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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辩护制度图景与现实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制度的恢复,有效的促进了刑事司法的进步。为了进一步提高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水平,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为被告人所进行的辩护活动类型进一步多样化,从无罪辩护、罪轻辩护、程序辩护逐步探索出了一个独特的更加适宜中国社会司法现状的量刑辩护,随着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与量刑程序的逐步分离与规范化,量刑辩护正在中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审判定罪环境中,可以有效的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减少被告人利益的损失,同时,量刑辩护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规范的现象,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量刑辩护在中国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量刑辩护;司法实践

一、量刑辩护制度的域外借鉴

纵观世界,在量刑辩护制度建设与实践方面,美国无疑是实践这一制度最为完善与经验最为丰富之国家。在其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以平等武装为原则,法官作为消极的中立裁判者,给予双方充分的法律攻击与法律防御的自由。首先,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这样就导致美国的律师辩护明显的分为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两个阶段,在这两个相互较为独立的阶段中,律师可以充分的为被告人争取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即使被告人在刑事审判阶段中被定罪,律师在量刑阶段中还拥有足够的法律空间来为被告人争取到一个有利于自身的量刑结果。其次,美国在其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设置了容许量刑辩护存在的制度空间。在美国,轻罪案件通常情况下会通过辩诉交易得到了结,辩诉交易通常发生在法庭进行正式审判之前,通常是由检察官代表政法向被告人的律师提出交易条件,通常是指控罪名与量刑建议,这时被告人的律师会衡量检察官的建议并且向被告人说明情况,在尊重被告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辩护律师会根据自己的司法经验与法律实践对检察官的方案进行讨价还价,运用一系列司法技巧,比如律师通常熟悉其所在州的刑事法律量刑指南,在辩诉交易的协商中通常会争取较低的量刑。在定罪阶段过后,在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辩护人还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比如提议被告人是否使用陪审团进行审判,辩护律师还可以进行证据调查与证据整理,在某些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召开量刑听证会,在听证会中可以进行传唤证人或者交叉询问,几乎相当于对于量刑结果重新召开一场审判,辩护律师可以进行充分的量刑辩护,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再次,由于美国对于法律与规则的重视,美国的联邦层面与许多州都制定有许多规范的量刑指南,这就有效的规范了量刑制度的程序与结果,做到有法可依,有效的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司法权力的滥用,保证了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二、中国量刑辩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法律秩序恢复与重建,在刑事诉讼中,恢复与完善了律师的辩护功能,随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修订与完善,逐步确立了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律师获得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被告人权力的活动空间,有效的促进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权力形成了制约,促使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化,体现了公平正义的诉求。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从历史渊源与现实图景来讲,刑事审判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几乎是合尔为一的。但是,随着法治理念与法治水平的进步,同时也由于全球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推动,我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司法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适度分离,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律师量刑辩护制度的出现,都是我国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有效的保护了被告人的人权状况,提高了量刑的准确性与公正性。我国律师量刑辩护制度主要体现在律师的量刑建议权方面,随着我国量刑度的改革而出现,首先是国家通过两个阶段的试点,从检察机关开始推行量刑建议,经历了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行的过程,随着2010年10月,“两高三部”发布《量刑程序意见》,正式规范了检查机关履行量刑建议权的程序与具体方式,这在一个侧面也为辩护律师进行量刑辩护提供了制度方面的突破口。由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可以就检查机关所提出的量刑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辩护,对于检查机关所主张的刑罚程度,可以进行罪轻辩护,通过对检查机关证据的质疑与反驳,律师自己收集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案卷记录中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犯罪情节的记录,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争取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同时也凸显了罪责行相适应的刑法准则价值。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当中,刑事诉讼中的量刑辩护制度处于萌芽状态,我国的量刑辩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制度性的因素不强,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量刑辩护程序的启动与适用,作用发挥的大小,基本上由被告人律师的业务水平决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被告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辩护的逐渐增多,我国的量刑辩护制度也在实践中逐步的得到确立,并且由于我国面积的广大,各地的司法实践同,律师量刑辩护制度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地域化特征。

