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10:10:36

司法公正论文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1

1.从媒体审判的内涵出发。

侧重于国外与国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不同之处,通过对比二者媒体审判的差异,提出在我国当前背景下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和谐关系的主要措施。另外,有研究表明司法审判要坚持公正公开原则,形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并据此提出改革策略。

2.从经典个案的角度进行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仅针对许霆案,相关研究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在司法审判中强调罪刑法定的原则,从我国刑法罪刑适应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案件争论的焦点进行了总结,并对最终量刑结果进行了辩证的评析。第二,一些学者以“许霆案”为背景提出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和处境,认为在中国法官实行行政化管理,不利于司法公正。

3.从监督体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透过媒体审判的现象,发现媒体监督在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之处。通过对媒体监督过程中的不端行为进行分析,学者认为应从制度安排、政府管理、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四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同时,有研究表明,明确的新闻立法对形成媒体监督和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媒体审判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途径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理应承担“中立裁判者”的职业角色,具有独立司法人格。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法官审判是否受到媒体审判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法官审判过程是法官个体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审判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审判心理学家提出其推导公式为:P(人格)*S(刺激)=D(判决)。这一公式是心理学视角下法官做出判决的程式,揭示了法官做出判决的决定因素及心理过程。在人格因素方面,法官对案件中呈现证据以及事实的判断过程是运用专业知识、逻辑思维、推理等对事物做出认定与判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个人心理素质、认知心理倾向以及个性心理特征、能力等因素均会影响法官的审判。同时,从外部刺激的角度出发,法官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下,是社会化了的个体,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国家形态、司法制度、社会文化、社会舆论、地方习惯、上级影响、时间压力等刺激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法官审判。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组织,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模式的心理特性。因此,在特定法官个性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外部刺激(包括刺激内容、刺激强度、刺激方式、其他刺激等)就作为法官做出判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可忽视地对法官的最终决断起着重要作用。外部刺激对法官审判的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其因社会制度、国家性质、司法环境、社会舆论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国,可能影响法官司法审判的外部因素,一是我国司法统一性、政治性,司法机构的行政化设置以及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审判;二是在“司法为民”、“民主司法”等宏大且强势的话语下,媒体的审前报道可能对法官的审理造成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媒体话语权的放大而不断加深,超越法律的规定,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其主要形成途径包括:

第一,媒体报道形成预断性结论。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知情、表达、参与、监督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各种新闻媒介以此为依据,过渡追求时效性、曝光率、关注度,在司法机关尚未对案件结果做出最终处理时,竞相跟踪报道并通过评论形成媒体自己的预断性结论。

第二,报道受众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报道的受众因舆论的强势诱导出现相对一致支持或一致反对的声音,从而形成舆论关注焦点,出现非理性、易激动、态度偏激等“群体极化”倾向,这样极易导致群体认同的现象,出现诸如污名化被告人、纠纷定性、绝对化、未审先判等媒体审判的表现形式。

第三,法官审判权衡外界压力。媒体报道通过预断性结论影响受众,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合议庭以及行政权力受到引导和影响,法官审判时受到人格和外在刺激的双重影响,其中人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刺激主要来自社会舆论和司法设置中的终身责任制。法官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社会舆论主导法官审判时,媒体审判就形成了。

综上,我国媒体审判的形成主要包括媒体报道形成预断性结论、报道受众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法官审判权衡外界压三个阶段。对其阶段性特点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媒体报道来源狭窄或单一、经过多重加工形成信息失真、道德倾向性明显、部分媒体为博得眼球进行虚假报道等原因,公众与法官对案件进行判断时实际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二者“审判”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经过媒体的再次传播与反馈进一步加剧,形成极端的社会压力。法官迫于社会压力,权衡内部认知与外部刺激。若外部压力过大,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法官审判,导致媒体审判的形成。

三、在媒体监督视野下实现司法公正的对策

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形态、文化情态以及法制状态对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媒体监督也同样处于新媒体时代的过渡时期。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规避媒体审判,使司法机关能够脱离媒体的控制而具有独立性,是当前司法公平公正的应有之义。解决这一审判过程中的难题应该注重法官内部人格和外部刺激的交互作用。

(一)强化法官内在心理品质

审判心理学在法官审判中强调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内部因素考虑,法官本身的内在素质是影响审判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政治素质、专业背景、职业道德外,更应该强调法官心理素质的培养。当前,法官面临工作、舆论、生活、职业发展等多重压力,心理健康状况堪忧,严重影响法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质量。因此,应构建法官心理压力干预机制,提高法官心理危机承受能力。国家层面主要是建立相应的法官心理压力源治理机制,加快心理压力干预立法的进程,优化法官人力资源配置。同时,法官应形成自我干预机制,形成系统的学习机制、良好的态度机制,使自身在审判中处于中立客观的位置,实现“法官独立”。

(二)避免心理学效应导致公众认知偏差

法官审判前媒体的公开报道具有双重作用。当媒体和法官出现案件信息掌握不对称时,会消极影响法官、嫌疑人、公众,尤其媒体对案件进行情绪化“再创造”,对案件细节进行反复跟踪甚至不实报道,会唤醒公众的激情状态,使其丧失基本的法律判断,公众甚至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忽略后续发展,重视由媒体最先输入的、片面的报道信息,形成首因效应。另外,媒体报道的倾向性词汇会在很大程度上聚合并形成代表性判断,而这种自觉公正的倾向性判断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后,会成为其日后做出判断的信息准备,造成案件审判错误,即个体易于陷入具有群体代表性的推理模式,而依据这种推理模式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不正确的。因此,需要构建媒体监督良性互动机制,保证媒体报道的规范性、客观性、真实性,这就需要从内部运作程序和外部司法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各新闻单位应制订较严格的报道规则、行为规范,明确规定采访方式、采访对象、报道时机、报道形式、报道角度以及稿件写法、内容审查、责任划分与承担等,形成严格的运作程序。另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媒体既是监督主体,又是监督客体,既有监督别人的权利,又有受别人监督的义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是没有约束的自由,同样应受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的约束。因而加强媒体监督立法,形成媒体监督良性循环,建立健全完善的媒体监督机制,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加强公众个人责任,削弱“群体极化”的消极作用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2

一、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公正与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而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必须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较为严惩的不安全之中,况且我国的法律建设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司法不公的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要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司法,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汉的监督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的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权力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

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来看,就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也是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司法权立权威性,保证司法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司法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司法的非法监督,我想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司法人员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

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监督只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司法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权力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资源,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司法腐败的问题。

总之,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理想,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大机关如果正当行使监督权力,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独立,相反,可利用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

前面,我们已探讨过,权力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由于监督的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权力监督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甚至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权力机关要正当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两个前提,首先应把握住维护独立性、被动性、权力性的司法特征,以此拓展监督的渠道;其次是应考虑我国法治制度建设不完善和司法环境不良这个事实。所以对法官公正司法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因为中国司法在力求做到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惑。权力机关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缺陷,给公正司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么,如何在现有法治制度和环境下,通过权力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呢?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权力监督应注重事后性原则

事后性就是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某一时期,某一项工作或某一类案件或某一起重大典型、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专题报告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司法机关已完成的工作或已审结的案件。显而易见,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由于权力机关有至高的监督权,法官不得不考虑,势必影响了独立办案的原则,而且变相行使司法权和准司法权,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关于国家基本权力合理分工的原则。同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是否错误,在裁判结果未出来之前,是无法考证的。因此,不必要也不能够实施监督,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裁判之后,他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判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督促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当然,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予以处理。实际上,这是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其实也是一种事后监督,只有当司法人员已行使完了某种违法违纪行为。人大机关才容易监督,对法官有可能或者是想利用职权做某种非法交易,只要事实尚未发生,人大机关也是无法监督的。

(二)权力监督应注重整体性原则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中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来行使,单个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行使权力监督,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也要获得授权。李鹏委员长曾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会会议上指出:“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防止人大代表个人干涉审判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针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视察、调查或旁听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及检查法院工作,也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向法院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相反,这些监督措施对于保障法院公正裁判都是必要的。这些监督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单个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所赋予的监督权力的行为。而不能等同于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权力监督是权力机关作为工作集体对法院进行的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都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凡是权力机关集体形成的决议,司法机关应予服从,并给予相应的答复。

(三)权力监督应注重司法程序监督的原则

由于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根深蒂固。随着现代法治进程的加快,虽然程序公正的价值日益凸现,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公正的理念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权力机关也同样如此,对程序公正的监督也不是十分到位,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有必要转变过去注重对结果的监督为对程序的监督。理由有三点:一是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当前,司法不公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如人际关系的干扰、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等,使法官中立和独立受到影响;争夺管辖权,给地方保护主义以可乘之机;案件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缩小了社会监督空间;合议庭流于形式,合议庭成员间失去制约;应回避未回避,使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程序上的不公正给实体不公正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案件的程序如实体就如同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一般生产产品的过程都会存在问题,而案件的实体有错误,多数情况下程序也不公正。二是公正的程序可以弥补实体判决的缺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滞后的法律法规,使不同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实体公正的标准十分难以把握。但是经过正当化的程序产生的裁判结果更具公正性,也更具权威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正义的程序得到实施的情况下,程序过程本身能够使结果正当化,并且有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三是公正的程序是绝对的,公正裁判是相对的。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因此,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一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观念,则法官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作为利于主张权利人的裁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但是,程序的公正却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提供多少证据,无论案件的繁简,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都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在审理案件中是严格按照程序来进行的,从法律意义来说我们就应该推断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作为权力机关,无法从法律专业知识的角度来对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使监督权。相对来说,对司法程序的监督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所以说,在司法公正中,实体不公正是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

(四)权力监督应注重对人的监督的原则

为了使权力机关从繁杂的事务监督中解脱出来,让权力监督更加有效,更能够治本,笔者认为,权力机关应将重心从对具体事务的监督转化为对人的监督。首先,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宪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权力机关根据群众的来信来访或者人大代表的议案中发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确有违法犯罪行为,以至于造成冤假错案的,可以责成有关机关进行调查,或者由权力机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权力机关也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听取当事人及有关方面人员陈述和意见的方式查明违法行为的真相,经查证属实,可通过法定程序罢免其审判职务。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机关应该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从权力监督的目的来看,我们知道权力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冤假错案,以维护司法的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是司法工作者,如果过分强调对个案进行监督,即使监督成功,也只是个案得到了纠正,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至于说人大对法院审理的(下转第80页)(上接第75页)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防止“说情风”一说,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因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真空之中。而审判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群体,通过确定审判人员有无过失或违法违纪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处理,如罢免等,以儆效尤,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而最终确保司法公正。这种做法远比人大陷入繁多的案件监督事务之中的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正如一学者说:“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五)权力监督应注重间接性监督的原则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3

法律的作用在于建构社会秩序,尤其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成为法律能否产生效果的前提。法律期望通过对个体、群体行为的先期预置和规制,教育、督促、劝导、惩戒人们实施守法行为,接受法律所倡导的公正标准,实现公正的法律行为,服从法律的裁判等。公民对于司法是否公正的感知,即司法公正感至关重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才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办事,才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内心的信仰。

(一)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1.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诉讼当事人作为与司法接触最直接,受判决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感知往往比非诉群体更深刻、具体。近年来上诉率与上访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制的日益健全,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可以质疑判决,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公民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在以法律为表征的客观公正背后,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具有个人对法律的解读,即主观公正,主观公正具有利己性,当判决不能满足诉讼当事人的预期,无法实现机体内部平衡时,不公正感便会产生。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与对判决的不认同是相互影响,不断促进的关系。中国社会缺乏法治传统,中国法治的进程只有几十年,因而公民对司法公正性的感知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媒体与周围言论的影响,所以当判决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时,他们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和稳定的司法公正感,便会质疑,进行外归因,不信任司法和执法过程,从而不认同判决,选择上诉或者上访。同时,由于不认同判决,上诉或上访成为替代强化物,强化了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二者不断地相互作用。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除了表现在上诉或上访等合法途径上,也会表现在报复行为上。诉讼当事人在强烈感知司法不公时,可能产生三类报复行为:公开攻击,如身体攻击、吵架、威胁、聚众等行为,最为典型的是“5•18无锡女法官遭当事人砍杀”(1)案例;退缩行为:对案件判决悲观、失望,不再相信法律,自我怀疑,拒绝帮助等;隐蔽攻击:对判案法官、法官群体甚至司法系统愤怒、攻击、散布流言,自身焦虑、抑郁等,究其根源在于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常常是由于对司法的不信任,认为司法不公正导致了裁判的不公正,并产生强烈的对抗与退缩等情绪性行为。

2.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尚处在形成时期,具有很多模糊和不确定因素。中国的法治进程只有几十年,关乎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处在培育阶段,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不稳定。非诉公民或通过观察身边诉讼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程度、反应来学习司法公正与否,或通过媒体、舆论报道来感知司法的公正与否。由于非诉公民不具有直接的感知和经验,他们非常容易受到经历过案件判决具有经验的诉讼当事人和媒体的影响。如果诉讼当事人本身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并对司法系统进行隐蔽攻击,如散播不公流言等,那么其身边的非诉公民也很难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由此可见,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与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这两个群体的司法公正感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二)心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公民司法公正感的必要性

