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司法公正的应用

本文作者：王济东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长期以来,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围绕司法公正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的争论相当激烈。司法实践中,程序公正确实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取得,但仅有程序公正并不能必然导致实体公正。因为,无论是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都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认认真真走完了程序规则所产生的违法裁判也是毫无公正可言的。

一、司法公正的特点

司法是法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公正与法律本身的公正密不可分。法律公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定上的公正(立法公正);二是法律实施中的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立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具体实施和保障。司法的目的就是对立法所确定的公正秩序予以保护,当人与人之间公平的秩序发生了扭曲,失去平衡或者受到损害时,就要通过司法手段予以矫正,使其恢复到法定的合理状态。由立法公正到司法公正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完成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法律公正的这两个方面会经常脱节。从我国现阶段的法治状况来看,法律实施显然落后于法律制定。因此,要想使法律公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法律实施尤其是公正司法。就法律实施而言,司法活动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因此,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不能实现司法公正的司法改革是没有价值的。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罗马法学家凯尔斯就把法律定义为公正的艺术。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公正具有一张海神般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P24)马克思认为,公正是一种观念形态,这些观念要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2](P354)。因此,公正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由于个体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司法公正也不会、更不应该是一套简单的、唯一的、静止不变的结论和指标。但是,作为评价某种行为的标准,公正仍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具有强烈的历史发展延续性,尤其在诉讼中,司法公正被看作是实现诉讼目的,合理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权益的一种重要保障。

(一)司法公正的个体性。司法公正为个别性公正,它依程序参加者的尺度衡量司法活动,表现出每一程序参加者的特殊性、个性。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任何一个程序参加者其价值认知往往不同甚至常常互相对立。对于同一民事诉讼活动,不仅利益对立的当事人之间会作出不同的评价,而且地位中立的法官也会作出不同于当事人各方的价值评价。在现代社会中,程序参加者作为活生生的个人,其自身结构和规定性都产生对民事诉讼的需要,都可能产生公正与否的评价,正是由于社会主体法律认识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正观是很正常的。对当事人来说,民事诉讼程序既要保障其充分的参与机会,尊重他的意志和人格,又要有效地发现真实,确实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若当事人所关注的某一需要未得到满足,自然会认为司法不公正。比如,法院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决定对某一民事纠纷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是当事人为获得正当程序保障,希望运用民事普通程序审理。如果当事人的要求未获得法院认可,则当事人将来即使胜诉,也不会就此认为法院的行为是公正的。在法院看来很公正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呢?原因在于,该当事人特别关注程序公正,他只相信看得见的正义;即使在正当程序中败诉,他也会心服口服。

(二)司法公正的历史性。既然司法公正具有丰富的个体性,那么它必然随着司法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时间上的过渡或变迁。随着时间的变化,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也会不同。例如,古代社会采用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等显示神意的神判法解决争讼。神意本身是虚构的抽象物,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公正的象征,因此,古代式的诉讼往往表现出超越人类意志控制而听凭命运安排的假象,它可以转化为程序参加者的内在强制力,使程序参加者跪拜在神的脚下。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古代的神判法是十分愚昧的、非科学的。古代很多国家采用的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的惩罚方法。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态复仇则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刑罚。即便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司法公正的观念也是不同的。如一个国家对某一行为是否认定为犯罪,在不同发展阶段就不同。例如,在我国对过去认为是投机倒把的某些行为,现在认为是合法的,甚至是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过去定罪错了、裁判不公,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定罪判刑应以行为时生效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相对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法律规定,定罪处罚是正确的,也是公正的。另外,不同的法文化背景下,司法公正观也是不相同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文化背景不同,英美社会的法文化以法律形式合理性为特征,强调程序公正论,司法机关只要严格按照诉讼法律规范处理案件,就是实现了司法公正。而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最终结果公正,而对程序公正缺乏应有的重视。

