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权的制约机制

完善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多年来“陪而不审”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的陪审其实是参审，如何保证参审人员有效参与审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河南省高院所探索的具有我国特色的陪审团制是一个大胆尝试，是我国现行陪审制度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②其基本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陪审团成员由法庭选任，而不是随机遴选;二是陪审团的意见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具有实际的指导和制约法庭的功能;三是陪审团不仅参与定罪，同时也对量刑发表意见。陪审团制的模式本身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因为陪审团的意见并无法律效力，但同时其又能有效地制约法官司法裁判权的任意行使，且能有效发挥陪审团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因为某种程度上陪审是公民的义务同时又是公民的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上应一律平等，也就是说都有成为陪审员的权利。如果仅指定选取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则是不公平的。同时，法庭选取的陪审团成员并没有取得控辩双方的同意，也无相应的回避制度，其自身的中立性能否得到保证尚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最核心的保障措施在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应体现出随机性，并允许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以保证陪审团的中立性，促进司法公正。可以说，“人民陪审团”制度是对司法裁判权制约制度的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③学界也对此评价甚高，有学者指出:“人民陪审团制度介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和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之间……其试点效果非常积极。”［1］即使反对人民陪审团制度的学者也认为“这一做法无疑是对陪审制度进行的一次尝试性改革，它对于破解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促进司法的公开性和民主性，建立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评价机制，缓解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压力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2］完善现行的陪审制度，陪审人员与法官的比例要适当均衡。由于陪审人员的非专业性，在专业的法官面前，陪审员往往有着天然的自卑心理，通常会无条件附和法官的裁决意见，自身则易沦为摆设。陪审员自身无需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其优势在于运用经验法则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的真伪。所以需要增加陪审人员的人数。具体人数配置如下:如果三名主审人员，则一名是法官，两名为陪审员;如果是五名的主审人员，则三人为法官，两名为陪审人员;如果是七名主审人员，则法官为三人，陪审员为四人。①在陪审人员的选任上应尽可能实现随机选任。随机选任不仅体现出司法民主化的精神，也更能调动普通公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陪审员不应当规定任期，不能企图通过任期制将非专业的陪审员变成专业的法官，因为这与司法民主化的精神不符，也会使绝大多数民众觉得司法审判始终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应做到使“大部分的城乡群众将都有机会成为人民陪审团成员，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去，真正体现陪审的平民化。”［3］

关于集中审理制度的建构

我国集中审理制度无论在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层面，还显得不够规范和不受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8月12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中部分体现了集中审理的原则精神，其中第3条规定合议庭成员不得更换，第9条规定了合议庭评议案件的时限，第14条规定了裁判文书制作的期限，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由于缺乏相关机制保障，使“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实践更不注重集中审理。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应从制度上进行规范。(一)法庭成员原则上不得更换法庭成员必须始终在场参加审理，对于法庭成员因故不能继续参加审理的，应由始终在场的候补法官、候补陪审员替换之。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官、陪审员可以替换，则应重新审判。［4］参与裁判的法官、陪审员必须参与案件的全部审理过程，审查认定所有的证据，全面进行法庭调查和听取法庭辩论，以形成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全面地把握。实践中，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有时个别法官不能参与审理时，主审法官常要求其他法官或其他法庭的书记员参与本案的审理，这些临时参与的“审判人员”不可能形成对案件及证据事实的全面、正确认知，致使审判的质量无法保证。(二)庭审原则上不得中断并当庭作出裁判法庭审理应当连续不间断地进行，法庭审理的整个过程，除了必要的休息和就餐时间之外，不得无故中断。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应即行评议，然后作出裁判，并当庭向当事人宣告，裁判文书在第一时间送交双方当事人或控辩双方。这样就尽可能地保证审判人员与外界的不良接触，也避免了与单方当事人的接触，尽可能消除暗箱操作。在司法信任度缺乏的当下，此举对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更突显其程序正义的价值;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诉讼效率、保证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