历史上,哲学家和法学家们或从法律来源正义的角度论证司法的公正,或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角度来阐明公正的法律需要具备的要件。其特点是更多地致力于法律制度与程序的是否公正。事实上,法律是否公正,除了包括有法可依外,还应包括有法必依和因公正愿意遵守和信仰法律。仅仅关注法律制度本身的建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公正,必须不断加强司法公正以及提高公众守法的自觉性和对司法公正的态度、感知。研究对司法公正的态度和感知,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层面,心理学可以从人的微观感知入手,深入剖析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各个维度,最终寻求系统的具有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二、心理学对公正感的研究

心理学对于公正感的研究已有60多年历史,其领域涉及经济、法律、组织等多个方面,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出现较早,但发展滞后,目前研究最多且形成一定规模的为组织领域公正感研究。

(一)公正感研究的四阶段

Colquitt等人在2005年将公正感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和公正感维度划分。

1.结果公正

以结果公正为焦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Homans提出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一次次的交换中建立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对以后的交换做出预期标准。如果在交换中,达到预期标准,即投入和回报达到某种比值,符合其心理预期,人们就会体验到公正,产生公正感,如果投入大于回报,将会产生愤怒,投入小于回报时,人们容易产生内疚感。诉讼当事人以自己的心理预期作为参照,由于自利本能,会放大自己的痛苦或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把结果预期地好于真实情况。所以,当客观判决出来时,往往达不到他们的主观预期,此时,他们对司法的公正感知下降,觉得判决不公。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当斯1965年从认知失调理论出发,发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并得出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比较的过程中,若自己相对于别人所获的报酬多,就会产生内疚感;反之则会产生愤怒感。诉讼当事人,即使是第一次诉讼,也会出于关心自己的案件,关注类似案件,当发现判决有利于自己的相似案件时,发生选择性偏好,选择这些案件作为参照,判决结果出来后,若对比发现结果不如参照案件,则会产生不公正感。民事诉讼,虽然与刑事诉讼有很大区别,但形成公正感的原理是相似的。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总是关注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无意识地放大损失,缩小利益。所以,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案件,正是由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预期都有意无意的偏向自己,预期与判决结果不同,才会出现双方都不满法院的判决,认为判决偏向对方而产生司法不公感。当然,这些理论也受到一定的批评,我们内心的损失与回报比值的主观性,我们对案件的了解程度如何,这些案件是否真与我们的案件类似,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案件来比较,都会影响到司法公正感,这将使得公正感变得不稳定,难以预测。

2.程序公正

20世纪80~90年代是程序公正研究的高潮,也是有关司法公正感研究的辉煌时期。1975年,Thibaut和Walker从社会心理学和法学结合的角度,出版了《从心理学分析程序公正》,书中运用大量心理学实验,科学量化地分析法律程序的公正问题。Thibaut和Walker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对于司法公正感的不同影响,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模拟情境实验,结果发现,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被试都认为抗辩制更好。原因在于在抗辩制度中,辩护者本人在庭审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进而产生更高的公正感。

3.互动公正

互动公正最早是由Bies和Moag在1986年提出的,Greenberg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司法审判中,人际公正可以表现为审判员甚至是法院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对于诉讼当事人予以充分地尊重。诉讼当事人在法院被礼貌地要求等待、出庭,在庭上审判员认真听取控辩双方陈述,即使打断当事人的叙述也是礼貌的,诉讼当事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尊重,感到自己的意见被认真听取,容易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这一过程实际实现了心理学所说的“尊重效应”和“发言权效应”。尊重效应的深层次心理是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当诉讼当事人被充分尊重时,他们能感受到来自群体的支持和认同,他们不是孤立无援,不是被排斥于群体之外的特殊个体。另一方面,尊重也和发言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事人充分得到尊重,才可以保障他们的陈述得到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被审判员认真考量。信息公正在司法审判中可以表现为,法院做出审判结果后,对所做出的审判结果给出一定的解释,除了列出所依据的具体法条,可以增加一些普通群众可以理解的判决解释,适当增加一些判决中的决策原因,如某种证据的采信程度等。这样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参与感、受重视感,另一方面增加了决策的透明度,使得非诉公民更加信任法律。实际上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增强当事人对于过程的控制感来增加他们的司法公正感,使他们对待判决时,从了解到接受最后达到认同。近年来,中国法院要求制作判决书规范化、具体化,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公正,从而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4.公正感维度的划分

公正感研究的第四个阶段研究多集中在公正感维度的划分上。目前有单因素论、双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因素论。笔者认为,四因素论(结果公正、程序公正、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对司法公正感的解释更具借鉴意义。结果公正是人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公正,无疑对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影响最大。法律中结果的公正是法学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的领域,不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亦非本文论述问题。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已被法学界所公认,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判决结果相同的情况下,程序公正能让人感受到更高的司法公正。对于心理学来说,有意思的研究在于人际公正和信息公正。它表明,即使是在判决结果和法律程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法院给予原被告双方更多的尊重,更加礼貌地对待他们以及在判决结果出来后,更详细地做出解释,都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更高的司法公正感,更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

(二)司法公正感的已有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司法公正感研究的辉煌时期过后,司法公正感的研究未有明显发展,一方面可能由于西方国家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关注组织中的公正感问题。近年来,对司法公正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心理学家菅原郁夫,他提出人们感到司法不公正的几种原因。

(1)“以自己为中心的状况解释”,即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些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损失时,他们往往会高估这些损失,然而这些高估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所以当法院给出一个实际公平的判决时,当事人会觉得并没有真正弥补他们的损失。这一现象在《怪诞行为学》中被描述为人类的怪癖,“我们对已经拥有的东西迷恋到不可自拔……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

(2)“对于外集团缺少归属意识”,即不把自己归属到这一群体中,即使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也感到不公平。这些不断上诉或上访的当事人往往不处在社会的管理阶层,他们内心将自己与司法人员看作不同的群体,在严肃而强大的司法体系中,他们觉得孤立无援,找不到归属感,当司法人员的判决与当事人预期的利益不符时,冲突就会产生,“不信任感就会弥漫”,由此,不公正的感知便产生了。

(3)“公正世界的信念”,即做好事的人必有好报,做坏事的人必有恶报。在处处以证据说话的司法程序中,这种朴素的因果报应观念往往难以实现,也就使得抱有这种观念的人们觉得法律不公。

(4)“印象操作”,由于当事人掌握的资料和信息有限,他们往往只是凭借一些经验印象或周围的言论,比如司法系统黑暗等,就产生一种不公感。实际上在具体的案件中,可能是几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公正感。虽然这些解释不算全面,但无疑为司法公正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三、司法公正感的发展方向

“关于公正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最先从美国开始,随后以欧洲为中心,逐渐向亚洲扩展开来。”笔者认为,司法公正感的研究趋势如下。

(一)心理学与法律相结合的视角

千百年来,哲学家、法学家关于司法公正的思考都是从法律本身出发,在论述过法律来源正义、形式与实质正义后,发现司法的公正性仍然不能被每个公民所信服。心理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从人出发,来研究司法公正感是怎样获得的,又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心理学还提供一种量化的实证方法,使得关于司法公正的研究从抽象的思辨走向可验证的数据。心理学与法律结合起来,会给公正感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思路。

(二)探讨司法公正感的具体维度

关于公正感维度的划分在心理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争论,然而,将公正感置于法律领域中,是否存在新的维度或已有的维度在法律领域中是否适合呢?心理学运用实证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获得量化的数据进行科学的统计,尝试弄清楚司法公正感所具有的维度,以及每个维度对于总体公正感的贡献有多大,他们之间存在何种具体的关系。今后的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使得司法公正感的理论更加清晰,建构更加完整。

(三)探讨司法公正感的影响因素

司法公正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它所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不可小觑,意义更为重大。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影响司法公正感的具体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在何种情境下适用,并在司法实践领域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将是研究者所要面对的任务与挑战。

(四)研究司法公正感的相关问题

借鉴较为成熟的组织公正感研究,司法公正感的研究在弄清司法公正感的维度和影响因素后,可以研究与它相关的问题,比如司法公正感与法律权威、公民守法行为、犯罪行为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甚至更大(比如其与社会信任感、社会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等),力求将这一问题研究得更为深入和透彻。

(五)与中国本身的法律制度相结合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4

论文概要:司法考试的分数线是保证法律人才基本素质的最低限度,尽管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相对落后。但是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国民较之东部地区的国民所享受的正义只能是打折的正义。法律的统一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如果同一法律在此地与彼此的适用相差千里,民众必会有不平之感,社会的平等感一旦长时间遭到破坏,社会根基就会松动。

引子:中国中西部基层法院正蔓延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法官荒”。在甘肃,每个法庭平均不到2.5名法官,具有法官的资格的人员数量从2001年的979减少到2007年上半年的815人,青海2008年底(至2008年底青海)全省法官(也只有)为1391名。较2002年机构改革前的减少了169名,国家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6年来,青海省法院系统共有1013人参加考试,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而取得法官资格的的仅有38人,法官补充率仅有3.8%,而内蒙古自治区1998年在职法官又6335人,2006年为5634人,法官相对减少了10.85%。从1999年以来,全区法院因为种种原因流失的人员有1155人。占编制总数的14.4%面对法官青黄不接的现象,自2002年开始,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已达成协议,对中西部地区实行降低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的办法,力图通过此案来解决“法官荒”。现在笔者对此政策进行如下理论思考。

(一)司法公正与法官素质

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高素质的法官。《孟子˙高娄篇》云:“徒善不足以为此,徒法不足以自行。”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的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因此法律职业是一项极其特殊的职业,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业务大到决定生杀予夺,小至明判分毫归属,无不昭示着是非善恶。这就要求法官具备超凡的才智,丰富的情感和高超的法律专业技能。法官判案犹如医生诊病,懂行的医生才能看好病,法官懂法才能判好案件。庸医会治死人,但这只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而低素质的法官会破坏整个国家的法律。在中国这个信仰权力的国家,法律并没有多大的立足之地,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法律是苍白的虚设的。况且这样一来,法律在人民心中更是一文不值,公众对法律失去信心,依法治国失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成为天方夜谭。可见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如法国的著名学者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哈耶尼耶也曾说过:“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

一国司法制度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法官的素质。因为绝大多数的案件的一审由他们来审判,如果一审判决的公平正义普遍缺失,指望二审或者再审亦或是审判监督程序来弥补,虽然在程序法上并无障碍,但是在现实中却有太多太多的制约因素。打官司本是件既花钱又花精力的事,有人因此甚至说打官司是有钱人的消费,普通老百姓一般不会选择法律这条救济渠道,除非他已穷尽救济途径,万不得已。所以让百姓因为一审的不公而上诉要付出的代价需要慎重考虑。近年来所谓涉法上访已成严重问题,都说明基层法院的法官素质亟待提升,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就履行了这样的职责,淘汰素质低下的不称职的法官,它从源头上保证了法官的专业化和合格化。国家司法考试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通过难度,而其根本原因是为了法律人员的精英性和社会公信力,它所解决的是法官的素质问题,是法官资格的最低标准。司法考试本为淘汰达不到职业要求的人,而对中西部地区实行降低司法考试的合格分数线的办法与司法考试的目的南辕北辙。让一个不合格的人当法官比缺少十个法官更加危险。法官职业不是任何人可以担当的,这项工作必须交给懂法的专业人士,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的职责,才能树立法律的社会公信力。坚持制止降低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的的做法可以防止今后的法官制度弊病丛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认为,降低标准一方面会使整个队伍素质降低,从实际操作层面讲降低门槛,当地少数名族人员还是进不去,断层现象还是难以解决。司法考试和其他职业准入考试不同,司法考试将决定国家把维护公平正义的权利交到何种人手里,基于这个原因,司法考试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不能打折扣,我们不能人为降低法官标准和要求。司法考试的分数线是保证法律人才基本素质的最低限度,尽管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相对落后。但是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国民较之东部地区的国民所享受的正义只能是打折的正义。法律的统一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如果同一法律在此地与彼此的适用相差千里,民众必会有不平之感,社会的平等感一旦长时间遭到破坏,社会根基就会松动。

(二)解决西部“法官荒”的措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潘剑峰认为,法律人才“西部断档”不应仅由司法考试埋单,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西部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宏观问题。笔者也认为中西部法官青黄不接的原因有三大:(一)经济待遇不高(二)政治待遇不高(三)司法考试通过率低法官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并不是安心于道的圣人,他也需要生活,也要像我们每个凡夫俗子一样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劳累。要是法官天天要为他的一日三餐而苦恼的焦头烂额的话,他自己都享受不到公平正义,何来伸张正义?所以必须保障法官稳定的高收入,提高政治待遇,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法律人才加入到法官职业中来,才能保证法官一心一意的审判,除暴安良,伸张正义。司法考试难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味的靠降低录取分数线来解决法官荒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法官荒靠引进大量的低素质法官好比食用一些有毒有害的食物来充饥,虽能填饱肚子,但却会中毒身亡。

