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国际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本文作者：王林彬秦鹏工作单位：新疆大学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原先受抑于两极对峙的国际司法制度焕发出新的生命。可以说,国际司法机构的迅速增加及其作用的加强是近15年来国际法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这一发展过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新的趋势。

一、当代国际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一)国际法院和法庭的数量迅速增加20世纪90年代,国际司法制度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首先是在国际司法领域,联合国于1993年6月和1994年11月,分别设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地相继设立了塞拉利昂、东帝汶、柬埔寨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刑事法庭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设立,但是在国际刑事领域,为一个普遍性和常设性的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98年160个国家讨论和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依据该规约在2002年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尽管其管辖权仅限于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但《规约》的通过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本身就是国际法在刑事领域司法化的有力例证。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发展,各类国际组织所成立的各种司法或者准司法争端解决机构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在国际海洋法领域,1996年在汉堡设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国际公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国际经贸领域,独联体、东南非共同市场都设立了区域内的经济法庭。北美自由贸易区有独特的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最为独特、最具创新性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衍生出的一系列举措成为多边体制内争端解决的新的范式。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际社会中20个有影响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中,至少有15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建立的。

(二)受案率急剧增加据笔者统计,国际法院在1947至2006年12月共受理案件132件(诉讼案件107件,咨询案件25件),其中52件是在20世纪90年以后的16年间受理的,约占40%。必须注意的是,这样的受案率是在新的国际司法机构不断出现,原有其他的司法机构的受案率大增的背景下发生的。原有的司法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受案率的增长情况更是惊人。从1952年到2002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提交2090件案件,其中1366件(约65%)是在1990-2002年的13年间提交的,而成员国法院向欧洲法院提交案件4834件,其中2543件(约61%)的案件也是在13年里提出的。欧洲人权法院更加突出,从1959年起至2002年共登记259891案件,做出判决3442件。其中,约81%(210769)的案件和96%(3304)的判决是在1990-2002年做出的。中美洲人权法院在1979年建立,到2002年共计做出判决97项,17项咨询意见和148项临时措施,其中,88项判决和7项咨询意见以及所有的临时措施都是在1990-2002年间做出的[1]916。而仅仅成立10余年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受理争端348起[2]。如此高的受案率甚至给这些司法机构带来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出现了案件积压的现象。

(三)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不断增强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不断地增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批准包含司法解决争端条款的条约,国家即使是任意选择的情况下,也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截至2006年7月31日,有192个国家为《国际法院规约》缔约国,其中67个国家根据《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项向秘书长交存声明,承认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此外,约300份双边或多边条约规定,在解决这些条约的适用或解释所引起的争端方面,法院具有管辖权。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从1989年的23个增加到如今的46个,WTO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即使是国际刑事法院这样成立不久的司法机构,“大多数国家都表现出某种不可思议的积极性”[3],现在也有了100个成员国。1993年,非洲联盟决定在2003年建立一个新的非洲法院,31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关于法院的权力和职能的协定[4]。另一方面,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强制性在增强。新成立的司法机构如国际刑事法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是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并不许保留。原有的司法机构则将自愿选择管辖转变成强制性管辖。如欧洲人权法院,在1953年建立时法院的管辖权是自愿选择管理,后来1994年对欧洲人权公约的第11部分进行了修订,规定法院的管辖权是强制性的,而且赋予个人的诉权。从1994年开始由国家签署,直到满40个欧洲国家批准才生效,但是1998年就满40个国家,现在46个国家[1]912。欧盟法院对国内法院受理的案件经请求享有先行裁决权,而国际刑事法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非缔约国的强制管辖权。

(四)法庭的专业性不断增强从国内司法的发展来看,法庭的专业化分工是司法制度不断完善的标志之一,例如知识产权、海事海商、国际贸易等都需要有专门经验和知识的法官。从国际法院到现今的人权、海洋、经贸和刑事法庭,再到国际法院的环境分庭。国际司法机构正从普遍性转向特殊性,国际司法也正经历着专业化的过程。法庭的专业化要求国际法官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全能法官”,而是具有特殊知识和经验的法律专家,做出更具专业性的、令人信服的裁决,来满足不同的需要。

(五)国际司法的诉讼主体增多传统的国际法将国家视为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主体,而是否具有国际求偿权是界定是否是国际法主体三个条件之一。正因如此,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都将国家作为唯一的诉讼主体。新的发展趋势是,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的非国家行为体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司法机构所接纳,成为它们的诉讼主体。欧洲法院和所有的人权法院都受理个人提起的诉讼,而一定情况下,海洋法法庭也受理个人和企业的诉讼。所有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仅以个人作为追诉的对象。诉讼主体上的变化体现了国际法本身的发展,既扩大了国际司法的管辖范围,同时也为以国际司法来保障个体人权提供了可能。诉讼主体的增多,还体现在国际司法不再仅是“欧洲人的游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际法院,发展中国家已经取达国家而成为主要的诉讼参与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发展中国家力主创立的。而国际刑事法院的100个成员国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美洲人权法院和非洲人权法院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表明,国际司法正逐渐赢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成为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争端解决方式。