二、司法公正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

任何对实体公正的寻求都不得有违程序公正。也就是说,法治意义下的司法公正只能是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司法公正的体现在于诉讼过程而非诉讼结果的原因所在。长期以来,中国有着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诉讼程序的设计方面就存在着立法技术欠缺、程序保障不足的问题,法律程序向来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规则,司法审判也一直存在着走过场和流于形式的问题。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标准,往往也是以诉讼的最终结果实体结果的公正与否为主要标准。但结果的公正是裁判活动应有的要求,也是诉讼当事人的期望所在[3](P17),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标准是评价司法公正与否的唯一标准。对程序公正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程序公正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此为程序公正的工具性价值;二是程序公正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和诉讼权利的一体保护,此为程序公正的目的性价值。以刑事诉讼为例,从社会经验的角度来看,国家专门机构一旦发现犯罪发生,就要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以使犯罪受到准确及时的惩处,从而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在这里先有犯罪行为,然后才有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不过是为实现国家惩治犯罪的目标而服务的。它只具有工具或手段的价值。而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前面提及的犯罪不过是一种经验上或社会层面上的犯罪,而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则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某一行为的权威性法律评价。因此,先有刑事诉讼活动,然后才有犯罪的认定。未经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未经法院作出的生效的司法裁判,任何人都不得被认定为罪犯。在这一意义上,刑事诉讼就对裁判结论具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权,从而具有完全独立于刑法的内在价值,即目的性价值。程序公正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有机统一便构成了程序公正的完整内涵。首先,对程序公正的追求不能背离它为实体公正服务的原初目的,能否最大限度地确保和实现实体公正应当成为评价程序公正与否的基本标准;其次,应当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不能将程序公正完全工具化,任何对实体公正的寻求都不得以对当事人的人格尊严、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的牺牲为代价,对这些价值的保护应当成为衡量程序公正与否的基本标准。但陈光中教授认为,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程序法的工具作用价值,这是程序法的首要价值和第一价值。如果诉讼法没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似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感;再次,程序公正只能在保障和实现自身独立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成为实体公正的工具性价值,即只能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和框架内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而不能以追求、保障实体公正为借口违反司法程序、牺牲程序公正。在司法实践中,从实体公正出发,侧重于处理结果公正的诉讼程序,通常会对裁判正确与否给以较多的关注,相应地,对生效判决的救济手段总是唯恐太少,而对程序上的瑕疵则比较宽容,只要这种瑕疵看起来不至于影响到审判结果,一般不予纠正;同时,关于诉讼运作规程的规定也常常缺乏刚性,有关诉讼主体即使不遵守诉讼程序,也没有效的诉讼措施予以制裁。而以程序公正为出发点即着眼于过程公正的诉讼程序则更多地注重程序的自治和程序的稳定性。强调只要程序本身被遵守,实体的处理结果就应当被认为是公正的;其特点是程序刚性,诉讼主体如果违反法律关于诉讼规程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导致对其不利的后果发生。在这里程序公正被作为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使实体公正成为程序公正下的实体公正。但是,在现实情况中,程序公正并不能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因为有些案件并不是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就可以避免出错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正当程序的存在还会制约实体公正的求得。从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看,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体对司法主体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相同的行为而得出相同结果的一种满意程序,即如果依照法律相同的行为产生出相同的结果,人们就会满意而感到司法的公正性,反之则会感到司法的不公正。由于人们往往将司法判决结果的公正即实体公正作为衡量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在重实体公正而轻视程序公正。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相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公正感。所以以结果公正为出发点的实体公正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这样程序公正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程序公正是由司法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

虽然从终极意义上来说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应该是统一的。受制于人的认知能力和制度的欠缺,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本应具有的完全的、绝对的一致性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将司法公正的重心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进行选择。长期以来的司法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程序公正的基础作用,认识程序公正对实现司法公正的优先价值。首先,司法是用以解决纠纷的,依据司法程序所确认的事实总是过去已经发生的。这种追溯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认识活动不但要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我们运用证据去重建已发生的事实时,就会发现其有时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不可行的。这说明司法活动对实体公正的追求是有限的、相对的,它在客观上存在着自己的极限。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如果把实体公正确立为司法的首要价值,倾全力去追求它,不仅是对司法解决现实纠纷的能力有限性的忽视,严重浪费司法资源,还会导致对诉讼程序的漠视,造成扰乱司法秩序的严重后果。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司法活动的真正使命并不在于追求客观真实本身,而是在于通过正当程序形成各方都接受的程序事实、证据事实,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因此,司法只是一个找寻公正的过程,是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寻求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的过程。程序公正虽不能确保每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的绝对正确,却可以为普遍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上的诉讼过程,即使出现实体不公的后果,由于参与司法活动的各方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裁判者的行为也是程序要求所应该体现出来的。这种不公正的结果也会被认为是客观的,因而是可以谅解和接受的,司法判决的的公信力不会被动摇。正如日本法学教授谷口安平所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的能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唯一程序是能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4](P376)其次,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其生命根置于良好地适用,法律离开司法这一运作核心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法治社会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法治的本意就是要以法律管理社会生活,实现法律之下的和谐,因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应更重视可适用性,而这恰恰需要以司法程序的完善为前提。在西方法治实践比较成熟的国家,每制定一部实体法前一般总有一部相应的程序法出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实体法,但有一部好的程序法仍可解决许多问题,甚至在有的国家,许多重要的实体法内容是从适用正当程序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形成的。反观我国,尽管法律的制定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等观念的影响,其中实体法占了多数,而程序法却屈指可数,司法能力的有限性在这里表现为因无完备的程序法而使许多实体法律无法有效实施。而程序公正的实现以法律的适用为着眼点,以法律适用过程的正当性为核心,只有制定和完善与实体法相配套的程序法,增强法律的可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使实体法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确立和保护落到实处。

