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在劳动力转移的局限性

一、关于我国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议

造成“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大批农民工从城市返乡或回到离家更近的小城市或城镇，于是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一现象与劳动力迁移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相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刘易斯模型。他将经济的发展分为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边际生产率高的现代化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由于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差距较大，便会出现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2］。之后，刘易斯又对此模型补充了刘易斯拐点的说明，即当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就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接着，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差距消失，也就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这样的转折即“刘易斯第二拐点”［3］。我国学术界有很多学者尝试用刘易斯模型解释“民工荒”现象，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存在很大争议。例如:蔡昉(2008)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认为农业的技术进步偏好表明了劳动力稀缺，进而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4］;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5］;吴海民(2012)以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角度分析，采用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结论，并预测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6］。但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相反态度，例如:Minami和Ma(2008)以日本的经验作为借鉴，从劳动产出弹性视角证明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7］;余宇新、张平(2012)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对中国刘易斯拐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我国的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并不存负向关系而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并未真正到来［8］。

(二)托达罗模型及其在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

由于刘易斯模型是以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70)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即托达罗模型。其核心思想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率，也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预期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模型表示为:Mt=f(d)，f’＞0。其中Mt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指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d表示为:d=w•π－r，其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π代表就业概率，w•π便是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r则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9］。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尝试以托达罗模型分析解释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例如:张海涛、杨为燕(2007)认为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和托达罗模型提出的背景极为相似，并以托达罗模型为分析基础，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10］。盛亦男、孙猛(2009)以托达罗模型为框架，尝试从劳动力供需角度解释农民工返乡的现象［11］。也有学者探究了托达罗模型在中国实际状况中运用的局限性，并尝试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丁守海(2005)指出托达罗模型忽视了大国经济中的区域差异，并引入区域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然后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能较好揭示劳动力省内转移现象［12］。肖文韬、孙细明(2003)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费用，从而引入了生活成本的概念［13］。喻言(2007)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从生活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就业概率还有农村实际工资率以及非货币性收益和成本四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修正，但并未运用实际数据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4］。焦克源、张彦雄、张婷(2011)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扩展，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与传统农民工区分开来，虽然他们加入非经济收益的变量，尝试解释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但也同样没有对拓展过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15］。

二、限制劳动力迁移模型在我国实践中应用的因素

(一)农村和城市生活费用的巨大差距

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其核心都是基于农村与城市实际工资差距进行分析的。然而，这种只从收入方面进行的分析忽略了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和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差距极其悬殊。据Econo-mists杂志2013年2月的《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排行》显示，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中，我国城市上海排名最前，排在第30位，与去年相比大幅上升了11位，与排名第27位的纽约相差无几，其次上榜的还有深圳、大连、北京、广州等城市。而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纷纷上涨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国外同等城市却仍旧相差甚远(例如纽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上海的将近5－6倍)。所以，越来越高的生存成本和压力，无疑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向一、二线大城市的流动。因此，这就造成了在实际中，虽然农村(或者说欠发达地区)与城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仍存在工资的差距，但由于生活成本过高，一部分劳动力便选择回到农村，或者去生活成本相对更低的三线城市或乡镇发展，如此，虽然从工资角度他们的收入不及在大城市，但是实际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这也正是造成目前“民工荒”现象的最主要原因。

(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户籍，也叫户口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之一，无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虽然在城市中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在一线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之又高，例如在很多大城市，虽然户籍政策不断改革，如广州、上海已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但这些政策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人才，对学历和职称要求很高，因此即便是大部分一般本科毕业生找到一份一般性工作也很难拥有当地户口，就更别说教育层次较低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再者，如果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需要连续缴纳5年社保或者5年个税完税证明，而对于很多外来务工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单位与地点流动性很强，常常是经由朋友亲戚介绍，在春节返乡回来后再重新寻找就业机会，很少有人在同一家企业连续数年工作，而且时常具有间断性，因此也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家落户。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在城市打工赚钱，其主要生活仍旧在农村，因此也就并未实现实质上的劳动力迁移，最终定居在城市。这与托达罗模型中所定义的劳动力迁移相去甚远。

