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源流及对中原绘画影响

西域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它与佛教壁画艺术的产生、传播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域”一词的界定，在古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国的《汉书•西域传》，是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使用“西域”这一专有地名的史籍。广义的西域系指阳关、玉门关以西的区域，包括今新疆和中亚、西亚、北非、东欧、南亚等；狭义的西域系指天山南北，大体上相当于今日的新疆，我们研究的西域佛教壁画艺术，则指狭义的西域范围。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聚居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多种宗教大都在新疆活动过，分别为各个民族所接受。艺术是人类的产物，宗教也一样，它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因而也受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消长。本文将对新疆古代绘画艺术对凉州（武威）、平域（大同）和敦煌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柏孜克里石窟的影响，以及将植根关内兴起的石窟艺术对龟兹库木吐挖石窟、高昌柏孜克里石窟和后来开凿的石窟佛教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一简述。佛教思想、佛经佛法传布于关内，不仅是由出家人、修道士、画家、乐师、舞蹈家、戏剧家等传播的，据印证，还有由中国的南部、西南部传入的对佛教的兴奉。佛教文化艺术的主要源头，也是盛行于中原，特别是长安、洛阳，以此而形成了中原型佛教模式；它不是直接传布的，而是借助中原佛教文化艺术的某种作用，由中原辗转，将西域佛教艺术一系列特征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朝鲜人、新罗人僧尼慧超等人虽然也未曾到过西域（高昌、龟兹），但是，中原主要受西域的影响，而朝鲜、日本主要受中原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各自独创一格的宗教文化艺术。这证明，宗教文化艺术的传播并不排除跨地域的直接接受。大规模多方位的区际接受现象也是历史的真实性。西域的文化生活、音乐舞蹈、商业贸易，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而得到持续发展的。汉晋时期，佛教经历了初传中原的历史阶段。此时，新疆的佛教思想开始向艺术的宗教思想发展。佛寺和石窟林立，佛教艺术开始崛起。新疆的一部分高僧，有向各地宣扬佛学价值的愿望，他们把内地各省视为传布佛教的重要对象。公元260年，朱士行赴西域求佛经，说明中原处于崇奉佛教活动的频繁阶段。后来历史进入了十六国和南北朝（公元314年—589年）时期。前凉国（公元314年—386年）最后国王张天锡（公元363年—386年）邀请佛学翻译家自龟兹来到凉州，将佛典译成汉文，合计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前秦皇帝苻坚（公元351年—394年）于公元383年令吕光将军平复龟兹将鸠摩罗什请至姑藏（今武威市），鸠摩罗什自公元384年—401年滞当姑藏。在这期间，后秦（公元386年—416年）姚兴继王位，吕光乘机在姑藏建国后凉，自封为国王（公元386年—401年）。

凉州石窟特别是初期石窟的建筑艺术风格、雕塑艺术风格、壁画艺术风格，均呈现了龟兹艺术风格。凉州佛塔在结构和风格上，均与于田、罗布绰尔盆地相近。佛窟和佛塔绘有佛陀盘坐菩萨图、伎乐观娱图、宫中思维图、右边菩萨图。佛陀和菩萨头像施有彩绘描述，面孔圆形安详，双目细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似乎接近于西域艺术风格，只不过放大了天乐神的图像。北魏太武帝（公元424年—452年）于439年起严禁佛教，提倡前道教，把首府从凉州迁至平域（今山东大同）。公元452年文成帝（452年—465年）继位，提倡重新崇信佛教。在迈吉山（音译）石窟修炼的高玄充当了北魏王子的高师，凉州师贤僧人来到平城。在高僧昙曜的主持下开凿了云冈石窟。此事自公元524年持续到公元460年。鉴于孝文帝公元486年训令，在宫廷内和平日生活中，皆为盛行汉人戒律和穿着汉人服饰。石窟、石塑都是以汉人形象描绘艺术，开始盛行穿着汉式衣服，汉式源流之说，说明佛教已植根于中国。

受这种影响的东北万佛堂和我国西部的敦煌石窟，形成了独立的历史层面。在凉州和平城后期出现了敦煌石窟群。敦煌石窟初期开凿，其建筑艺术、雕文刻缕、描绘艺术风格，都体现了以龟兹为主体的新疆古代绘画艺术。这阶段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平间。塑像突出了菩萨的生平，形象似人，脸圆、四肢健壮、腰细、肩宽、胸平，比例协调，精神蓬勃，头着高冠，双肩赤裸，着以西域式服装，色彩鲜艳。佛像具有立体感，采用凹凸法雕刻，形态生动。石窟还描绘有裸体菩萨，优美而自然。后来因受到孔孟之道的影响，此种彩图，在敦煌日益少见。太和禁令之后，敦煌石窟这种描绘艺术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魏后期起，经西魏、北周时期，直到隋朝统一全国，共计一个世纪（公元489—581年），敦煌石窟文化从西域风格吸取养料，但是，它又呈现出具有不同风格的中原文化风格，其实这个时期正是北魏时的鲜卑人、吐鲁番、匈奴人开始汉化，佛教开始中原化，中原出现佛教教派，互相交融汇合时期。敦煌的描绘艺术，使佛像又显露出人体的轮廓，面部瘦长，眉毛细长，神色乐观，衣服有飘带。此外，还绘有君王弟子、历史人物的图像。如描绘了西王母、汉武帝、张骞、隋文帝、于田国王及其他僧人的活动片断。这是佛教石窟艺术的传统、历史的题材所表现的典范，也是体现中原文化佛教艺术的范例。北周（公元557年—589年）和北齐（公元550年—577年）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来往更加频繁。龟兹人白明达、白智通、苏祗甫、于田人尉迟的弟子，喀什人阿摩拔昭武九姓中的曹、安、康、米、何的乐师和舞女荟萃长安，木干可把女儿阿斯娜公主嫁给周武帝时，令龟兹等地的乐师和舞女也来到长安。

隋唐（公元581年—907年）是中国历史大统一和最昌盛的王朝，隋唐文化是产生世界影响的绚烂文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容纳影响中原的西域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是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西域音乐、歌舞、戏剧、壁画、雕刻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氛围。以苏祗甫、白明达为代表的音乐文化人士，由佛图澄开创的佛教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由维祗拉牙和维祗拉牙•依热撒迦开创的壁画艺术，在中原文化艺术占据权威和神秘地位。隋唐时期，受西域艺术的直接影响而造就的凉州乐曲和戏剧艺术经长安、洛阳对南方和大理王朝、朝鲜和日本产生了间接影响。这一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有明文记载。从三国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遣使求经。后来，隋王朝时期，在建筑、缝纫、政治生活、音乐舞蹈诸方面的佛教师徒，极大地表现了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的强烈倾向。唐朝时期，日本向中国派了十三次使者团，派学生数百人，日本名师佛彻和正菩提仙那都曾到过中国。当时，对朝鲜和日本产生强烈影响的隋唐时期佛教文化中的西域文化层面的存在，也是历史事实。

新疆古代绘画艺术对西方国家产生影响，同时中原石窟艺术对新疆文化的影响起了反辅射作用，这是反复出现于丝绸之路艺术交往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综上所述，新疆古代绘画艺术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原石窟艺术反过来又影响了新疆绘画艺术，双方互相交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以西域为中心，古印度，中亚，中西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西域石窟作为新疆文化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具有混合性、过渡性、民族性等特征。新疆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