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建设论文范文10篇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1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1][2]“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三、再论法律教育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四、简短的结论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13」同注「10」，第151页[1][2]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2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法警的政治素质

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认真落实本院政治理论学习的部署和要求，充分利用“星期六学校”，加强对法警的教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强化“三个意识”，塑造了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警察队伍。一是强化廉政意识，通过收看警示教育专题片等形势加强廉政教育，提高法警执法的能力；二是强化“学习意识”，针对审判形势需要法警不断加强自身法律知识学习的现状，要求法警对法律知识进行全面的学习，鼓励参加自学和各类培训。今年以来，实施了“以考促学”，在以考促学中，院长亲自出题、亲自监考，全体法警与其他审判人员一样，统一参加考试，提高了法警学习的压力和动力；三是强化形象意识，在送达案件时，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在执庭时，使用文明和规范的语言。在强制执行时，耐心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文明执法。

二、规范用警，确保司法警察各项工作规范有序

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本着“队伍建设规范化、权利义务明确化、警务活动效能化”的目标，狠抓制度建设，着力构建规范化管理体系。一是根据司法警察工作任务，建立健全了司法警察大队长职责、政委职责、执行公务文明用语、司法警察工作管理奖惩规定、值班制度、对各类突发情况的预防和处置意见等几十项规章制度，同时制定了司法警察履行八项职能实施细则、司法警察处置突发事件预案、司法警察工作管理流程，作为法警工作和行动的准则，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工作，全方位渗透，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结合，做到有章可循，人人置身于制度的约束之中。二是理顺工作关系，做到五个“统一”。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对本院法警编队归口管理，理顺了工作关系，达到了统一集中办公、统一计划工作、统一安排任务、统一调用警力、统一指挥行动五个“统一”，队伍形成了合力，有规矩就有了方圆，事事时时都有章可循，法警工作全面进行了规范。

三、科技强警，努力提高法警队伍现代化战斗水平

为法警适应高科技在工作中的应用，垦利县法院加大科技投入，狠抓信息化建设，先后建起了本院局域网、全省法院系统广域网、因特网，同时加大了对法警的培训，使其及时掌握了各种现代化技术。为确保法警值庭安全，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投资6万余元安装了性能优良的安检门，有效地消除了审判安全隐患。在审判大楼内安装摄像头61个，建成了能够对重点防范部位、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像的数字监控系统，值班法警“足不出户”就能及时掌握审判大楼内各重点部位的情况，不但减少了巡逻的压力，也很好地实现了监控全面、及时。另外法警队还配备对讲机，联系迅速，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垦利县法院法警大队在全市率先建立了法警队网页，内容涉及法警简介、法警风采、法警文化、教育训练、规章制度、警界纵横等近20个栏目，法警队的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前列，不但很好地展示了法警的良好形象，也使法警工作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信息化建设，规范了法警管理，提升了科学管理水平，调动了法警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法警队伍的现代化战斗水平。

四、文明执法，司法为民，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四年来，法警大队全面履行职能，从未发生过工作差错和违法违纪问题，保证了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一，严字当头，认真履行押解、值庭任务。面对被告人情况复杂、押解量大、押解危险的现状，法警队的同志们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突出了一个“严”字，做到了手续严、程序严、押解严、看守严、督查严，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各种意外情况。在刑事执庭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文明值勤、文明提押、文明看管，所审结的刑事案件无一发生犯罪嫌疑人脱逃情况。在历次“严打斗争、公开宣判”大会上，都制定严密的执行方案，注重防范，讲究效果，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四年来，法警队共押解800余人次，值庭500余个，警卫公判大会20余次，没有出现一起失误，做到了安全有序。在每一起案件的庭审中，规范、标准的押解、值庭、证据传递，不但确保了各项审判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庭审的规范，也很好地树立了法院的良好形象，树立了法律权威。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主权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公务员之家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4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对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目的和要求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其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必须保持持久性和承续性，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第三，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正是一个在强基固本的前提下，不断寻求和实现司法警察自身发展的过程，其必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影响。笔者认为，在司法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才能使这支队伍适应形势的需要，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并切实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

二、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警察日后出路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试行聘任制暂行办法》的要求，目前很多法院已采取了司法警察聘任制，除领导干部和少量骨干外，在35岁以后，大多数法警都需“转岗”或流向社会。作为干警个人而言，面对如此情形，谁都不可能没有“后顾之忧”。正所谓“人心不稳，一事无成”，如果领导者和管理者对下属必将面临的“出路”问题不闻不问，只片面地强调“职业化”，不仅是不负责任的，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笔者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警察日后出路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原则，也正是实现职业化的根本前提和必要条件。

首先，必须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一是“面对现实，主动关心”，即领导者和管理者不仅不能回避问题，而且要明确指出司法警察“年轻化”的要求及其客观原因，让干警正视问题，理解自身职业的特殊性，同时深刻体会到组织上对干警“出路”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二是“讲明道理，因势利导”，要让干警树立自强自立的观念，化压力为动力，不断充实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工作适应能力，做到在“转岗”之时能以“强者”、“能人”的身份和条件供组织或社会的挑选。三是“明确责任，严格要求”，要求干警在岗期间，必须适应职业化的要求，切实担负起自身职责。要明确这样一个观念：任何消极懈怠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导致个人“在岗”期间就被“淘汰出局”。

其次，应完善用人机制，关注“人”的保障问题。聘任制法警的保障问题，涉及体制、经费、就业环境等多种因素，需要法院系统和社会各界长期的共同努力，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法院应及时与本辖区的党委、政府、组织人事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建立有关聘任制法警的一整套保障制度。笔者认为，此项工作事关辖区司法环境、司法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只要法院系统加以重视并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党委、政府是应该也可以给予法院支持的。具体到制度设计，重点应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将工资、医疗、养老等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聘任制法警个人帐户，按规定足额入帐发放。另可定期在帐户内存入一定经费，作为解聘后的生活补助费，给解聘人员一个二次就业的“缓冲期”。二是尽早与地方人事部门特别是“人才交流中心”等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人才储备”、推荐、交流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地为解聘人员提供更多的二次就业机会。三是建立由下而上的晋升制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从聘用制的优秀法警中遴选出警队领导干部，逐级晋升，对达到一定职务、级别、警龄的，可在法警岗位上退休。

第三，要一视同仁，重视“人”的发展问题。对聘任制法警，应与在编干警一视同仁，在解决好工学矛盾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各类在职教育、培训的机会，同时，应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司法考试，以及适合于其个人发展的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为他们实现自我深造和个人发展创造条件。

“归根结底，人是最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在切实关心干警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的基础上，抓好职业准入、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保障和职业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职业化建设必将取得事倍功半的成效。

