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因素和司法环境综述

本文作者：王建全工作单位：固原师专

家庭是人们天然的、最基本的、共同生活的社会单位。在任何社会中,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安全与稳定是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家庭暴力无疑是寄生于人类文明之树上的恶性肿瘤,如不对其进行有效地扼制和果断地切除,必然危及良性社会有机体乃至全社会。然而,世界各国对家庭暴力的扼制都不是十分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一般而言,暴力是相互对立的行为主体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表现和结果,利益的矛盾和对立是发生暴力的前提和基础。家庭暴力与非家庭暴力并无质的区别,二者在表现形式和内容结果上也无大的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暴力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家庭暴力发生在利益关系较疏远的主体之间,家庭暴力则发生于利益关系较亲近的主体之间。正因为如此,罪恶的家庭暴力就往往为温和的家庭光环所遮掩,使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的显著特征。同时,家庭暴力不少又是在行为主体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又使家庭暴力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正是有了“家庭”这顶特殊的保护伞,才使各种制止和打击的手段难以及时和有效地进行,进而导致了家庭暴力的日趋猖撅。而从更深的根源上看,是因为家庭暴力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司法环境。

第一,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平等、平衡产生美,产生和谐。而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差异、失衡却是一种普遍现象。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基础》一书中讲道,人生来就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不平等,一种是社会的不平等,前一种如健康与残疾,高大与矮小,美丽与丑陋等等;后一种如家庭状况、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两种不平等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首先是观念上的不平等。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儒家的伦理道德是整个社会的灵魂和基础,该道德反映在家庭关系上便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由男性支配家庭一切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和冲击,但家庭因为是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不必遵守严格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家庭成为旧传统和旧制度的最后据点。在封建观念的支配下,男人无论其能力大小均理所当然地成为家庭生活的“脊梁”或“主宰”,假如稍有偏移,便被他人嗤笑为“气(妻)管炎(严)”。而这种地位一旦发生动摇,丈夫则不惜动用暴力“理直气壮”地去维护这一地位。其次是经济上的不平等。有了观念上的前提,也就有了权益上的相应结果。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遍现象是男主外、女主内,这样,妇女便丧失了劳动、受教育和其它社会活动的许多权益,从而导致了普遍素质的低下。不少妇女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为了求得生存,对施暴者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施暴者则以受害人别无它方而有恃无恐,这一状况在落后地区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经济地位虽有了大的提高,但在大多数家庭里,仍然是丈夫优于妻子,特别是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首当其冲的仍然是妇女。在城市,近几年的下岗队伍中,妇女占绝大多数,因妻子下岗导致家庭矛盾和暴力以致解体的已沐是个例。在农村,在新一轮土地承包结束后结婚的妇女因无土地,也常常成为丈夫手中的“把柄”。再次是自然方面的不平等。一般男性较强悍、刚烈,女性则较柔弱、温顺,老人和小孩也属弱小的一方。在这种条件下,男子便不仅可以而且能够通过暴力达到征服弱者的目的。总体而言,家庭地位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动态发展的,处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点上的家庭成员,其地位必然不同。社会变革对家庭成员的冲击和影响程度不同,家庭地位和关系的变化状况也不同,所以,家庭地位和关系除了有社会的、历史的一面外,也有自然的另一面。