三、中国量刑辩护制度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影响,在刑事诉讼领域,国家公权力获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刑事诉讼过程更多的体现为国家对于犯罪的追溯与打击功能,对于被告人权力的保护一直处于相对忽视的状态。随着我国法治的进步,刑事被告人的权力逐渐得到了重视,刑事诉讼的模式逐渐变成法官居中裁判,检控方与被告方相互对抗的三角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传统,虽然我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大陆法系特点为主导。由此,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审判中作用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维护刑事被告人利益,与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检控方直接对抗的力量代表,律师通过其辩护活动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当中,律师更多的是通过量刑辩护来为被告人争取利益,通过对检控方提出的量刑建议的辩护,律师提出自己独立的量刑建议,通过调查取证,案卷阅读等方式,在刑事审判的不同阶段争取合理的量刑处罚。所以量刑辩护制度在现阶段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对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量刑辩护制度有助于完善刑事诉讼审判构造,提高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对于社会来说,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平稳运行的底线,如果公民在司法审判中无法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司法的权威就会消解,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无疑是个灾难。随着量刑辩护制度在实践中的确立与运用,赋予了被追诉人一个声辩的机会,促进了被追诉人更加积极的参与刑事司法审判过程,更好的发现事实真相,保证被追诉人收到合理的惩罚,避免刑事惩罚权的滥用。同事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的相对分离,给辩护人保护被追诉人的利益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促进了刑事诉讼审判构造的合理化,符合世界司法文明进步的潮流。其次,量刑辩护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障人权。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对于人权的保护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热点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将人权保障条款收录其中,体现了我国法治水平的进步,同时,我国还是国际上多个人权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在人权保护领域体现了自己的国际责任。落实到国内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诉讼中,我国对被追诉人以及被害人人权的保障都制定了众多的制度保护措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逐步在刑事审判领域确定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保障被追诉人不仅要获得合适的定罪审判,同时也要保证被追诉人所受的刑罚惩罚的合理性。再次,量刑辩护制度的有效运转可以集中体现司法体系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促进司法制度的公平性。在司法领域中,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一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量刑辩护制度作为一种形式司法领域的程序设计,可以促进形式审判机制量刑合理性的实现,通过这一设计可以有助于法院审判发现事实真相,制定合理的刑罚措施,使审判结果更加公正,从而使正义这一司法领域的核心价值可以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尤其对于处在我国高速工业化转型社会这一大背景之下,案件数量呈现几何倍数增长,量刑辩护制度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审判活动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四、量刑辩护制度的司法实践图景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的量刑辩护制度逐步由试点也推向了全国,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审判活动中,受制于法律渊源、诉讼构造、辩护理念、法律意识、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量刑辩护制度存在众多的不合理之处,辩护效果也并不显著,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首先,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的介入率较低,百分之七八十的刑事案件几乎没有律师参加,一方面是由于刑事被告人普遍经济水平较低,无法负担律师费用,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健全,覆盖范围较小,而且法律没有规定强制性的律师介入制度。这就导致了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公权力居于主导地位,被追诉人几乎丧失了辩护的意愿与职能,严重损害了法庭审判的公正性,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思维惯性下,我国被追诉人往往对于辩护职能不愿行使、不敢行使,导致了罪责刑的不相匹配,对自身利益造成了损害。其次,我国律师辩护文化的不合理。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环境中,大部分律师普遍认为无罪辩护是律师辩护的“王冠”,导致我国律师往往热衷于无罪辩护,认为这样的辩护策略可以最大限度的体现律师的能力和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与司法环境下,无罪辩护的生存空间比较狭窄,往往达不到理想的辩护效果,有时会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导致刑事被告人的利益反而受到损失。量刑辩护作为一种妥协性的辩护策略,往往受到辩护律师的有意忽视,实际上量刑辩护在我国的现行司法体制下才是一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辩护,在量刑阶段积极的参与法庭辩论,争取使法庭才难自己合理的量刑建议,有效的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再次,我国刑事司法定罪量刑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分离,虽然我国通过司法改革设置出了量刑辩护的制度空间,但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依然属于大陆法系的混合模式,我国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插入了量刑辩护环节,这样就导致在制度上对于量刑辩护的保障不是非常有力,常常使量刑辩护流于形式化,没有严格的规定量刑辩护制度的具体细节,导致很多量刑辩护动作在具体实践环节面临巨大困难,同时也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也给法官的量刑工作带来了困难。

综上,量刑辩护制度作为一种新产物,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量刑制度改革的推进而产生的。它的产生、发展、确立、应用无疑体现了我国法治改革的不断推进,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但是,在司法实践环节中,我国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我国的量刑辩护制度还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需要我们积极的构筑量刑辩护制度的制度基础与程序细节,更好的维护司法公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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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闵春雷.论量刑证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作者:王尧 单位: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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