笔者认为要解决西部法官荒的问题应该主要从内外因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从外因来说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法官职业保障主要包括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的保障。法律从来不是一城一市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的事务,不能把职责全推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头上,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一级法官的待遇就是一级法官的待遇,不分东西南北,同等的级别就应该同样的待遇,不要因为地域经济上的差异而使法官的政治经济待遇出现不同地域上的不平等,而且在统一的基础上应该优先考虑艰苦边远地区的艰苦工作环境,创造一些优惠的条件吸引外来法律人才,鼓励高素质人才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现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就业压力极大,沿海地区已处于就业饱和状态,要是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待遇上给予相应提高,实行艰苦地区津贴补偿将吸引沿海地区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加入到完善中西部地区法治建设的大军中来。国家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没有保障的职业是不令人向往的。

其次,从内因来说要提高本民族本地区司法人员的素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最主要的,所以要着重从内因上解决。云南省高院的方法值得借鉴,去年云南高院在昆明集中了全省法院476名法官进行全脱产、全封闭的考前培训,迪庆、怒江两个州的法官全部免费,其他各地视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也分别给予了补助,结果是有280人通过,占培训人数的58.8%,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从今年3月份开始,省高院将组成巡回培训小组,贴近审判工作,贴近法官需要,面向基层,面向实践,对边疆一线法官进行面对面培训,进行个案的指导。着力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体现全方位的要求,体现分层次的要求。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流失的突出现象,云南高院着手建立少数民族法官培养模式,从源头抓起,立足法院内部实际,委托高校定向培养少数民族法官,着手培养一批懂得民族语言,热爱本民族文化、通晓当地社情民意的少数民族法官。中西部地区借鉴云南省高院的举措,西部法官荒的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最后,要内外因相结合。既要提升本地区本民族法律人才的素质,又要注重引进外来法律人才,从而更好的促进中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

结束语虽然中国目前法律不被众人信仰,但有法律总比没有法律好。可要是法律被低素质的法官践踏,好比众所周知的《狼来了》的故事,一次不公正,两次不公正的审判尚可得到人们的谅解,若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法律就再也得不到信任,那么法治建设将成为一个永远遥不可及的梦。而要保证法官的素质,必须得从源头做起,切实实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妄不可因人因地而异。我想,中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只有得到正确贯彻,法治社会的建设将会轻而易举。

参考文献:

(1)参见《南风窗》2009年第七期《西部基层法官法官荒》

〔2〕参见何家弘:《司法公正论》,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第11-12页。

〔3〕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1页。

〔4〕徐益初:《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人员》,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

〔6〕许前飞:《中国法官素质评析》,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9期第8页。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关注中国法官

一、引言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而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学者和法官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在专家学者看来,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弊端,加上极少数法官的裁判不公、贪赃枉法,极大地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使得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从而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着力从司法公正与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入手,特别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使得司法透明度得到进一步增加;在完善法律监督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法官行为,及时纠正错案等等,从而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由于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临时的任期、不固定的身份、低廉的待遇及人身、物质保障的不足对法官的影响”[2],使得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或耽于人情,或通过司法权的寻租受贿,知法而不公正判决时有发生。这种“错案、冤案时见报端,媒体的披露、上访的增加、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系统的不满,都令司法的公信力到了危险的边缘”[3],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公信力的根基。本文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出于对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极大热忱,从分析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入手,对司法公信力的道德价值、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因素以及构成要件作一个较全面的评价和阐述,在充分探讨司法公信力因果效应的基础上,进而就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提出自己设想,旨在抛砖引玉。

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

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4].而公信力来源于英文的“Credibility”[5],它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人员(本文仅指法官)通过长期地司法执法活动向受众提供正义、公平、可信、权威、高尚的执法案例,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所形成,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

(一)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执法活动的信任期待。司法公信力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一种主观期待和信任渴求。能被公众所渴求的东西,必定是为其所折服和向往,没有信任渴求,司法公信力就不可能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信力就是一种司法的信任。这种司法信任的担当不只是一个对过失惩戒的问题,同时还包括司法机关对受众权力的保障和承诺。司法信任的这一特性,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责时,既不能以断然否定的态度来看责任担当,也不能对责任担当予以极端化处理。司法公信力既包括受众意识所形成的带有价值评判参数的有关公平、正义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观念,又包括受众的感情、态度和行为折射出的责任信任。而就其形式来看,它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司法模式和内心信任尺度。所以,对公众来说,完全把司法公信当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平衡阀,把法官当成自己权利获得保障救济的“衣食父母”。

(二)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司法公信力作为一种包含受众对司法裁判的感受、体验和认同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受众对其所认可的客体所持的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态度。就司法整体而言,衡量司法公信力大小主要应从真实、敏锐的洞察力及权威性、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及执法活动等方面进行。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受众通过可以信赖的正当程序,对法官执法过程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的程度。在这里,受众的法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官对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从而理解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什么样的裁判是可以接受的。就司法个体而言,司法公信力大小往往从法官一次心证公开的利益衡平,一次人性化的调解,一次正义的裁判,都能够客观全面地得到印证,使当事人从中了解一个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思维过程和理由,并且准确反映出受众对公正、程序、自由、效益的整体价值追求,从而体现司法裁判的自身价值,即使裁判结果与公众的利益无关,也会获得公众的认可,成为法官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制,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窗口。可见,司法公信力是法院执法活动晴雨表,一个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利益衡平,虽然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生命力。司法公信力离不开公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

(三)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公正司法的自觉维护。我们知道,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必然以受众行为的外化为依托。而司法公信力由于受众对象的不同,应具有明显的公众性特征。这种行为特征对司法机关而言,不仅应表现为对法律规范的忠实维护,还应表现为法官对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责任义务的绝对履行和自觉服从,它是与权力的滥用相对立的。当然,法律至上是法官行使权力的唯一准则,权力滥用则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大敌。法官如果沦为法律的践踏者,不仅使一般社会公众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伤,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受众对法治的最后希望,使法律的尊严和威信荡然无存。历史经验证明,司法公信力的丧失,与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是分不开的。因对一般公众而言,司法公信力表现为公众对法律秩序的自觉遵守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依法维护。如果公众遇到问题和纷争,不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是通过私了、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不仅行为本身与法制的要求相悖,而且还可能因此造成对法律秩序新的破坏[6].因此,对司法公信力起支撑作用的法律规范,它的规范功能是通过其固有的正义性来体现,并通过对这种正义价值的认同达成公众对法治秩序的自觉遵从。

三、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公众对法官的信赖程度不高,一些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执行,无论法院自身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一些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

(一)法官素质的影响

我们从近年来的各类错案来看,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法官自身素质的桎梏和影响。比如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存差距。极少数法官还没“认清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基本属性”问题,“专门为某一类人服务,为某个人服务”[7],导致作风不佳,形象不正;极少数法官仍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而有少数错案的产生,并不是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到位、运用不熟悉,有时,恰恰是他们运用自己专业知识的丰富,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对司法程序的陌生,而故意徇私舞弊造成的”[8].以上因法官自身素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这种知法而不公正的判决,极大地破坏了司法公信力,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受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

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那样,“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9].我们从实际社会生活来看,公众对于法律的真正感知,不是通过若干次普法教育,也不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文本的阅读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生活周围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逐渐得以明晰的。但法院的公正一旦遭遇当事人和公众的质疑,其作出的裁判也就很难获得信任。象近年来越来越多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就是部分受众“信访不信法、信上(级)不信下(级)、信大(官)不信小(官)”,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

(二)受众心态的影响

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公正司法的客观评价,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事实上,目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少制约因素又来自于司法之外。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腐朽观念仍没根除,一些人深信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传闻,在官司败诉之后,总怀疑法官得了好处。从笔者所在的法院来看,法官接手一件案子后,往往是“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多了,难免给有关机关、领导以及知情群众造成法院公信力不高的印象。加之司法宣传还不够到位、群众监督司法的渠道还不畅通,也导致社会上关于司法不公的“小道消息”仍占领着舆论阵地。这样一来,一部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信任就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法院审判有其内在的司法规律,对这一规律的遵循与司法受众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差距。比方说,法院讲究证据,不少当事人却只认他们亲历的事实,既拿不出证据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输了官司还认为是司法不公;有的不了解诉讼权利具有“过时不候”的特性,过了诉讼时效才来主张权利,自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样一来,不懂法的受众对法院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也不理解,这也是导致司法缺乏公信力的因素之一。另外,中国老百姓传统上形成的“屈死不告官”的心态,令他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判决,也会默默忍受。即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到部分改正,由于时过境迁,那些故意徇私舞弊造成错判的法官,也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当司法的公正不足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沦落为少部分人或利益团体的工具时,司法的公信力就只能如此不足,这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梗阻。

(三)司法体制的影响

虽然近年来最高法院一直从法院内部入手,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从而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但司法功能的滞后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司法体制问题仍是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在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方面的一些痼疾仍难以解决。

1、司法模式行政化。从西方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司法独立是实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司法权的非行政化。而司法独立又是以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为根本的。没有后二者的独立,司法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从我国现行法院的内部管理来看,其行政化特征十分突出。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都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行政等级管理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官阶加以套用的。行政性的官位成为法官在法院中地位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10].从司法的作用来说,“在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上,所有的法官一律是平等的。”但“我国目前的司法体系和法官级别设置还有很浓的行政色彩”[11],行政级别高的法官不仅意味着能得到与其行政级别相对应的较高薪俸,而且这种较高官价就是集中在法院内部的领导层,并掌握着大到整个法院、小到每个案件的最终裁决权。[12].也正是由于法院工作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审判工作规律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把握,使得当事人原本想通过程序上的救济功能来实现救济的目标彻底落空,无形中破坏了司法公信力。

2、司法权力地方化。由于权力配置的技术性原因,司法实际上依附于行政,造成了法院受制于行政的现实,法院不能真正获得独立的司法主体地位,也使法院的司法权全面走向地方化。因为“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或政府的情况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而不受党委、行政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员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13]也正是由于司法权依附于地方权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司法活动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的种种派生的行政性任务和指标。如果“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展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的冲突之中,难以保证公正的面目”[14].而司法的正义性要求“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15].在这种司法权严重地方化的行政体制下,必然使得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

3、司法活动功利化。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权还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或者说现有的制约监督机制难以达到遏止司法专横的目标,使司法活动的功利化的顽症仍不能从根本上提到根治。一方面表现为公权私有化。少数法官打着独立审判的幌子,公开或不公开地利用手中的审判权与当事人搞权钱交易,把国家司法权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权人情化。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常常受同事、领导、亲朋好友的影响,用亲情驱使司法权,用亲情代替司法公正。也正是由于法官不可能在“真空里生活”,必然导致其审判活动在价值取向上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导致一些法院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为维护本地利益而搞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自己亲朋好友的财产不被执行,公开或暗地里允许违法事实存在,对一些不法分子与司法机关对抗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也致使司法公信力在司法功利化的影响下失去了应有的魅力

4、司法人员选任公务员化。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法官必须走精英化、专业化的道路。但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方面,表现在法官和在法院内部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庞大的法官队伍。这种庞大的法官队伍,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使国家难以对法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削弱了法官的荣誉感和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而且阻断了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影响到法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法院领导层选任的行政化。由于我国对法院各层领导者的调任,是按照行政长官的安排程序进行安排,政治考虑因素多,专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法院领导层的选任与公务员进入行政机关并无二致,这就决定了法官的专业因素基本上处在一个不被考虑的状态。尽管我国的《法官法》对专业要求提出了一些限制,但实施情况并不如意。特别是目前这种管理体制,还很难使法律专业的高层次人才进入法官队伍系列,就是对“已经进入司法审判机关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16].同时,法院人事管理机制上还存在的“进出口”不畅,这也导致了法官队伍难以优胜劣汰。这种司法人员特别是领导层面的公务员化既影响了司法公正,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四、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件

司法之所以具有公信力,在于它的司法保障性、正义性、效率性、权威性、民主性。我们对司法公信力构成要件的分析,应着眼于司法制度运作所体现的价值追求,考虑法律规范体系在运作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和信赖度,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能否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一)司法保障性

司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切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体的司法体系,司法保障则是维系社会和谐和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一套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为社会公众所尊崇和向往,往往是把司法保障作为其规范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存在的,司法保障在构建保障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也理应直接地反映到司法公信力上,这也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基础。一方面,如果司法保障功能弱化,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现阶段,对公民各种权利救济功能的缺失,不仅加剧了各种社会主体对公民权利侵害的随意性,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司法的根劣性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和侵害也是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重要原因。如当前公众反映较强烈的执行难问题,司法效率低下的问题等等,都是背离了社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由于司法的保障功能弱化,实际使我国的法律制度远离了对公众的价值期待和终极关怀,使我国的司法制度缺少一种让社会公众赖以信任的基础,从而也伤害了人们对司法的合理预期。另一方面,如果司法执法专横,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丧失。如果司法不是公众的司法,必然走向专横。而这种专横对公众权利的伤害则更大。所以,要确保司法具有公信力,我们必须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特别是执法运作过程中的程序司法制度按照“正当程序”的规则进行符合“正义性”的原则来进行检讨和修复,必须要对我们的司法制度进行人性化的改造。否则,我们不但不能让司法来保障社会和谐,更不能树立司法的权威,而且只能越来越扩大司法制度与社会公众的内心分离和对立情绪,使得司法公信力下降至危险的边缘。

