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古代保障司法公正的策略

本文作者：杨永林工作单位：广东嘉应学院

司法公正是时下司法界和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司法公正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类社会很早就关注这个话题,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产生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6)的刑罚原则,就是指宁可违反常规或不用常法漏杀有罪者,也决不错杀无辜或罪不至死者。西周统治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司法官要考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即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一定要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三思而后定断(5尚书康浩6),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司法公正,汉宣帝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5汉书刑法志6)因此,他遣廷尉巡查下级司法机关,以发现并平反冤狱。唐太宗也主张严明执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惩处,他本人也以身作则。由于有了思想上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努力探索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很多措施也走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证据的运用

证据的运用是否科学,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证据运用的合理程度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及科学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很重视据证定罪,有关证据的运用也明确载入法典,如5唐律疏议6规定: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验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这条规定就是要求据赃定罪,物证是能否定案的关键所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五听方法,就是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五听包括辞听,主要是观察受审者言辞,若语无伦次,则表明心里有鬼;色听,即观察其脸色,若面红耳赤,则表明所述非实;气听,即观察气息,如果理屈则紧张喘息;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若所言非实,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察其目光,亏理则慌乱失神。五听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审判案件,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还在完全依靠神判来断定案件事实,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五听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司法官用来审判案件,并且法律中还明文规定要用这种方法,如5唐律疏议断狱6讯囚察辞理条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五听方法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除了以五听来听狱治讼以外,也非常重视其他证据的运用,如:人证、物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法医学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达,早在秦朝,就有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医和隶妾等;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5洗冤集录6,这部书已经包括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尸体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对尸体的法医检验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务经验的总结,在明代被译成日、英、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欧洲和亚洲,是古典的法医学的代表作。继5洗冤集录6以后,又不断有新的法医学专著问世,如元代王与的5无冤录6,清朝许的5洗冤录详义6等,这些法医学著作为司法官进行法医检验,查找犯罪证据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古代中国还将检验方法法制化,元布了检尸式,规定了悬缢、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整程序,清朝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代检尸法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中的运用为司法公正提供了科学上的保障,通过法医学的运用,平反了很多冤案,这一点,很多古代的判例法著作和法医学著作中多有记载。

二、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强化对司法官的监督。

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对于违法司法的官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措施,中国古代也有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官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司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要依法办案,5尚书吕刑6就记载: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矜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就是要求重视司法官的人员素质,禁止任用奸佞之人决狱断案,要求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要慎重量刑,要依照刑书量刑,对于刑书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类推原则,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对于司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违法断案的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如5尚书吕刑6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就是说对于司法官徇私枉法的五种行为,即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行为,按照与犯罪者同等的罪处罚。以后各个朝代都对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秦朝就非常重视法官责任的规定,5秦简法律答问6规定: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强调法官判案量刑不当,应承担失刑之责,故意重判或者轻判,应承担不直之责,故意有罪不判,应承担纵囚之责。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必须承担责任,出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不判,入罪就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有罪,对于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对于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量刑。明代则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对司法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大多能做到公正司法。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从秦代开始,就设有专门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同时参与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汉代则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在监察机关方面,中央以御史大夫为监察长官,其下设御史中丞,地方则设司隶校尉负责京官之监察,州刺史负责外官之监察,在地方行政组织中,还设有都吏监察官风官纪。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面文官政治的重要时期,与文官政治相适应,就是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完备化。唐朝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备,内设有殿院和察院,其察院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其中就有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职能。宋代随着皇权的发展,并在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御史之任用权由皇帝掌握,对御史之任用要求也更为严格,宋代要求御史必须曾经担任两任县令,以保证其有足够的施政经验,此外,宋代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明清时期,中央的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都察院有权纠弹全国大小官吏,此外,在刑部还设有给事中组织,监督刑部官员,地方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其职责是掌一省刑名弹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5明史职官志6)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的职能是纠弹违法犯罪的官吏,也包括司法不公的官吏。