三、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双重领导”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规定，司法警察实行编队管理、双重领导，即既受本法院领导又受上级法院职能部门的领导。但在现实中，“双重领导”下的司法警察工作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工作任务上的冲突。下级法院司法警察本身就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上级法院一旦调警，又必须服从，下级法院司法警察“应接不暇”或正常工作节奏被打乱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二是领导者之间的冲突。下级法院的领导班子与上级法院的司法警察职能部门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当两者均需要用警时，如果双方“互不相让”，必然形成分歧和冲突。三是存在上级法院“只用不管”的情况。由于司法警察队伍的人、财、物均隶属于下级法院，上级法院或是不愿意参与管理，或是“心有余、力不足”，难以实行管理。笔者认为，解决好上述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做到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

1、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强化司法警察工作的前瞻性、规范性和计划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司法警察实行“双重领导”，就更应当有一个统揽全局的前瞻性、制度性工作规划（至少应有年度工作计划）。笔者认为，这项规划应由上级法院职能部门牵头，下级法院共同参与制定。首先，应明确几项基本原则，即全局、大局性工作优先于局部工作的原则，重大、紧急、特别任务优先于一般警务的原则，服务、服从于审判工作优先于一般事务的原则，司法警察职责范围内工作优先于职责外事务的原则，以期上下级法院共同遵照执行。其次，应充分调研和论证，了解和把握各下级法院司法警察的人员、装备、训练水平以及上一年度的工作量等第一手资料，科学、合理地拟定各下级法院的调警量、训练内容、时间和方式等工作内容，并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实行局部、微量的调整。第三，应建立“巡视”制度，由上级法院职能部门派员定期不定期地赴下级法院巡访视察，一方面加强领导、管理和考核，避免“双重领导”流于形式、“只用不管”等情形；另一方面，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增进上下级的沟通联系。

2、协调发展，兼顾各方，实现三个“主体”的正相关关系。

双重领导“实际上涉及到上级法院职能部门、下级法院领导班子和下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会形成相互制约和掣肘的负相关关系，处理得好，则会形成充分补强的正相关关系。

笔者认为，作为上级法院职能部门，应充分考虑下级法院在用警上的实际需要和困难，尽可能予以照顾和体谅，凡确需调警的，除通知下级司法警察队伍外，应及时与其法院领导班子进行沟通，以避免下级司法警察队伍工作上的被动；同时，应统筹兼顾，避免集中、频繁调动某一或某几个下级法院的警力。在培训、训练上，上级法院应发挥资金、技术、装备、场地等方面的优势，为下级法院提供便利条件。

作为下级法院领导班子，应确立“大局意识”、“全局意识”，积极支持上级法院的整体性工作，如有警力困难或准备动用大量警力时，应及早向上级法院反映，以使上级法院有调整工作部署和计划的“回旋余地”。

作为下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应全力发挥“双重领导”之间桥梁纽带的特殊作用，全面、及时、客观地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关信息进行“互通”；同时，应努力提高自身的队伍素质、工作效率和机动应变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双重领导”的工作要求。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处理好明确职责与全面服从、服务于审判工作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司法警察必须恪尽职守，切实履行好警卫法庭、维护审判秩序、提押、看管人犯等八大职责，但是，随着司法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司法警察的工作任务、服从和服务审判工作的视野和范围又在不断拓展，那么，司法警察应如何处理好履行职责与全面服从、服务于审判工作之间关系？笔者认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努力提高司法警察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1、摆正位置，突出重点，兼顾全面。

就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来看，其既是“主角”又是“配角”。《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八大职责，是司法警察的神圣天职，也是司法警察所有工作的根本重点和核心内容，就此而言，司法警察是“主角”，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肩头重任。从司法警察服从、服务于审判工作的工作任务来看，其又是“配角”，应尽可能地为审判事业提供高效而可靠的警务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警察应摆正自身位置，做到突出重点，兼顾全面。在履行“主角”职责特别是重要警务时，应恪尽职守，专心致志，容不得半点懈怠和差池。当其他一般性工作事务与职责工作发生冲突，司法警察应坚持原则，保证重点，有权也有责任不受干扰或不正当指派。而在完成职责任务的情况下，司法警察又应该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甘当“配角”，服从领导和指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为法院、法官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保障。

2、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5

许霆重审结果的公布，对于这一结果，有的人愤愤不平，说法律屈从于舆论的压力，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认为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媒体起到了关键的推动效果；有人认为这是媒体和司法的不衔接之处，两者并非受益。如此等等，充斥于各家媒体。那么，作为媒体和司法，要怎么样才能和谐共赢，这是值得我们的法律人和媒体从业人员冷静思考的问题。

司法和媒体，共同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存在，然而司法与媒体并非时时和谐。最典型的案件莫过于近期的许霆案件。司法机关的判决，导致了新闻媒体的较大置疑，同时，部分法律学者的参与，更是起到了加剧媒体置疑效果的作用。那么，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中，媒体和司法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彼此面对，共同致力于一种和谐共赢制度的构建，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发挥两者原本的功能？为此，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宽容：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的应有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起诉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为遏制司法腐败，保证新闻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起诉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在2007年发生的《法人》杂志记者因新闻报道而被刑事拘传的事实，之所以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记者的正常采访权利被限制，甚至被政法机关动用不适当的刑事手段，导致了社会舆论的哗然。

二、知情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应有权利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内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公正审判和司法职业化：：媒体监督的重点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个别人利用这一权利非法干预司法活动，导致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曾经轰动一时的法盲、文盲加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仍然规定得较为含糊，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个别法院领导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公正审判和法官职业化方面发展，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公正审判和司法公正。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6

摘要: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实现司法公正必然要以司法独立为必要条件。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司法独立制度还处于一个探索和改革阶段。司法独立的最大障碍来自于行政权。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落实到进一步推进司法独立制度的建设上来，从制度建设上摆脱对行政的依赖性。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一、推进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我国改革进行了30周年，已经发展到关键阶段，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必然反映到推进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建设上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在各个领域深入贯彻落实，必然要求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必然首当其冲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宏伟蓝图从外部上也为推进司法独立制度的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推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特征，是推进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为推进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

二、推进司法独立制度建设需要破解的难题

我们要推进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我们面临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破解的深层次问题，一是要破解如何建立宪法监督机构和违宪审查制度的难题；二是要破解如何使地方司法机关摆脱地方人财物管理体制束缚的难题；三是要破解如何科学界定党委同人大、政府、司法之间的职责权限的难题。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然而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逐渐发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与司法独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也是现实存在的难题。综合以上各种难题，可以考虑从政党、立法、行政、司法等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与权力分配机制，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至于具体的司法独立制度如何建构，则应鼓励和保护有关方面的大胆探索和试点，从中总结经验，成熟时加以推广。

三、推进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党管干部的制度

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司法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司法独立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坚持司法独立不是司法工作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通过党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司法机关则应把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主张实现好、落实好。其次，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党对司法机关干部的领导不是说司法机干部无条件地服从党委某个领导的意志，党对干部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实现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二）完善司法独立审判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

我国国家权力是人大领导下的权力“分工”(行政权、审判权、检察监督权)，而不是权力“分立”。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同级政府，使得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事实上司法权也是屈服于行政权的。司法改革必须把司法权力从行政权力中剥离出来，改依附、