(二)司法正义性

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价值依托。正义是基本的法律价值,也是司法公信力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正义意味着公平、公正,而司法一词应以公平、正义为基本素质,英文“正义”(justice)的另一含义就是“司法”,说明正义与司法是密不可分的。[17]司法正义的构建既需要政治权力的利益考量,也需要公众的全力参与,同时还需要甚至更加需要普遍性的社会支持。“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以及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18].因此,司法除要公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正义。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灵魂。而正义是什么呢?它是指作为实体的法律应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良法,并且这种良法的运作过程具有程序的正当性和结果的正义性,使诉讼主体得到自己所应得。古代希腊法和罗马法均将“各得其所”视为正义,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正文开篇即对正义下定义:“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19].只有司法对正义指向具有恒久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使公众对司法的运作能够进行可预见性的期待,这样的司法才会与人们内在的价值尺度相吻合,并由此激发公众的推崇和信仰,才会具有恒久的公信力。

(三)司法效率性

对于司法公信而言,正义与效率是它永远追求的价值主题。因为一切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利益纷争的受众,都希望司法能用最有效率的运作方式来实现其利益目标。而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利益的得失直接关联的。司法一方面要维护正义,求得公理;另一方面要用最经济的方式促成这种正义的达成,这才是司法正义的本质。一旦司法运行提供给人们以方便,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最终带给当事人以利益,司法公信力才会被确立。然而,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对司法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但现在看来,我国司法改革的力度还不够,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司法制度正义价值的合理性期待。象对案件当事人因我们执法效率低下造成的损失,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补救措施;还没有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执法效率低下的司法人员进行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执法司法效率责任追究机制。[20]伯尔曼曾告诫我们说:“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法律?”[21]司法公信力的直接表现不仅在于司法的公平正义,而且还在于它在实现这一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时是有效率的。否则,这种公平与正义就是虚假的、为社会公众所不齿的,也是没有公信力的。由此可见,提高执法司法效率,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保证和前提。

(四)司法统一性

司法的统一性是法律公正的具体体现,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原则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同质同种犯罪必须得到同样的处理;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同类型案件必须得到同等标准的解决。为确保法律的统一性,美国法官通过对法律的理性判断和科学解释,在司法活动中创制了大量的判例,并把这种判例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与法律享有同等的效力。当审判活动中再遇到与这些判例相同的案例时,法官必须适用既已存在的判例。由于有了这种制度的保障,美国法律的统一性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审视我国的司法,适用法律的随意性问题却较为严重。同罪同种同类案件得不到同等对待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不仅表现在司法结果上,而且在司法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同罪却裁判结果不同在我国可以说是人人共知的。很多案件从侦查阶段就出现同罪不同刑罚的情况。如同一个团伙犯罪,其成员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基本相同的,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这些犯罪主体必须受到同质对待。但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中大量掺入执法者的利益因素,造成了执法中特有的利益驱动现象。一些犯罪主体利用经济上或人情上的优势买通相关司法人员,从而达到对其降格处理或不受处理的目的。加上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经费保障存在严重缺陷,使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寻租现象得以合法化,以致造成大量的执法司法不统一问题。比如在利益的驱使下,因利益驱动引发的重罪轻判的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统一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厚此薄彼、毫无严肃性可言的司法制度,是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的。

(五)司法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正是源于法官自身一贯的公平和正义的品质,源于司法的自身价值与公众的内心追求。“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22]如果一个自身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执法的法官,你是不能奢望该法官能树立司法的权威的。而司法要树立权威,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司法活动成为公众的内心期许,使它在社会公众的内心产生一种折服和敬畏,使司法在规范公众的权利义务时,能通过司法的强制力,在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及时进行救济,而且这种救济功能的实现是源于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正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指出的那样:“司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23].只有司法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从,群众的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司法的权威才会由此得以产生。所以,司法公信力是法官树立执法权威的生命。人们对法官的信赖,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既取决于司法本身是否能够以一种持久的公平正义的形态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又取决于司法机关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事实证明,司法的权威不仅仅是来至于民众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仰,更来自于对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官的司法公信力。

五、司法公信力的因果效应

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缘于法律是否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缘于司法是否树立起广泛的诚信。而司法的诚信是司法公信力得以实现的基础,没有司法诚信,司法公信力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一)司法公信力来源于执法诚信

对于法官来说,其执法诚信在于执行法律规范的正义精神,即通过司法裁判的过程来实现一种公正的利益衡平。执法诚信是法官执行法律规范的时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推动下,进行的“恰如其分”的一种利益衡量。这种利益衡量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对法官的执法活动的演生方式和发展过程有一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即正当程序的演绎过程,能有效保障受众得到自己所应知和应得的东西,并由此使受众坚信法官是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姿态演绎这种诚实信用原则的。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审务公开”。即人民法院和法官的执法活动要全面公开。近年来,我国法院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审务公开活动,为保证程序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要提升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官的诚信形象,必须努力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二是保障诉权。即当事人的诉权应得到全面体现。在西方法治国家,由于有正当的程序作保障,当事人一般都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即便法庭最终的裁决结果与当事人原来的预期有出入,当事人也会因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而接受这样的结果。三是结果公正。即司法结果应体现公平正义。法官审理案件,坚持在依法的前提下,要准确把握法律条文蕴涵的合理性,要努力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追求宋鱼水式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境界。四是全面履行。即人民法院的裁判应得到全面的执行。司法的公信在于法律的精神能够通过法官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司法的诚信也在于司法规范对社会的承诺能得到完全的履行。象当前法院还存在的执行难,不仅仅是法律权威的丧失,更是司法制度对自身承诺的一种失信。所以,司法公信力主要是源于执法的诚信。只有当人们确信法律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能给自己提供安全的保障时,才会使司法公信力得到提升。

(二)司法公信力是一种条件反射

司法公信力是相对于法律规范和司法制度的运作状态而产生的,它是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运作状态的一种特殊的条件反射。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心理意识的投射和外化,但由于条件反射客体的不同,决定了条件反射主体反应结果的差异性。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作为客体的司法活动的运作状态,直接决定了作为受体的公众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24]

法官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指引下,受众从中获得的感受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反应,这种反应激发起受众对法官司法行为的认同。久而久之,受众就会对法治的需求增强,司法公信力也会随着这种条件反射而增强。随着司法公信力这种条件反射的与日俱增,受众对司法公正的理性认识也会与日俱增,最终将促使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迫切期待。相反,如果法官的司法行为是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为形态的,它给公众带来的条件反射也必然是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反应。即演绎成逃避司法、厌讼和怕讼的心态。比如象现今一些受众总想通过寻求党委政府部门特别是某些官员的出面对其问题求得公正解决,导致一些地方的涉法涉诉上访越演越烈。另外,在“打官司实际上就是在打关系”的今天,即便人们相信通过法院能够“讨得一个说法”,但由于这种诉讼成本的无法计算性和可变性,往往使经济基础较差的人望而却步。司法活动本是由真理说话的地方,却让金钱、情感、权力主导了一切。在这种司法行政模式下,司法就会无公信力可言。可以说,司法的不公和腐败以及权力运作的失范,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给公众带来的条件反射中最严重损伤。

(三)司法公信力具有传染性

司法公信力是和法律的公平正义以及公众的心理感受粘连在一起的,因为司法公信力往往具有纵向的法律的传承性和横向的公众群体的扩散性。这种特性同样揭示了司法公信力可能存在的两种结果。一方面,公正的司法诚信一旦确立,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蔓延,使公众通过个别对司法公正的体验而传染给全体公众;另一方面是通过个别对司法不公的体验而将这种体验迅速扩散到全体社会公众,并在公众中造成一种司法不公的认识。

司法公信力的整体性原则认为,在同一生存环境下,公众往往表现为共同的司法信仰特质,这种共同心理就是潜沉在公众中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作用下,权利受损和法律规范的失衡,轻则导致公众对法律失去信任,产生置疑,重则导致公众逾越法律规范以裂变的方式践踏法律。所以,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走上犯罪的显然并非局限于受害者本身,而往往可以推及其他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犯罪是对权利受损和司法无能、司法失信的一种极端反应,司法公信力的强弱同样是对司法不公、司法失信的一种心理传承,虽然其程度较之于犯罪要轻微得多,但由于这种心理状态是内化到社会每个个体的内心世界里的东西,所以它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的,很难让人觉察。但不管其表现形式怎么隐蔽,公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体验的传承性和扩散性却是与主体对法律规范下权利得失的体验相通的。即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影响的并不局限于诉讼当事人本身,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体验将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把这种体验迅速扩散到公众之中。

六、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一)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是重要因素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宪法原则,它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自治状态,其核心是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司法独立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为组织上的独立,即法院整体的独立;二为裁判的独立,即法官个人的独立。在现代各国,一般不存在司法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仅仅涉及司法独立的程度问题。司法独立的实质是具有司法独立人格的法官的独立。

关于法官的独立,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法官的保障机制。“当前,探索、研究和构建法官保障机制,有利于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有利于推进法院职业化建设,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25],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法官保障机制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如下制度的设置和完善之中:一是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要培养法官的独立的人格,必须从制度上为法官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外在的条件,这就有必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比如要建立法官选任制度;改变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健全法官的保障制度;实行法官定期交流制度;确立法官自律制度等等。[26]二是要落实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制度。我国《法官法》第38条中有对法官予以辞退的规定,这是法官应具有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对法官的辞退很难落实,鉴于法官法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法官身份取消程序或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而法官罢免、辞退措施混同于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措施,没有考虑到法官职业特点的情况。[27]因此,应当从制度上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特定化,法官身份取消和辞退法定化。从而以疏通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渠道,保证法官的高素质。三是要废除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制度。使法官真正实现相互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独立,消除法官的身份制和单位制。这就要求将法院的整体职能进行恰当分化,将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和不行使审判权的行政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而不应当按行政级别人为地将法官分为三六九等。[28]否则法官的独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

(二)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和法院管理改革全面铺开和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当前司法体制问题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种观点认为,为隔绝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体制一律应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另一种观点认为,机构、人员编制、法院经费、法官待遇仅由最高法院自行决定管理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并对上述法院体制改革予以专门的规定。因为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在未改变根本法的情况下,将法院体制中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改革为垂直领导关系,并改变监督审判工作的范围为领导审判以及人、财、物的范围,则是违宪的。同时,我国法院实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如果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党务工作,人、财、物管理等均为领导关系,那么上一级法院就可能利用其领导关系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施加影响,影响下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使二审终审变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的现象。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和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确保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宪法第127条第2款所确定的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所形成的体制不宜改变,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宜直接由上一级法院领导。但党务、人、财、物等的管理体制,又确需要改为由法院系统管理的体制,这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的体制。关于经费等方面的管理。为有效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方面管理。应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重要环节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司法的价值在于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因为基本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来说,这些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不许侵犯、不可让渡的。在西方法治国家,即使是掌握着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不得根据多数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法律的价值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则不得背弃。“法律应是保护人权的,如果司法权力被滥用,那么,这样的法治不仅不可能为人们所尊崇,只能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了”[29].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标尺和动力。

西方法学理论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是一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什么,甚至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人权是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生存权、自由权等诸多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30].正是由于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无数的悲剧,于是在权力出没的任何路径,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者都力求理智地、周密地加设一道控权闸门,通过唤醒公民对权力的自重、自持和自治,来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31]现在,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应体现人道主义的文明性已成为国际化的一种司法趋势。因此,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司法执法从粗暴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态度中矫正过来,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官最关注、最重要的修复和改造环节,这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四)提高司法公信力,公平正义是重要的价值取向

司法的公信力有两项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一是要有制订良好的法律,即是公序良法;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即使公众推崇和信仰。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价值取向。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32]关于公平正义,当代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为“过程公正论”或“程序公正论”,主张司法的公正主要是司法过程的公正,即“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则为“结果公正论”,即体现着对结果而非过程的公正追求。[33]其实,从深层次讲,上述两种不同的公平正义观的分歧主要源于民族意识、法的渊源乃至最终哲学认识论上的不同。客观来说,无论“过程公正论”还是“结果公正论”都各有千秋、利弊共存。英美法系“过程公正型”司法在程序过程本身的正当性方面倾注了较多的心力,但其实践模式往往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结果虚无主义”。大陆法系“结果公正型”司法虽然也要求程序过程的建构应符合公正的精神,但大都是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意义上提出并加以落实的,因而实践中常常出现在查明真相旗号下扭曲司法过程的现象。[34]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为了防止司法专断并方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结果的有效推断,从而维护稳定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必须缘法而裁判。这就要求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必须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得以最佳地融合,必须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当前,在社会结构变动加快,利益关系多元,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司法公信力已十分脆弱的情况下,法官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法律给予必要的创造性的适用。也就是说,法官应在坚持依法、及时、合理的前提下,采用司法、教育、协调、调解等方法,逐步建立并从司法执法活动中保障社会公众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从而使司法真正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从而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权威化,以此来提高司法公信力。

