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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研究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思想和重要举措,包括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合理解决党内派性、促成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开展党内全面整顿等。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维,启示我们要坚持“历史思维”,充分吸收党的历史智慧和营养;坚持“核心思维”,着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思维”,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法治思维”,持续发挥党内法规的规范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历史启示

“文革”结束后,为医治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创伤,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并在实践中坚定地向前推进。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关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思想、重要论述和实践探索,可为新时代下进一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历史背景: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四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由于局势初定,党的角色转型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还不够高,加之又面临许多新的风险和考验,进一步激化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现象滋长起来”[1],这些问题和现象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规范化程度,进2018年第1期(总第271期)一步使矛盾不断累积,同时也给推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工程增加了很多困难。(一)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党的思想路线。“左”的错误思想是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相背离的一种思想形态,其表征为想问题、办事情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国情出发,而是完全从主观愿望、从本本出发。这一思想在“文革”时期弥漫到全党全国,使党的思想路线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使全党认识和分析事物存在严重偏失。“文革”结束以后,“左”的错误思想并未随之结束,而是继续影响着全党的思想认识。“两个凡是”提出以后,不断堆砌各种舆论障碍,原本思想解放的大好局势又陷入了沉寂。(二)党内派性问题导致党被分裂的可能性增大。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有派性必然损害党性。在党内搞小宗派、小团体,立“山头”、树“暗礁”,会造成党的不团结和不稳定,使大部分党员党性受挫,不敢批评,不敢讲真话,被派性思想左右,被派性组织利用。同时,还会造成党组织纪律性差、不团结、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等诸多危害,使党的形象蒙尘,党的领导受损。如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其所作所为对党的团结统一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其派性余毒仍在作祟。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被扭曲,党内斗争恶性呈现,党被置于时刻分裂的危险境地。(三)不正之风加剧了党群关系的恶化。“文革”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2]。这一运动从发动伊始,所带来的无序状态使一些不良作风逐渐蔓延开来:有的党员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软、散、懒”的现象较为突出;有的干部好摆门面,好说假话、空话、大话,不讲信用,欺上瞒下,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有的干部专横跋扈,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搞权力私授、利益输送。这些行为严重搞乱了党风政风,党的工作偏离了群众路线,进一步恶化了党群关系。(四)正常的法规制度和纪律检查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执行文化,我们对于制度的设计和修改也没有科学规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的功能和效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由于受错误思想指导,在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删除了关于党员权利一节,并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致使党内组织机构和组织程序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制定科学规范的制度,重塑纪检机构的权威性也并非易事。

二、历史贡献:系统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突出问题

在党和国家发展紧急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认真思考、研究和分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顺利地解决了一个时期以来党内突出的原则性问题、紧迫性问题、战略性问题、长期性问题和系统性问题,为恢复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事业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一)推进“一场思想解放”,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也称为认识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运行的根本保证。“文革”结束以后,针对“左”的错误思想的继续延伸,邓小平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这些论述为冲破思想迷雾、树立正确思想认识提供了科学指南和重要方法,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邓小平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还主持起草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科学总结了党的许多历史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和党有了正确认识,极大地解放了党内思想,使党对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达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二)强化“一类组织建设”,合理解决党内派性问题。派性是组织问题,是存在于党内的不正之风,严重制约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解决好党内派性、理顺党内关系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着力点。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派性问题一日不解决,党就一日不得安宁。但派性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违纪违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造成更为不利的政治局面。他提出要对派性分子进行分类处理,对派性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6];对利用派性的敌对分子,要坚决给予打击。用这样的办法,既实现了团结和教育党内大多数,又集中解决派性顽固分子,在严肃认真的斗争中保持了党内稳定和高度统一。(三)促成“一部党内法规”,着力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与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其中,准则是党内地位仅次于党章的重要法规,是广大党员的行为标准,对每一个党员都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我们党第一部明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内法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中,邓小平关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严明党的纪律、发扬党内民主、反对党内派性、要讲真话、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健全党的监督体系等方面的论述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以后,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7]《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概括总结了党的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风的重要经验,并针对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了新要求,它标志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四)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系统纠正党内多方面问题。整党是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严重不纯的教育和改造的运动,可以有效地增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开展了“文革”期间一次较为全面的整顿。此次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逐渐恢复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并对其他方面的整顿产生了积极影响。“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全面、系统地整党的思想,认为我们党内存在党员思想蜕变、组织纪律涣散、消极腐败严重等问题。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党的任务”,“现在,我们的党员三千八百万。如果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问题是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8]。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9]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他提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10]1983年10月11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针对思想、作风、组织等各方面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全党政治意识,为更好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提供政治保证。实践证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身问题和实现勘误纠错。

