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彩陶纹样对艺术审美的影响

随着原始先民原始宗教意识的不断形成，蛙，这个在氏族部落中深入人心的神灵形象，就自然而然的大量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彩陶纹饰之中。例如马家窑出土的彩陶蛙纹双系罐，罐泥质红陶，口外侈，薄唇，球形腹，小平底，腹部两侧有竖耳，橙红色陶衣上绘黑彩变形蛙纹，彩绘线条流畅，富于变化，与造型协调一致。蛙型纹的纹样刻画简单，以变形和夸张的手法表现出一个似人非人，似蛙非蛙的原始“蛙神”即“神人纹”形式。在原始纹样的形成中，具有类似图形意思的纹样随处可见，比如鸟纹、鱼纹等。都是早期先民利用自己熟悉的物象表现对于自然万物精神崇拜的体现。原始先民对于自然的崇拜建立在一种“万物有灵”的观念中，把祈祷作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活动内容，希望通过人与灵的对话，使人与自然界万事万物产生交流，并且沟通联系。其中代表性的彩陶纹样中的鸟纹，就预示着原始先民祈求通过飞翔，最近距离的与上天接触，得到神的意志和神灵保佑的渴望。例如鱼纹的出现，体现原始先民一方面对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崇拜，同时也体现了他们通过原始巫术礼仪对于现实生活追求的方式。在原始狩猎活动中，获得大量食物的保障成为了早期原始人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之一。由于生产力低下，环境恶劣，能够顺利的获得食物来源成为了他们狩猎活动中最为根本的要求，因此在原始狩猎活动中，巫术礼仪成为了他们解决精神寄托及鼓舞其战斗的最有力方式。他们通过在崖壁上、以及彩陶纹饰的形象绘制，通过有灵性的巫师咒语来震慑这些动物的灵魂，让它们在神灵的感应下能够为其所用，以此来保证在仪式后的狩猎中大获全胜。从已发现的原始彩陶纹样中，大量的鱼纹、绘制手法写实、形象生动，可以说就是现实生活物象的写照。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掘的鱼纹彩陶盆，陶盆口沿微卷，通体施以红色，纹饰写实，画面生动，游鱼三尾排列相随，犹如水中嬉戏一般。同时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有鱼叉、鱼钓、网坠等渔具，说明捕鱼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彩陶上描绘的鱼应该是原始先民早期狩猎活动的真实写照。以此类推，动物的出现大都是源于当时原始先民的一种真实生活写照，如在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鸟纹彩陶壶，鸟翅双展，鸟首高跷，纹饰简化大方，以众鸟相环排列组合的方式表现了原始先民祈求与天对话的原始崇拜思想。再如，马家窑文化彩陶中有一种刻画连头的飞鸟、游鱼纹组合纹样，就充分体现先民渴求多功能生存技能的一种原始表达，极具丰富的想象力。有学者指出，原始人在彩陶上描绘的变体纹样，并不仅仅是表达一种理性思考后的现实生活问题，而是一种真实的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一种情感的抒发和希望的寄托。这种创造出来的组合变形图像，其实表达出一种较为复杂的意蕴，是原始先民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的一种高级表达方式”。原始彩陶纹样的形成对于后来中华传统图腾艺术的产生也奠定了基础，形成的龙图腾、凤图腾都是在原始纹样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变异，比如凤纹和龙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史前氏族图腾的一种。《山海经》：“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鹤，五色而文，名曰凤。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先则天下安宁。”以此信念为基础，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会上层的希求富贵，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

