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海瑞荒政思想体现方面

[摘要]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民本、重农的思想；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均赋役”的思想；海瑞“本草救灾”的思想；灾后重建。这些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其荒政思想。

[关键词]海瑞；荒政思想；主张；兴修水利

一、“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十府包括现在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分地区。也就在他出任应天巡抚时，江南遭受严重水灾。这场灾害持续的时间之长，受灾面积之大，实属罕见。正如海瑞自己所讲的那样：“今年水灾实是异常。往年霪雨为害，霜降后水渐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气湿热，冬至后不能播麦种，播亦不生。今距冬至九月耳常年播麦之地，尚十有五六淹深水中，来夏麦秋预绝望于今日矣。且灾止一方，犹有转输可望，今则北之淮、扬、徐、邳，南而浙东西，西而应天、太平、广德等府州，莫非水灾之地。”[2](P230)如此严重的水灾造成了“旁郡无可转输．本地无可借贷”的局面。江南大面积田地被淹，从而造成灾区粮价上涨，农民缺粮逃亡的情况十分的严峻。面对这次自然灾害，海瑞亲自勘查，并指出了这次水灾发生的重要的原因，除了夏秋雨水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水利设施的荒废。他说：“事起近年以来，水利臣旷职不修，抚按也不留心。”)为了排除洪涝，海瑞决定大修水利。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指导三吴地区的治水，海瑞广泛阅读了古往今来的水利文献，为江南治水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苏轼曾在奏疏中指出：“水道松江宜加迅驶，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则泥沙不复积，水患可以少衰。”归有光也曾说：“水全则势壮，故水驶而常流，力分则势弱，故水缓则易淤，此禹时之江所以能使震泽底定，而后世之江所以屡开屡塞也。”从这也理论出发海瑞认识到“三吴水利，当浚之使人于海，从古而然也。娄江、东江系是人海小道，惟吴淞江尽泄太湖之水，由黄浦人海。……日至潮泥，日游积累，日月继嗣，通道填淤，虽日水势就下，而无下可为就也矣，时遭久潦，震荡太湖，因之奔腾四溢，势所必至，为害之大”。因而他认为“若内水急流，则是以冲荡潮泥，免于淤塞”，宜采用以清荡浊的方法。然而救灾的钱粮成了海瑞治理灾害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出了实施“兴工赈济”、标本兼治的方法。海瑞大胆地将治理三吴水患与赈济灾民有机结合起来。他下令对太湖人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修浚，劳动力来源于那些需要救济的灾民，按工发给他们银米。正如他所在《开吴淞江疏》中所讲：“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臣已计将节年道河夫银，臣本衙门脏罚银两，各仓储米谷并溧阳县乡官太仆寺少卿史际义出赈济谷二万石。率此告济饥民，按工给与银米。”[2]同时提出“兴工之中，兼行赈济”[2](P232)。由于饥荒，灾区的粮价上涨，有钱可能还买不到粮，在这种情况之下，海瑞再次上疏朝廷，要求将苏、松、常三府的漕粮二十万石“照前旨银数改折”，“留米以济江南之饥，折银以济诸员役之用”[2l(P230)，这种方法极大地调动了饥民的积极性，使得吴淞江的水利工程在一个多月就完成。从而达到“一举两利”。开通吴淞江之后，海瑞听常熟受灾百姓反映常熟一带的县分也受其害，来吴淞江赴工的的饥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若是兴工之中，兼行赈济，一举两得，当开白茆”。因而海瑞再次上奏朝廷，要求按照修吴淞江的方法来修白茆河，这样可以将修吴淞江剩余的银两用在这里。不久白茆河的修浚同样获得成功。海瑞也认为这次水利的修浚“分毫无取于民，而一则可以济目前之饥，一则可以兴百年之利”[2](P423)。《明史·海瑞传》这样评价：“海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人海，民赖其利。”I](P5931)海瑞以“以工代赈”的思想为指导，找到了治水的症结，同时利用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利用灾年工价低的有利条件，进行水利建设。既有力地防止了灾年饥民流窜，造成的社会的不稳定，又解决了粮食的运输问题，保证了灾区粮食的供应，提高了灾民抗击灾害的能力。这种富有时代特色的荒政思想，大大丰富了我国水利史和荒政史。