关于判例指导制度的建构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尽管判例指导制度并未取得广泛认同，但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天津市高级法院最早开始尝试。昆明市中级法院连续多年组织指导案例评选，用于指导辖内法院的案件审理。该制度有利于弥补立法方面的不足，制约自由裁量权。2010年4月，中央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召开会议，要求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并在年内公布一批指导性案例。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酝酿五年之久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出台，成为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进展。该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主体、选择范围、工作机构及推荐、审查、报审、讨论、、编纂等程序，确立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即“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5］可见，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须重视下述几个方面。(一)确保判例的典型性和高质量首先要确保判例的典型性，尤其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的热点案件的判例裁决，如果质量较高，适用法律精准，事实认定准确，证据充分，裁判文书规范、说理充分、逻辑思维缜密，可以作为指导同类案件裁判进行指导性标准。当然，判例的选取应当具有相应的程序机制。(二)扩大判例指导适用案件的范围当前案例指导制度主要适用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上，对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则不适用或极少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司法审判的智力资源，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常会因为同案不同判导致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三)建立案例指导数据库并及时将判例向社会公众公布判例数据库应方便各级裁判机关查阅案例，并可通过互联网将案件的裁决结果公诸于众，以方便律师和当事人查阅、参考案例，同时也方便公众对案件裁判进行有效监督。

完善判决书说理制度

判决书说理是司法职能的内在要求。司法权的本质是中立的，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相较，其权力是最弱的，人们服从其判决的内在动力是相信司法裁决的正当和公正。因此，通过判决书的说理能使当事人从内心接受司法裁决。强化判决书说理也是对恣意行使司法裁判权的制约措施。公开判决书，可以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检视法官的判决是否公正，是对法官司法裁判权的一个有力制约措施。同时，在审判活动中坚持说明判决的理由，可以锻炼和培养法官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的能力，从而提高其业务素质，改善其社会形象。［6］近年来我国司法改革也触及到了这一层面，司法实践中也正朝这一方向努力，但在制度上仍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以更好地规范、引导司法实践。(一)判决书说理制度必须强化案件事实认定的说理众所周知，司法裁决的基本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问题在于如何让对方或双方当事人相信法庭对事实的认定。这就需要法官在其判决书里用说理的方式，说明其所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证据自身是不会说话的，所证明的对象是需要法官来阐释的。法官运用证据来描述案件事实的过程是需要进行周密的论证、说理的。当下判决书里的说理极其简陋，通常只是一笔带过，几乎没有严谨的论证，让人难以对其结论信服。论证应当严谨，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当叙说清楚。(二)必须强化法理分析过程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就是对法律的适用。为何适用此项法律规范而非彼项，需要对每一法律规则进行清晰的解读，并将法律规则和案件事实加以联系。仅靠法律规则的铺陈并不能产生良好的说理效果，不能使当事人信服。比如在运用三段论进行法律推理时，需要理清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与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使二者合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裁判结果。如果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选择，更应强调判决所适用法律的法理逻辑。在刑事判决中，尤其要注意不仅应注重定性的说理，也应重视对量刑轻重的说理。刑事案件中常见的判决书关于量刑的说理是:“被告人作案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应当依法从重判处。”这种判定虽然文字简炼、用语规范，概括性强，但如到处搬用，不就案中情节作出具体分析，则易流于“官样文章”，［7］让人觉得千篇一律，内容空洞，缺乏说服力。(三)强化判决的决疑性，双方的争点都要进行说理加强判决的决疑性是指要对当事人双方或控辩双方提出的事实主张、所举证据、法律争议等做出针对性应答，分别进行说理，两轮辩论中的不同意见要予以体现，不能偏重任意一方的说理。当前判决书的决疑性体现不足，有时甚至是刻意回避对败诉方的事实主张和法律依据的说理，仅是笼统而一笔带过的“辩方主张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或“辩方律师的观点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因而不予采信”，显得强硬有余，说理不足。(四)说理必须尊重经验法则，即常识、常理、常情事实认定的说理，必须遵循经验法则，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说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对证据的采信一般不得违背情理及基本道德情感。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事实其也会遵循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情感。即便案件事实或法律规则本身的确极为复杂或与民众的社会认知有较大差异，法官只要将其中的道理讲清，一般民众及当事人都会接受。否则案件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与民众的认知存在不可弥合的落差，而法官又缺乏有效地判决说理，将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危机，最终动摇司法权威的根基。

司法制约制度是确保司法裁判公正的基石，同时也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法理依据。司法裁判权制约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经过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沉淀，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激烈变迁、矛盾凸显，民众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日趋强化的背景下，司法权威不够、司法信任如不能建立，其所带来的秩序错乱的危害是可以想见的。在变与不变的永恒主题中，社会发展及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始终不变的则是社会正义。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地有效解决，终将依赖司法的最后保障。因此对司法裁判权的制约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迫切的要求。

本文作者：李建东工作单位：河南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