隶属关系为互为独立的关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财政、人事管理体制，改变政府对法院的人事、财政等的控制，有效排除政府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权力。司法独立制度应有之义应该包括理顺和完善党、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现代法治原则。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从权力分配和权力监督的角度，既要使司法权受到相应的制约，又要使司法权能够真正独立。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关系被扭曲，司法机关基本上是受命于党委、受制于政府，成为党委的附属物、政府的附属品。这既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症结性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所在。多次强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因此，必须从中国政治经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的实际出发，将司法改革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通盘考虑。从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来看，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是确立司法独立原则和改革有关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

（三）建立现代法院制度，确保法院审判权独立

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实现法治的进程中，司法体制的改革通常是比较缓慢、被动的，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始终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密不可分。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归同级地方党委管理、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经费由同级地方财政拨付。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法院的独立。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最低限度地保障法院在人事、财政经费、法官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一是探索人民法院的设置改革。积极探索将法院设置由按行政区划设置转变为跨行政区域设置，建立地方法院与中央法院两大体系，建立上下垂直的法院体系，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中央法院、大区法院，防止地方干扰和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司法权力地方化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提供组织保障。二是探索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

革。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体制，由地方政府拨款改为国家财政统一拨款，避免司法机关在财政上受制于地方政府。三是改革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和运作模式。推进法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改变法院似乎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像一个司法机关的现状。

（四）建立现代法官制度，保证法官独立

法官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突破口。目前，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诸如法官管理行政化、法官选任资格简单化、审判职能行政化等问题。因此，改革现有法官制度，建立符合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法官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一、建立法

官考试录用制度。严格担任法官的条件和任命程序，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提高法官职业准入条件，建立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由权力机关牵头组成的专门机构，从通过资格考试的优秀法律人才中选拔法官。同时保障法官的职业待遇，确保法官职业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二、建立法官终身任职制度。确保法官在任用之后非经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也不得给予任何可能影响其职务公正的处分和其他不利决定，从而使法官不会因为害怕被调离、降职、免职而屈从于权势的压力。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弹劾程序，对法官队伍中出现腐败或渎职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弹劾。三、健全法官晋升和福利

制度。提高法官对物质诱惑的抵御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保障法官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和广阔的职务晋升空间，这也是预防司法腐败的基本策略。四、健全法官培训制度。从培训内容、方式、管理以及法官培训机构师资选配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强化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五、建立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惩戒制度，使法官必须依法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忠于人民、法律，忠于职守，始终保持独立与中立的地位，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袭；强化法官的人格素质教育，保持崇高的品质与情操，成为实现正义和廉洁清正的群体。

（五）建立科学民主的诉讼程序制度，保证诉讼的有序高效进行

有效的法律要建立在科学程序规则的基础之上。诉讼运行的前提是有科学的诉讼结构（法官中立、双方平等的三角结构）、规范的诉讼制度、正确的诉讼意识。对此马克思作过形象的比喻“审判程序和法律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

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当前，我国审判方式改革、证据制度改革、审判组织改革等措施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再审制度改革、诉讼程序的简易化、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等也稳步推进。我国仍然存在原告的诉讼权利难以有效行使、审判权的独立性难以有效保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难以有效监督等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以正当程序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进一步完善法院调查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人作证制度、执行制度等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深化诉讼程序改革，建立一套科学、公正、合理、严密的司法程序，确保程序正义。一是建立和健全科学民主的诉讼程序制度。比如，改革和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和复核程序，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改革刑事证据制度，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改革民事管辖制度，克服跨地区民事案件中的不当干扰问题；改革行政诉讼制度，特别是解决行政诉讼中的管辖问题，从制度上排除干预行政审判的各种因素；改革庭前程序，探索建立规范的民事诉讼简化程序和小额诉讼制度，提高诉讼效率。二是建立和健全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制裁制度。要通过完善诉讼程序制度，明确凡是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都没有法律效力，对违反诉讼程序严重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树立和维护诉讼程序的权威。

（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真正树立起宪法的权威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后，法院依法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据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已建立了一种通过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机制。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司法审查是指违宪审查，是由专门的机关对法律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另一种观点认为“司法审查的标志是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值得探讨的是法院能否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很多学者支持法院应当享有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笔者认为，为保障宪法的正确实施，确有必要赋予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

（七）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并监督司法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法律历来所采纳的一项制度，但值得主意的是，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人民陪审制度。

我国的陪审制度虽然也冠以“陪审”，但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度完全不同，在形式上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度是极为相似的。陪审制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职权主义则是相互矛盾的。在中国“官本位”的传统习惯下很难接受陪审制度，从现实考虑，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英美法陪审团制的条件。但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人民群众监督法院严格执法、防治司法权滥用以及密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整套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在陪审员参与程序、陪审方式、陪审员选择、陪审员权力义务、陪审员待遇、法律职业知识和道德培训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推进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建立任重道远，不可一蹴而就，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改革司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财物管理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制度等等。十七大把如何有效地推进司法制度建设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也必将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罗豪才，王天成．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中外法学．199（16）．

［4］莫纪红．宪政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监督体系

建设党的报告明确把教育事业作为民生之首，把落实教育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指明了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司法警官职业院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为社会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的历史使命。推进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现代化，关键的是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顺利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监督体系建设尤为重要。只有切实加强监督机制建设，才能为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健康发展、科学发展提供重要保证，也是实现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中，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对促进司法警官职业院校改革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建成系统化、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新思想和新需求，科学设计惩戒、防范、保障机制，形成一整套有利于加强监督合力的体制机制制度，从而使监督走向日常化、常态化，推动司法警官职业院校校风、警风、学风、教风建设，确保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实现，为经济转型、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不断增强。

一、制度体系建设是建立监督体系的基础

实践证明，健全的制度体系是做好监督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制度体系才能发挥权力制衡、运行有序、保障有力的实际效果。在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中，要以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章程建设为核心，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加强制度创新，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体系，规范依法办学行为，形成一套高效合理、监督有力的大学制度体系，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一)构建现代高校治理体系。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一个基本内容和重要条件是按照大学的组织特性和运行规律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创建起一套量身打造、适合国家需要与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特色的治理结构。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全国高校启动章程制定和修改工作，为大学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章程是现代大学实现良性治理的制度基础，是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制度体系的“总纲领”和“基本法”，是教学、科研等一切办学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权利来源，是加快教育现代治理的重要一步。司法警官职业院校要顺应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大潮，以章程制定实施为龙头，明确办学方向、办学自主权的运行与监督机制，完善校内管理体制和框架，真正意义上走向依法办学、依章程治校的道路，为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二)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清单制度核心是一切权力出自法律，法无授权不可为。司法警官职业院校要实现内部权力公开运行并实现良性循环，应紧密结合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不仅要全面摸清职权底数和业务事项，厘清职责权限，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还要公开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构建“分岗查险、分险设防、分权制衡、分级预警、分层追责”的预警防控“五分模式”，逐步建成起科学高效的权力运行防控体系，确保学术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教职工民主管理权力的动态制约和合理均衡。(三)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民主的基础是公开，公开是最好的监督。信息充分公开会极大地改善社会公众的监督条件，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能够有效防止腐败。司法警官职业院校要坚持“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加强信息公开，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公开征求意见，及时重大教育项目和工程实施情况，公开违法违规事件查处结果，主动向社会公开教育质量标准、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和教育督导报告，积极公开群众关注的信息，及时宣传学校重大决策、政策，及时回应突发事件，掌握舆论主动权，树立和维护学校的良好形象和声誉。只有这样，把各项政策和重要事项依法、及时、全面、准确地向社会公开，提高党务政务和校务公开的水平，增强公开监督的效果，才能提高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的公信力。