二、民本、重农的思想

农桑为国家之本，农业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的部门，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因而历代稍有作为的统治者都会将农业摆在社会经济的首位，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海瑞认为足民利国的根本途径就是重视农业的发展。因而他指出：“农桑耕织，衣食之源，四民首务，而所当知。丈夫当年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妇人终岁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假使尔民尽耕，尔妇尽织，则尔众之衣之食，当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矣。”[2](P276-277)他认为农业是“养老、慈幼、赡生、祭往之需”的物质基础。倘若“耕或不勤，织或若懈，则无衣无食”。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他长期实施劝课农桑的政策，给没田的农民分给荒地让农民去开垦，并借贷耕牛和种子给他们。更为重要的是，海瑞还“特设立劝农老人，为尔农人之倡”，鼓励农民努力生产，“相土之宜”，勤劳务农。这是海瑞重农务本、务本则足民思想的重要体现。

为了减少灾害对农业的破坏，海瑞还注重灾害的预报。海瑞在《兴革八例·吏属·阴阳官常例》以及《阴阳官参评》都提到了关于灾情预报的思想。他指出：“阴阳官，测日晷星候，别昏小雨肠，早晚气节，以占一邑之被祥而决趋避焉。”接着又说：“有平子之推算而后浑天之说行，有苏子容激水转轮之智而后知星辰之躔次。”[2l(P147-148)如果阴阳调和，则国家之福。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现象也更加严重，为保障农民的利益，海瑞勒令豪强退还占夺的民田。“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人于富室者，率夺还之。”(P5931)不过海瑞所实行的这些措施都是在明朝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明律》中明确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海瑞在苏淞地区逼乡官大地主退田，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使他的措施有法可依。土地的高度集中，严重地降低了百姓在灾害面前的抵抗能力。其危害也十分明显。正如海瑞所说：“一遇灾旱，而民之辗转沟壑，白骨遍野，平时则奸伪朋兴，有故则群横寇盗。”常此以往，国家将不可安定。他向豪强夺田，上至原来的内阁首辅，下至地方上的大地主，只要他们非法占夺百姓的土地，都要归还。他在《复李世麓阁老》说：阁老“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公非如此如此呀。诸凡言不及尽，高明察之。”’海瑞的做法遭到以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的官僚集团的反对，认为海瑞的做法是“沽名乱政”，为此海瑞进行了考察，并给予坚决的回击。他说：“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告乡官夺田产者几万人，向府县官问故，群举而告日：‘民今而后得反之也’。”海瑞又问一些生员，得到是相同的回答。最后他问地方上比较贤明的人，他们回答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致使乡宦大肆侵吞百姓田产，导致“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再后状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诉，日积月累，致有今日事”。海瑞听后感到“为富不仁，人心同愤”。“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今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2)(P237)所以海瑞认为，让豪绅退田，实质是使物归原主，根本不是夺富民之田以给贫民。

在救济灾民的过程之中，看到灾区的米价过高，海瑞要求将输往北京的贡米几十万石留给饥民，而将改折的白银上缴国家，这样就使灾区的米价得以平抑。

在灾害面前，海瑞要求实施民间自救，但他反对并下令禁止富民放高利贷盘剥贫民：“今本县细访得各都图富积谷粟之家，每每乘荒岁勒措贫民，质物典当，倍约利息，其贫甚虑无可偿者，虽倍约亦固吝不与。”他认为不管是“贫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因而富人应该为穷人着想，心存恻隐。海瑞要求富人大户“量将所积谷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如仍前略无侧隐，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2]‘P17耵。并且“借贷应付，不特增利苦害”[2](P245)。“凡典借银谷多取利息者，许被害人告治。荒年借贷，尤不宜多取利”。[2l(P189)

