。加强群众的民主教育，为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能够奉献一切支持一个政党经过流血斗争取得执政权，就能够舍弃一切拼尽全力将一个执政党拉下马。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层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视加强群众的民主教育，为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创造好的外部环境。领导层认识到“苏维埃由群众选举群众撤换，使劳动群众得以在组织上实际的监督由他们所选入苏维埃人员的工作，我们反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必须学习使用撤换之权”，因此，在实际中，他们要教育群众学会使用争取民主的工具，比如工农信箱，在中央苏区的课本中，是如此普及工农信箱的知识，工农读本第三册第八十九课的课文如是说：“火根看见工农补习夜校墙壁上，置了一个工农信箱，他虽然认识信箱上的字，但不十分了解。晚上，火根到工农夜校补习去，便问教师，教师告诉他说：‘工农信箱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制的，是征求工农群众的意见，检查苏维埃的工作，比如群众对苏维埃文化经济的改善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官僚腐化，这些，都可以写信投到工农信箱去。’火根听了后，从此他便时常把自己的意见，写信投到工农信箱去。”

（四）引入外部监督，为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树立“防火墙”

他律重于自律，外在的监督更能促使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各项规定。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层努力引入外部监督，为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树立“防火墙”。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于1931年11月成立，与政府各部局一同在叶坪谢氏宗祠内办公。1933年4月，迁到沙洲坝，驻老茶亭杨氏宗厅。1934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自此，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更名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省、县、区苏维埃工农检察部、城市苏维埃检察科，也一并更名为工农检察委员会。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委员会）是兼有行政监察和职务犯罪检察等多种职能的机关。根据《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各级工农检察部的职能是：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有权报告法院，提起公诉。为了使民众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中央苏区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在工农检察部（委员会）的管辖和指导下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与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形成了检察工作的组织和信息网络系统。突击队是人民群众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监督苏维埃工作的一种组织。每一支突击队只隶属于一个工农检察部，突击队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轻骑队是受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业务上受工农检察部指导的青年群众组织。其任务是揭露、检举和控告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合作社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但它的职权范围只限于揭露、检举和控告，最后的处理权仍归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工农通讯员是工农检察部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街道、村落中委任的不脱产人员。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违法失职、侵害群众利益行为，以通讯方式向工农检察部报告。

二、中央苏区时期廉政建设存在的不足

应当承认，当时整个中共领导层非常痛恨腐败，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明确提出要严惩腐败“，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严惩贪污浪费，实行真正的财政统一”，但实际上很难遏制得住，这与中央苏区当年廉政建设中存在的不足有关。

（一）立法随意性较强，科学性不够

中央苏区时期，尚未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进行反腐，明确规定对贪污腐化进行惩处的主要是条例和训令。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明文规定：怠工放弃职责者、行为乖张为群众厌恶者、违反决议案者撤职查办；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借公报私为害他人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至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条例对于贪污受贿的惩处很是严厉，但是收效甚微，朱钦胜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中指出：在福建，财政状况与赣西南相似，苏维埃财政无论收入支出都是各自为政，没有丝毫系统，甚至有些很少收入的地方政府，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有些收入多的地力政府特别浪费（例如新泉区单单一个区苏，每个月开支到大洋三千多元）。在闽西，甚至少数苏维埃政府由于滥行开支，财政枯竭，开始向群众派捐，以致发生群众不信赖苏维埃政府的现象。”规定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很多的贪污浪费现象，这和措施过于严厉，立法不完备，缺乏科学性，导致无法实施有很大关系。1934年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做了更为宽松的规定，强调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而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并没有考虑细致，如果一个人贪污公款五百元，另一个贪污公款四百九十九元，贪污500元的就得判处死刑，而贪污499元的最高刑罚不过是5年监禁。一元钱的差距就是一条生命的代价，显示的是革命时期立法的不细致。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很难在短期内转变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升官发财”

中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开启了这个地方的民智，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但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很难在短期内转变国人“升官发财”的传统观念。对于这种观念，陈独秀曾经一针见血地批判过：“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带着这样的观念，使得中央苏区时期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利用职权大肆腐败。在真金白银之前，在各色享受之前，他们暂时性地忘记了曾经接受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三）传统的郡县制行政管理体制，使得权力存在不受约束的倾向

红色的中央苏区，为什么会发生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例如“于都事件”，一个县的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有腐败行为。这与中央苏区采取的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系。中央苏区建立后，大体上采取中央———省苏———县苏这样的三层管理体制。这样的管理体制与秦朝的郡县制基本上一致。“秦始皇统一后，地方郡县守令仍握有较广泛的权力。郡守主管一郡行政，由皇帝任命，受中央节制，有权决断一郡事务。郡设都尉主管军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县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县令（长）由中央任免，受郡守节制，也握有一县行政、司法、军事、财经之权。”这样的管理体制，如果主要领导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就能够利用权力办大事，办好事，如果主要领导思想上发生动摇，就会陷入贪污腐化的泥潭，而很难脱出身来。

三、中央苏区时期反腐倡廉的启示

中央苏区是中共执掌地方权力的伟大尝试，其反腐倡廉的经验对于今天做好反腐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领导层的清正廉洁是反腐的首要条件

中央苏区时期，、、等一大批领导层，一直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时刻这样要求自己及政府工作人员，1933年冬，他训令，要求：“凡属政府工作人员均须于不妨碍政府本身的日常工作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以身作则地领导和鼓励全体农民群众千百倍的提高劳动热忱。”而且，他带头执行。在叶坪时，白天帮助农民劳动，夜晚组织座谈农业生产的经验。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整个中央领导层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清正廉洁，、、等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都严格要求自己。陈云、邓颖超、毛泽覃、博古、陆定一等人，联名致信《红色中华》，表示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热天衣服，让给红军。领导层的清正廉洁，使得群众能够信赖苏维埃政府，即使发现身边的基层干部有贪污腐化的行为，能够做到上告有门，反映能得到及时处理，不会出现封建社会为人诟病的官官相护的弊病。

（二）群众的监督是做好反腐工作的有力武器

中央苏区时期，非常注重赋予群众监督政府、监督干部的权力。为了让群众非常方便地行使监督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农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设有控告箱，并在控告箱上标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在苏区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广大群众大胆行使监督权，勇于同干部的不正之风做斗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在苏区反贪污浪费运动开始时，这些控告箱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工农检察部每天派人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在群众的及时检举揭发下，仅瑞金县苏区一个月就追缴贪污款6000多元大光洋。新时期做好反腐工作，也可以借鉴中央苏区的经验，在法治的前提下，加大群众的监督权，让群众的反映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可以不断巩固群众对于中共执政的信心。

（三）管住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反腐的关键

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当其用来为群众办实事，谋福利时，能够造福一方百姓；当其用来谋取个人私利时，那就会利欲熏心，将任何党纪国法都抛之脑后，迷醉在个人的贪欲之中。中央苏区时期，通过建立各种规章制度，运用各种监督形式，目的主要就是要引导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地用好手中的权力。1931年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为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的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新时期，要抓好反腐工作，关键在于管好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让其为着利国利民的目标用好权，绝对不能将权力变成为个人及其家族甚至是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

作者:杨帆 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