二、完善内部治理是建立监督体系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高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战略选择及各类组织管理综合改革的目标。大学负有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使命，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又要遵循自身运行规律，更应率先自觉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提高治理能力。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只有加快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多种机制良性配套、有效运行的格局，才能筑牢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实现自我约束和发展，依法自主办学，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就目前来说，行政化色彩浓厚，学术权力不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低，监督机制缺乏，成为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向现代大学制度转型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影响办学活力和教师积极性，对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的科学发展产生了严重制约，迫切要求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决策、执行、监督、评价的多元自主管理体制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做到“权力放到位，角色定好位，关系理顺位”，以促进科学管理，激发高校办学活力，推动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一)建立互相支持和制约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功能来区分不同性质的权力，同时又要求其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共产党科学配置权力的一种创新，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关键是要理顺党委的政治权力、院(校)长的行政权力、教师的学术权力和师生员工的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形成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平衡又协调运行的格局，完善党委领导、院(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管理体制，明确党委会、院(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在学科建设、学术事务中的职能定位、职权范围、决策程序和监督督办程序，积极尝试建立以学术委员会为主体的行使学术权力的机构，完善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健全不同事务的决策、执行机制，确保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减少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二)构建责权利划分合理的两级管理机制。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构建以学院为核心、以学院为基础的扁平化管理结构。立足于司法警官职业院校院(校)情，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强化系(部)的教育教学中心地位，将经费预算、教师引进、实训条件建设、职称评聘、考核奖惩等权限下放，明晰系(部)与教务处、学生处的职能划分，形成以“微观激活、宏观调控”为特征的院系两级管理体制，扩大系(部)办学自主权，激发一线教学单位的办学活力。同时，协同制定出台系(部)目标管理考核评估办法及指标体系、监督与奖惩机制，实现由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的转变，促进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各项发展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三)构建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办学治校监督体系。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是高校的一项根本管理制度，是促进高校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建设规范化的有效措施，具有对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支持、配合和约束职能。随着新的形势发展变化，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在民主管理的增量上做文章，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畅通民主管理和监督渠道，支持和保证师生依法履行民主权利，让教职工直接参与决策、执行、监督、检查的全过程，全面落实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工会、共青团、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能够在党政领导的决策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参考北京工业大学创新高校民主管理的成功范例，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教代会闭会期间的工作机制，在教代会下设立常设机构，切实保证教代会决策的执行，激发教职工参与学校事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服务院校科学决策。推进学生自主管理，积极探索学生代表参与院校决策的机制，扩大民主监督，使司法警官职业院校的各项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

三、从严管理是建立监督体系的保障

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干部。从严管理监督教职工是贯彻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方针的关键所在，是建设一支过硬教职工队伍的重要保障。司法警官职业院校是政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从严治党治警，全面推动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党的建设，以高度的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把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警责任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以良好的政治生态，助推司法警官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助推全面小康、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一)坚持用铁的纪律加强教职工日常管理。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锤百炼，由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一大法宝就是有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司法警官职业院校干部教师队伍是一支准军事化的纪律部队，自然有更为严格、苛刻的纪律要求，也是管党治党、管警治警的必然要求。从严管理就要全面地严，既始终扭住“关键少数”不放松，又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既•35•要把所有教职工纳入管理范畴，又要针对“一把手”、关键岗位干部、教学型干部和行政型干部特点，采取差别化措施，提高教职工管理的针对性。要始终加强对选人用人情况的监督，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严把政治关、廉洁关，切实匡正选人用人风气。要坚持组织人事回避制度，加强干部任前把关，加大干部交流轮岗力度。要加强教职工的经常性教育，着重加强干部教师党性修养，教育干部教师深入学习党史党纪，不断打牢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根基，督促干部教师时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真正把来自组织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看作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从而真正自觉接受监督。要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落实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个人事项报告等制度，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在日常监督管理中体现对教职工的严管和厚爱。(二)深入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举措，是推进党内监督的具体抓手。司法警官职业院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必须充分把握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始终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处置方法，避免小错酿成大祸、违纪走向违法、一般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抓早抓小，强化日常管理监督，重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发现苗头及时谈心提醒，对反映的一般性问题及时约谈函询。对违纪问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为尺子，综合考虑知错悔过态度，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要坚持问题为导向，综合利用考察、审计等成果，加强对群众口碑的了解分析、对信访案件的分析梳理，对各种渠道反映出的教职工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及时进行组织函询，对虽不构成违纪但造成不良影响的一律进行诫勉，经常打好“预防针”，增强干部“免疫力”，防止小病拖成大病。要认真落实问责条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启动问责程序，加大督办、反馈、整改、问责和通报曝光力度，严格实施责任追究，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形成倒逼机制，切实发挥党内监督的利器作用。(三)坚持不懈正风反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五条体会”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强调要踩着不变的步伐，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韧劲，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司法警官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正风肃纪不停步、惩贪治腐不手软。一方面，锲而不舍查纠“四风”。坚持经常抓、抓经常，紧盯重要节点，紧盯重要环节，紧盯“关键少数”，对“四风”问题一抓到底、严防死守、一寸不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积极应对“四风”新变种，密切注意“四风”新表现，严肃查处隐形变异的问题，让“四风”无处遁形。另一方面，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保持反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不断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突出惩治重点，防止带病提拔，从严查处问题严重、教职工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部，释放出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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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裕，王普，朱静．高校民主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探索———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J］．管理观察，2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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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宋史；刑法志；宋代；司法制度

一、《宋史·刑法志》的写作背景及内容概述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1]

