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元曲女性婚恋意识

时间:2022-05-09 03:55:00

小议元曲女性婚恋意识

摘要:元代是女性伦理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元杂剧是其重要载体。这种伦理意识又集中地体现在婚恋意识之中。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一见钟情”的追求,实现了从“贞节烈妇”到“红颜知己”的升华,表露出了对门第观念的轻蔑,并从“休妻”的无情超越到了“休夫”的无惧。成为中国古代女性伦理意识自觉的先驱之一。

关键词:元杂剧;男权;女性;伦理意识

历史上,封建礼教的桎梏将女性牢牢地禁锢在闺阁庭院之中。与之相应,她们在文学中的形象也只能是符合并彰显礼教规范的形象。而到了元杂剧中,这种状况得到了转变。元杂剧中“创作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女性艺术群体,无论在人物形象结构的革新和审美意识方面都具空前的意义”。〔1〕元杂剧中,冲破男权意识形态藩篱的女性形象主要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剧、爱情婚姻家庭剧和道德情操剧中。在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制约倾向,但是她们身上更多的则是对这种制约的挣扎和反抗。因此,透过这些形象既可看出元代女性伦理意识传承之外的发展,又可呈现其媚俗、皈依而又超越于传统之上的多元化的伦理意识形态。

一、以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为核心的婚恋伦理意识

现存的元杂剧中,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题的就有44部之多,其所显示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爱情意识的觉醒。

1.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对一见钟情的追求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唯一合法形式,正如《诗经?南山》所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男女双方根本没有自主权力可言。元代程朱理学影响弱化,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共存,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游牧风尚也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记载:“浙西风俗太薄,有妇女自理生计,直欲与夫相抗。”可见,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已使女性有了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和自主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两情相悦、一见倾心的爱情模式渐成人们心仪的目标。在元杂剧中,这种一见钟情的爱情比比皆是。如《西厢记》中的莺莺和张生,《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和裴少俊,《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和郑元和,《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和王文举等。与前代不同的是,元杂剧中着重突出了女性对一见钟情的主动性:莺莺于佛殿初见张生的“回顾觑末”,斋堂上的“目挑心许”,月夜联吟的“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将自己的爱慕之情大胆表达。

元杂剧中的女性,在爱情遭遇横加干涉时,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大胆直率的追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充分显示了这些女性形象的大胆和果决,而冲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2〕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私奔或先合后娶的大胆行径则表露出这些女性在婚恋观上的进步性。

2.从“渔色”到“才貌双全”的转变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中,女性参与社会职责的消解使得男性对女性的赏爱仅限于女色。在文学作品中,“渔色”的观念以唐人传奇表现得最为突出。唐传奇中,男女相恋大多以男性钟情于女性的美丽为开端,女性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这种建立在单向的“渔色”基础上的爱情,最终只能以女性的“始乱终弃”的悲剧性结局为代价。

与之相反,元杂剧中一些篇章则更多地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选择权。《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就说:“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颇有意味的是,元杂剧中的女性们也首先把外貌作为理想配偶的标准。《西厢记》中莺莺说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顾,不由人口儿作念心儿里印。”令她心动的不是门第观念,只是外表的吸引。可贵的是,她们也没有停留在外表上,更看中的还是男子的内在才识。这一改唐传奇中男子单方面“渔色”的倾向,显示出元代女性人格要求独立的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是有历史局限的,有着明显的、在女性觉醒的征途中出现的男性模仿的痕迹,但对于前代而言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从薄情寡义的“始乱终弃”到用情专一的“至诚种”的升华

在唐人小说中,青年男女婚恋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霍小玉在与出身名门的陇西才子李益欢会之初,就预感到自己“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命运,因此,只求李益给予“八年之期”的幸福生活,之后任他“妙选高门,以谐秦晋”。然而,李益却未及日久就违背誓言。(《霍小玉传》)

在元杂剧中,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始乱终弃的负心汉行为也受到了有力地挞笞。婚恋剧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白衣秀士,后又都得中高官,但他们并没有“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3〕《破窑记》中的吕蒙正,高中状元后富贵不易妻,忠于爱情,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内心期望。

4.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期盼

终成眷属是历代文艺作品所宣示的主题之一,但都没有元杂剧中表现得这么充分和丰富。“大团圆”的结局几乎成了婚恋剧的标志性结尾。《望江亭》、《救风尘》、《墙头马上》、《青衫泪》、《潇湘雨》、《玉镜台》等莫不如此。虽然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有的水到渠成,如《望江亭》、《汉宫秋》等;有的借助于偶然的巧合,如《拜月亭》、《青衫泪》等。但都维持了男中状元、女封夫人、洞房花烛的传统喜剧模式。其所显示的元代女性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痴心渴求则成为了一个时期女性婚恋伦理意识的标志性话语。