(五)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是重要权威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司法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35]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司法制度才能建立。如果法律制度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建树司法权威为核心才能提高司法公信。我们以往比较多的观点是强调司法权威的建立应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认为只要法官做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就自然树立起来了,法官权威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展,也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但随着法制的强化,却出现了司法权威弱化的局面。“法不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36].因为,案件总是具有相对性,永远无法达到绝对公正,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而从司法稳定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来看,让受众感受不可抗拒、不可侵犯的司法尊严和神圣,因而引发促使其内心服从的力量,正是司法所需的。可以说,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现代司法的核心就是营造司法权威,取得公众对司法的公信,因此,司法权威特别是法官权威是最重要的权威。

(六)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37].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中国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38].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七、结语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注释:

[1]2005年11月《半月谈》发表了《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法重视,有关部门调研》的文章,就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持续下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2]李德海:《中国的法官独立问题》,载《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示范指导》,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页。

[3]李成仁:《司法公信力为何不足》,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5日。

[4]谭世贵:《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4页。

[5]王晶、张国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现状刍议》,载《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2期。

[6]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35页。

[7]吴庆宝著:《裁判的理念与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51—152页。

[8]李成仁:《司法公信力为何不足》,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5日。

[9]培根著:《论司法》,载《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10]根据《法官法》第18条的规定,法官分为4等12级,行政职务越高等级越高。

[11]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12]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6页。

[13]谭世贵:《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65页。

[14]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20页。

[15][美]过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16]席小俐:《对我国审判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家》(京):《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下),1998年第2期,第115页。

[17]怀效锋主编:《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综合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95页。

[18]《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5页。

[19]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3页。

[20]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2页。

[2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22][美]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清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3][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24]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53页。

[25]宋建朝、刘晓勇:《职业化建设视野中的法官职业保障》,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7页。

[26]谭世贵著:《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4——95页。

[27]2005年8月,由《人民司法》编辑部和江苏省无锡市中院联合举办的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在无锡市召开。与会代表围绕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提出了落实和强化法官权益保障的若干建议。参见《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法官权益——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2—16页。

[28]曾宪义著:《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一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2002年第六期。

[29]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1页。

[30]江晓阳:《沉默权的终极价值》,载《南方周未》,1999年9月10日。

[31]王洪军:《沉默权关注中国》,载《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示范指导》,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4页。

[32]谢鹏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裁《学习时报》第324期,转载《中国人大网》,2006年4月10日。

[33]谭世贵、饶晓红:《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架构》,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谭世贵著:《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1页。

[35]谢鹏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裁《学习时报》第324期,转载《中国人大网》,2006年04月10日。

[36]参见《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法官权益——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4页。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关注法官

一、引言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而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学者和法官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在专家学者看来,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弊端,加上极少数法官的裁判不公、贪赃枉法,极大地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使得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从而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着力从司法公正与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入手,特别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使得司法透明度得到进一步增加;在完善监督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法官行为,及时纠正错案等等,从而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由于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临时的任期、不固定的身份、低廉的待遇及人身、物质保障的不足对法官的影响”[2],使得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或耽于人情,或通过司法权的寻租受贿,知法而不公正判决时有发生。这种“错案、冤案时见报端,媒体的披露、上访的增加、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系统的不满,都令司法的公信力到了危险的边缘”[3],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公信力的根基。本文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出于对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极大热忱,从分析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入手,对司法公信力的道德价值、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因素以及构成要件作一个较全面的评价和阐述,在充分探讨司法公信力因果效应的基础上,进而就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提出自己设想,旨在抛砖引玉。

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

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4].而公信力来源于的“Credibility”[5],它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人员(本文仅指法官)通过长期地司法执法活动向受众提供正义、公平、可信、权威、高尚的执法案例,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所形成,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

(一)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执法活动的信任期待。司法公信力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一种主观期待和信任渴求。能被公众所渴求的东西,必定是为其所折服和向往,没有信任渴求,司法公信力就不可能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信力就是一种司法的信任。这种司法信任的担当不只是一个对过失惩戒的问题,同时还包括司法机关对受众权力的保障和承诺。司法信任的这一特性,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责时,既不能以断然否定的态度来看责任担当,也不能对责任担当予以极端化处理。司法公信力既包括受众意识所形成的带有价值评判参数的有关公平、正义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观念,又包括受众的感情、态度和行为折射出的责任信任。而就其形式来看,它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司法模式和内心信任尺度。所以,对公众来说,完全把司法公信当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平衡阀,把法官当成自己权利获得保障救济的“衣食父母”。

(二)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司法公信力作为一种包含受众对司法裁判的感受、体验和认同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受众对其所认可的客体所持的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态度。就司法整体而言,衡量司法公信力大小主要应从真实、敏锐的洞察力及权威性、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及执法活动等方面进行。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受众通过可以信赖的正当程序,对法官执法过程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的程度。在这里,受众的法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官对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从而理解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什么样的裁判是可以接受的。就司法个体而言,司法公信力大小往往从法官一次心证公开的利益衡平,一次人性化的调解,一次正义的裁判,都能够客观全面地得到印证,使当事人从中了解一个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思维过程和理由,并且准确反映出受众对公正、程序、自由、效益的整体价值追求,从而体现司法裁判的自身价值,即使裁判结果与公众的利益无关,也会获得公众的认可,成为法官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制,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窗口。可见,司法公信力是法院执法活动晴雨表,一个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利益衡平,虽然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生命力。司法公信力离不开公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

(三)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公正司法的自觉维护。我们知道,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必然以受众行为的外化为依托。而司法公信力由于受众对象的不同,应具有明显的公众性特征。这种行为特征对司法机关而言,不仅应表现为对法律规范的忠实维护,还应表现为法官对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责任义务的绝对履行和自觉服从,它是与权力的滥用相对立的。当然,法律至上是法官行使权力的唯一准则,权力滥用则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大敌。法官如果沦为法律的践踏者,不仅使一般社会公众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伤,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受众对法治的最后希望,使法律的尊严和威信荡然无存。经验证明,司法公信力的丧失,与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是分不开的。因对一般公众而言,司法公信力表现为公众对法律秩序的自觉遵守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依法维护。如果公众遇到问题和纷争,不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是通过私了、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不仅行为本身与法制的要求相悖,而且还可能因此造成对法律秩序新的破坏[6].因此,对司法公信力起支撑作用的法律规范,它的规范功能是通过其固有的正义性来体现,并通过对这种正义价值的认同达成公众对法治秩序的自觉遵从。

三、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公众对法官的信赖程度不高,一些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执行,无论法院自身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一些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

(一)法官素质的影响

我们从近年来的各类错案来看,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法官自身素质的桎梏和影响。比如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存差距。极少数法官还没“认清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基本属性”问题,“专门为某一类人服务,为某个人服务”[7],导致作风不佳,形象不正;极少数法官仍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而有少数错案的产生,并不是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到位、运用不熟悉,有时,恰恰是他们运用自己专业知识的丰富,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对司法程序的陌生,而故意徇私舞弊造成的”[8].以上因法官自身素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这种知法而不公正的判决,极大地破坏了司法公信力,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受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

正如英国家培根说的那样,“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9].我们从实际社会生活来看,公众对于法律的真正感知,不是通过若干次普法,也不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文本的阅读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生活周围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逐渐得以明晰的。但法院的公正一旦遭遇当事人和公众的质疑,其作出的裁判也就很难获得信任。象近年来越来越多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就是部分受众“信访不信法、信上(级)不信下(级)、信大(官)不信小(官)”,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

(二)受众心态的影响

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公正司法的客观评价,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事实上,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少制约因素又来自于司法之外。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腐朽观念仍没根除,一些人深信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传闻,在官司败诉之后,总怀疑法官得了好处。从笔者所在的法院来看,法官接手一件案子后,往往是“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多了,难免给有关机关、领导以及知情群众造成法院公信力不高的印象。加之司法宣传还不够到位、群众监督司法的渠道还不畅通,也导致社会上关于司法不公的“小道消息”仍占领着舆论阵地。这样一来,一部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信任就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法院审判有其内在的司法,对这一规律的遵循与司法受众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差距。比方说,法院讲究证据,不少当事人却只认他们亲历的事实,既拿不出证据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输了官司还认为是司法不公;有的不了解诉讼权利具有“过时不候”的特性,过了诉讼时效才来主张权利,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样一来,不懂法的受众对法院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也不理解,这也是导致司法缺乏公信力的因素之一。另外,中国老百姓传统上形成的“屈死不告官”的心态,令他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判决,也会默默忍受。即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到部分改正,由于时过境迁,那些故意徇私舞弊造成错判的法官,也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当司法的公正不足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沦落为少部分人或利益团体的工具时,司法的公信力就只能如此不足,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的梗阻。

(三)司法体制的影响

虽然近年来最高法院一直从法院内部入手,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从而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但司法功能的滞后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司法体制问题仍是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在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方面的一些痼疾仍难以解决。

1、司法模式行政化。从西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司法独立是实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司法权的非行政化。而司法独立又是以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为根本的。没有后二者的独立,司法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从我国现行法院的内部管理来看,其行政化特征十分突出。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都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行政等级管理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官阶加以套用的。行政性的官位成为法官在法院中地位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10].从司法的作用来说,“在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上,所有的法官一律是平等的。”但“我国目前的司法体系和法官级别设置还有很浓的行政色彩”[11],行政级别高的法官不仅意味着能得到与其行政级别相对应的较高薪俸,而且这种较高官价就是集中在法院内部的领导层,并掌握着大到整个法院、小到每个案件的最终裁决权。[12].也正是由于法院工作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审判工作规律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把握,使得当事人原本想通过程序上的救济功能来实现救济的目标彻底落空,无形中破坏了司法公信力。

2、司法权力地方化。由于权力配置的技术性原因,司法实际上依附于行政,造成了法院受制于行政的现实,法院不能真正获得独立的司法主体地位,也使法院的司法权全面走向地方化。因为“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或政府的情况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而不受党委、行政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员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13]也正是由于司法权依附于地方权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司法活动为地方建设服务,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的种种派生的行政性任务和指标。如果“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展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的冲突之中,难以保证公正的面目”[14].而司法的正义性要求“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15].在这种司法权严重地方化的行政体制下,必然使得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

3、司法活动功利化。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权还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或者说现有的制约监督机制难以达到遏止司法专横的目标,使司法活动的功利化的顽症仍不能从根本上提到根治。一方面表现为公权私有化。少数法官打着独立审判的幌子,公开或不公开地利用手中的审判权与当事人搞权钱交易,把国家司法权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权人情化。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常常受同事、领导、亲朋好友的影响,用亲情驱使司法权,用亲情代替司法公正。也正是由于法官不可能在“真空里生活”,必然导致其审判活动在价值取向上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导致一些法院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为维护本地利益而搞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自己亲朋好友的财产不被执行,公开或暗地里允许违法事实存在,对一些不法分子与司法机关对抗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也致使司法公信力在司法功利化的影响下失去了应有的魅力

4、司法人员选任公务员化。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法官必须走精英化、专业化的道路。但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方面,表现在法官和在法院内部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庞大的法官队伍。这种庞大的法官队伍,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使国家难以对法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削弱了法官的荣誉感和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而且阻断了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影响到法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法院领导层选任的行政化。由于我国对法院各层领导者的调任,是按照行政长官的安排程序进行安排,考虑因素多,专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法院领导层的选任与公务员进入行政机关并无二致,这就决定了法官的专业因素基本上处在一个不被考虑的状态。尽管我国的《法官法》对专业要求提出了一些限制,但实施情况并不如意。特别是目前这种管理体制,还很难使法律专业的高层次人才进入法官队伍系列,就是对“已经进入司法审判机关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16].同时,法院人事管理机制上还存在的“进出口”不畅,这也导致了法官队伍难以优胜劣汰。这种司法人员特别是领导层面的公务员化既影响了司法公正,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四、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件

司法之所以具有公信力,在于它的司法保障性、正义性、效率性、权威性、民主性。我们对司法公信力构成要件的分析,应着眼于司法制度运作所体现的价值追求,考虑法律规范体系在运作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和信赖度,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能否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一)司法保障性