从中华民族文明形成的特点不难看出，原始文明形成的重要方式离不开对于现实事物的表达和对于自然现象的崇拜，以此形成了特有的巫术礼仪和祭祀行为。从已发掘的原始彩陶的纹样中，我们可以找到如上的答案。原始彩陶纹样大体分为点型纹、直线纹、几何形体纹、波折纹、象形纹，等等，充分的反映了原始先民通过纹样的刻画描写来记录现实生活的特有审美表达方式。1．点型纹特色：庙底沟及马家窑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点型纹样，通过点的延伸和扩张来表现原始人对于审美的追求和表达，点的形成依赖与原始人在生活中，对于基本元素的采集，如阳光透射下来的点映、水中溅起的水花，以及太阳、月亮、繁星等等都是创造基本的点的元素。这些基本的点的元素构成了原始人对于基本审美概念的认识，把点的组合、排列、重叠、对比、疏密的安排建立在了有效的审美基础上，在这些文化类型的彩陶图案中“点”的作用是突出的。“点”在彩陶图案中起着定位、过渡、衔扣、缀连、拨醒、聚汇的作用。从视知觉的角度来看孤立的点给人静止的感觉，而由水平、垂直或弧线排列的点能引导视线移动，具有运动感。点有秩序的疏密变化能产生节奏感而不同形状点的交错则产生形的对比。因此，点型纹的出现，是原始审美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2．线型纹彩陶特色：线型纹彩陶在原始彩陶的演进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形式，从已发掘的彩陶线型纹样中，线型的变化通过长短、粗细、曲折、横竖、交叉和排列等方式分布于彩陶器壁之上。线型纹的形成使原始社会的审美意识又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条形的分割，使平面的构图上出现了面积相互衬托、相互呼应的变化之美。因此，线性的变化延伸而形成的原始纹样有直线纹、波折纹、网格纹、方格纹、菱形纹、纹等多样的纹样。例如从已发掘的文物中，2000年甘肃广河出土的齐家文化的彩陶菱格网纹壶，造型古朴、纹饰通体绘制，线型表现完成充分，以斜线纹、网格纹、直线纹、的交叉和排列组合构成纹饰的主体，给人一种多变化、多对比的动静相结合的丰富审美效果。通过线在平面的合理组合形成了动静相结合的审美效果，把静止的平面化原始处理方式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其中中国画形成中基本表现元素的线，就是早期彩陶线性纹饰的演变，中国画的十八线描，根据毛笔在纸上行走轨迹力度的不同变化而形成了不同的表现效果，以此达到丰富画面，更贴切准确的表现画面，其中铁线描的钢劲有力，高古游丝描的缠绵萦绕，蚯蚓描的忽隐忽现，都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所绘对象的性格特征。因此，线型平面分割的审美意识是体现中华艺术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原始单一性审美方式向多样性变化的审美表现。3．象形纹彩陶特色：象形纹样的出现反映早期的原始先民对于“万物有灵”思想的追求，他们把对周围事物所反映出来的原始信息进行重新解读，发现其为我所用的特征，进行整理和加工，通过原始审美的处理方法，创造一种简化的、概念性的图像符号，比如原始的动物纹、植物纹、人面纹等等。早期象形纹样的产生对人类语言和文字系统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原始象形纹样的形成，是人类崇尚自然，追求天性的一种表现，人类文明的开始于一种对于自然力的征服，象形纹的出现正是标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主动行为之一。据目前已发掘的早期彩陶遗址和文物统计，彩陶数量不超过陶器总数的10％，在象形纹饰出现较多的遗址中，象形纹饰器物数量还不及彩陶器物的10％。因此，就象形纹饰的描绘手法来看，实际上只有以“画”勾出形象外形和以“涂”绘出形象图形两种基本手法，这些手法在不断的重复和演变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程式。如合水县曹家沟遗址出土的一件共首鱼纹彩陶鱼纹盆，为红陶泥质，敛口园肩，曲腹小平底，器肩用黑彩绘画两条鱼纹，其首相重合为一首一眼，简约别致，富有创意。

1．原始彩陶纹样的形成奠定了中华艺术具有典型自然性的审美特征。人类自身与自然社会形成一种有机的统一，在自然环境与种族条件下，同一的节律促成了统一观念的深化和发展。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自于早期人类对于自然的崇尚，因此，其灿烂文化的形成是受其原始生活方式所影响的。在原始的现实生活中，利用原始工具所表现的岩画、巢居的绑扎法、玉器的图腾纹饰，生动的记录了人类每天出行、狩猎劳作、崇拜自然的场景。但从遗留下来的原始美术作品来看，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原始彩陶纹饰，其题材内容大多来至于早期先民对于自然界的现实所悟。在纹饰表现上，这些彩陶的纹样多来源于自然万物中简化变形的图案，概括来说，以点、面结构组成的基本纹样，再排列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几何纹饰，如云曲纹、云雷纹、鸟纹、虫纹、鱼纹以及后期商代青铜器上的变形图案等等。