第二,婚姻家庭关系上的扭曲。婚姻是家庭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婚姻、血缘和经济是构成家庭的内在支柱,父、母、子则是构成家庭的外在主体,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三角关系的对等与平衡。这种关系一但被打破,差异、矛盾便有可能演化为暴力。正常的家庭关系似乎没有统一的模式,而非正常家庭的家庭关系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是缺乏必要的婚姻基础。家庭是以两性的结合为开端和标志的,但家庭不是两性的自然和任意的组合,而是有条件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自然人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择偶一开始就是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千百年来的“门当户对”式的择偶标准不仅在一定条件下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在理论上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温奇提出的“异质互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前者的发展,只不过“对等”或“互补”的主体不是家庭,而是个人,这些都体现着婚姻中的交换价值。个人、家庭和经济等因素的差异虽然在择偶中可以通过“互补”实现平衡,但每个对等的同质因素之间的差异不宜过大,否则,为总体等值所掩盖的局部不等值终会摩擦为冲突乃至暴力。如果通过经济方式来弥补则危险性更大,特别是单纯通过买卖形式组建的家庭一开始就孕育着暴力。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广泛深人开展的“打拐”活动中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现代都市中的择偶方式大都是“自由恋爱”,而恋爱中的双方常常缺乏对现实的冷静思考。恋爱是浪漫的,而婚姻是现实的,前苏联的法因堡教授曾对1.4万夫妇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对自己婚姻不满的人,占比例最高的正是那些自由恋爱结婚的,在恋爱者中不乏有人采取欺骗、隐瞒、恐吓等手段,使原本难以平衡的婚姻天平加上特殊的祛码。也有个别男性采用“先斩后奏”、“生米做成熟饭”的手段,促使对方就范。同时,恋爱中的双方往往对未来的家庭婚姻做出理想化的推断,而理想与现实的过大反差,在特别任性的家庭个体中也有可能发展为暴力。其次是独立与民主意识的增强与现实保障不力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财务及家政大事决策与管理权上的矛盾。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许多家庭目前仍然由男子支配和主导着,但妇女经济上的独立性与参与社会活动的广泛性使其不仅有意识而且有可能决策家务大政,而有些喜欢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丈夫则不愿坐视“权力”的削弱和丧失,他们很有可能借暴力来加以维持。二是子女教育上的偏差。子女的成长与成才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目前都市里独生子女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子女教育甚至在有的家庭中演化为生活的核心和全部。在“望子成龙”观念的支配下,无论孩子的先天素质如何,都对其发展有较高的期望值,为了促使目标的实现,有的家长不惜采取“堰苗助长”的手段,孩子则成为家庭温柔暴力下的牺牲品,也有的孩子为了逃避这种“爱”采用非理性的报复行为,从而酿成不该发生的家庭悲剧。再次是家庭遗传及个体心理素质上的狂暴症。近年来,不少社会心理学家对一些暴力家庭做过专门调查研究,结果之一是这些家庭的先辈们大多数也具有同样的狂暴症和攻击性,这和生理学、社会学的原理是一致的,下一代个体总是要继承上一代的某些品性和特征,尤其长期生长在暴力环境一下的后代,其狂暴性、攻击性要大得多。具有这样品性的人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当他在社会上不被认为是个成功的角色,其内心的价值失落感就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予以释放,妻子或其他弱者自然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

第三,对待家庭暴力上的观念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目前,在全社会范围内尚未形成普遍而有力的反家庭暴力意识,是家庭暴力得以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施暴者之所以敢于对家人施暴,关键在于缺乏家庭法律意识。在他们心目中“老婆是我的”或者“孩子、老人是我家的”。正是有了所有权观念,相应的就会行施使用权支配权和处置权。他们秉承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中“国法不及于家”的思想,认为家庭矛盾应该用“家法”调整,并不触及和需要“国法”,因而打家人不犯法。这种观念使他们在举起棍棒和拳头的时候肆无忌惮。受害者出于同样的法律意识和更为复杂的心情,使家庭暴力进一步升级。有的女青年在恋爱中即遭到“温柔的强暴”,而为了自己的名声,只好委身于他人,这无疑为日后的家庭暴力埋下了祸根。在一般家庭中,妇女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家丑不可外扬”是她们对待家庭矛盾的基本原则。为了感化丈夫,保全家庭,她们往往做出了牺牲个人情感和利益的选择,殊不知这种逆来顺受、委屈求全的做法更助长了施暴者的暴行。而一但通过委屈达不到求全的目的时,她们便会挺而走险,置法律于不顾,由暴力的受害者转变为暴力的实施者,就会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以逆向暴力形式全力去毁灭这个曾凝聚自己心血和希望的家庭。所以,现代家庭暴力的一个新特征是弱者或者女性的动作也大了起来,这个比例达到了9%以上。社会的其它方面在家庭暴力方面常常显得一筹莫展,长辈们常对受害者以安慰,对施暴者以毫无威慑的训斥。作为暴力家庭的邻里,他们对该家庭的情况知悉较多,并且对不少暴力过程耳闻目睹,但对此或者是由于司空见惯,早已麻木不仁而默不作声,或者是出于对某种更为复杂因素的考虑而不能及时地予以调节和化解。有时虽然在特殊的情况下出面干涉、调节和制止,但往往是治标而不治本。对司法人员来说,对他们影响较大的观念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除了问题的认定较困难外,最令其担心的是.,自己正儿八经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又已经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尤其在青年夫妻或文化层较低的家庭中“东边日头西边雨”的情况是常有的。