《宋史·刑法志》是《宋史》中有关宋朝法律制度、刑事立法及司法活动描述最为详细的一部分。《宋史·刑法志》共有三部分，即《宋史·刑法一》（以下简称《刑法一》）、《宋史·刑法二》（以下简称《刑法二》）和《宋史·刑法三》（以下简称《刑法三》）。《刑法一》共有五十五段。第一、二段是《宋史·刑法志》的序言。首先沿用历代刑法志的传统体例，论述封建礼教和刑罚的相互作用。接着，对宋初、神宗以后和南宋的法制，极简单地作了总的评述。第三至五十五段的内容概括起来，共有下列四点：1．说明两宋三百余年的立法经过。宋初自建隆重定刑统和编敕以来，后继君主陆续编敕，敕律并行。神宗变法，以敕代律，划清敕、令、格式的界限，并创设统编敕令格式的体例；孝宗又创编条法事类，便利法规的运用。此外，南宋时，断例和指挥也取得法律的地位，有时它们的效力竟超过敕令格式。2．明宋代司法行政方面集权中央的措施。主要表现为加强刑部“复按”的职权，京师设审刑院、纠察司，各路设提点刑狱司、御史台设推勘官。3．代在司法方面防止官吏专横的措施。君主经常亲自审判、督促限期结案、按期具报监禁人数，注意清理积案。4．代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除严惩贪赃官吏外，并颁行仓法，奖励告密，制裁贪污的吏役，又特设“盗贼重法”，“获盗推赏例”等。《刑法二》这一部分的内容，大致首先为断狱，其次为诏狱。《刑法三》这一部分的内容，大致首先为疑狱，其次为配法、狱制、赎法和赦法。

二、宋代司法制度的高度集权化

（一）君主集权的司法机关体系

1.中央司法机关及其体系

（1）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

宋承唐制，中央三大司法机关仍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刑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断全国的死刑已决案件。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地方各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以及京城百官案件，实行审判分离。御史台的职能，主要是监察文武百官，纠弹违法，肃正纲纪。但也具有司法审判方面的职能。主要是：其一，审理高级官员犯罪案件。“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2]其二，公谳天下大狱。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曾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审决刑狱”。[3]雍熙三年，“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陛辞日，帝必临遣谕之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还，必召问所推事状，著为定令”。[4]其三，参与杂议疑狱。“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5]《刑法三》中提到，如神宗元丰年间，兴元府奏谳梁怀吉殴打其子致死一案，刑部郎中杜纮所议与法寺相驳，而御史台则议纮论不当，驳而上奏，作用不小。

（2）增设的机构和临时性机构

宋代的监察机关在中央原有御史台，后又增设谏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监司、通判，以加强对司法的监督。纠察在京狱司包括接受有关司法情况的供报。一开始，“御史台狱亦移报之。八年，御史论以为非体，遂诏勿报”。[6]从上述内容看，纠察在京刑狱实际上是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所有中央及京畿司法机关进行纠察监督的专门机关。《刑法三》中提到，元丰改制，撤销纠察在京刑狱司，其纠察职事，委御史台刑察兼之，台狱则由尚书省右司纠察之。

宋初还增设了制勘院和推勘院等临时性的审判机构，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制勘院时宋代审理皇帝交办案件的临时审判组织，又称“诏狱”。宋初曾选派三班使臣、内侍或京朝官充任制勘使臣，到各地审理重大案件。神宗时形成制度，所谓“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狱已乃罢”。[7]中央的行政机构，如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也都有参与审判的权力。宋神宗元丰改制前，三司是中央最高财政管理机构，由盐铁、度支、户部分别设有专门审理经济案件的判官、推官。但三司的判决权只限于杖以下罪，徒以上罪要送大理寺判决。元丰改制后，于户部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

2.皇帝控制司法活动

（1）御笔手诏断罪

皇帝在宫中决断事务，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称为内批；崇宁、大观年间，则称为“御笔”。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无度，号令无常，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成法。蔡京、王黼等奸臣，除怂恿徽宗腐化浪费外，为便利自己行政、司法，都私拟诰稿，要求徽宗亲笔书写发表，称“御笔手诏”。这种欺上瞒下、行私舞弊、排除异己的做法，自然遭到臣僚们的反对。徽宗便于崇宁五年下诏规定：“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第二年进一步规定：“凡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即不按《宋刑统·职制律》论罪。同时又下令：“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8]皇权之威，可见一斑，封建法制，践踏更深。

（2）朝廷屡兴诏狱北宋后期，诏狱成为权臣打击敌对派的工具。“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9]南渡之后，高宗“治王时雍等卖国之罪”，[10]将多人下御史台狱，数人流放沙门岛等地。此外，高宗还诏杀民族英雄岳飞父子等人，与秦桧等人炮制了一起历史上的特大冤案。从此以后，秦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11]可见，诏狱完全体现了皇帝的意志，是皇帝司法权膨胀重要的表现之一。

（3）录囚制度皇帝制度化的虑囚和经常化的亲决狱讼活动，表明皇帝是最高司法审判官。北宋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南宋的高宗、孝宗、理宗等八朝皇帝躬自折狱虑囚几成制度，史不绝书。如太祖“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12]太宗“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13]雍熙二年十月，“亲录京城系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太宗却回答道：“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此后，无论“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14]高宗“每临轩虑囚，未尝有送下者”，并说：“吾恐有司观望，锻炼以为重轻也。”[15]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16]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大寒虑囚，及祈晴祈雪及灾祥，亦如之。有一岁凡数疏决者。”[17]

对于重大案件，赵匡胤及其子孙们经常撇开司法官员和法定程序亲自裁决，其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个人意志。如乾德年间伐蜀时，有军大校割民妻乳，将其残忍地杀死。太祖召至京师，列数其罪，并不顾近臣劝阻，将该大校斩首，以申严军纪。《刑法二》中提到，开宝四年，太子洗马王元吉一个月内受赃七十余万贯，太祖以岭表初平，欲惩贪吏，特诏齐市。陕州民范义超杀害邻居常古真一家十二人，因案发在后周显德年间，引敕当原减，太祖以为无赦论之理，命正其罪。太平兴国六年，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买葱，将卖葱人鞭打致死，太宗特命处死。咸平年间，三司军将赵永昌诬陷他人，真宗“察其诈”，于便殿亲自审讯，“永昌屈伏，遂斩之”。天圣九年，陇安县平民被诬为劫盗，一人被掠死，四人屈打成招，仁宗亲决，特贬知州孙济，其他官员皆流岭南。单州民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死，王德会赦免死，后刘玉杀死王德以报杀父之仇，仁宗嘉义之，仅对刘玉决杖编管。宣州民叶元，因同居兄乱其妻，而将其兄及兄子杀死，并强迫其父与嫂为约不告官，神宗亲决此狱，以殴兄致死律将叶元处死。其他皇帝亲决大狱甚至修订法条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4）赦宥罪犯

恩宥之制是皇帝的司法特权。宋朝有“大赦”，释杂犯死罪以下，甚至常赦所不原罪也在赦宥之内；有“曲赦”，是“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的赦宥；有“德音”，是“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此外，皇帝每年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如及于诸路，则命监司录囚。《刑法三》中提到，如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次，曲赦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南渡后，光宗绍熙五年内就达四赦，故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18]

（5）疑狱奏谳制度

唐代的死刑案件奏报制度很严密，死刑案件审结后，须经刑部复核、中书门下详议，并报皇帝批准，其判决才生效。执行前还须向皇帝三复奏，京城地区则须五复奏。宋代死刑奏报制度较唐为简，对死刑案件，经路监司、帅司复核，即可生效。死刑的执行，在京师地区只须一覆奏，其他地区则经监司、帅司核准，即可执行。仁宗时，刑部侍郎燕肃曾主张在全国范围恢复死刑覆奏制度，如其奏章中指出：“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断死罪三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狱疑上请，法寺多所举驳，率得不应奏之罪，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燕肃因此建议：“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朝廷下其章中书，宰相王曾坚决反对，认为：“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诸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事遂寝。[19]