从这些图案的寓意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人类对于运动部分的描绘以及对于表情描绘的强调，以至于形成了中华审美造型上偏重于感性的审美学含义。这种观念又特定的在自然环境中作用于每一个新的人生，使“天、地、人”有效的结合在一起，造就出来对自然对万物自发的亲近感。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将绘画的造型与社会认同的观念联系起来，使造型成为一种“创造出来的表述观念之形象”。中华文明在这种状态下，选择了由“点”、“线”构成符号到最后形成了规律化的汉文学，这就是后来的“五行”与“八卦”，在五行中，肯定了相互与构成相辅与相抑，相生与相灭的关系[2]。这与西方一开始的那种注重“光感”、“写实”、“变形”、“立体”的表现方法是截然不同的。2．原始彩陶纹样的形成奠定了中华艺术具有典型的精神崇拜性的审美特征。原始彩陶纹饰中，出现了大量表现原始先民巫术活动和崇拜观念的作品。由于早期原始生活生产力低下，人类还处于原始野蛮的状态，对于自身及自然的生态变化，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精神依赖和迷信盲从思想。因此，需要通过原始的祭祀和崇拜仪式来摆脱这种困境，达到一种所谓的沟通和精神上的麻痹。在原始崇拜仪式中表现的形式很多，如祭天地日月、祭万物生灵、祭祖先、祭神灵等等，通过原始祭祀的方式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其原始认识所形成的信仰就易于以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实体崇拜的方式以及通过丁礼、巫术、出猎礼等与生命获得有关的内容表现出来。在大量已发掘的文物中，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犬通县上孙家寨遗址甲区发掘的舞蹈纹彩陶最为代表性，彩陶纹饰丰富，是一组表现人物情节为主要题材的原始彩陶作品，画面处理简洁，线条明快，舞蹈纹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上有辫发，外侧的两人的一臂均为两道线，似为表示舞蹈动作之意。通过人物的动势描绘和强烈的节奏感的刻画，表现了原始新民劳作之后在湖面围着火堆进行崇拜仪式的场面，画面富于动感，今人仍能感受到远古崇拜仪式的神秘所在。3．原始彩陶纹样的形成奠定了中华艺术具有典型性、概括性、简化性的审美特征。原始彩陶纹样充分反映了原始先民在长期自然状态生活下，对于自然世界真实的反映和高度的概括，形成了具有典型性、概括性、简化性的审美特征。由于原始社会的跨度时间长，生产工具落后，思维不开化，文明发展处于缓慢的时期，因此，对于自然地理解需要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从原始彩陶的纹饰特点中不难看出，所描绘的图形与纹饰从造型和表现方法上，大都以高度概括、简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极具典型化的刻画反映对象的真实性格特征。在早期的原始文明中，没有形成今天我们这种科学性、规律性的审美特征，对于艺术的理解仅仅建立在一种为生活需要的基础模式上。只能通过简单的形象化的符号来记录现实所需要的生活需求，比如崇拜祭祀、计数标明等等，因此在表现的方式上不需要刻意的复杂和全面，目的只是达到区别和记录，能够标明其原始对象身份的形式特征。如鹿的“枝型”角和牛的“月牙型”角的区别、大型动物与小型动物形体的区别等等，比如1981年在甘肃省秦安县王家阴洼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猪纹彩陶，形象简化生动，突出对象的形象特征，用双关和二方连续的方式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题材，类似的题材还有羊纹、鹿纹、鱼纹、鸟纹等等。因此，原始彩陶纹饰在表现过程中，艺术手法大多是通过形式简化、概括、典型化处理来突出表现不同，甚至是相近对象的形象特征，以此刻画区别于彩陶纹饰之上，使形式语言更加丰富，逐渐形成了原始彩陶纹饰中固定的绘画和审美特征。综上所述，原始彩陶纹饰的特征，并非是一种表现上的偶然发现，而是原始人在长期的生活磨练中一种征服自然、追求生命的延续的表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每一种形式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因素的作用，纹饰的不断演变，不断丰富，是体现中华艺术审美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其独具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特征更是体现其文明悠久与成熟的关键所在。

本文作者：冯利源工作单位：大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