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理念

一、农村文化的理论与发展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狭义文化专指精神成果，而且更突出了文化的动态性。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农村文化内涵进行探究，给予不同的解读，可归纳为3种视角：第一，农村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苏国勋认为：“农村文化就是农村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作为价值体系,农村文化是由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即所谓道德体系、典章制度、品物行为)3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1]第二，农村文化内容的广泛性。王家新认为“：所谓农村文化,其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体育、历史、科技等各个方面,如农村的地方戏曲、民间曲艺、传统手艺、传说传奇、婚丧嫁娶、群众体育等,它一般通过乡村风貌、乡民气质、民情风俗等加以体现。”[2]第三，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界定农村文化。吴理财认为“：在广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视为农村社会生活的整体;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定义为农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农村文化仅仅指农民特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3]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农村文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农村社区文化研究、农村公共文化研究和农村和谐文化研究。在农村社区方面，代表人物有王春光、费孝通、弗里德曼等。在农村公共文化研究方面，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2006年3月就全国16个省区所做的专题问卷调查。就农村和谐文化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加以研究，主要成果有杨荣翰的《民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则及其实施》、魏文婷的《农村和谐文化建设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等。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与背景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带来切实的实惠，中国的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着眼点。但是此时，现代性向农村的骤然涌入与农民大规模的外溢成为新时期农村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也逐步形成。自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明确强调“三农”问题是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并且连续强调4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根本遏制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必须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建设新的飞跃，“新”在以农村综合发展为核心，实现城乡统筹、现代农业、农村改革、农村公共事业和农民收入的全面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也又一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所规定的内容，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经过5年的努力，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4]。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

自2005年中办、国办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任务以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便成为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热点。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一直是学者研究农村文化建设不可规避的一部分。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王建林认为：“农村的文化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涵盖农村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等诸多领域的建设工程。”[5]张庆满认为“：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艺术等各项事业以及良好的乡风民俗、道德习惯的养成。”[6]相比之下，本研究更认同马永强和王正茂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要从5个方面理解：（1）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农村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建设一种属于乡村和农民的新乡村文化；（2）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农村文化建设是“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与互融,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与互融,是乡土文化内涵的重构与创新；（3）农村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4）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精神与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构；（5）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建设。此外，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也曾给出界定，认为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的需求,培养一代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养和专业职业技能的新型农民。在内涵的诠释基础之上，学者们普遍探究了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方面，研究者们的观点相近，普遍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例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指出“:农民也是有着精神生活需要的活生生的人,当他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就需要有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市场经济及现代价值观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边缘化,农民作为自己生活主体的地位,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而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因此有着强烈证明自己人生意义的内在需求。”[7]何兰萍则从农村文化本身发展的角度,强调农村文化建设在保护、传承农村优秀民间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实证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们都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的显著进步。另一方面，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农村文化建设仍旧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法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指出了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农村文化的供给与村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不平衡。这是诸多学者都指出的一个问题。当前，政府兴建了“村村通”、“文化下乡”“、农家书屋”等各类文化工程，虽说给村民们送去了文化，但是这些仅仅只能满足村民的基本文化需要。随着现代性逐步冲击着农村，传统的文化供给已经无法满足村民更高的精神需求，“农村文化供需严重失衡，即农村文化需求旺盛而农村文化供给不足”[8]。第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中，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吴理财曾在对安徽的实证调查中发现，村民的私性文化资源丰富，主要是电视和手机等现代设备。而相比之下，农村的传统民间活动却愈见衰落，村民只是参加庙会、祭祖等活动。因此，他得出结论“：农村的私性文化生活有所发展，但是公共文化生活逐步衰落。”崔海兴、郑风田也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文化差距逐步拉大，农村文化有陷入边缘化的危险。”第三，农村文化建设只注重前期建设而未关注后期的管理。当前，农村的文化建设仍旧是行政为主导，由政府统一规划投入建设。虽说各地农村都建立了乡镇文化站、图书馆等，但是实际的运行和管理并没有随时跟进，缺乏必要的评估。财政部教科文司在2006年的调查中发现：“当前的评估一般都是一次性评估，缺乏一个事后的反馈监控机制，一些已建成的农村文化设施很难得到有效使用。”[9]从现有的文献看，在建设现状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更多是定性的论述，缺少量化的研究。只有少数的实证成果呈现，例如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06年3-7月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同时，关于现状的描述通常过于空泛，缺少对个案的透析。