第四,法律调节上的缺憾与困惑。法律无疑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在其它调节手段失效后而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肆。然而,用该手段解决家庭暴力却使司法实践者大伤脑筋,常常使其陷于进退两难的茫然境地。一是目的和结果的矛盾。法律调节无非是通过对罪犯施以经济的、政治的以至人身的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强迫侵权人作为与不作为,实现社会关系正常化,维护法律的尊严。这里,惩治犯罪,教育人民的目的和结果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完全统一的。但在家庭暴力的处理上却不尽然。法律调节家庭关系的目的应该说仍然是保护家庭,在充满暴力的家庭内,在其婚姻关系完全终止以前,加害方与受害方还是生活与经济上的共同体,因而,无论运用哪种法律手段对加害方实施制裁,最终不仅只是惩罚了加害人,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受害人。如果受害人对家庭仍抱有希望,如果法律调节还是在保全家庭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上的处罚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任何刑事处罚都可能导致家庭裂痕的加深和家庭矛盾的完全公开。施暴者原本素质就低,此时可能变本加厉,使家庭暴力升级,甚至直接导致家庭的迅速解体,进而给受害人和子女的心身以及未来生活的负面影响,并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这必然有悖于法律调节的初衷。二是个人隐私权与社会知情权的矛盾。个人和家庭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在一定情况下,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积极作用。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隐蔽性,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家庭隐私。在家庭矛盾完全激化以前,家庭成员一般都希望并力求矛盾在家庭内部化解。有些导致家庭暴力的因素是极其微妙的,其中不乏难言之隐,而法律的介人必然要将必要问题予以公开,但在司法实践中,既要掌握暴力的相应必要隐情,以便对触犯法律的当事人做出正确而恰当的处罚,又不触及个人的家庭隐私是极为困难的。三是法律上的矛盾并与道德的可能冲突。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是硬化的道德。在家庭内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和规定,家庭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整,因而,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当模糊的,这一点在婚内强奸案上尤为典型。强奸的本质在于侵害了以性的尊严和自主为内容的人格权。合法婚姻中的夫妻在情感、道德与法律上都有同居的权利与义务,如果一方以拒绝同居为要挟,则会产生更为复杂的家庭矛盾,也必然涉及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四是司法调节上的被动性。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及家庭暴力的复杂性,国家对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家庭暴力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即使有些家庭暴力业已构成犯罪,社会也不主动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中都规定,某种家庭暴力除非达到相当的程度,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主动干预,否则只有在被害人“要求”或“告诉”的情况下才能介人,而大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出于种种复杂的考虑不愿“告诉”,这样,由于“自诉”上的软弱性与“公诉”上的制约性,就使绝大部分家庭暴力避开了社会的主动干预,等到暴力行为发展到要主动动用《刑法》的地步,受害人以生命健康权为主的各种权益已遭到严重侵犯,甚至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而使反家庭暴力的目的效果被打上折扣甚至落空。而司法权力的过分主动干预,是否会引起家庭和社会的更加动荡不安又是值得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