司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切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体的司法体系,司法保障则是维系社会和谐和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一套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为社会公众所尊崇和向往,往往是把司法保障作为其规范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存在的,司法保障在构建保障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也理应直接地反映到司法公信力上,这也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基础。一方面,如果司法保障功能弱化,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现阶段,对公民各种权利救济功能的缺失,不仅加剧了各种社会主体对公民权利侵害的随意性,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司法的根劣性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和侵害也是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重要原因。如当前公众反映较强烈的执行难问题,司法效率低下的问题等等,都是背离了社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由于司法的保障功能弱化,实际使我国的法律制度远离了对公众的价值期待和终极关怀,使我国的司法制度缺少一种让社会公众赖以信任的基础,从而也伤害了人们对司法的合理预期。另一方面,如果司法执法专横,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丧失。如果司法不是公众的司法,必然走向专横。而这种专横对公众权利的伤害则更大。所以,要确保司法具有公信力,我们必须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特别是执法运作过程中的程序司法制度按照“正当程序”的规则进行符合“正义性”的原则来进行检讨和修复,必须要对我们的司法制度进行人性化的改造。否则,我们不但不能让司法来保障社会和谐,更不能树立司法的权威,而且只能越来越扩大司法制度与社会公众的内心分离和对立情绪,使得司法公信力下降至危险的边缘。

(二)司法正义性

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价值依托。正义是基本的法律价值,也是司法公信力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正义意味着公平、公正,而司法一词应以公平、正义为基本素质,英文“正义”(justice)的另一含义就是“司法”,说明正义与司法是密不可分的。[17]司法正义的构建既需要政治权力的利益考量,也需要公众的全力参与,同时还需要甚至更加需要普遍性的社会支持。“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以及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18].因此,司法除要公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正义。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灵魂。而正义是什么呢?它是指作为实体的法律应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良法,并且这种良法的运作过程具有程序的正当性和结果的正义性,使诉讼主体得到自己所应得。古代希腊法和罗马法均将“各得其所”视为正义,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正文开篇即对正义下定义:“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19].只有司法对正义指向具有恒久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使公众对司法的运作能够进行可预见性的期待,这样的司法才会与人们内在的价值尺度相吻合,并由此激发公众的推崇和信仰,才会具有恒久的公信力。

(三)司法效率性

对于司法公信而言,正义与效率是它永远追求的价值主题。因为一切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利益纷争的受众,都希望司法能用最有效率的运作方式来实现其利益目标。而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利益的得失直接关联的。司法一方面要维护正义,求得公理;另一方面要用最经济的方式促成这种正义的达成,这才是司法正义的本质。一旦司法运行提供给人们以方便,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最终带给当事人以利益,司法公信力才会被确立。然而,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对司法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但现在看来,我国司法改革的力度还不够,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司法制度正义价值的合理性期待。象对案件当事人因我们执法效率低下造成的损失,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补救措施;还没有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执法效率低下的司法人员进行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执法司法效率责任追究机制。[20]伯尔曼曾告诫我们说:“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法律?”[21]司法公信力的直接表现不仅在于司法的公平正义,而且还在于它在实现这一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时是有效率的。否则,这种公平与正义就是虚假的、为社会公众所不齿的,也是没有公信力的。由此可见,提高执法司法效率,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保证和前提。

(四)司法统一性

司法的统一性是法律公正的具体体现,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原则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同质同种犯罪必须得到同样的处理;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同类型案件必须得到同等标准的解决。为确保法律的统一性,美国法官通过对法律的理性判断和科学解释,在司法活动中创制了大量的判例,并把这种判例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与法律享有同等的效力。当审判活动中再遇到与这些判例相同的案例时,法官必须适用既已存在的判例。由于有了这种制度的保障,美国法律的统一性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审视我国的司法,适用法律的随意性问题却较为严重。同罪同种同类案件得不到同等对待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不仅表现在司法结果上,而且在司法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同罪却裁判结果不同在我国可以说是人人共知的。很多案件从侦查阶段就出现同罪不同刑罚的情况。如同一个团伙犯罪,其成员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基本相同的,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这些犯罪主体必须受到同质对待。但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中大量掺入执法者的利益因素,造成了执法中特有的利益驱动现象。一些犯罪主体利用经济上或人情上的优势买通相关司法人员,从而达到对其降格处理或不受处理的目的。加上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经费保障存在严重缺陷,使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寻租现象得以合法化,以致造成大量的执法司法不统一问题。比如在利益的驱使下,因利益驱动引发的重罪轻判的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统一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厚此薄彼、毫无严肃性可言的司法制度,是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的。

(五)司法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正是源于法官自身一贯的公平和正义的品质,源于司法的自身价值与公众的内心追求。“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22]如果一个自身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执法的法官,你是不能奢望该法官能树立司法的权威的。而司法要树立权威,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司法活动成为公众的内心期许,使它在社会公众的内心产生一种折服和敬畏,使司法在规范公众的权利义务时,能通过司法的强制力,在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及时进行救济,而且这种救济功能的实现是源于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正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指出的那样:“司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23].只有司法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从,群众的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司法的权威才会由此得以产生。所以,司法公信力是法官树立执法权威的生命。人们对法官的信赖,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既取决于司法本身是否能够以一种持久的公平正义的形态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又取决于司法机关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事实证明,司法的权威不仅仅是来至于民众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仰,更来自于对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官的司法公信力。

五、司法公信力的因果效应

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缘于法律是否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缘于司法是否树立起广泛的诚信。而司法的诚信是司法公信力得以实现的基础,没有司法诚信,司法公信力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一)司法公信力来源于执法诚信

对于法官来说,其执法诚信在于执行法律规范的正义精神,即通过司法裁判的过程来实现一种公正的利益衡平。执法诚信是法官执行法律规范的时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推动下,进行的“恰如其分”的一种利益衡量。这种利益衡量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对法官的执法活动的演生方式和发展过程有一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即正当程序的演绎过程,能有效保障受众得到自己所应知和应得的东西,并由此使受众坚信法官是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姿态演绎这种诚实信用原则的。它主要包含以下:一是“审务公开”。即人民法院和法官的执法活动要全面公开。近年来,我国法院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审务公开活动,为保证程序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要提升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官的诚信形象,必须努力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二是保障诉权。即当事人的诉权应得到全面体现。在西方法治国家,由于有正当的程序作保障,当事人一般都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即便法庭最终的裁决结果与当事人原来的预期有出入,当事人也会因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而接受这样的结果。三是结果公正。即司法结果应体现公平正义。法官审理案件,坚持在依法的前提下,要准确把握法律条文蕴涵的合理性,要努力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追求宋鱼水式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境界。四是全面履行。即人民法院的裁判应得到全面的执行。司法的公信在于法律的精神能够通过法官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司法的诚信也在于司法规范对社会的承诺能得到完全的履行。象当前法院还存在的执行难,不仅仅是法律权威的丧失,更是司法制度对自身承诺的一种失信。所以,司法公信力主要是源于执法的诚信。只有当人们确信法律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能给自己提供安全的保障时,才会使司法公信力得到提升。

(二)司法公信力是一种条件反射

司法公信力是相对于法律规范和司法制度的运作状态而产生的,它是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运作状态的一种特殊的条件反射。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心理意识的投射和外化,但由于条件反射客体的不同,决定了条件反射主体反应结果的差异性。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作为客体的司法活动的运作状态,直接决定了作为受体的公众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24]

法官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指引下,受众从中获得的感受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反应,这种反应激发起受众对法官司法行为的认同。久而久之,受众就会对法治的需求增强,司法公信力也会随着这种条件反射而增强。随着司法公信力这种条件反射的与日俱增,受众对司法公正的理性认识也会与日俱增,最终将促使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迫切期待。相反,如果法官的司法行为是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为形态的,它给公众带来的条件反射也必然是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反应。即演绎成逃避司法、厌讼和怕讼的心态。比如象现今一些受众总想通过寻求党委政府部门特别是某些官员的出面对其问题求得公正解决,导致一些地方的涉法涉诉上访越演越烈。另外,在“打官司实际上就是在打关系”的今天,即便人们相信通过法院能够“讨得一个说法”,但由于这种诉讼成本的无法性和可变性,往往使经济基础较差的人望而却步。司法活动本是由真理说话的地方,却让金钱、情感、权力主导了一切。在这种司法行政模式下,司法就会无公信力可言。可以说,司法的不公和腐败以及权力运作的失范,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给公众带来的条件反射中最严重损伤。

(三)司法公信力具有传染性

司法公信力是和法律的公平正义以及公众的心理感受粘连在一起的,因为司法公信力往往具有纵向的法律的传承性和横向的公众群体的扩散性。这种特性同样揭示了司法公信力可能存在的两种结果。一方面,公正的司法诚信一旦确立,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蔓延,使公众通过个别对司法公正的体验而传染给全体公众;另一方面是通过个别对司法不公的体验而将这种体验迅速扩散到全体社会公众,并在公众中造成一种司法不公的认识。

司法公信力的整体性原则认为,在同一生存环境下,公众往往表现为共同的司法信仰特质,这种共同心理就是潜沉在公众中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作用下,权利受损和法律规范的失衡,轻则导致公众对法律失去信任,产生置疑,重则导致公众逾越法律规范以裂变的方式践踏法律。所以,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走上犯罪的显然并非局限于受害者本身,而往往可以推及其他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犯罪是对权利受损和司法无能、司法失信的一种极端反应,司法公信力的强弱同样是对司法不公、司法失信的一种心理传承,虽然其程度较之于犯罪要轻微得多,但由于这种心理状态是内化到社会每个个体的内心世界里的东西,所以它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的,很难让人觉察。但不管其表现形式怎么隐蔽,公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体验的传承性和扩散性却是与主体对法律规范下权利得失的体验相通的。即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影响的并不局限于诉讼当事人本身,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体验将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把这种体验迅速扩散到公众之中。

六、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一)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是重要因素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宪法原则,它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自治状态,其核心是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司法独立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为组织上的独立,即法院整体的独立;二为裁判的独立,即法官个人的独立。在现代各国,一般不存在司法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仅仅涉及司法独立的程度问题。司法独立的实质是具有司法独立人格的法官的独立。

关于法官的独立,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法官的保障机制。“当前,探索、和构建法官保障机制,有利于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有利于推进法院职业化建设,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25],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法官保障机制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如下制度的设置和完善之中:一是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要培养法官的独立的人格,必须从制度上为法官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外在的条件,这就有必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比如要建立法官选任制度;改变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健全法官的保障制度;实行法官定期交流制度;确立法官自律制度等等。[26]二是要落实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制度。我国《法官法》第38条中有对法官予以辞退的规定,这是法官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对法官的辞退很难落实,鉴于法官法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法官身份取消程序或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而法官罢免、辞退措施混同于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措施,没有考虑到法官职业特点的情况。[27]因此,应当从制度上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特定化,法官身份取消和辞退法定化。从而以疏通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渠道,保证法官的高素质。三是要废除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制度。使法官真正实现相互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独立,消除法官的身份制和单位制。这就要求将法院的整体职能进行恰当分化,将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和不行使审判权的行政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在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而不应当按行政级别人为地将法官分为三六九等。[28]否则法官的独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

(二)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和法院管理改革全面铺开和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当前司法体制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种观点认为,为隔绝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体制一律应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另一种观点认为,机构、人员编制、法院经费、法官待遇仅由最高法院自行决定管理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并对上述法院体制改革予以专门的规定。因为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在未改变根本法的情况下,将法院体制中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改革为垂直领导关系,并改变监督审判工作的范围为领导审判以及人、财、物的范围,则是违宪的。同时,我国法院实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如果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党务工作,人、财、物管理等均为领导关系,那么上一级法院就可能利用其领导关系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施加,影响下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使二审终审变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的现象。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和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确保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宪法第127条第2款所确定的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所形成的体制不宜改变,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宜直接由上一级法院领导。但党务、人、财、物等的管理体制,又确需要改为由法院系统管理的体制,这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的体制。关于经费等方面的管理。为有效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方面管理。应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重要环节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司法的价值在于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因为基本人权是当代国际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来说,这些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不许侵犯、不可让渡的。在西方法治国家,即使是掌握着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不得根据多数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法律的价值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则不得背弃。“法律应是保护人权的,如果司法权力被滥用,那么,这样的法治不仅不可能为人们所尊崇,只能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了”[29].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标尺和动力。

西方法学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是一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什么,甚至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人权是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受权、生存权、自由权等诸多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美国上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30].正是由于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无数的悲剧,于是在权力出没的任何路径,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者都力求理智地、周密地加设一道控权闸门,通过唤醒公民对权力的自重、自持和自治,来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31]现在,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应体现人道主义的文明性已成为国际化的一种司法趋势。因此,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司法执法从粗暴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态度中矫正过来,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官最关注、最重要的修复和改造环节,这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四)提高司法公信力,公平正义是重要的价值取向