宋代实行的是疑狱奏谳制度。所谓疑狱，主要指存在“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等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有困难的案件，对疑难案件“皆许奏裁”。宋代因死罪案件特多，地方官多将棘手案件上交以推避责任而增加皇帝的负担，及奏裁程序历时太长，造成刑狱淹滞等，故宋朝政府对疑狱奏谳实行严格限制。首先，在程序上，宋律规定，在奏裁前，必须经路级监司核查，须奏者乃奏。如太宗至道二年诏：“帝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乃诏死事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20]其次，对非确系疑难案件而提起奏谳，对有关官员要科以“不应奏而奏”之罪。太宗雍熙元年八月诏：“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21]只有仁宗时放得较宽。天圣四年诏：“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22]

疑狱奏谳制度虽不如唐代的死刑复核复奏制度严密，但在慎刑上仍有重大积极意义。

（6）皇权监督司法

中央采取组织措施，层层设立司法及监督机构。“淳化初，始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23]皇权是封建政权的集中体现，时最高的专制权力。宋朝一切政务活动，都是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不但亲自审决重大案件和发动诏狱，并且对全国的司法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皇帝的司法监督作用，不同于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的法制监察。御史台、诸路提点刑狱司等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审核各路刑狱案件，主要是对审判的合法性和司法官的活动实行监察，必要时向皇帝报告。而皇帝则直接控制和掌握全国的司法审判。除了上述提到的录囚制度外，皇帝还通过裁决疑狱和增设机构来监督司法。

全国的疑难案件，交两制与宰执及台谏杂议，最后由皇帝参考各方意见裁定。如端拱初年，广安军民安崇绪诉继母冯氏一案，经台省杂议，判大理寺与右仆射官员意见相左。太宗诏从一派意见，另一派则被罚俸一月。《刑法三》中提到，熙宁年间，登州阿云谋杀未婚夫之狱，王安石、司马光及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台谏官员集议数次，反复论难，长达数年，最后也以神宗裁定而告终。

宋朝司法机构，与唐及五代相比，有较大变动。其差异在于宋朝中央和地方增设了一些便于皇帝监督司法的专门机构。如在中央，主要以刑部和大理寺分掌司法事务之外，太宗为更进一步控制司法，先则就刑部设置详复官六人，专职审阅天下奏报的刑案；继则在宫廷内设置审刑院，以亲信大臣主持院事，下设详议官六人，详细评议大理寺详断、刑部详复的案件。《刑法一》中提到，为使御史台经常参与案件的审判和有效地监督司法，太祖曾设推官，太宗曾设推勘官。真宗时，又“以京师刑狱多滞冤”，[24]专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专司向皇帝奏报在京的冤滥和延滞案件。为加强对地方的司法监督，分别于诸路设提点刑狱官，后又专置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25]总之，两宋皇权至高无上，表现于司法权，确实时总揽无余。这种司法机构的多元化分散了司法权力，便于皇帝直接控制操纵，行使最高的终身权力；但机构重叠、职权重复，使得司法程序更加复杂混乱。有鉴于此，神宗时熙宁三年，诏令将撤销审刑院，其职能划归刑部。

（7）重视对司法官吏的选任和渎职的处理

在宋代，州为地方重要的治民单位，州府受理的狱讼主要由司理参军审理，所以宋代皇帝尤为重视对司理参军的选任。“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帝自选择。”[26]对路级主要司法官员提点刑狱使，也多由皇帝亲选。如真宗曾“亲选太常博士陈纲、李及，自余拟名以闻，咸引对于长春殿遣之”。[27]另外，对用刑惨酷的司法人员一般也不再授予司法官职。如高宗时，“吏部员外郎刘大中奉使江南回，迁左司谏，帝寻以为秘书少监。谓宰臣朱胜非曰：‘大中奉使，颇多兴狱，今使为谏官，恐四方观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后诏用刑惨酷责降之人，勿堂除及亲民，止与远小监当差遣。”[28]

（二）诉讼制度

1.证据制度

第一，对刑讯的条件要求更加严格。太祖时“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掠治。其当讯者，先具白长吏，得判，乃讯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29]其次，对刑讯的工具，作了具体规定。即宋朝刑讯所用常行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30]重量“毋过十五两”。[31]徽宗时进一步规定：“笞、杖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用官给火印”。[32]如太宗时开封府审理王元吉案时，“左军巡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33]太宗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对滥用非法刑讯者给予了惩罚。在明确规定刑具规格的同时，也明确了刑具的制造权归官府。尽管统治者采取一些严惩酷吏、毁弃非法刑具等措施，但非法刑讯逼供的现象仍难以避免。《刑法二》中提到，到南宋理宗时，“掉柴”、“夹棒”、“脑箍”、“超棍”等种种酷刑数不胜数，致使“天下之狱不胜其酷”。

第二，对于如何施行刑讯，宋朝比唐朝规定更加细致。宋太宗曾将唐朝的“长官同判”改为“官属共同讯问”，后因执行困难，又于雍熙三年下令规定：“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吏得判乃讯囚。”[34]从此形成定制，将刑讯权牢牢掌握在长官手中。

2．一般刑事案件的审判期限

太平兴国六年，沿用唐朝“三限制”，“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35]中央各司法部门的审判期限，因责任不同而有所差异。太宗至道二年规定：“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36]哲宗元祐二年，根据刑部和大理寺建议，以卷宗厚薄为标准，为司法机构划定了具体的案件分类；又以距离远近和不同环节为标准，分别规定了“奏狱”和“公案”的两种期限：“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参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37]

（三）鞫谳分司的审判制度

所谓“鞫谳分司”，即在案件的审理重将审理（鞫）与议刑（谳）、判决分由不同的部门或官员承担。宋代在各级司法机关都设有“鞫司”和“谳司”。如大理寺于元丰六年三月，将左断刑分成断、议两司。“服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覆议，有辨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38]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司法官吏因缘为奸，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同时，专门设置检法议刑的官吏，也反映宋代法律制度是比较复杂难用的。

（四）“翻异别勘”的复审制度

宋代的死罪案件从审理到执行过程中，只要罪犯翻供或称冤，该司法机关就必须将案件移送本机关其他部门或移送其他司法机关重新审理，称“翻异别勘”。太宗雍熙元年发生的刘寡妇诬告继子王元吉案便是“移司别勘”的一个典型案例。《刑法二》中提到，开封寡妇刘氏与他人有奸情，惧其夫前妻子王元吉告发，遂使婢女到开封府控告控告王元吉毒己将死。案子由开封府右军巡院判官宋廷照推问，王元吉不肯招供；移左军巡院重审，判官韩昭裔接受刘氏贿赂，将王元吉屈打成招。在府中录问时，王元吉翻异，又移司录司重审，司录司发现有冤情，开封府难以下判，致累月未决。知府遂奏请圣裁，太宗皇帝以王元吉投毒情状不明显，下令免死处徒刑，王元吉又称冤，同时王元吉妻张氏也击登闻鼓称冤，太宗亲自审问，终将案情查明，王元吉无罪释放，有关责任官吏受到严惩：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被称毒，刘氏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