三、通过回避制度来确保司法公正

回避制度是现代诉讼制度中一项很重要的制度,回避制度就是要求司法人员若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得参与本案的审理的一项诉讼制度。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回避制度,西周时期禁止司法官员犯五过之疵,其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凡是与涉案囚犯有同僚关系,有亲属关系,或者有其他特殊关系,就不得参与案件的审理。在唐代,回避制度的规定更加系统完善,唐代规定,凡是主审官与当事人是五服之内的亲属或者姻亲,或者是师生关系,或者此前曾经有仇嫌关系,均应回避。同职连署连判的官员之中,如果是当事人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应该回避。比起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唐代回避制度中要求回避的亲属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亲属回避之范围仅限于近亲属,主要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唐代规定的亲属范围则可以算到上、下四代的亲属之间,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古代之家族血缘纽带之强韧,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审判程序公正之重视。宋代也有法官回避的规定,5宋刑统6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明清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如5大明律6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与唐律相比,明律还明确规定了不回避的刑事责任。中国古代逐步完善的回避制度也有力地保障了司法公正。审判制度的设计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应该是两宋时期,主要体现在鞫谳分司制度和翻异别勘制度。鞫谳分司制度就是审判分离的制度,及规定在一些审判机关内部,由专职的官员分别负责审理和判决,两司独立活动,不得互通信息、协商办案。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官吏互相串通,保障审判公正,翻异别勘制度就是指犯人如果在录问或者行刑时提出申诉,案件就必须重新审理,这一制度能够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申诉权利,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力地保障司法公正。

四、通过录囚和会审制度来保障司法公正

录囚制度也是中国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审判制度,录囚就是对在押囚犯的审录,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司法官吏每年仲春三月省视监狱的制度。西汉时期,鉴于秦代历二世而亡的教训,为了更好地维护汉朝的统治,统治者就吸收西周初期统治者及儒家的慎刑思想,建立录囚制度,但当时仅限于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据5后汉书百官制6记载,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定制,各州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东汉时期,皇帝开始亲录囚徒,汉明帝在一次亲临洛阳监狱录囚过程中,曾经理出千余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更多地参与录囚。唐代,唐太宗也亲自录囚,5新唐书刑法志6记载,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其他官吏,也定期录囚,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宋代也有皇帝亲自录囚的记载,5宋史刑法志6记载,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5审刑铭6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皇帝亲自参与录囚,一方面表明最高统治者欲牢牢控制全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对司法公正的重视。到了明清时期,录囚制度演变成了会审制度,皇帝一般不亲自录囚,而是委托高级官吏或者身边的心腹参加录囚,但最后要由皇帝定夺。明清的会审制度化、体系化、完备化,会审制度相当发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法制的一大特色。明代的会审制度主要有朝审、大审、三司会审及圆审,其中三司会审及圆审主要是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朝审和大审则是前代录囚制度的延续。明代的朝审制度始于洪武年间,先是对京师在押重囚的会官审理,参加的官员有五军都督府、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等,参加官员阵容之庞大,为前代所不及。永乐十七年,又令在外死罪重囚,急送京师会官审录。明英宗天顺二年,鉴于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下令自天顺三年为始,每至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著三法司奏请会多官人等,从实审录,庶不冤枉,永为实例。(5明史英宗记6)此外,从明英宗起,皇帝还定期派太监和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的长官审录在押囚犯,到明宪宗成化年,遂成定制,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5明史刑法志6),大审一般五年一次,对象主要是现监囚犯及累诉冤枉者。清代将朝审制度发展成秋审,每年秋季对各省斩监候、绞监候的案件进行会审,其程序较为复杂,对于重罪囚犯由州县到督抚逐级审录,然后将案犯清册奏报皇帝并报刑部各司,刑部各司再将案犯清册报给参加秋审大典的其他机关,最后就举行会审大典,并将会审结果奏报皇帝,由皇帝作最终裁决,清代皇帝对秋审也非常重视,据5清史稿刑法志三6记载,顺治十三年,曾经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康熙皇帝也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明清的会审制度有利于平反冤案,保障司法公正。