(三)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隐性成本影响劳动力转移

除了直观的高生活费用，如高昂的物价与房价，另一限制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便是诸多的隐性成本，也可以称为非货币性成本。还是由于户籍制度，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无法在城市中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教育政策，想要留在城市读书通常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而即便如此也很难参加本地的中考和高考，例如虽然有部分省市已逐渐放宽异地高考政策，但实际上却仍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和要求，例如江苏省2013年仅有347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了当地高考，广东省虽然也放开异地高考政策，但是依旧需要以积分入户为前提，而广州2012年转入当地户籍的外籍务工人员也仅有2000人左右，这样的数量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可谓是九牛一毛;再有，由于常常无法与当地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这些外来劳动者不得不自己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同时也无法享受诸如公积金贷款、养老保险或政府补贴等政策。再加之诸如背井离乡、受到当地人歧视等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非货币性的成本所起到的阻碍甚至高出了实际的生活成本，成为劳动力在决定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时的最大顾虑和障碍。（本文来自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三、对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中的修正及其解释

根据上述分析，为了增加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中的解释程度，应将其拓展为Mt=f(d－c)，f’＞0。其中Mt依旧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新增加的变量c则为城市与农村生活成本差异。d－c具体表示为:d－c=(w•π－r)－(cu－cr)，w、π、r依旧分别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就业概率、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而cu与cr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成本，由于只要劳动力迁移至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需要承担生活成本，因此cu不需要乘以π。所以新模型的含义为，劳动力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数量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减去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可见，即便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大于零，但是如果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很高，便会抵消工资差异所带来的迁移的动机，农村劳动力依旧不会发生向城市的转移。而模型中所提出的c即生活成本的变量，不仅包含日常生活所需要支出的吃、住、行等生活费用，还包括了之前提到的非货币性成本，例如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也包括其他心理因素所带来的成本。然而对于此变量的这一部分，却很难用实际的数字和指标予以统计和衡量，而恰恰这些变量又在农村劳动力实际迁移决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对生活成本的难以具体量化，决定了很难用实际统计数据对拓展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型在应用中就没有实际借鉴意义。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都是建立在劳动力为理性人的假设上，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将自然而然决定劳动力迁移的动向。丁守海(2005)也分析发现，对于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托达罗模型只能解释市场体制较为完善的地区。对于拓展后的托达罗模型，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后便不难发现，c变量中唯一可以确定的因素是生活费用，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那些无法量化衡量的指标恰恰是由政府影响或决定的。因此，政府如果将这些变量的影响缩减得越小，那么该模型在实际运用中也就会越可行进和有效。

四、政府在引导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降低城市生活费用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计算，近30年来我国平均年CPI高达5．4%左右。这还仅仅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未将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疯涨囊括在内。对于城乡生活费用差距，由于生活费用支出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所以很难严格界定在某地生活的费用成本是多少。但假如我们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侧面衡量这一指标，不难发现城乡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与相对落后地区农村存在巨大差距。例如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70元，而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仅为每人每月90元，而即便是河南省生活成本最高的郑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仅为每月300元。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控制物价及房价的进一步上涨，有效控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生活费用成本，这样才不会致使因高额的生活成本抵消城乡工资差距所带来的劳动力迁移的动机。

(二)放宽户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自由迁移

目前户籍制度的开放主要依旧是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新技术人才，而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而言，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门槛。因此，大部分打工者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中的劳动力迁移人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本就没打算留在大城市生活，而只是作为短期打工者赚取财富，即便是由于收入增加准备转移至城市生活，也会选择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在各个方面减少户籍限制所带来的不便。因此，如果想要劳动力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就应该进一步放宽户籍政策的范围，解决由于户籍问题所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子女教育问题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劳动力转移的例子，例如很多地方政府为提高城市化率或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的节奏，要求农民搬至乡镇社区中去，而把土地承包或出租出去，出现了“农民上楼”、“土地撂荒”的现象。根据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的核心原理，这样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理性决策，而不需要政府的过度引导甚至干预。因此，政府在促进劳动力迁移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该着重把重点放在减少阻碍劳动力自由流通的因素上，如放宽户籍政策、简化地区间的社保转移、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化等。这样，市场机制将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使得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更加自主有效。

本文作者:张东晓于晓彤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