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浅析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和谐社会之价值选择

1．以人为本。而实际上在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时，刑事被害人又一次被伤害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刑事被害人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已成为当今国际主流趋势之一。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关注是刑事司法领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第二次回归，刑事司法应当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关怀的对象不仅应包括被告人，也应当包括刑事被害人，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度契合。2．公平正义。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而司法公正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和生命线。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真谛在于兼顾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并使之均衡。刑事被害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本应具有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但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应由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给予赔偿。但当被害人因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赔偿又没有其他任何方式获得应有的赔偿而陷入经济窘迫时，会导致被害人对社会的愤恨和不满，进而有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产生。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矫正被犯罪行为损害的公平正义，使缺失的公正被找回，有利于重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3．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期盼，也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角色转换理论和现实表明，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若没有获得公正的待遇时，会产生怨恨的心理，受到侵害的人们可能会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手段来报复，从而由刑事被害人转换为新的犯罪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刑事被害人受到侵害后如不能实现公正的待遇，尽管他们不会实施新的犯罪，但他们会进行无休止的上访。一个社会若出现多个涉诉上访事件，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既要通过惩罚犯罪平复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怨恨，又要通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给予物质弥补，使其能够真正在社会中生存下来，这样，社会秩序才会真正趋于稳定。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制约因素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如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最高补偿可达五万，并且已形成初步框架。但当前，仍有一些关键因素制约着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刑轻民”的思想。在中华法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重刑轻民”的思想，“重刑轻民”思想对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影响公民法律思想观念的形成，很多人包括部分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应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中心，即使有人提出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但也只是关注其诉讼权利，而忽视其实体权利。另一方面的体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使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不能给予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应当说，“重刑轻民”思想是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观念障碍。2．资金供给的有限。司法实践证明，补偿资金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核心因素，是此项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我国预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资金来源于何处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资金来源于何处，都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而一旦刑事案件无法侦破，索赔对象便无法确定，赔偿也无从谈起。在很多案件中，即使案件告破，但由于犯罪人缺乏赔偿的能力，刑事被害人所应获得的赔偿也成为一纸空文。据有关数字显示:我国近八成刑事被害人所应得到的赔偿难以实现。可见，资金供给的有限成为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经济上的障碍。3．实际操作的难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模式的选择。从西方各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模式来看，有的国家如新西兰、日本等国制定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单行法，有的国家如美国、韩国等则是制定一部涵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内的全面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法律。而我国究竟是选择何种立法模式也还存在着争议，这制约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进程。(2)补偿对象和范围。补偿对象和范围的确立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或各地区关于补偿对象和范围的确立不尽相同。如英国规定，被害人、对被害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及其他受害人扶养的人为受助对象，补偿范围为故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引起的痛苦、受伤、收入损失以及实际开销等直接费用;德国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为受助对象，被害人能获得赔偿的犯罪种类包括犯罪、公共危险犯罪、人身或生命危险犯罪等。从各国的有关制度和实践发展趋势来看，补偿的对象和范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而我国该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范围?犯罪所造成的损害除了人身伤亡外，是否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3)补偿标准的确定。在已经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财政能力，对补偿的标准作出规定。补偿标准通常与其社会生活水平相适应，一般会低于民事赔偿标准。但如何平衡国家补偿与被告人的赔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是否会造成有能力赔偿的被告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应该建立统一的补偿标准，该如何确立补偿标准，采取何种支付方式?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且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影响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4)补偿条件的限定。根据各国的有关规定，刑事被害人要想获得国家补偿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需要考虑的问题有，被害人的表现、被害人的国籍、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其他救济途径等等。我们在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时，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但我们对此的相关理论研究深度还不够，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的以指导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三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想

如前所述，在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过程中存有许多障碍，既有观念上的，也有实践操作过程的，我们惟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进行破解，找到相关的解决途径，才会加快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进程。在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要摒弃传统的“重刑轻民”的法律思想，在全社会宣传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和司法理念，给予被害人更多的人文关怀，扫清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观念障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1．立法模式。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根本办法在于走立法之路，且采取单行立法模式比较切合我国的实际。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涉及程序内容，而且还包括实体内容，笔者建议，补偿法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部分。实体方面，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涉及补偿的对象、范围、标准、条件、方式及数额等方面;程序方面，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程序法》，规定行使补偿权的机关、补偿的申请、受理、裁定及上诉等问题。2．补偿对象。为了使有限的资金能用于最需要救助的被害人，有必要对补偿的对象有所限定，因为被害人的群体的庞大，财政如若要对所有的受害人进行补偿，显然会力不从心。所以在立法之初应将补偿对象限定为较小的对象，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加以及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相应地扩大适用范围。笔者建议，补偿的对象可以界定为因犯罪行为遭受重伤或因犯罪行为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财产损失的人。3．补偿条件。补偿的条件应包括必备条件和例外条件两部分。根据前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均衡和谐的刑事司法理念，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建议，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应不问财产损失还是身体损失，不管加害人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应以被害的结果及被害人或依靠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为条件，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被害人可以申请国家补偿:被害人被致伤致残花费较大医疗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被致伤致残，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着落的;家庭财产遭受侵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死亡，依靠其生活的人无着落的;因犯罪导致的被害人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其他情形的。补偿制度应以受伤害是因为犯罪行为引起为前提，补偿的出发点是受害后果，补偿的宗旨在于解决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的临时经济困境。此为补偿的必备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可以不予补偿:超过申请时效的;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重大过错的;与加害人有直接亲属关系的;申请人已获得赔偿的，在其赔偿的范围内不予赔偿;其他可以不予赔偿的情形。此为补偿的例外情形。4．补偿标准和方式。补偿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一种特殊保护制度，是一种救助和关爱性质的补偿，因此补偿的金额不可能是其实际遭受的损失。在确立具体的补偿金额时，应考虑被害人被害的性质、受损害的程度、有无过错以及被害人的实际生活状况等，设定补偿的上限和下限。关于补偿的方式，笔者建议采取一次性的现金补偿方式，既可以弥补被害人的的物质损失，缓解其生活压力，也较易操作。5．补偿的资金来源。如前所述，补偿资金是补偿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资金供给的有限是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因素。因此，应尽可能多地开辟资金来源渠道，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助等为辅的被害人补偿资金制度。补偿资金来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1)政府财政拨款，将刑事被害人补偿项目纳入政府财政预算;(2)将罚金收入、没收的个人财产数额按一定比例列入刑事被害人补偿资金;(3)社会各界的捐赠;(4)其他可以纳入补偿资金来源的。可以考虑成立“刑事被害人补偿专项基金”，使资金来源制度化、综合化、法律化，确保刑事被害人补偿资金有稳定的来源。

作者：郭巧云单位：荆楚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