三、现实启示:坚持用“四种思维”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主张和实践举措,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维,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走出管党治党的思维误区,全面纠正惯性思维和惯有做法,实现正确有效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坚持“历史思维”,充分吸收党的历史智慧和营养。一个党如何对待它的历史,直接影响到它能否立足当下、能否把握未来,也会影响到它如何继续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党是具有高度自觉历史意识、十分重视历史思维、善于以历史眼光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定历史自信,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第一,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看待历史问题要从全局着眼,要分清楚事物的主流和本质,对所犯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反思,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到正确的东西,“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由此,从党的历史来看,虽然一定时期党出现了严重问题,但归根到底,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夸大党的错误来否定党的领导。同样,对于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和评价也应如此。第二,善于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谈问题常从党所开创的历史谈起,从承载经验和教训的具体事件谈起,善于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历史智慧,“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1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于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肯下功夫去纠正错误和弥补不足,这是党一直以来的政治优势所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保持和发扬,从成功经验和挫折失误中学习。第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优良传统历经长期的、严峻的革命考验和一代代共产党人-28-的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深入人心的文化积淀,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等。全党应该继承和发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优良传统,发挥优秀文化的精神滋养作用,激发全党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不断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品质。第四,找准党的历史定位,坚持做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二者是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的基本方位,把握党内政治生活运行的内在规律,使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富有自觉性和主动性。(二)坚持“核心思维”,着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形成稳定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是党的领导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加强和规范的重要保证,有利于全党服从中央这一重要原则和最高利益的实现。从根本上讲,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是一致的,确立领导核心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权威,维护中央权威也是要明确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两者均体现为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力、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内集中统一,能够更好地集聚积极因素推动方针政策落实到位、立地生根。要坚持“核心思维”,就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核心及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中央要有权威,“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成大事”[12],同时还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都是稳定的。”[13]由此可见,中央权威和党的领导核心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发挥领袖(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权威)的核心作用,保证党的统一和稳定,保证政令畅通,凝聚全党力量,有效应对和解决复杂多变的矛盾和问题。第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历史斗争中经常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要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就必须保证党自身的稳定和强大,提高政治权威的供给能力,避免党陷入政治分裂、重大决策失误等执政“陷阱”。当前我们党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世情、党情、国情复杂多变、充满挑战。要想破解种种实践难题,首要冲破党内思想藩篱,坚持核心思维、反对派性思维,努力打破行动惰性和惯性,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实践证明,全党团结即使弱小也有获胜的可能,全党分裂即使强大亦有可能陷入遭遇重挫折、走向败亡的境地。新时代下必须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中央权威,毫不动摇地自觉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毫不动摇地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和实践部署。(三)坚持“人民思维”,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思维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逻辑呈现,是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就一直强调想问题、办事情要多考虑和征询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重要性,把人民群众摆在重要位置上,坚持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因而开展党的活动也要牢牢树立“人民思维”,不能罔顾民意,与群众脱离,要把践行群众路线与党内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具体做到:第一,坚持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1956年,党的八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理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14]党的十七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加明确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全党的一切活动行为都应围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展开,在具体的工作中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指向,这样才能使党群联系更加紧密,关系更加和谐,党的执政基础才能更加稳固。第二,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全心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着力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事实回应西方国家长期用以诘难我国、质疑我们党的“人权”问题。我们党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首要,着力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已经使绝大部分人实现富裕的小康,人民的权益得到广泛程度的保障,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党,党的执政根基也更加稳固。从根本上讲,我们党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民思维,是发展具体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人民利益,而不是口号式、文件化的人民利益,这与抽象的人民思维有本质区别。事实上,党的问题某种程度源于实践活动的导向出现了问题,要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就在践行党的宗旨、密切党群联系、走群众路线,把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出发点、落脚点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才能确保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始终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四)坚持“法治思维”,持续发挥党内法规的规范作用。法治是一种强调确定性的规则之治,告诉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实现程序等基本要求。因而法治思维强调要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绳,要求人们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对于政党而言,党纪党纲就是党的运行规则,坚持按照党内法规制度来管党治党、推进党的事业就是党内法治思维的生动展现。因此,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党内问题和矛盾时要坚持“法治思维”,用党内法规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体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重视党内法规的作用,凸显党纪规约的严明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党内法规就是党的“法”,规定了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及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政治生活的行为要求,是规范党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重要武器。邓小平认为纪律废弛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15]通过彰显党内法规的严明性,在全党形成严肃的组织纪律意识,引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及干部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第二,不断扎紧法规制度的笼子,突出党纪要求的针对性。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变化,党内的情况和关系也随之而变化,一些问题和矛盾也会凸显出来。因此,要及时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来应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们党的法规制度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立改并废,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对于管党治党的积极作用,提升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新时代下更要重视党内法规制度的功能效用,因而在法规制度设计方面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要认真总结和分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根据其结构性因素和发生机理来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法规制度安排,并着力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构筑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第三,强化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增强党纪规范的实效性。落实制度是制度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环节,也是解决党内问题的必然要求。树立法治思维,按照规则行事,就是要落实制度的要求和遵循基本程序,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及各级党组织按照党内法规的规定开展党内活动,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超越制度和纪律的“红线”。一旦存在超越规定的行为或者言论,都应及时按照对应法规的要求进行处理,在这过程中更要突出法规是“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矩”,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坚决把纪律执行到位,把规矩切实守牢,彰显党内政治生活的公平正义。强化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是党内政治生活从“宽、松、软”到“严、紧、硬”转变的重要方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形成规范效应,否则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都会彻底损害法治的权威,削弱法规制度的实效性。毋庸置疑,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贡献是巨大的,彻底改变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55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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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57.

[7][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313-314;118;319;310.

[1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

作者:刘先春 葛英儒 单位: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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