司法的公信力有两项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一是要有制订良好的法律,即是公序良法;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即使公众推崇和信仰。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价值取向。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32]关于公平正义,当代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为“过程公正论”或“程序公正论”,主张司法的公正主要是司法过程的公正,即“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则为“结果公正论”,即体现着对结果而非过程的公正追求。[33]其实,从深层次讲,上述两种不同的公平正义观的分歧主要源于民族意识、法的渊源乃至最终认识论上的不同。客观来说,无论“过程公正论”还是“结果公正论”都各有千秋、利弊共存。英美法系“过程公正型”司法在程序过程本身的正当性方面倾注了较多的心力,但其实践模式往往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结果虚无主义”。大陆法系“结果公正型”司法虽然也要求程序过程的建构应符合公正的精神,但大都是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意义上提出并加以落实的,因而实践中常常出现在查明真相旗号下扭曲司法过程的现象。[34]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为了防止司法专断并方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结果的有效推断,从而维护稳定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必须缘法而裁判。这就要求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必须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得以最佳地融合,必须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当前,在社会结构变动加快,利益关系多元,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司法公信力已十分脆弱的情况下,法官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法律给予必要的创造性的适用。也就是说,法官应在坚持依法、及时、合理的前提下,采用司法、教育、协调、调解等方法,逐步建立并从司法执法活动中保障社会公众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的机会,从而使司法真正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从而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权威化,以此来提高司法公信力。

(五)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是重要权威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司法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35]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司法制度才能建立。如果法律制度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建树司法权威为核心才能提高司法公信。我们以往比较多的观点是强调司法权威的建立应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认为只要法官做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就树立起来了,法官权威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展,也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但随着法制的强化,却出现了司法权威弱化的局面。“法不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36].因为,案件总是具有相对性,永远无法达到绝对公正,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而从司法稳定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来看,让受众感受不可抗拒、不可侵犯的司法尊严和神圣,因而引发促使其内心服从的力量,正是司法所需的。可以说,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现代司法的核心就是营造司法权威,取得公众对司法的公信,因此,司法权威特别是法官权威是最重要的权威。

(六)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37].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38].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七、结语

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注释:

[1]2005年11月《半月谈》发表了《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法重视,有关部门调研》的文章,就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持续下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2]李德海:《中国的法官独立问题》,载《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示范指导》,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页。

[3]李成仁:《司法公信力为何不足》,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5日。

[4]谭世贵:《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4页。

[5]王晶、张国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现状刍议》,载《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2期。

[6]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35页。

[7]吴庆宝著:《裁判的理念与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51—152页。

[8]李成仁:《司法公信力为何不足》,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5日。

[9]培根著:《论司法》,载《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10]根据《法官法》第18条的规定,法官分为4等12级,行政职务越高等级越高。

[11]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12]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6页。

[13]谭世贵:《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65页。

[14]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1997年第6期,第120页。

[15][美]过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16]席小俐:《对我国审判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家》(京):《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下),1998年第2期,第115页。

[17]怀效锋主编:《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综合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95页。

[18]《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5页。

[19]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3页。

[20]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2页。

[2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22][美]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清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3][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24]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53页。

[25]宋建朝、刘晓勇:《职业化建设视野中的法官职业保障》,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7页。

[26]谭世贵著:《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4——95页。

[27]2005年8月,由《人民司法》编辑部和江苏省无锡市中院联合举办的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在无锡市召开。与会代表围绕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提出了落实和强化法官权益保障的若干建议。参见《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法官权益——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2—16页。

[28]曾宪义著:《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一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2002年第六期。

[29]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1页。

[30]江晓阳:《沉默权的终极价值》,载《南方周未》,1999年9月10日。

[31]王洪军:《沉默权关注中国》,载《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示范指导》,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4页。

[32]谢鹏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裁《时报》第324期,转载《中国人大网》,2006年4月10日。

[33]谭世贵、饶晓红:《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架构》,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谭世贵著:《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1页。

[35]谢鹏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裁《学习时报》第324期,转载《中国人大网》,2006年04月10日。

[36]参见《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法官权益——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4页。

司法公正论文范文篇7

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

指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广泛深入动员人民群众,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真心诚意造福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李长春: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李长春在中央文明委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新华网北京5月16日电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16日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把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强有力思想武器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弘扬正气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广为普及,成为全体公民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李长春指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把这项工作不断引向深入,掀起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高潮。

刘云山: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实际行动

刘云山在云南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实际行动重在持之以恒重在形成机制

新华网昆明4月6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4月3日至6日在云南考察宣传思想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他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深入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成为人人皆知、普遍奉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推动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刘云山指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刘云山强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实际行动,重在持之以恒,重在形成机制。要把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日常工作生活结合起来,鼓励人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教育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实践,使“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为标准和自觉行动。要把集中性宣传教育与经常性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在实践中逐步积累,在常抓不懈中扎实推进,使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加强教育与健全机制结合起来,用政策措施褒扬和激励先进,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道德生活,使“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渗透到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业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和各项行业管理制度中,形成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长效机制。

刘云山:让荣辱观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17日在、中央文明办召开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座谈会上强调,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倡导良好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刘云山指出,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刘云山指出,要在营造舆论氛围上下功夫,在深入普及上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广泛普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积极开展各种道德实践活动和群众性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引导人们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使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坚持“八荣八耻”导向,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中体现“八荣八耻”要求,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创造良好文化条件,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刘云山强调,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加强领导,把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充分发挥具体政策的导向作用,发挥规章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发挥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道德生活。要求真务实、改进创新,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把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我们工作的努力方向。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贯彻党的宗旨、当好人民公仆,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严格自律、严格要求,做“八荣八耻”的积极实践者,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做出榜样。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委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在会上发了言。座谈会由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吉炳轩主持。

刘云山: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

刘云山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座谈会上强调

广泛宣传、努力践行“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新华网北京3月1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17日在、中央文明办召开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座谈会上强调,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倡导良好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刘云山指出,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刘云山指出,要在营造舆论氛围上下功夫,在深入普及上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广泛普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积极开展各种道德实践活动和群众性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引导人们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使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坚持“八荣八耻”导向,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中体现“八荣八耻”要求,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创造良好文化条件,推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刘云山强调,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加强领导,把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充分发挥具体政策的导向作用,发挥规章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发挥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道德生活。要求真务实、改进创新,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把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我们工作的努力方向。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在本职岗位上贯彻党的宗旨、当好人民公仆,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严格自律、严格要求,做“八荣八耻”的积极实践者,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做出榜样。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委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在会上发了言。座谈会由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吉炳轩主持。(完)

2014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试卷(A)

2014年山东公务员考试《申论》试卷(A)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材料50分钟,作答13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28日,《光明日报》载文:“不良的社会风气,负载着颠倒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着一定的负面导向作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是非善恶美丑混淆的现象,有许多就是这种不良风气所致。所以,在荣辱观道德观价值观上要做到“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必须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风气采取旗帜鲜明的态度。既要坚持强大的正确舆论导向,又要有机制和体制层面的得力措施,才能有效地整治不良社会风气。”

2.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11日2.2014年4月1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的“时空调查:谁来做证”栏目中讲了几个故事:主人公有的贴告示,有的举牌子,更有的跑地哀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证人。只有找到了证人才有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为亲人讨还公道。他们做出这些举动,可见寻找证人多么困难。寻找证人难,找到了让他们出庭作证更难。有这样一个数字----10%,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件的是非就很难分清,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

3.哈尔滨一男子驾一辆跑车在居民区撞倒一老人后,公然恐吓周围的群众后逃逸。警方和死者家属在寻找目击证人的过程中,知情人皆不愿出面作证。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家住哈尔滨市道外区育英小区的83岁老人谢杰,身子骨硬朗,生活规律,每天都在小区散步。家人和邻居没想到他会惨死在家门口。谢杰女儿谢晓芳说,曾有群众私下向其介绍过事发经过:2月24日吃过晚饭,谢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散步。当他走到一火锅店附近时,被一辆调头的黄色跑车撞上,老人当时就趴在车的发动机盖子上。此时,跑车不知为何突然加速,推着老人冲到路边的墙上才停下来。见有不少人来围观,肇事司机下车看了看,并威胁说:“谁也别瞎说,谁说了就整死谁!”随后驾车逃逸。不久,又有人返回现场,将跑车遗落的保险杠、漆片等证物带走,并再次威胁大家不许乱说。谢晓芳说,由于遭到恐吓,围观者都站在一边,不仅没人敢上前抢救谢杰,更没人敢给谢家报信。待120赶到现场时,谢杰已经死亡。

4.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墨经》说:“义,利也。”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第三表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汉代董仲舒重义轻利,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汉书•董仲舒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清初的颜元明确提出了义利统一的辩证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5.2014年4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恻隐之心,人应有之”的文章。所谓恻隐之心,亦即对弱者的同情、怜悯与关怀。而是否同情、怜悯、关怀弱者,直接关系到人的尊严的捍卫,人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简言之,关系到以人为本道德信念的贯彻落实。关怀弱者也是关怀我们自己。人类乃是一个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上休戚与共。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对弱者给予应有的关怀,反而漠视弱者的诉求,损害弱者的利益,势必引起诸多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甚至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与震荡。而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任何人的福利都会受到危害。由是观之,关怀弱者就不仅是一种道义的要求,而且是明智的表现了。

6.3月31日晚10时前后,在厦门市体育东村公交车站,郑女士带女儿过马路时,被一辆小车撞伤,左脚三处骨折,司机当场驾车逃逸,郑女士目前正苦等目击证人能提供线索,让交警尽快抓住肇事者。去年6月30日,在于洪区丁香湖畔,山东民工韩磊为救人而被湖水吞噬。那时他只有17岁。但令人气愤的是,时至今日,被救者一直没有站出来给韩家一个说法。日前,在文化路街头,里三层外三层聚集了一大堆人,正在围观一场斗殴——一名男子被多人殴打。当民警接到报警赶到时,打人者则迅速停手,混进了围观的人群中。被打者指出现场一人参与了殴打时,该人矢口否认,称自己只是看热闹的。于是民警便询问围观者,这个人是不是参与了殴打。可问了多个人,均称自己不知道——“我跑过来看时已经打完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没看着,我刚路过这里。”最终,此案由于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打人者。到底哪一方在说谎?

7.公平正义既是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切实维护社会正义,使公平与正义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资助特困生上大学、资助特困单亲家庭、公推党政干部、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维护司法公正等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我市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因此,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的协调,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已经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8.李老板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张先生经常为李老板供货。每次供货时,李老板并不马上就付给张先生货款,而是积累到一定金额后,再一起结账。张先生每次供货时,李老板的会计均给他一张入库单,货款付完后,张先生再把入库单还给李老板。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不知不觉中,李老板已经押了张先生10万元的货款。去年2月,张先生找到李老板,希望能把货款结清,这次李老板倒痛快起来:“没有那么多钱,今天我先给你结一半吧。”于是,李老板给了张先生5万元的货款,张先生写了收据后,还回了5万元的入库单。过了一个月,张先生拿着另外的5万元入库单再次找到李老板,希望把这5万元货款付了,但李老板却说出了令他意想不到的话来:“上次5万块钱我不都给你了吗?你怎么还跟我要?”原来,李老板歪曲事实,竟称他只欠张先生5万元的货款,一个月前还的就是这笔钱!无奈,张先生只好与他打起官司来。在法庭上,张先生拿出了入库单及有关“收到5万元货款”的收据,可李老板愣说这5万元就是付给张先生手中5万元入库单的货款。到底孰是孰非,法官也犯了难。其实,除了李老板与张先生外,还有一个人清楚事情的经过,那就是李老板的会计。张先生及律师多次肯求会计能出庭作证,但虽然她已经辞职,却仍不愿为张先生作证,原因很简单,怕遭到报复。如今,此案仍陷在困境中。

9.道德义务是在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必然会对个人、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使命和职责。道德义务是指一定社会关系中个人应对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它同时表明一定社会或阶级、集团对人们行为的道德要求;是个人在实践道德原则和规范时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责任心。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道德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因而它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道德义务本质上反映了各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道德义务的多样性。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义务的要求既表现在人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中,也表现在个人对阶级或团体的关系中。所以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求每个人履行他对社会、国家和他人所负责的道德责任。对社会每个成员来讲,在一般情况下,主观上都要认真地选择自己行为的动机,考虑行为的后果。

10.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宜也。就是指应该做的事。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见到应该做的事而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要“见义勇为”。中国文化很重视这个义字,认为这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之处。禽兽的生活完全是自然的,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人的生活则除了物质的、自然的生活之外还有社会的、精神的生活,凡事都有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义以为上”,把道义放在第一位;生死、利害的取舍,是非、善恶的判别,都要以道义为准绳;遇到合于道义,应该做的事,就要勇于去做,也就是要见义勇为。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没有了这一点,就把人降低到禽兽的境地了。中国人常骂人是衣冠禽兽、不是人,正是反映了这种认识。

11.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意识第二”的“正义感”是不能缺乏“物质第一”的有关实质性的物质保障而赤裸裸地上阵的。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应当享有主要是证人费用请求权,也称经济补偿权利。证人因出庭作证必然要影响自己的劳动收入,并因为出庭而花费相应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第3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没有规定证人合理费用的范围和计算问题,更没有规定由谁来行使,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理论界虽然认为应该赋予证人经济补偿权,但立法中至今仍没有明确确立。市场经济的潮流普及了人们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同时伴随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行为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证人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如:证人如果选择作证,可能因社会正义的伸张而得到心理慰藉,但同时证人可能受到人身危险及经济利益的损失,还有对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拒绝作证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选择。

