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城市设计探讨

1研究背景

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学科被自觉运用起源于西方19世纪末[1]，对城市设计的定义，目前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总体上认为其具有学科交叉的丰富内涵，能够有效塑造城市形态、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活力[2,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达到51.27%。根据国际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突破50%这个临界点之后，城市化进程将从量变转向质变，即经济增长动力由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发展，转变为以空间资源配置推动增长。[4]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我国完成同等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压缩了一半。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在进入城市化后期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处在较低的水平，资源分配不尽合理。因此，我国未来的城市设计必然走向从追求速度、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

2批判反思：快速发展时期的增量扩张

2.1经济利益的技术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这种“中国奇迹”背后，是单一关注速度和效率的“增长主义”作为驱动，城市空间扩张正是“增长主义”实现资本增值、积累以及资源、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5]在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孕育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尖锐问题。由于中国的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在任期内寻求快速见效的利益成绩。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时常被用作促进城市空间总量和衡量空间效益的经济工具，其服务对象往往也直接瞄准地方政府[6]。通过土地要素指标测算，制定开发计划，城市设计实质上变成了经济利益测算的技术工具。尽管从经济学的角度，城市设计为城市赢得经济竞争具有一定的正当性[7]，但是城市设计的服务对象应当是大众而非政府[1]。出于宏大叙事的城市设计，城市空间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抽象的概念，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它反映的是决策者的意图。城市经济指标上去了，而城市的活力却并未相应提高。2.2城市公共空间的失落。城市设计最根本的任务，应该是在公共领域为市民谋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在于它的公共性[8]，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城市社会活动发生的“容器”，是公共空间使得人们联合成社会整体。城市公共空间的失落，究其本源，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的城市设计大多是出于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从现代主义兴起以来，人们的设计意识中过于看重新技术，城市设计中出现了重物轻人的倾向。[9]其中特别是汽车和楼房，宽阔笔直的柏油公路，汽车川流不息；拥挤繁忙的城市中心，高楼摩肩接踵。城市的持续膨胀早已超过了人的身体尺度和感知范畴。街道活力是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状况的重要表征。工业时代汽车出现以后，城市通过空间扩张来扩大规模，以满足更多城市人口的需要。这个时期的城市设计首当其冲的是对机动性的追求[10]，街道的社会属性让位于基础设施属性，变成了冰冷的机器。宽阔的公路一方面在尺度上给行人穿越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过去由建筑限定的街道生活被公路一分为二；另一方面，高速行驶的汽车带来安全、噪音、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令街道的空间质量急剧下降。张永和曾经对中国的“退红线”制度提出批判①：“（建筑）设计的时候，首先是建筑都要退红线；退了红线还不行，还要进进出出。再进一步，建筑界面不能连续，要强调单体建筑的独立性。”退红线制度使得城市中的建筑成为一个一个的孤岛，街道被分解成不连续的片段，既不利于商业活动，更不利于社会交往。一方面是单体建筑形成碎片化的城市孤岛；另一方面，由门禁社区组成的超大组团形成另一种尺度的城市孤岛。封闭式的管理能够减少政从量到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城市设计府和开发商的维护成本，在城市扩张期间迅速蔓延。门禁社区使得街区之间的公共空间被放到街区内部，公共可达性降低，街区与剩余的外部空间界面模糊[11]，城市公共空间被进一步瓦解。2.3城市生态系统的破坏。长期以来，建筑一直占据着城市的基本格局，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一直是以建筑学作为背景。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城市发展一直严重忽视了城市的自然生态。[12]城市快速增量扩张过程中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破坏已是学界共识。雾霾、水污染、垃圾围城等报道频繁见诸新闻媒体，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问题，生态系统的破坏正一步一步地侵蚀市民的生活质量。除了应对本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果，中国的城市还需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外部影响。近年来，夏季洪涝灾害已成为一种常态。天灾之外，我国的城市设计也显得反应迟钝，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城市化进程中，原先能够纳水排水的城市肌理被城市开发破坏，具有自然渗水能力的地面被硬化，这些城市开发举动都一定程度破坏了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我国城市设计还存在尺度失调、交通低效、风貌雷同、文脉断裂、缺乏地域特色、迪士尼化、场所感缺失等特征，[13,14]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增量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问题逐渐显现，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民间讨论和学界批判。在我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转型时期，城市设计的转型也迫在眉睫。