二、以摒弃“贞节烈妇”、崇尚“红颜知己”为诉求的贞节意识

在婚姻存续过程中的忠贞不贰是传统妇教中的合理因素,这在元朝也是得到肯定和继承的。但要求从一而终,尊崇所谓的“节妇”,在丈夫死后也不许妇女再嫁的违反人性、僵化的贞节观在元杂剧的女性中是没有市场的,她们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意识。《望江亭》中谭记儿在失去丈夫后重新择偶前曾有这样的表白:“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也罢。”《遇上皇》中的刘月仙,因为丈夫好吃懒做而找丈夫讨要休书,要改嫁他人。这种意识和做法在以前的朝代是闻所未闻的。体现出了元杂剧中的女性对统治者所标榜的“贞节烈妇”的强烈鄙薄和对追求婚姻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元杂剧中妓女成为主角和正面的被赞颂的对象,她们成为以摒弃“贞节烈妇”,崇尚“红颜知己”为诉求的贞节意识的典型代表。她们有的成为白衣秀士的红颜知己,有的成为显赫人家的媳妇,有的不畏强大的男权,表现出过人的聪慧和胆识。在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上表现出了超出现实的一面。“在男权社会强力推行‘妇德’等女性伦理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女伎、妓女却获得了超越性的生存,并得到包括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的厚爱。”〔4〕从春秋以来就存在的女色职业始终得到了封建社会的认可,并一直畸形地存在着。而她们的伦理意识得到最多首肯的则是在元杂剧当中,元杂剧给了她们集中展示美好品性的舞台,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贞节观念的莫大讽刺。她们的贞节意识的觉醒则对虚伪的封建伦理纲常具有了更大的反叛意义。而她们所抒发的渴望获得知己,向往超世俗婚姻的心声也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折射出元代女性在思想与意识上的超前性和进步性。

三、以“‘并头莲’煞强似‘状元及第’”为标志的非功利意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宗法社会中,家族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因此,规范家庭人伦关系,就成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方面;规范婚姻伦理关系,则成为维护家族势力的重要手段。基于此,状元及第的功利追求和门当户对的婚姻伦理观也就一直被封建宗法社会奉为不可更易的信条。

但是到了元杂剧当中,这一切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元代统治思想的多元化和民族大融合的大势所趋,但扮演当时女性代言人角色的元杂剧作家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元杂剧的作家,大多是身份、地位较低的儒生。他们困厄于现实,传统的文人意识却使他们在杂剧创作中蕴含了自己的理想。在追求“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时,他们往往在婚恋剧中以白衣秀士高中功名或皇帝赐婚的方式来诠释男女主人公最终爱情的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社会世袭制的门第观念,艺术化地表露了“书会才人”转变命运、步入上层社会的美好愿望。但这毕竟在延续着“状元及第”的功利追求,因而虽有历史的合理性,却是不彻底的。

可贵的是,元杂剧的作家们并没有停留于此。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赋予了女主人公以情为重、轻视功名的脱俗思想和完美品格。《西厢记》中莺莺针对老夫人所言“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针锋相对地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将科考看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这才真正是元杂剧中女性进步功利意识的闪光点,因之,元杂剧的思想意义也就更进了一层。

四、从“休妻”的无情到“休夫”的无惧的反叛意识

在封建社会,“三纲”的教条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元杂剧中这种情形开始改变,女性已不再是没有独立人格和生存权的男人的附属。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她们不惜与父母和夫君唇枪舌剑,起而反抗貌似强大的父权和夫权,并最终得到了胜利。李千金等形象便是这样的典型。《墙头马上》中的裴尚书是长者、当权者,又是李千金的公公,而李千金则是私奔来的儿媳妇,本处于被斥责的地位,但她面对裴尚书的责难却不卑不亢,毫不退让。当尚书说她“男游九郡,女嫁三夫”时,她答到:“我则是裴少俊一个。”当尚书以“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古训欲逐千金出家门,她则反唇相讥:“这姻缘也是天赐的。”她不仅对父权毫不留情地反抗,对夫权的抗争也是不留情面的。当裴少俊得官后来找她时,她想起他当时的软弱和“休妻”的行为,就讥讽他,“读五车书会写休书”,“兀得不笑杀相如”,对裴少俊辜负了她真情的行为进行了痛快的抨击。元杂剧中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的所思、所想和所流露之情是达到了“沁人心脾”的境地的,其缘情而现的女性婚恋伦理意识所发出的对人性、真情的呼唤,对摆脱自身枷锁的不屈呐喊永远是值得睹见者为之动容,后来者为之深思的。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张庚.名家论名剧.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孟子?滕文公下.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王纯菲等.火凤冰栖——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