五、重大疑难案件上报制度

为了保障司法公正,防止错判,避免冤杀无辜,汉代开始,对疑难案件实行疑狱谳报制度,即各地方官将疑难案件逐级上报,直至报送廷尉处理,廷尉不能处理的疑难案件,还须奏请皇帝召集大臣集议裁决,据5汉书刑法志6记载: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代对上报疑狱的审理尚未形成完善的、固定的会审制度,只有廷尉犹不能裁决的案件,才由皇帝召集其他大臣集体讨论。唐代为了审判中央、地方难疑重大案件,首创了三司推事的制度,即由皇帝召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组成临时法庭,共同审理。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审判也非常重视,5宋史刑法志一6记载: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宋代规定,流刑以下,如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者,须上奏中央裁决。太宗雍熙元年八月下诏:诸州当奏疑案,要骑置以闻。(5续资治通鉴长篇6卷25)对于朝廷命官犯非死刑的案件,有宋一代则始终是要求奏裁的,这是对西汉以来贵族官员有罪先请制度的发展,死刑疑案是宋代奏裁的重点,在法,大辟情法相当之人,合申提刑司详复,依法断遣。其有刑名疑狱,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见四者,皆许奏裁。(5宋史刑法志6)明清时期,一方面,继续沿用发展唐代的三司推事制度,对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察左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会官审录的规模,对于特别重大案件,或者经过反复审判而人犯仍然翻异不服的案件,则由皇帝令三法司长官会同吏、户、礼、兵、工部尚书及通政使等中央主要部门官员联合审理,另外,明清时期对于死刑案件的会官审录制度、朝审和秋审制度本身也包含了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可见,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而且其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这也有效保障了司法公正。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司法公正,与中国传统法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法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源自西周初期周公的思想,慎刑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法家之滥刑主张不同,儒家思想十分强调慎刑慎杀,反对滥杀无辜,孔子就大力提倡刑罚适中,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5论语子路6)孟子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反对滥杀无辜,他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5孟子离娄下6)孟子认为,要正确施刑,就要做到使受罚者心服口服,甘愿受罚,王者之民皓皓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5孟子尽心上6)荀子虽然既隆礼,又重法,但是他依然主张慎刑,荀子主张: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5荀子成相6)汉儒董仲舒将阴阳学说同德刑关系相结合,提出大德而小刑,主张慎刑。中国古代很多皇帝也十分重视慎刑,如汉景帝曾下诏说: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5汉书景帝纪6)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十分强调慎刑,还亲手创立了死刑三复奏的制度,后又发展到五复奏。清代顺治皇帝也非常重视慎刑,顺治十年六月曾经上谕说:帝王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法者天下之平,非徇喜怒为轻重也。(5清史稿世祖本纪6)中国古代的帝王和思想家的慎刑思想为司法公正提供了思想保障。中国古代虽然从制度上保障司法公正,但是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历史时期还十分严重,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古代司法不独立,司法成为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有些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利用司法力量来排斥异己,滥杀无辜,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滥刑现象即是一个典型。第二,中国古代法律允许合法的刑讯,这为刑讯逼供开了一道口子,尽管有些朝代的法律对刑讯的使用施加一定的限制,但是一些司法官并没有遵守这些规定。第三,中国古代由于侦查技术不发达,加上地方行政、司法合一,司法人员总体数量偏少,而司法官办案又有时间上的限制,这样在客观上也导致司法官迅速办案以向上级机关交代,自然会影响案件处理的质量和效果,此外,中国古代法制缺乏权利意识,没有公民的概念,只有子民的概念,司法官在办案中不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甚至漠视当事人的健康和生命,在办案过程中常常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司法不公。总之,中国古代司法的主流是积极的,是追求公正的,统治者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这对于我们今天要构建新时期的司法制度,保障司法公正,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