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司法理念探究

本文作者：李金国工作单位：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从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将更多的目光关注在制度建设上。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法律共同体的形成等研究,而研究的本身以及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司法公正。本文拟就法官的司法理念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谈及一些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法官依据什么断案?几乎一致的回答是依据法律。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适用法律不是事实+法律=判决的简单公式,也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有法可依,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可依的判决也时有发生。如何避免非理性因素对司法的恣意,确保司法公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公认的法适用的基本原则作为起点,其成为我国公式化了的司法基本命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不是自动售货机,法官只需将事实这枚硬币投入即可得到所期望的货物。在司法实践中,确定事实的过程就非常艰难。作为案件的承办法官,首先具有的基本条件是:法官既不能是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也不能是证人。即便是当事人或证人,有些事实也由于认知等原因,无法完整地反映案件的全貌,因而在大多数案件中,司法实际上依据的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而决定的。正如吉尔兹所说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1]有学者称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的。因此,适用法律的前提是事实,如果确定事实在客观上不可能,则制定这种法律,不仅无法适用,而且会损害法律的权威。[2]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以事实为依据,在诉讼中只是一种无限趋近的理想状态。[3]假定在事实已经基本确定的情况下,那么怎样适用法律?法律的抽象性、概括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在具体而复杂的事实面前,它往往是粗略模糊或有缺陷漏洞的,因为,在白纸黑字规则与现实案件中时常不存在精确的对应关系,法官不仅要对案件事实作出解释,而且要对规则甚至规则所依据的原则或观念作出解释。[4]就特定纠纷而言,法官必须作出明确而具体的判决。因而,对所选择的法律进行理解、判断和解释,才将确信的事实纳入法律之中。应的、不偏不倚的、按图索骥的法律。据此,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JeromeFrank)把案件的审理所适用的法律说成是由法官的个性决定的,他把每个法官独特的特点、性情、偏见、习惯等称之为法官的个性,他说:如果法官的个性是司法中的中枢因素,那么法律就可能要看审理某一具体案件的法官的个性而定。[5]他把法官的个性凌驾于法律至上,难免有些夸大,但法官的个性与其审理的案件所使用的法律和结果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在我国,人们的惯性思维是,只要法官品德高尚、公正廉明,案件就不会有错。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按照定义说来,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人们对它发现和确证事实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一直比较绝对。[6]政府是正义的象征,法官是正义的化身,这是千百年来由于司法资源被垄断造成的人们理想化的思维定势。法官审理案件,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依照如美国著名学者伯耳曼所说的法律信仰来断案,从而得出人们所认为合理的结论。法官的法与制定的法是有差距的,决不是原意主义者所说的不偏不倚。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其个体的理念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有直接影响,由于这种理念存在个体的差异性,从而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同一行为得出不同的、甚至是迥异的法律评价。

二、司法理念及其形成

理念是西方思想史上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古老的一个范畴。就理念一词的古希腊词源而论,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排除这个词的感性意义,用它指称理智的对象。进而把理念看作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7]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此后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对理念有不同的哲学见解,他们把理念归结为思维中对某一对象的一种理想的、精神的普遍类型,这对研究司法理念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司法理念是人们对司法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是司法实践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的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观念模式。司法理念有个体性、独立性、稳定性以及职业性等基本特点。在过去,我国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是法律理念,如宪法理念、民法理念、刑法理念,等等。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启动,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司法理念的问题,即由关注书本上的法到行动中的法律(即活法)。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法律理念与司法理念混为一谈,它们存在于不同的范畴,司法理念与司法职业有密切联系,可以说,司法理念是司法中法律理念的彼岸。司法理念是社会实践与司法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成与变迁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在古代,伴随着司法实践的发端,中国历史上也形成过严明执法、刚正不阿等观念,也出现过象包拯、海瑞等主持公道的官吏,他们为世人所传颂。而他们所作的裁判并不是依法,仅仅是一种理念,甚至这种理念是道德而非法律。我国古代等级特权的法,在西方人看来不是法,而是破坏法律的法律。在不是法中得出公正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悖论。他们依据的是内在的法而作出外在的判决。在近代,体现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司法公开、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等观念。到了现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民主等观念相继出现。不仅要求在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得以体现,而且要求内化为司法个体的信念。所以,司法理念要通过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以及丰富的司法实践,从而形成法律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

