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邓小平与周保中的人物关系

(一)抗战烽火神交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和周保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别战斗在太行山和长白山上，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尽管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和严密封锁，使东北抗联曾长期与党中央和关内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但经过曲折复杂的渠道，八路军和东北抗联的胜利消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在山海关内外相互传递。当时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宋任穷曾回忆：“东北抗日联军抗击侵略者的胜利消息不时传到我所在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大家都感到振奋，并对杨靖宇、周保中等同志很敬仰”。对于孤悬敌后的东北抗联而言，八路军的抗日战绩更使抗联同志不为优势敌人所屈服，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给九死一生中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战士们以有力鼓舞。在这其中，由、邓小平领导，战斗在毗邻东北的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事迹，尤其为周保中所重视和关注。1943年12月，周保中为抗联教导旅同志起草学习材料《政治问题谈话》，指出：“在鲁南和鲁西北、晋东南、晋察冀，以第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我各游击军是不断的打击日伪防军，和击破敌人的出扰合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北平伪机关新民会北平本部恳谈会上，有伪治安部长走狗齐燮元代表在会上声称：‘年来剿共战绩虽然显著，但此伏彼起、猖獗如故，尤以太行山派师骚扰最甚，察绥各地及冀东长城内外间有共产匪八路军复起串扰’”。

也是在1943年，全党继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整风运动引向深入。作为北方局和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周保中以相当的精力，领导了所在地区和部队的整风运动。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思想的指导之下……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同时强调“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

与此同时，远在东北中苏边境隐蔽整训的东北抗联，尽管早已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但仍坚决拥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周保中的统一领导下，以《新华日报》刊载的整风文献为指导，开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的整风学习。周保中1943年3月23日的日记：“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字。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就是抗联整风运动的缩影。同年12月1日，周保中又指示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在旅长的月份内预备时间拨出八小时，为中国党员讲同志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余讲授”。经过整风运动的教育洗礼，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和周保中殊途同归，都是站在了思想的旗帜下。

邓小平与周保中共同的抗日救国心愿和坚定拥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共同意志，从精神上把关内主力部队和东北抗联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上，镌刻着邓小平和周保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东北抗联恢复了和党中央的组织联系，1945年11月4日，亲笔起草中央电文，向、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当时正在赴东北途中)等各解放区领导人通报：“任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四副司令”，参与“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根据目前所见的史料，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从党的文件中看到周保中的名字。

(二)西南岁月建设忙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会场上，邓小平和周保中第一次见面了。遵照“现在云南尚待解放，考虑到过去长征过云南时从云南带出来的干部不多，你是云南人，去云南工作比在人民解放军总部起的作用更大”的指示，1949年11月，周保中随刘邓部队南下返回云南，先后担任西南局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云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实际主持工作)、省政协主席等职，在党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和以宋任穷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版图上，西南地区的解放仅早于西藏，且环境复杂、工作难度极大。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指示首先要处理好内部团结问题，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会师”工作作为第一要务。“无论是部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总的是按工作需要，服从党的分配，加上适当的照顾。老实人有好结果，总可以得到党的信任”。返回西南后，周保中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指示，凭借自己既曾以本地干部身份迎接东北局和关内主力部队来东北、又以外来干部身份参加西南工作的亲身经历，“以自身的经验来启发地方干部，对干部的教育帮助很大”，对云南干部在省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做好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南地区社会结构复杂，统一战线的任务和作用极为重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的，都易于克服困难减少障碍。凡不重视统一战线而孤军作战的，都是一筹莫展困难重重”。对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周保中是有着切身体会的，正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出身滇军的周保中在林伯渠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战争中，周保中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大批来自义勇军、山林队甚至反伪军的抗日力量，并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教育培养成优秀的共产党员，领导抗日军民与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坚决斗争。在主持云南工作期间，周保中以西南局和邓小平的指示为指导，发挥自己出身云南、长期在滇军中供职、解放战争期间又负责争取在东北作战的滇军部队等特有的有利条件，利用与云南各界政治上、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向起义军政人员、辛亥护国元老等各界人士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在省政府工作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减租退押、抗美援朝、宗教三自革新等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保障了祖国西南边陲的稳定。在统一战线中，周保中还特别注重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他亲自兼任云南大学校长，多次与云大教师座谈，选拔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担任省人民政府文教方面的领导职务，全力纠正歧视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1950年9月，根据周保中的提议，云南省委省政府组织云南工商业者和各界人士组成北上观光团，赴北京参加建国1周年庆典，受到、林伯渠、董必武的亲切接见，并在重庆、武汉、天津、上海、济南、青岛、南京等地参观了186个工商业企业，“认真调查了解了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听取了各大城市工商业者介绍自我改造的经验，学到了经营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观光团回来后，立即向政府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建议。省人民政府采取了加工、定货、收购、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通过上述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到1950年lO月，全省基本渡过难关，保证了军需民食的供给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基本上控制住了物价波动，人心安定”。