三、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海瑞提倡节俭，反对侈靡，尤其反对统治集团奢侈浪费、挥霍民财。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挥霍无度，上行下效，蔚然成风，社会的风气日趋奢靡。这样就必然导致封建地主阶级加强对百姓的剥削，掠夺也就会更加的频繁。海瑞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嘉靖皇帝奢侈浪费的罪行：“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2l(P218)“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藏段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P220)主张最高统治者皇帝带头节俭，从而以约束臣下。“凡属侈靡，法当严禁。”(P252)海瑞还坚决反对修道事佛，反对冠婚丧祭大操大办。“江南喜修道事佛，甚至迷惑不返，糜财破产，比比有之。民愚无知，上人莫为之禁，不行申明晓谕使然也。”‘P275)他甚至斥责嘉靖皇帝“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P218)。他要嘉靖能“翻然悔悟”，下诏“驱缁黄游食使归四民”[2](P221)。他在任地方官时规定：“各府州县境内有寺观庙宇庵堂等项，查非额设，系是淫祠，即行改毁。”同时强调“禁通县人民不许设斋醮祭佛，致费财用，不许竖造佛庙，违者里老人等劝谕之。谕之不从，许诸人告治。”还规定“丧事不许请僧道设佛，婚礼不许多用盘盒猪羊糖饼，不许厚礼物谢媒。媒人索取谢礼者，赴官告知”[2](P188)。对于官员去地方上视察，海瑞认为官员下乡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因而他在《督抚条约》特别提出，“官吏不许出城郭迎送”。《海瑞集》海瑞为自己规定：“本院到处下程，止鹅、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物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具在内。驿送，县不许送。”本院所至“各官参见手本，用价廉草纸，前后不着壳，后不留余纸，别事具本亦然，凡册用稍坚可耐久而价廉纸，不许如前用高价厚纸”；“不用鼓乐，止伞，不用看伞”；“本院经过并住扎，俱不用铺陈”；“本院凡巡历，所在县驿俱不许铺毡结彩，羿席等用，止用本地方所出稍软厚草席，百凡家火一从朴素，有用银箱锤筋并华美物件，言之不从，是阿谀小人也。剥民媚人，不独丧己”[2](P2A3)。海瑞一生是倡导节俭的一生，也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作出表率。

除此之外，面对“内之宦官官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亦多矣”[2](P220)的情况，海瑞要求进行裁官，以节约国家的经费开支。他在《兴国八议》中的最后一条就提出了“革冗员”，他说：“半里一二三分里分为多。先年设清军县丞一员，管粮主簿一员，又捕盗主簿一员，典史一员无所事。四十二年巡按陈考察日，卑职曾以捕盗事归典史，裁革主簿申详，今未示下。查得四十一年刑科侯给事奏请裁革，四十二年礼科邓给事奏裁革，款开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并。非冲要而设驿递，非要害而设巡捡者，皆可裁革。查得兴国无大清军事务，主簿一人，清军管粮兼之，事未繁琐。又儒学生员止七十余人，教谕一员，训导一员，似亦冗矣。其一员当裁革。……夫有一官，则有一官之费，若一官不安其分。则又有一官需索之扰，一官之费，分也，理也，于民不无所妨。一官需索之扰，时变然也，通弊也，于民则为大害。昔人谓宽一分，民受赐一分，窃谓捕盗责之典史．主簿一员当革；清军并之管粮主簿，县丞一员当革；儒学当革训道一员。衣锦巡检司巡检一员，回龙巡检司巡检一员非要害，均当才革。”209)

这里其实讲的很明白，就是要裁减冗员，精简机构。在海瑞看来，多一个官员就多一份俸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浮于事的官员给人民带来的是更多的纷扰。这种裁员既有利于政府的积累，也有利于减少对人民的剥削。