三、司法理念与司法公正的必然联系

司法理念与司法公正有着紧密的联系,缺乏现代的司法理念易导致司法不公。人们谈论法官的素质问题时,大多谈到法官的法律知识、道德素养和政策水平,较少地谈到法官的法律理念、司法理念。在中国没有法官造法之说,也不承认任何法官所造之法,然而,在一个个鲜活的判决中,我们切实地感受到活法的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法官的内心确信即是法。法官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实践的积淀,是活法的渊源。司法实践表明:法官检察官不是简单地把案件事实同法律对号入座就万事大吉,在很多情况下,法官、检察官仅仅掌握已有法律条文还是不够的。它们需要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去解决法律条文没有充分、明确提供答案的新问题,包括堵塞法律漏洞,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等。[8]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司法审判主体的法官,不仅应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同时,亦应具有形而上的司法理念。只有摈除陈旧观念,确立与时代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即现代司法理念,才能适应新时展的需要。因此,在司法改革中,不仅要注意制度层面的改革,而应更多地关注法官个体司法理念的培育,特别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养成。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认识司法客观规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力量指导,包括中立、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9]在现代司法理念中,中立理念是首要的基本理念。没有中立,就谈不上公正,法官要树立中立者的意识,确立裁判者的定位;其次是民主、效率意识,即特别要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要充分意识到没有效率同样是不公正的,迟到的公正即不公正;再次,法官要树立当事人有获得司法审判权的观念,避免恣意剥夺当事人的此项权利;¹最后,法官要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把好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司法实践中,司法理念在确保司法公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表现在:1.保障法律推理的真理性。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法律推理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实践环节。法律推理的主体是法官,法官作出一个公正符合真理性的合理判决,有赖于法律推理的过程。法具有真理性,法官首先应具有再现案件真实的理性能力,其次,法律推理不仅是科学的逻辑思维活动,而且要有合规则性和目的性。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随着人们采用目的形式的法律推理,程序正义和目的正义的观念逐渐重要起来。[1]在实践中,由于法律推理者自身的角度定位,出于法律推理目的性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往往包含法官的主观创造性。这就需要对司法进行适当的制约,以防止过于任意而成为专断。[11]法官的司法理念,直接对法律推理产生影响,而法律推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方法。有的中国学者指出: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必须走向自治;此处的自治,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又有严格自律的意思。[12]同时有学者指出:思维模式比制度模式更重要。[13]着重强调了理念在司法中的重要性。2.司法理念指导法律解释,使法律解释符合立法意图。法律总是由法律规则组成,在法的适用阶段,法律的解释促成法律和案件事实相结合,但法律和事实是不会主动结合的,必须通过法官这样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中介来实现。所以,法官不是法律的奴隶,法官通过这些真实的社会生活为这些抽象的教条赋予具体的内容,正是法官为法条赋予了生命和灵魂。因此,我们不反对任何-法官造法.的说法,法官并不能创造法律,他们仅仅是在解释法律、选择法律和发现法律。[14]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常识,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对现实的背离,法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对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和现实制度的约束,他们往往会采取对策性处理而不是顺从地探寻立法者的意图或简单地照字面解释。面对僵死的法律条文,法官往往会通过裁剪事实来制作案子,使之表面看来符合法律。因此,有的学者对传统法律解释提出质疑,说传统的观点认为:法官在对法律解释时,必须作为一个摒弃自身主观因素的中立者,以准确地-发现.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从而-客观.地解释法律。而当我们把解释法律者和法律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却发现解释者不能对这个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体作完整的把握,其原因也正在于解释者对法律的参与,对法律的解释映射在法律中,直接构成法律的一部分。[15]因此,法律的属性是多方面的,但从其与人类行为和人类思维的关系上来看,则它具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16]德沃金(RonaldDworkin)认为,法官在判决时应该将正义、公平等纳入考虑,使司法判决能符合原则和一致性要求。[17]笔者认为,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将自己的观念模式、价值判断渗透在其中,法官的司法理念和法律素养,是法律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3.司法理念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促进裁判公正的基础。自由裁量权是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应该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是其审判职能体现的方式之一,法官的权力和行为对于法律活动本身所承载的价值的实现是举足轻重的。如果说法律规定是对行为的一般指引并为处理案件提供一般准则,法官则是将这些一般适用于具体的争议,并处理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享有和行使,反映在法律的制度设计与法律实际适用过程中,始终存在法律决定论、主观主义和法律相对论之间的矛盾。法官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首先,法官必须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审判中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在法律适用上有其理论基础。在法律适用中始终存在法律适用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相互背离而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结合的价值追求。[18]法官的法律素养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合法的边界上,使该项权利不被滥用。其次,法官现代司法理念,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等法的价值目标。法律的价值就是正义,司法判决最终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取向而作出的判断。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可以看出,在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上,不仅仅需要司法体制的改革,加快制度的建设,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而且必须注意解决法官司法理念的养成与更新,才能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的社会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