（五）疑难案件台省杂议制度

宋代对在法律适用上争议大的疑难案件，还可以由有关部门奏请皇帝召集台省等朝臣集体讨论，称“杂议”。宋代台省杂议最为典型案例，当属禁军士兵安崇绪讼继母争夺遗产案。太宗“端拱初，广安军民安崇绪隶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己子。大理当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杂议。徐铉议曰：“今第明其母冯尝离，即须归宗，否即崇绪准法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法寺定断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崇绪亲母，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如是，则子有父业可守，冯终身不至乏养。所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奉一月。”[39]《刑法三》中提到，由台省“杂议”的还有“阿云之狱”和张朝复仇案。

三、对宋代司法制度的评价

宋代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成熟时期，不仅重视立法，而且建立了一套周密的司法制度，以保证严格执行法律。尽管由于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限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难以实现“有法必依”的要求，但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基本安定方面，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探讨宋代的司法制度，同时也揭示宋代贵族、官僚、地主在司法上的特权，及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司法隶属于行政，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对司法的危害，刑讯逼供、刑罚残酷、胥吏卖法等司法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说明宋代在防止司法官员舞弊、防止冤假错案、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刑狱淹延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显示出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试图对宋代司法制度的成效、局限及经验教训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论述，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建设，提供一个方面的借鉴资料。宋代后期司法专横现象屡见不鲜，不仅给后代统治者提供借鉴，也给我们当今法治建设道路的发展留下深刻的思考。我们知道，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现象一直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研讨宋代司法专横的原因，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司法公正在全社会的实现要求建立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司法审判也要求建立一套完备的现代司法诉讼程序，这些在今天都是法治建设努力的方向，《宋史·刑法志》在这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2]薛梅卿，赵晓耕主编．两宋法制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周密．中国刑法史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编．宋史刑法志注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9

一、当前我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机关领导体制不完善。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虽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同时还要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同时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这就导致了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关的双重化，领导职能划分的模糊化、不明晰化，而且领导机关本身有时会发生某种冲突和不协调。而且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司法机关的人事也主要由地方管理。这种领导体制导致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司法不独立，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在涉及国家和地方利益的协调中，在司法公正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中的某些人的特权的较量中出现了司法的错位。比如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许多职务犯罪案件与地方某些党政领导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相违背。司法机关无法摆脱行政权力的困扰和干涉，而且在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中，往往以牺牲司法权力为代价而迁就行政权力，这种冲突本身就是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最大阻力，由此导致行政机关的某些不良风气向司法机关渗透，司法腐败现象还依然存在，司法公正面临着挑战。

（二）司法机构内部设置不合理。当前我国的司法机构内部设置还残存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司法机关领导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再加上我们对法律的机械认识使人们认为执行法律是一种机械的活动，对司法系统的管理可以依照行政方式来进行，这就导致了司法体系的行政化倾向，法机构设置的行政化。由此而形成了司法机关内部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并把检察院办成了小社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比例过大，编制膨胀，经费不堪重负。

（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与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密切相关的，它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培训，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和遵守一系列的职业道德，通过自己具体的司法工作体现法律的正义。而从我国目前司法机关人员的现状来看，虽然不乏高学历、高素质的司法工作人员，但总体素质不高，这就影响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司法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司法现代化是体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之权利、自由、平等价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并用以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地适用的全部过程。司法现代化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性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转型，涉及到观念、制度、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式等系统的整合工程，因此，司法现代化既是司法制度的全面革新的过程，又是司法精神的全面改观、适应和推动现代化法治文明发展趋向的历史过程。所以说，司法现代化应该是一个从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从理想目标向现实目标逐渐转化的过程司法；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司法现代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主体包括司法机构本身，也包括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司法主体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核心，没有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司法人员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现代化知识与现代化观念；另一方面是他们必须是现代化的司法者，具有现代化的司法观念、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

（二）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司法理念现代化指人们对于司法的信仰、目标、理想、价值、精神等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获得对司法价值、作用与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意味着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表征的司法公正观、司法立法观、司法权威观等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人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而司法被奉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都需要一种新理念予以支持的，在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把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变为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三）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司法体制现代化就是司法体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系统，能够适应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作出及时、有效、权威的处理，从而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司法体制现代化要特别防止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现代化意味着司法体制的体系化、配套化、完整化和合理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符合；还意味着司法体制按照政治、经济、民主现代化的要求而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其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性以保持司法者的中立性；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诉讼权利等。

（四）司法程序的现代化。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是指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程序的运行都能体现公正、正当、平等的现代化司法原则。司法程序的现代化与司法主体现代化等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即司法过程的现代化规则，必须从静态转化为与法律要求相适应的动态行为。

（五）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是要求真正地按照“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切实履行检察职责，实现检察机关对司法行使权的正确监督。

三、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满足司法现代的发展和要求。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依靠宏观调控，法律手段的运用是其主要的手段，这就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经济交往日趋频繁，他们对经济利益和合法财产的法律保护十分关注，希望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健康秩序，迫切要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复杂，各种利益不断地进行重组与整合，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这就使得现行的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不适应的状态，二者正处于不断的磨合之中。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司法腐败现象，不利于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三）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司法现代化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而言，而是一场具有全球战略性意义的司法革命。而我国的司法体制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缺少绝对实质性和践行性，目前国际社会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中，司法现代化成为了一个重点环节和必须发展的问题，而司法现代化的发展势必会带动司法体制的改革。

依照我国目前的综合国情来看，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必须采取谨慎的原则，有步骤、有计划地分步进行，同时还要抓住时机，积极地推进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其次，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还应该坚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经济发展要求效益优先，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协调。而我们正是要通过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再次，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应该坚持借鉴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和结合本国国情相统一的原则。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对法制建设不够重视，法律文化不够发达，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司法机关的设置、组成和维护司法机关独立职能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法律文化宝库中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借鉴，但不要只停留在西方法（概念法）的层次上，而应了解其出现的法律背景。但是我们也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和发展，以科学发展观和远见的目光来实现司法现代化。

四、关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现代化的实行与发展。

（一）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使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遇到了较大困难。根据法治原则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可以在设立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管辖范围来设立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司法机关统一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按区域来设置，而是根据司法机关管理案件的需要来设置。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可先进行部分地区的试点，进一步积累经验。

（二）司法机关经费体制的改革。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各地方财政负担，其往往导致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地区差异较大；其次还会导致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维护地方利益，甚至牺牲国家法律的权威和统一，牺牲国家利益，这不符合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应统一由中央财政负责。

