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反腐倡廉论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时期腐败现象逐渐蔓延的势头，邓小平坚决反对腐败，在继承反腐倡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主张。笔者认为，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清醒认识到反腐败的长期性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活动依据层层计划来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机会相对较少，也相对清廉。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逐步多元化，社会控制也逐步松动，经济机会的增多，制度的漏洞，传统道德约束的下降，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一部分领导干部就经不起各种诱惑，在利益面前显得不那么坚强，为自己的家属、亲戚、朋友等谋取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针对腐败现象的日益增多，邓小平及时强调：“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同时看出了腐败现象的顽固性，认为腐败现象不是短时期就能够克服的，必须长期抓。退休之后，他仍然高度关注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认为进行反腐败斗争不能松懈，要伴随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邓小平关于反腐败长期性的思想，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从字面上理解，指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性。由于官僚主义、特权现象还很难在短期内肃清，一部分干部比较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这些因素都会促使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制度建设还不成熟，腐败还不能受到制度的有效制约，这也是腐败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在邓小平看来，“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因此，他认为，随着制度建设的逐步成熟，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第二，指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坚定性。腐败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不相容的。因此，邓小平强调，对腐败坚决不能手软。在1985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指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2]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领域的走私活动比较突出，甚至一部分领导干部也参与其中，对中央打击走私活动的指示没有贯彻执行。陈云了解到此种情况，在中纪委报送的一份简报中批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对陈云的批示表示同意，还在陈云批语中“并且登报”前面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3]由此可见，邓小平反腐倡廉的坚定性。他认为反对腐败，必须要下定决心，如果不下决心反对腐败，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他还指出：无论任何人，只要有腐败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能手软。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中共中央于1989年7月制定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其中指出要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尤其是要查处大案要案。这一决定，对反腐倡廉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反腐倡廉建设能够提高党的软实力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这不仅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更关系到共产党的实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一种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一些国家也希望中国共产党步苏东国家后尘，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挺得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体现在哪里？邓小平认为，力量在于共产党不搞特殊化，也就是倡导廉洁政治。1991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4]这就说明，反腐倡廉、“不搞特殊化”能够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软实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邓小平认为有利于实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状况。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官倒”现象比较严重。如果我们既能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重要成绩，又能够及时有效的克服腐败现象，或者至少是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我们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就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把反腐败成效与党的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有远见的。对当前实现“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启示。第二，邓小平认为，反对腐败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立场。而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是与我们党的性质截然对立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不仅仅看党宣布什么样的理论，关键要看在实践中党和政府是怎样做的。如果腐败现象长期比较严重而得不到有效治理，人民群众就会认为党已经变质。因此，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要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开始。第三，邓小平认为，反对腐败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不变质。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5]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国家的性质和党的性质都决定了腐败行为是与我们党水火不容的。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就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也就很难理直气壮的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了。因此，在邓小平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搞廉洁政治。如果腐败横行，党和国家就是变质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三、反腐倡廉建设需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在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包含着艰苦奋斗的内容。他把艰苦奋斗与反腐倡廉建设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6]为什么艰苦奋斗能够抗住腐败呢？邓小平认为，第一，艰苦奋斗传统包含着反对特殊化。他认为反对特殊化，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艰苦创业，需要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反对特殊化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领导干部艰苦奋斗不但可以反对特殊化，还可以成为群众的模范。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通过艰苦奋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通过艰苦奋斗克服私心杂念，与普通老百姓同甘共苦。在新时期，建设廉洁政治，仍然要艰苦奋斗，反对各种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第二，提倡艰苦创业精神，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部分人开始大手大脚花钱，逐渐淡化艰苦奋斗的传统。与此相反，邓小平认为，仍然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把艰苦奋斗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之一，并赋予艰苦奋斗新的政治功能。即提倡艰苦奋斗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在1989年6月的讲话中指出：“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7]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艰苦创业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赋予艰苦创业反腐倡廉的新功能。第三，经验表明坚持艰苦奋斗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邓小平在1989年3月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时指出：我们“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8]他还认为艰苦创业与腐败是尖锐对立的。执政时期，政治清廉，腐败现象相对较少，是与一直强调艰苦奋斗的教育分不开的。

四、反腐倡廉建设需要依靠法制

我们党一直坚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但是具体如何反对腐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做法。曾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下，我们党先后于1950年代开展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整党整风运动，1960年代开展了“四清”运动。这些运动对“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起了重要作用。[9]但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适合于‘破坏旧世界’，而不适合于‘建立新制度’”。[10]通过运动的方式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发生动摇，没有可持续性。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11]党的十三大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2]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新的思考。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1985年1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客人询问如何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时，邓小平回答：“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3]到了1990年代，他又强调“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国家逐步制定了有关反腐败的规章制度。1979年11月，《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公布实施，这是克服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重要廉政法规。[14]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为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党内法律依据。其中规定：“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15]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制定了一些通知、决定、条例和暂行办法等，通过这些方式形成了对腐败行为一定约束。

五、反腐倡廉建设需要人民的力量

在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中，党是反腐倡廉的主体之一。他说：“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16]新时期，为了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规定其重要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但是，由于腐败侵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反对腐败，需要发动群众的力量，调动群众参与。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积极力量。对此，邓小平指出人民群众是非常反感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克服腐败现象。这就明确指出了人民的力量是我们反腐倡廉建设的依靠力量之一。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呢？首先，依靠群众反腐倡廉，应该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他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17]其次，依靠群众进行反腐败，各企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主要事项，行使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实际上，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发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贪污腐败，就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邓小平认为，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应该由职工代表大会来行使，这样就可以减少贪污腐败的机会。以上从五个方面对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进行了分析。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强调反腐倡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第二个层面是强调反腐倡廉的价值和功能，第三个层面是强调反腐倡廉的途径，即发扬艰苦奋斗传统、依靠法制、依靠人民群众参与。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的深刻性。当前进行反腐倡廉建设，这些方面仍然是必须要努力做到的。实践在发展，认识也必须发展。邓小平在注重法制建设的同时，其反腐倡廉的路径侧重于党的作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但实际上，从深层次来说，反腐倡廉与公共权力是否得到监督有关。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邓小平也认为，需要有“群众监督制度”，但是，在实践中，群众有时往往是无权的，处于“弱势”地位。对权力的监督最终还是要靠权力来进行。我们党已经认识到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而且，监督的前提是知情。在不知情的条件下，是无法监督的。因此，要有效监督权力，首先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在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都应该实行公开。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8]这可以说，是找到了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治本之策。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于邓小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王同昌谈育明单位:河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