12.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证人作为自然人,是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觉,有极丰富的心理。有的害怕作证会受到威胁或人身报复;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少惹麻烦”;有的怕耽误时间;有的因与犯罪人有较亲密关系,出于感情不愿作证;有的被金钱收买或其他利益所诱惑而拒证;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有私仇,借机报复;有的证人目击有伤风化的犯罪行为,羞于启齿;有的同情犯罪人的遭遇或其家庭情况;有的证人有一定地位或身份,怕作证有失面子。上列中,证人对可能受到的威胁顾虑最大,许多人对现实生活中证人作证遭到报复的例子心有余悸,不敢冒险。事实上我国每年发生残害证人及其家属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又廖廖无几,对残害证人的现象惩治不力还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在某个案件中,发生了这类事又没有受到惩罚,消息很快会传开,其他案件的证人就会拒绝作证。

13.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正统地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存在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遗留下大量落后消极的文化内容。如: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这些观念必然使人贱讼、耻讼,认为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还有“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论理要求,人们以合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诉讼中形成拒证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认为出庭“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中国乃是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人情关系无疑占有重要份量。实际上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的网中,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熟悉的可能性很大,人们不愿冒险地去破坏这张网,甚至有的还可能在被告“遇难”之时施以援手。另外,人们享有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则应承担责任。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作为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的义务”,这里的制裁命令即法律责任。因此,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应当与其作证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作证义务的履行又应当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对证人权利的规定不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失衡。

14.美国、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均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除了这些单独立法外,不少国家的诉讼法都有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除了这些国家法律和公约之外,不少国家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计划,还有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从世界上一些法制较健全的国家来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就是那些应出庭但不愿意出的人,法院可以强制出庭令,命令你必须出庭作证。如果你还不出,那么法庭就可以因此判你藐视法庭罪,或者是妨碍司法罪,这是非常厉害的。

15.1993年6月,由公安部,委联合发起成立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宗旨在于表彰见义勇为的英雄,募集了见义勇为基金,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1966年起,基金会对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牺牲及伤残人员的困难家庭实施补助。2014年,基金会启动“扶困助学”工程,为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为先进分子家庭发送补助金,资助见义勇为英烈的子女们读书,给他们发放助学金。

16.2014年6月21日,中国青年报载文: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8月实行证人保护制度,这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该院在全院实施《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将保护分为3个阶段,即侦查中的保护、起诉中保护和起诉后保护。对于因作证而将受到或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伤害的证人,检察机关可以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除了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以外,将其财产和名誉及其近亲属—并列入保护范围。宝安区检察院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专题研究小组。小组发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没有规定任何具体可行的保护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特别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这是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因素。证人拒绝作证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破带来重重的困难,只有可行的证人保护措施,才能提高自侦案件的侦破率。该研究小组认为,现有证人保护制度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由于证人未能享有客观作证的条件,使证人在作证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等等。研究小组认为,保护不及时,发生实际侵害时司法机关才介入,证人有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这使得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拟定工作条例时,宝安区检察院重点研究了由事后被动保护向事前预防保护转变的问题。

17.2014年,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原公务员李文娟,实名举报该局人为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后,不仅被两次辞退工作,而且还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及劳动教养一年。2014年3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后,李全家受到全天24小监视。国家税务总局稽查组调查后认为:李掌握的五项问题中有两项属实,其他三项部分事实存在,但问题的性质与举报信反映的不同,其中少收增值税的问题是企业延缓征收,属于违规行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还要求辽宁省国税局应督促鞍山市国税局做好举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保护好举报人;同时责令举报人所在单位不得打击报复举报人。但是,实际情况是,就在李文娟举报了鞍山市国税局的问题之后,她的命运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她被两次辞退工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劳动教养一年。

18.举报既有实名举报又有匿名举报。实名举报和匿名举报相比虽有直接接触举报人获取线索的优点,但不代表实名举报的线索就比匿名举报的线索有价值。而查办腐败案件,最关键的是判断线索有无侦查价值,若仅以是否实名举报来决定线索处理的先后,显然过于武断,将会导致打击不力。要重视对一切举报材料真伪甄别,一些匿名举报,如果包含高附加值的案件信息,也应予以足够重视。对于实名举报,更要充分考量举报人相对于被举报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实名举报将给举报人带来无法预料的风险,国家必须为实名举报人的权益提供有效保障,建议尽快通过完善立法,实现对实名举报人的弱势补强,更好地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19.第九次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表彰大会2014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自、中央综治委、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2014年5月联合发出《关于推荐第九次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表彰人选的通知》以来,根据投票情况,共有14名同志被授予或追授“全国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46名同志被授予或追授“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首都深入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既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会于2014年4月24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为祖国争光,为奥运添彩”为口号,广泛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全面推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对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全国见义勇为先进集体”代表、“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马世经、见义勇为好市民魏继东荣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20.2014年4月24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对那些打击报复证人的人进行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固然很重要,但是就证人保护来说,最重要的还在于报复之前的预防性保护。只有建立了完善的预防性保护制度,证人在走上法庭时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在健全证人保护制度的时候,我们的执法、司法人员也需要转变观念。证人出庭作证固然是其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但也是在帮助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是在为国家的法治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作证的义务而忽视其得到保护的权利。古人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可以使更多的人像李文娟和祁利刚那样站出来证明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正义,从而营造一种“奉法者强”的社会环境。

三、申论要求

(一)阅读给定资料1-10,请按照逻辑程序和方法将其资料排序,并编写出不超过200字的摘要。(满分15分)

(二)根据给定资料11-20,标注出7个关键词,并从中找出3个,做相关背景链接,字数不超过300字。(满分15分)

(三)“是非在心口难开”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一种精神的缺失,请你就此及其因由进行评述,字数不超过400字。(满分15分)

(四)以上资料包含了“使人们无担忧地维护社会正义”的多种举措,其中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理念,请你对这两种理念分别加以简述,字数不超过400字。(满分15分)

(五)请依据给定资料,以“证人保护亟待制度跟进”为题,写一篇不少于1200字的文章。要求有“数字对比”、“瞬间回眸”、“畅想未来”,观点明确,论述虚实结合,有说服力,理路清晰。(满分40分)

中公网专家解读2014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

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的考题一向以题目多变、难度较大著称,而且其申论考试的形式非常多的影响着中央及其他地方的公务员考试。

2014年5月14日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部分,无论从材料还是问题都清晰的反映了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命题趋势:一是申论材料紧跟社会热点问题,二是问题要求形式多变,但考查实质不变,即考查准公务员们概括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论证表述的能力。三是注重对概括问题能力以论证表述能力的考核。

山东省申论考试材料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大背景,选取其中的“利”“义”这一对矛盾作题对考生进行考核。材料主要通过证人作证制度、见义勇为保护制度这两个问题对“利”与“义”进行阐述。并且在材料中对解决这一对矛盾出提出了一些见解,认为既要坚持强大的正确舆论导向,又要有机制和体制层面的得力措施,才可能有效地整治不良社会风气。

申论要求部分考查概括问题能力的问题突破中央及地方历年来对概括部分考查的重视层度,题目达到三个,考查的能力包括概述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考试题目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直接要求概括主要问题或概述材料内容,而是以摘要写作、提炼关键词并进一步表述和概括材料中维护社会正义的两种不同观点为题目来考核。通过分析这三个问题,准公务员们应该可以看出现在公务员考试申论部分对概括能力的重视,并且概括部分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论证表述部分的问题变动不大,含盖了评论和论说文这两大题目。第一,评论要求对“证人不愿作证”这一问题反映出的精神缺失及其原因进行评述,字数不超过400字。第二,论说文也是切入证人不作证问题,要求就“完善证人保护制度”这一问题进行论证。以小评论和论说文两道题考查考生论证表述的能力在山东省申论考试中不是首次出现,但其他地方考生,以及准备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应引起重视,提高评论文及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加快写作速度。

以下是网友自写的参考:

一、2.3.6.8.4.10.1.5.7.9

摘要:调查显示:证人举证困难。诸如车祸现场无人作证、围观群众无人援手、经济纠纷不肯作证等现象,显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不良风气。

中国古代先哲对此早有关注,提出了义、利学说和见义勇为等主张。如今,政府部门加大了荣辱观教育力度,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出了关怀弱势群体的主张,提倡公平正义的标准,并赋予道德义务等新的时代内涵,力求有效政治不良社会风气。

二、作证、证人权利、证人保护、立法、见义勇为表彰、预防性保护、转变观念

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证人以经济尺度来衡量自己行为是必然趋势。因此,证人除承担作证义务外,还应享有证人费用请求权等权利。通过权利的满足,使其免遭可能受到的人身危险及经济利益的损坏。

举证困难的另一原因是:证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因此,加大证人保护力度是另一有效举措。建立证人保护制度,需要我们行政、司法人员转变观念、建立预防性保护机制,尽快完善立法,实现对举报人的弱势补强。

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是对社会新风尚的有效激励措施。设立基金会、发放抚恤金、授予荣誉称号等是以正面激励的方式,引导社会的价值观走向,更是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

三、

浅析“是非在心口难开”

车祸现场无人作证、围观群众无人援手等诸多现象表明一个问题:证人举证困难。用句俗语解释就是:是非在心口难开。

“是非在心口难开”,反映的是一种精神的缺失,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风气的沉沦。面对歹徒行凶,不敢出面制止,是为不勇;面对举证行为,不敢出庭作证,是为不义。不勇者,缺少的是见义勇为的气魄,缺少的是路见不平一声怒吼的勇气;不义者,迷失的是大是大非面前伸张正义的良心,迷失的是群体共处中的道德义务。

“是非在心口难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沦丧。社会转型期,各种负面作用的影响,使部分人放弃甚至是泯灭了道德良知。其次,是消极思想的侵蚀。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消极文化,影响了部分人的道德观念,和为贵、息事宁人等思想的存在使证人不愿举证。最后,是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当前,证人保护制度、保密制度等都尚不够完善。保护不力,保障不到位使得部分人虽有是非在心,但也难开其口。(399字)

四、

维护社会正义,体现了公民的良好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无担忧的维护社会正义,则是社会鼓励这种责任感的最佳体现。

使人们无担忧的维护社会正义,目前社会上出现两种不同的理念。

理念一:主张以激励的措施鼓励公民维护社会正义。该理念认为,社会中的不举证、不作为行为是个体利益权衡的结果,是社会“经济人”的经济尺度衡量的结果。因此,鼓励公民维护正义,就应该以物质利益的满足和奖励等方式来激励个体,如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支付一定的费用、奖励一定的金钱、授予一定的荣誉称号等,可以使人民无担忧的维护社会正义。

理念二:主张以保护机制来确保和保障人们无担忧的维护社会正义。该理念指出:害怕受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敢站出来维护正义的主要原因。因此,司法、行政部门要建立证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保护制度,可以从根本上解除其后顾之忧。(346字)

五、

证人保护亟待制度跟进

车祸现场无人作证、围观群众无人援手、经济纠纷不肯作证,诸多现象表明:证人举证困难。认真分析证人举证困难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怕被打击报复是证人不敢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效的解决证人保护问题,科学合理的构建证人保护制度,成为我们打好“证人举证困难”攻坚战,重塑社会新风尚,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的证人保护工作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各种制度、体系尚不完善。资料显示,04年8月,深圳市安宝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启动证人保护制度,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属首创。此次证人保护制度将保护分为3个阶段,即侦查中保护、起诉中保护和起诉后保护,同时对特例个体实施24小时贴身保护。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06年3月,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了李文娟举报国税违规违纪的事件后,李全家受到了全天24小时的监视。

24小时的贴身保护,24小时的全天监视,鲜明的数字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证人保护亟需制度跟进,证人保护制度亟需完善。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司法部门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综合协调、真抓实干,需要法律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认真思索、细心求证、创新思路、转变观念,需要广大公民积极配合、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推进证人保护制度的全方位发展。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预防性保护和防打击性保护相结合。证人举证困难的原因之一是证人害怕打击报复。因此,有效的实施预防性保护和防打击报复措施将解决证人的后顾之忧。这需要我们司法部门加大对证人阶段保护的研究力度,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证人保护模式,重点加大事前对当事人人身、财产、名誉等的保护,认真做好证人信息保密工作,发现侵害时,司法机关要立即介入,及时保障证人安全。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立法保障与制度保障相结合。立法机构要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完善《刑法》中相关证人权利保障,明确界定证人的权利及行政、司法部门的职责权限;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相关专门证人保护法律。行政、司法部门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借鉴国外的证人保护制度的优点,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以制度地形式将证人保护保护工作推向前进。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要将保护制度与打击犯罪体系相结合。行政、司法部门要在充分保护证人权利的基础上,及时侦破各种案件,加大对犯罪分子、打击报复者的处罚力度,对打击报复者依法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