3发展愿景：经济转型时期的存量优化

3.1以人为本的价值回归。随着土地资源的紧缺，过去依靠增量扩张的暴利模式必然发生改变，转向对存量的优化设计。[5]存量优化意味着对既存利益的调整，实施起来必定会面临新的困难，过去在增量扩张阶段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也将迎来新的挑战。增量扩张是基于未来的利益分配，而存量优化则直接面向现实矛盾和利益冲突，面对的是作为个体的城市人。在存量优化阶段，设计师的任务不仅要设计空间本身，还需要设计一套直接面向个体利益的空间交易方式。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存量优化阶段，其思想转变或许能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提供借鉴意义。概括起来，其一，强调人本主义思想，把“人”放到城市设计的核心地位，将市民参与下的邻里自建定位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二，由经济导向、市场导向，向公众参与转变，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见被接纳；其三，政府、财团、民间的多方合作参与，从自上而下拓展为上、下结合的方式。[15,16]此外，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广泛开展以“由下而上、社区自主、居民参与、永续发展”为原则的社区营造，也取得不俗的成绩。社区营造通过构建一种“参与式的民主”机制，将“自在”的社区转化为“自为”的社区。[17]通过社区文化、生活、环境和产业的协调发展，社区营造创造了一个“心之所在”的故乡。尽管“社区营造”更多地是针对乡村地区，但这种鼓励公众参与使社区保持持续生命力的方法或许也能给我国大陆地区的城市转型提供些许思路。3.2城市微更新与场所重塑。存量优化阶段的城市设计，关注点将从空洞的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的场所塑造[5]，从追求经济利益转向解决人的真实需求，以人的尺度作为基本标尺进行设计。由于增量扩张阶段粗放式的开发，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支离破碎已是既定事实[9]。如何修复、织补起这些支离破碎的空间是存量优化阶段必然要面临的问题。2013年以来，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纷纷提出“瘦身提质”“零增长”“负增长”等目标，这意味着宏大叙事话语正走向终结，转而关注微观场所的品质提升与活力营造。城市微更新从尺度上而言，相对城市扩张阶段，变得更小更精简，但从系统上而言，它不仅仅需要考虑经济提升，还需要对社会问题、文化传承、物质环境、邻里关系等[18]做出全面的改善，通过经济转型、创新驱动、社会融合、文化引领、空间重构等手段，使衰败的城市空间重新焕发活力。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为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城市街道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城市活力的发生容器。街道活力本质上来源于以步行为基础的人们所进行的丰富的街道活动。[19]连续的、不受干扰的步行环境既是城市外部空间设计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这就需要转变过去以车行交通为导向的街道设计，转而关注人的步行环境。3.3生态修复与景观都市。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自然生态，是目前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田园城市、生态城市、可持续城市等概念无不涉及对自然生态的尊重。[20]我国学者俞孔坚提出十大战略以支持城市生态，包括对山水格局、乡土生境、河道海岸、湿地系统等的保护维护。[21]这些战略从不同方面对如何保护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思路，但如何将这些战略在城市设计以及建设中落实，是一个留待讨论的问题。此外，近年来在哈佛设计学院流行开来的一种称之为“景观都市主义”的设计方法或许也能为当前的中国城市空间优化带来启发。景观都市主义不仅关注自然生态，并且将“景观”作为一种绿色基础设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引发的环境问题，它探讨了一种调解建筑与景观、场地与对象、方法与艺术之间分歧的可能性。[22]在此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利用景观研究的思路，将绿色生态斑块和廊道作为构建城市形态和结构的基本骨架，进而创造出社会、文化、生态相互关联的复合城市系统。自然生态不仅仅可作为被观看的景色，也可以作为一种城市触媒，主动影响构建城市骨架网络，并形成良性连锁反应。

4结语

《2015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加强城市修补。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为空间扩张的减缓而被削弱。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关于城市设计的探讨必然会更加活跃。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设计的批判反思，指出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理清前进的思路。目前我国城市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仍需要相关学者、设计师提高专业素养，为我国城市建设出宜人舒适的生活环境。

作者:陶芋璇 袁丹龙 单位: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