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邓小平理论哲学内涵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所创立的理论，她处处闪烁着哲学智慧的光辉。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读：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解放思想；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体现了理论上的开放与实践上的务实，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即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哲学品质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所创立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理论是朴实的、鲜活的、而又博大精深的，充满了时代感、现实感和针对性，但又处处闪烁着哲学智慧的光辉。现从三个论题加以解读，便可对其理论品质略见一斑。

一、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粉碎“”不久，邓小平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都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是新时期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使党和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它使人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冲破了长期束缚思想的枷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可以说，邓小平的全部活动，包括理论创新，都是与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解放思想。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实质及哲学思维方法。

关于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邓小平说的很明确，“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要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需要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比如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等等，为什么邓小平唯独或者说特别把“解放思想”加以强调呢？这是理解“解放思想”实质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也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立足点是解决问题(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但关键是“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解放思想是的直接目的，就是正确看待、正确理解、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换言之，解放思想是从哪里往外解放呢?就是要从被僵化、教条化、绝对化、“凡是”化、迷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因为，它是阻碍我们实事求是的主要羁绊，它已经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伟大的社会历史学说，它一经产生，就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热烈拥护和称赞，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在20世纪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推进和发展，形成列宁主义、思想。但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特别是“左”的东西的干扰和破坏。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产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确立，以致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制定，都无不如此。阻碍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主要不是敌人的强大或困难的严重，而是绝对化了的、“凡是”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左”的东西。而且这些“左”的东西有时还上升为主导思想。例如斯大林、晚年就犯了“左”的错误。相反，被斥为“修正主义”、“右倾保守”的一些思想，则包含着正确的内容，如所谓的“刘邓路线”。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便主要成了解放思想、突破教条的过程。

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大凡有权威的地方，都存在类似问题。权威的产生，表明它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非凡的卓越贡献，竖起一座伟大的丰碑。于是，人民才拥戴它，推崇它，才成其为一面旗帜，在权威的正确指引下，人民汇集于旗下，万众一心，所向披靡，成就伟业。这是权威的积极意义。但另一个方面，权威的存在，特别是当权威被神化、绝对化时，权威就成了入门继续前进、不断创造的无形障碍。大多数人难以摆脱巍巍权威阴影的束缚，即使有人想挑战权威，也容易遭到众人的压制和扼杀。这是权威存在的难以避免的消极一面。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很多。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新创立的学说在西方上千年里没有人敢去挑战这一权威，或有微弱的挑战也以失败告终，直到伽利略的出现，才使这一状况得以改观。牛顿的经典力学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权威周期律”。

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科学理论，是应该可以摆脱这种“权威周期律”的。马克思这一的唯物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务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务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务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还曾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方法而不是教条，而且他们本人就是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发展的榜样。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关于共产党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列宁、也给我们作了正确对待权威的良好示范。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完全跳出“权威周期律”。它的每一步发展，都要冒“背叛”之险。它的每一步发展的实现，都是破除迷信、敢闯敢冒的结果。一言蔽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就是从神化、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论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英明。

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真理是相对具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的变化不断突破自我、发展自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

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摸着石头过河”与绝对历史决定论的突破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都是罕见的，既没有现成“本本”以指导，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所以，面对这样的“实事”，邓小平指明了如何“求是”的道路，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和“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同时“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步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一条不行，不能蛮干”。这些思想既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确立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问题赶快改”，这些朴实通俗的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它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的突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实践唯物史观的回归。

在人与历史的关系方面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前提，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历史的结果，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剧中人”，受历史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他有自由意志。这种悖论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到底是服从决定论还是服从非决定论，并由此引发出了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之间的长期争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联系、必然性和规律性，人类的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而历史选择论则否认这些，夸大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人们意志的作用，它把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不确定的随机过程。历史决定论在西方长期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先后出现了神学历史观的决定论、思辨历史哲学的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决定论三种表现形态。这些决定论把历史过程看成是纯粹的客观过程，从根本上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排除在历史必然性的因果链接之外，这就抹杀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活动和创造历史的作用，把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历史观流行必然会带来这么一种结果：一部分人会因为听信特定的历史规律与必然性，放弃改造世界的主观努力，从而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同时会有另一些人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以历史规律的代言人、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号令他人听从自己的指挥调遣，以历史性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建构自己的乌托邦殿堂，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时常出现，制造了无数荒唐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统一，是辩证的实践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而实践活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按因果规律所进行的客观物质活动，另一方面，又是按目的性的原则进行的主观能动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方面承认人的能动活动对历史的创造和对历史道路的选择作用，肯定历史发展中人的自由意志和历史选择活动的存在，“历史不过是把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就是一条基本的规律。人的选择受着各种客观环境的制约，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它是一种以往活动的产物，是一种既得力量；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它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它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以往历史决定论的辩证否定。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体现了理论上的开放与实践上的务实，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客观规律，也承认“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要“探索”，要“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们又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我们应该去探索发展的规律与路子，我们可以进行一种能动选择，当然在探索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犯错误，但是，“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所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回归，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它还是解放思想的体现，是突破僵化教条的可行之路，是实现创新的可行之路，是真正抵达理想彼岸的可行之路。

那种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只是强调“实干”、是理论贫乏的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错误的。殊不知，“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理论观点，是对实践(包括试验)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基本的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形象表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克服了历史决定论的影响，突破了教条主义的坚冰，摒弃了无谓的争论，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

要在“实事”中求得“是”，首先要认清“实事”。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国当代的国情，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历史进程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一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条基本路线的根本和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认识不清，革命虽然已经成功，但革命思维依然具有惯性，以革命的思维来搞国家建设，以至于整天忙于“抓革命”、斗“资”批“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转移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即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十分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是否容许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已经过时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一定的反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提出，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劳动产品还不够丰富，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流充分涌流。而在过去，从苏联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方面，更多的是片面强调政治制度上的创造，忽视或轻视更为根本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就说过，“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是过多地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不搞上层建设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至于到了“”期间，在、“”的破坏下，出现了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荒谬口号。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惟生产力论”，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这种过分夸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要脱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

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基于对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也基于在个人起伏经历中的冷静理性思考，更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坚定信念，邓小平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并告诫后来人，这一思想一百年不能动摇。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回归中国大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以上三个论题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比较核心的几个问题，它们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风貌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质，并启迪我们在今后的各项事业中，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今天我们正在学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理论，正是在这种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精神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