二、国际司法蓬勃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冷战的结束为司法的勃兴提供了和平的环境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西方关系得到缓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淡化,横亘于国际关系中的两极对抗已不复存在,而大国政治因素正是国家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大障碍。两极世界的终结使世界更加的多样和精彩,使国际组织的建立、争端解决的选择有了更为自由的、多样的选择。另一方面,当战争的阴云不再笼罩时,和平时期才能凸现出司法的功能。正如波利蒂斯所言:“司法制度是以和平为先决条件的。当交战国的激情和精神笼罩在一种敌对的氛围中时,法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法官唯一的武器——法律,在面对武力时则价值全失。”[5]苏联的解体使得国际社会介入前南冲突成为可能,才有了前南刑事法庭的建立,也使沉寂了10多年的海洋法获得了足够多的国家的批准,也间接地促进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成立。

(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都进一步催生对国际司法的需49第3期王林彬,秦鹏:晚近国际司法制度的新发展求。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际法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张,尤其是在传统国际法中的薄弱甚至空白的领域,如人权、刑事司法、环保、知识产权及服务贸易等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际规范的密度、数量和复杂性的增加需要国际司法机制去负责解释和执行。另一方面,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也意味着增加了冲突的机率,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消解冲突。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一,欧盟、非盟和美洲国家组织等的一体化进程导致了一些区域性的司法机构的设立,如欧洲法院、安第斯共同体法院、中美洲法院等。区域一体化往往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成员国更愿意将彼此的争端交付给共同的司法机关来解决[6]。

(三)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为国际司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是国际司法机构产生的直接原因。国际组织一般是为了特殊的目的而成立,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国际组织往往会在组织内部设立司法机构以满足特定领域的需要,这也导致了法庭的多样性和专业化。而且,几乎所有的国际司法机构都是依托国际组织而成立,管辖的范围也与国际组织密切联系,其裁决的执行也常借助组织的力量来得到保障,这使国际组织内的争端解决有其自身的前提和组织特征[7]。

(四)对国际司法的信任度的增加尼古拉斯•博利蒂斯曾说,诉诸司法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信任问题[8]19。对国际司法的信任主要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层面上看,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原有的司法机构正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受案率有了明显的增加。“正在增加的案件表明了对法院的信任在增加,这种信任源于对法院的全面了解,不是狭隘地将地方法律适用于全球的机构,而是代表全社会公平的适用法律的司法机构。”[8]19而基于地区利益的一致性和更高的认同感,以及法庭本身的专业化,区域性的司法机构在区域立法和争端解决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内层面,路易斯•亨金认为各国对司法的信任是国际司法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我们正生活在法官的时代,“宪政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包括了对法制的接受和独立的司法越来越成为法治的实质部分,公正的司法日益成为法律救济的核心。在国内被迫接受“司法至上”的政府会发现更容易同意司法解决或其他公正的、在国家间的第三方裁决[9]。也就是说,国内社会对司法制度的认同促进了国际司法的发展。

(五)国际社会对国际人权保障的日益关注促进了国际司法制度的发展如果说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的生效形成了全球性的人权标准,那么大量的人权条约及其监督条约的实施机制,则为专门性的人权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而设立了一个准司法性质的“人权委员会”¹,依据《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而分别设立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反酷刑委员会”º,这些人权委员会都执行着一定的裁决职能。在地区层面,根据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先后建立了欧洲人权法院和中美洲人权法院,非洲则在非洲人权委员会的基础上新近成立了非洲人权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与国际人权运动是平行发展的,它们具有相同的宗旨和理念。”[10]当“人类最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震撼人类社会的良知的时候,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基本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刑事法庭就是特殊的人权法院。在国际人权运动的推动下,国际司法机构传统意义上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司法机构承认个人的诉讼主体地位。1996年成立的海洋法法庭将个人纳入诉讼主体范围。而经1998年改革后的欧洲人权法院被赋予了受理个人申诉的完全的强制性管辖权。国际法院由于管辖权上的限制,人权保护并不属于其主要的职能范围,但是,受国际人权法的影响,新近受理的一些案件,如“灭种公约”案、“核武器咨询”案、“东帝汶民族自决”案、“国际人权调查员的豁免”案,以及“美国起诉政府高官危害人类罪并执行死刑”案等都表明,国际法院也正在更多地介入人权事务之中。

三、结语

国际法庭不断扩展的现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争端当事方正在以第三方解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其结果是:国际法在争端解决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即使国际法不诉诸司法,法律本身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中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司法机制越多,为协商解决纠纷提供的准则就越多。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倾向是大量国家借助国际司法这种方式解决争端的结果,这种现象会进一步促进国际法的应用和发展,增加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因素。随着国际司法的迅速发展,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将日益提升。从历史上看,中国并不是国际司法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至今对国际司法机构仍心存疑虑。但是,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大国,中国不能长期游离于国际司法体制之外,理应在国际立法、司法等方面积极地参与,施加影响。我们应秉承积极开放的姿态,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在积极学习和掌握各项规则、程序的前提下,条件成熟时,有选择地利用国际司法,既为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更多的选择,也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