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几乎包含从原始社会残余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所有社会形态。邓小平对西南民族问题极为重视，指出民族团结问题是西南最复杂最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在民族工作中，周保中以其白族出身、在东北斗争中又长期致力于民族工作的特殊优势，很快打开了云南民族工作的局面。1950年8月，周保中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周保中领导组织了对全省民族情况的调查研究，指示民族工作必须小心谨慎，彻底改正忽视政策、阻碍团结合作的错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多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对于少数民族“要融洽感情，关怀苦痛，力求在平等基础上，实行团结互助”。他多方团结各民族上层人士，积极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建设，当时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物资匮乏，在周保中主持下，云南省人民政府提供贷款10万元，由当地上层人士组织贸易团，到昆明采购货物，运回销售，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51年至1952年间，周保中还组织领导了云南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建立了7个民族区域自治县。根据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1950年12月29日的指示，周保中于1951年8月主持创办了云南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其中部分院校学员以后曾担任党中央委员、云南省副省长、州委书记、州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随着西南地区全部解放并逐渐完成民主改革，经济建设日益成为西南地区工作的中心。从国际形势和战略安全出发，邓小平对云南省的橡胶开发十分重视。1951年9月12日，邓小平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给中共云南省委的电报，指示：“你省是种植橡胶的三个重点省之一，兹将华南分局的计划转给你们，请你们立即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从速订出计划报告我们及中央”。此前，周保中已部署云南省林业局研究安排橡胶工作，在西双版纳和滇西盈江县发现了80余株橡胶林，周保中当即指示：“要注意保护，盈江的可以作母树采种育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周保中又与宋任穷一起，部署在滇西南、滇西、滇南一带试种三叶橡胶，在周保中的多方努力下，云南又先后聘请20多名林业技术人员，培养当地技术骨干百余名。至1952年7月，云南已种植橡胶树2000余株。在此基础上，周保中又指示：“你们试种的点还可以扩大到红河河口一带及澜沧江等处，这样，我们就能在更多的地区考察土质气候适不适宜种橡胶了。人手不够，可以委托当地农民代管，要告诉他们橡胶的用途，并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至1986年，云南橡胶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产值近2亿元。作为云南橡胶事业的奠基人，邓小平、宋任穷和周保中都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从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政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经过西南工作的实践，邓小平敏锐地警觉到干部队伍中滋生蔓延的贪污腐化现象，严正指出：“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号召“全体干部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坚决克服享乐思想倾向，反对铺张浪费，一切为了克服困难与发展生产。所有同志必须保持与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对此，周保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时任云南省农业厅办公室主任兼省林业局局长的魏瑛回忆：“1950年我们刚进城不久的一天，昆明有名的专门经营‘云腿’罐头的德和罐头厂戴老板，提着罐头和宣威火腿到保中同志住处，要求会见军管会首长周保中。适逢周保中同志外出开会，戴老板便把这些礼物硬留在传达室了。周保中回家后，值班人员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严肃地批评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以后不准收留任何礼物。并让警卫员把东西送了回去。事隔不久，这位戴老板再次登门求见保中同志。周保中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这位私人工商业者阐明了党和人民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希望他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不做投机倒把、扰乱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客人离去后，周保中发现这位戴老板坐过的椅子上放着一包牛肉干，周保中依然把这份礼物送还给戴老板。后来，这位戴老板请另一位领导同志劝劝周保中，说人家多次送东西不收，太不近情理了。周保中严肃地说，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应该廉洁奉公，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俗话说：吃了别人的嘴短，拿了别人的手软，我决不能开这个先例。在云南工作的几年中，周保中同志多次遇到这类事情，但他严格做到不收受礼物、不吃请，始终保持为政清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在云南省直机关干部中一直传为美谈”。