四、“均赋役”的思想

在税收方面，海瑞提出了“均赋役”的思想。海瑞认为，造成赋役不均的原因是地方豪富及豪强勾结官府，隐占土地，造成百姓的土地越来越少。但百姓的赋税却没有丝毫减少。这就会造成在灾害来临时，百姓的抗灾的弱小。“无一亩田，输七八十亩粮有之。”P206)因而海瑞感叹：“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必须实施均徭。他说：“徭而谓之均之，谓均平如一，不当偏有轻重也。然人家有贫富，户丁有多少，税有虚实。富者出百十两虽或费力，亦有从来。贫者应正银致变产，致典卖妻子有之。若不审其家之贫富，丁之多少，税之虚实，而徒日均之云者，不可谓之均也。均徭，富者宜当重差，当银差；贫者宜当轻差，当力差”，同时“不许照丁均役，仍照各贫富各田多少，贫者轻，富者重，田少者轻，然后为均平也。”这是完全按照经济能力和人丁的多寡来征收赋税的思想，显然是进步的；也有利于百姓积累更多的财富去抗击自然灾害。后来海瑞实施了“一条鞭法”，这与上面所讲的内容具有若干相似之处，海瑞认为一条鞭法是“一时良法也”[2](P249)。这种相对均平的服役，使小民一般不至于破产流离，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

五、“本草救灾”的思想

在整个明朝，自从有了周定王朱楠的《救荒本草》问世以后，在灾荒年间，利用野生的植物救灾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海瑞在南方主持救荒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以往草本救荒的思想，为饥民介绍了一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用于提高人们的生存自救能力，将其所食部位及食用之法告诉灾民。由于海瑞是生活在南方，且在南方主持救灾，他给饥民介绍的那十几种野生植物在朱楠的《救荒本草》中并没有收录。这无疑又是对我国本草植物救荒的一个贡献。他对那些植物的文字描述非常的简练，做法也非常简单。如：

葛，掏碎用水洗出澄粉，甘味胜蕨。

绿葱根，有臭气，须换水浸洗七十二次，不然毒人。

布谷柴子，舂成米煮粥。

蕨根，洗净掏碎，用水澄粉，自九月至三月粉多，至四月初抽青粉多，兼食嫩茎，即蕨菜。

松花，用熟水或饭汤调食，比米面诸谷反能久而不饥。和米麦面蒸食之亦可。然止三月四月有。三四月，正饥时也。味胜蕨，但不可多得。[2](P74-75)

海瑞所介绍的野生植物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救荒本草》等救荒的植物学著作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海瑞也就不作详实的介绍。从这可以看出海瑞的草本救荒的思想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六、灾后重建，安抚流民

对于灾后的重建，海瑞主张安抚流民。在海瑞就任浙江淳安县知县的1558年，淳安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的百姓生产资料受到了重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百姓虽已受灾，却还要承担繁重的虚税，即原有田亩的赋税。这些地还是在洪武时期丈量，但经过长期演变，很多的土地已被人欺占。而百姓还是要按原有土地进行缴纳赋税。从而造成了“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百姓困苦不堪，最后不得不逃亡，这些“皆虚税所压为之”。百姓的逃亡是虚税所造成的。为了使流民回到家园，恢复灾后的生产，海瑞首先在灾区告示，招抚灾民。指出灾民之所以离开家园，“盖因不能赔皴钱粮。些小产业，贱卖与富家者再无可卖，或本身、或男女，写作奴婢于富家者再无可写”。使百姓“苦恼万端”，而“官府刑征犹不息”，百姓真是“吁天无路”，“所以含泪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2](P186)。他向灾民表示：“丈量田山，必有一亩收成者，方兴一亩差税，无则除豁。自此以后无赔贝皮，无虚粮钱，尔等可回还原籍，赴县告查迷占产业，取赎男女。”没有田地的灾民，允许他们去开垦荒田，并且给耕牛和种子。“凡尔新回之人，给与执照，待三年之后，生理充足，然后科派尔等本身身役。”[2l(P186)从而达到了社会稳定的目的。安抚流民，进行灾后重建，海瑞在兴国时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在《兴国八议》中他提出了“地利”这一“议”。他指出：

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欲一调停行之也。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闲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不数年间，南赣无余地。村居联络，可以挟制诸巢之寇。吉安等府无余民，衣食不客，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一举而合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抚绥一盛举也。[2](P203)

通过这一措施，即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同时也安抚了流民，减少了社会的动荡，提高了农民的抗灾能力。所以海瑞也无不骄傲地说：“一举而合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抚绥一盛举也。”[2](P203)这种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可以看出海瑞的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