(二)程序公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确保公正是现代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一个社会司法不公,就不可能是法治社会。重实体轻程序的审判实践已经被充分证明非但难以做到司法公正,而且已经对司法公正的实现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看,先有程序运作后有实体结果,程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实体。诉讼当事人首先接触和感觉到的是程序是否公正,然后才是诉讼结果是否公正。因为对于任何参与诉讼程序的诉讼主体来说,诉讼程序都更具直观性,既能亲眼看到,又能亲身体验,人们往往先以程序公正与否作为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标准。显而易见,刑讯逼供、秘密审判产生的判决,即使符合客观真实,也因其诉讼过程的野蛮、落后、专制,很难为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并还可能使公众通过诉讼这个司法窗口对社会公正产生怀疑,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5](P119-12)。而只有当人们相信、接受司法裁决时,司法的权威才能形成[6](P2-3)。公正、充分的诉讼程序则会使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随着程序的进行、深化而逐步消除主观偏见接近真实,对于审判结果从心理上形成不同程度的预知、预受状态,从而吸收当事人对实体结果的不满,当事人因亲身经历了使诉讼结果正当化的公正程序,其对结果的不满也会因失去客观依据而转为接受,从而消除因对不利的实体结果不满而产生的司法偏见。其次,实体不公影响的只是个案,程序不公伤害的是整个诉讼机制。诉讼机制遭到破坏,则会导致无数个案实体不公。发现实质的正确并非现代司法之所长,即使存在一个实质正确的答案,但有时通过司法活动也无法获得,这时程序公正便成为不二选择。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官不能为了获取案件事实而不择手段,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无疑极大地束缚了法官的手脚;另一方面法官的活动范围也被牢牢地限制在法庭之上,其所获得的有关案件事实的信息完全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描述和举证,司法不可能完全做到重现案件事实,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或者是很多情况下只能满足程序公正。一般情况下,公正程序往往能够使程序结论尽量接近实质的正确。正如分蛋糕理论所阐释的那样。但是,由于司法活动价值取向的多元性,追求实质正确已不是司法的唯一目的。如果程序公正与个案的实体公正发生冲突,应当牺牲个案的实体公正,维护程序公正。因为人们之所以选择诉讼,正是由于实体权利处于一种不稳定或不安定状态的结果,如果诉讼程序常常因案或因人而变,则人们会感到他们没有一个安定的场所争取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进而对司法失去信心。所以,对于司法来说,稳定性是较实体正确更高的价值。如果为了追求实体公正而采取的手段与程序公正的要求背道而驰,或者为了确保实体公正必然要以牺牲程序公正为代价,则这种牺牲会使司法公正的基础不复存在。第三,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司法不公现象,与我国程序法不规范关系密切。程序法不规范难求司法公正,法国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在5论革命法制和审判6一书中指出:诉讼程序,一般说来,不过是法律对于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7](P3)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句话:世间的一切苦难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枉法了。一次不公正的举动,其恶果虽然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8](P193)目前,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已成为我国司法领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轻程序的诉讼理念和审判实践缺乏严密的程序规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法院在程序上享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各方面对法院独立审判的干扰成为可能甚至必然。目前存在的打官司实际上就是打关系的司法严重扭曲的状况,以及法院和法官面对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进退两难、左右不是的尴尬境遇,仅仅依靠法院自身的力量予以消除是肯定不够的。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法官个人的职业道德素养以达到抵制上述各种腐蚀或干扰也很难奏效。这需要严密、刚性较强的公正的诉讼程序予以规范。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