在云南工作的两年多里，周保中始终坚决贯彻执行西南局和邓小平的指示，和云南省委、省政府一起，开辟了云南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党中央和邓小平也极为注重发挥周保中的作用。1952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复电邓小平，指示他在布置西南工作后，于月底来京商定周保中工作安排问题。这在党中央的组织人事工作中是极为罕见的。经党中央和邓小平商定，同年11月，周保中升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参与西南大区的领导工作。

(三)北京十载情意殷

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往北京，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总书记等职，成为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之一。1954年夏，周保中积劳成疾并导致战伤复发，在和的关心下赴京疗养。在以后的10年里，邓小平和党中央一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周保中，周保中尽管始终未能恢复健康，但仍在病中坚持力所能及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周保中在京期间，邓小平多次亲往探望，代表党中央向他表达问候关照之情，并通报党和国家的工作情况，征询周保中的意见。每次前来时，邓小平都仔细询问周保中的健康情况，尽力为他提供方便。至今，周保中警卫员谷振杰还记得感人至深的一幕：“一天下午，邓小平副总理来到医院看望周保中将军。这时，周保中将军正在睡觉，邓副总理示意不让我去喊醒他。一个钟头后，周保中将军睡醒走出病房，发现了正在等侯的邓副总理，马上迎上前去，埋怨我为啥不叫醒他。邓副总理替我‘解围’道：‘我才来5分钟，你不要批评你的警卫员’”。

周保中在中国革命特别是东北抗日斗争中的重要贡献，受到党中央和的充分肯定。在北京养病期间，周保中先后担任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得票数在7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排名第33位、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一直受到党中央的关怀重视。周保中虽身在病床，但始终以“只要我能动，就要为党做些工作”为座右铭，病痛稍有减轻，他就忙于出席会议、会见朝鲜同志、学习著作和党中央文件，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别是坚持以思想为指导，整理抗联史料，总结东北抗战的经验教训，处理抗联历史遗留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本着党中央重视关心东北抗联的一贯精神，对周保中的工作予以积极支持。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邓小平曾负责处理包括抗联人员在内的由苏联回国的侨民党员的党籍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受到迫害，周保中为此多次向党中央提出申诉。1956年9月5日，邓小平在中组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凡属无辜被捕的都应恢复党籍。以前处理的，也应按此原则重作处理”。根据这一批示原则并经周保中证明，原抗联5军政委、教导旅第4营政治副营长季青、原抗联2军2师政委王润成(马英)等同志的冤案相继平反，恢复党籍并分配了工作。20世纪50年代，为宣传和研究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党中央主持兴建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邓小平直接主持了这项工作。周保中也对陈列内容中有关抗联的部分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终因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党和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23日下午，邓小平在即将出访越南的百忙之中，代表党中央来到北京医院，向周保中遗体告别并亲视入殓。他还担任了周保中治丧委员会委员，向周保中的遗体献了花圈。1985年9月23日和1986年11月26日，邓小平为记述周保中事迹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和《神圣抗战》题写了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