司法建设论文范文篇10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对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目的和要求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其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必须保持持久性和承续性，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第三，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正是一个在强基固本的前提下，不断寻求和实现司法警察自身发展的过程，其必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影响。笔者认为，在司法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才能使这支队伍适应形势的需要，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并切实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

二、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警察日后出路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试行聘任制暂行办法》的要求，目前很多法院已采取了司法警察聘任制，除领导干部和少量骨干外，在35岁以后，大多数法警都需“转岗”或流向社会。作为干警个人而言，面对如此情形，谁都不可能没有“后顾之忧”。正所谓“人心不稳，一事无成”，如果领导者和管理者对下属必将面临的“出路”问题不闻不问，只片面地强调“职业化”，不仅是不负责任的，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笔者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警察日后出路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原则，也正是实现职业化的根本前提和必要条件。

首先，必须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一是“面对现实，主动关心”，即领导者和管理者不仅不能回避问题，而且要明确指出司法警察“年轻化”的要求及其客观原因，让干警正视问题，理解自身职业的特殊性，同时深刻体会到组织上对干警“出路”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二是“讲明道理，因势利导”，要让干警树立自强自立的观念，化压力为动力，不断充实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工作适应能力，做到在“转岗”之时能以“强者”、“能人”的身份和条件供组织或社会的挑选。三是“明确责任，严格要求”，要求干警在岗期间，必须适应职业化的要求，切实担负起自身职责。要明确这样一个观念：任何消极懈怠的做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导致个人“在岗”期间就被“淘汰出局”。

其次，应完善用人机制，关注“人”的保障问题。聘任制法警的保障问题，涉及体制、经费、就业环境等多种因素，需要法院系统和社会各界长期的共同努力，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法院应及时与本辖区的党委、政府、组织人事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建立有关聘任制法警的一整套保障制度。笔者认为，此项工作事关辖区司法环境、司法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只要法院系统加以重视并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党委、政府是应该也可以给予法院支持的。具体到制度设计，重点应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将工资、医疗、养老等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聘任制法警个人帐户，按规定足额入帐发放。另可定期在帐户内存入一定经费，作为解聘后的生活补助费，给解聘人员一个二次就业的“缓冲期”。二是尽早与地方人事部门特别是“人才交流中心”等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人才储备”、推荐、交流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地为解聘人员提供更多的二次就业机会。三是建立由下而上的晋升制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从聘用制的优秀法警中遴选出警队领导干部，逐级晋升，对达到一定职务、级别、警龄的，可在法警岗位上退休。

第三，要一视同仁，重视“人”的发展问题。对聘任制法警，应与在编干警一视同仁，在解决好工学矛盾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各类在职教育、培训的机会，同时，应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司法考试，以及适合于其个人发展的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为他们实现自我深造和个人发展创造条件。

“归根结底，人是最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在切实关心干警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的基础上，抓好职业准入、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保障和职业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职业化建设必将取得事倍功半的成效。

三、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双重领导”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规定，司法警察实行编队管理、双重领导，即既受本法院领导又受上级法院职能部门的领导。但在现实中，“双重领导”下的司法警察工作往往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工作任务上的冲突。下级法院司法警察本身就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上级法院一旦调警，又必须服从，下级法院司法警察“应接不暇”或正常工作节奏被打乱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二是领导者之间的冲突。下级法院的领导班子与上级法院的司法警察职能部门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当两者均需要用警时，如果双方“互不相让”，必然形成分歧和冲突。三是存在上级法院“只用不管”的情况。由于司法警察队伍的人、财、物均隶属于下级法院，上级法院或是不愿意参与管理，或是“心有余、力不足”，难以实行管理。笔者认为，解决好上述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做到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1、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强化司法警察工作的前瞻性、规范性和计划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司法警察实行“双重领导”，就更应当有一个统揽全局的前瞻性、制度性工作规划（至少应有年度工作计划）。笔者认为，这项规划应由上级法院职能部门牵头，下级法院共同参与制定。首先，应明确几项基本原则，即全局、大局性工作优先于局部工作的原则，重大、紧急、特别任务优先于一般警务的原则，服务、服从于审判工作优先于一般事务的原则，司法警察职责范围内工作优先于职责外事务的原则，以期上下级法院共同遵照执行。其次，应充分调研和论证，了解和把握各下级法院司法警察的人员、装备、训练水平以及上一年度的工作量等第一手资料，科学、合理地拟定各下级法院的调警量、训练内容、时间和方式等工作内容，并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实行局部、微量的调整。第三，应建立“巡视”制度，由上级法院职能部门派员定期不定期地赴下级法院巡访视察，一方面加强领导、管理和考核，避免“双重领导”流于形式、“只用不管”等情形；另一方面，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增进上下级的沟通联系。

2、协调发展，兼顾各方，实现三个“主体”的正相关关系。

双重领导“实际上涉及到上级法院职能部门、下级法院领导班子和下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会形成相互制约和掣肘的负相关关系，处理得好，则会形成充分补强的正相关关系。

笔者认为，作为上级法院职能部门，应充分考虑下级法院在用警上的实际需要和困难，尽可能予以照顾和体谅，凡确需调警的，除通知下级司法警察队伍外，应及时与其法院领导班子进行沟通，以避免下级司法警察队伍工作上的被动；同时，应统筹兼顾，避免集中、频繁调动某一或某几个下级法院的警力。在培训、训练上，上级法院应发挥资金、技术、装备、场地等方面的优势，为下级法院提供便利条件。

作为下级法院领导班子，应确立“大局意识”、“全局意识”，积极支持上级法院的整体性工作，如有警力困难或准备动用大量警力时，应及早向上级法院反映，以使上级法院有调整工作部署和计划的“回旋余地”。

作为下级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应全力发挥“双重领导”之间桥梁纽带的特殊作用，全面、及时、客观地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关信息进行“互通”；同时，应努力提高自身的队伍素质、工作效率和机动应变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双重领导”的工作要求。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处理好明确职责与全面服从、服务于审判工作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司法警察必须恪尽职守，切实履行好警卫法庭、维护审判秩序、提押、看管人犯等八大职责，但是，随着司法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司法警察的工作任务、服从和服务审判工作的视野和范围又在不断拓展，那么，司法警察应如何处理好履行职责与全面服从、服务于审判工作之间关系？笔者认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努力提高司法警察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1、摆正位置，突出重点，兼顾全面。

就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来看，其既是“主角”又是“配角”。《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八大职责，是司法警察的神圣天职，也是司法警察所有工作的根本重点和核心内容，就此而言，司法警察是“主角”，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肩头重任。从司法警察服从、服务于审判工作的工作任务来看，其又是“配角”，应尽可能地为审判事业提供高效而可靠的警务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警察应摆正自身位置，做到突出重点，兼顾全面。在履行“主角”职责特别是重要警务时，应恪尽职守，专心致志，容不得半点懈怠和差池。当其他一般性工作事务与职责工作发生冲突，司法警察应坚持原则，保证重点，有权也有责任不受干扰或不正当指派。而在完成职责任务的情况下，司法警察又应该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甘当“配角”，服从领导和指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为法院、法官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保障。

2、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