（三）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探索

农村文化建设的进行通常都需要以某种形式、机制作为载体。因而，建设模式的探索也一直是农村文化建设研究中的热点。例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建国以来农村文化建设模式进行了概述，提出“三种理论模式”，认为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呈现出从计划控制模式、过渡转型模式向公共发展模式层次递进的基本趋势。这3种模式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模式。计划控制模型是计划经济时期以文化参与权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即以行政主导为重要动力，以维持既定秩序为价值取向，以树结构为基本组织形态，以国家资源注入为基本维持方式。过渡型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以文化享有权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即以行政主导和市场导向并存，以树结构或树果结构为基本组织形态，是国家公共资源注入与社会赞助共同起作用。公共发展模式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建设模式，即以果结构或果树结构为基本特征，以利益协调为基本维护方式，以人为本，以文化方式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除了理论建构模式以外，全国各地都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探寻新的模式。河北省大力推行一种“民资文化”模式，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安民、乐民、助民、富民的重要载体,鼓励农民采用市场融资办法自办文化团体,兴办文化产业,探索以民间资本“入股”方式发展农村文化,从而形成了企业资助型、集体投资型、村民集资型等形式多样的“民资文化”格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对该省近年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以农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化农村文化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一是按照“两转四化”的思路,盘活做强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二是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思路,建设好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等文化个体户;三是按照政府引导与农民自发相结合的思路,大力扶持民间文化活动主体[10]。浙江省台州市则是推行“农村网络文化俱乐部”，充分将网络文化这一新兴文化形态融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性与创造性，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模式探索的研究虽然并不匮乏，但是更多是一般性的阐述或是理论意义上的建构，缺乏实际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同时，研究者们对于近几年来各地出现的新的建设模式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四）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成果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村建设问题，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问题，并且进行不少实证的调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吴理财、夏国锋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与复兴———以安徽省农村文化调查为例》，江丽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当下态势和推进举措研究———针对郑州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调查分析》以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安徽省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等。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06年3-7月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本次调查按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宗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五大类选择了19个省(自治区)的70个县(市)200个乡镇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调查显示，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以现代文化形式为主,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的兴趣正在逐步降低，即农民私性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农村公共文化却不断衰落。与此同时，调查从体制、结构和变迁的角度全面了解当前农村文化发展特点与态势，发现建设呈现明显的“重投轻管”“、部门分割”“、供求不对称”等特点。此外，调查以三大理论模型的分析最终得出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是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文化市场服务体系,提升农民的素质,保证农民群体的文化发展权。

三、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

（一）中国网络文化的理论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便在全球迅速发展。网络的日益普及也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文化，这也使得学界越来越关注网络文化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网络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学者们集中于网络文化的内涵、特点、价值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就网络文化的内涵而言，学界观点不一。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第一，从网络的技术特性角度，网络文化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紧密相联的文化。匡文波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第二，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周鸿刚认为，网络文化就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11]。第三，从网络的双重特性角度，即技术与文化特性。刘同舫认为，网络文化一方面是由网络技术做界定，另一方面又超过技术规定，使技术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充分体现着文化的精神内涵。就网络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多数学者都是通过二分法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网络文化的低成本、低门槛、高效率的传播方式及其为大众提供的参与捷径，缩短了人社会化进程的时间，扩大了社会化的受化范围，并且对个人角色具有重塑作用。同时，网络文化对社会的影响颇深，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网络文化与社会政治。网络时代的政治将打破以往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网络文化中的平等性和开放性还销蚀着金字塔式的等级集权制的权力结构，促进了政治的分权化。第二，网络文化与社会经济，主要是网络对文化产业、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三，网络文化与社会文化。近几年，我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发展观：第一，在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中，要坚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第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进行的。同志还指出，加强我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坚持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和谐文化建设。这是我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方针。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发展观不再单单强调网络文化的技术特点，而是真正还原了网络文化的文化属性，主张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考察网络文化问题。

(二）农村网络文化发展研究

就农村网络发展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村网络的发展现状、价值与意义等方面加以探究。首先是农村网民研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1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农村网民规模已达1.36亿，占整体网民的26.5%，占农村总人口的20.7%[12]。从互联网发展的城乡结构来看，网民中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向“网民”转变。其次是网络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者们大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究。其中，从农村经济发展视角进行研究的居多。不过，随着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更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网络及网络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影响。网络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网络改变了农村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分布结构。第二，上网推动着农民文化活动由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迁移。第三，上网推动农村文化内容由一元主导趋向多元共生。第四，互联网的兴起为农村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排除了障碍，农村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互联网来实现跨越时空的双向互动。第五，网络不仅可以展示本地区的特色文化，扩大其影响力；同时，还能为农村居民提供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机会，不断丰富和发展本地区的特色文化，特别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年来文献的查阅，我们深入了解了农村文化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就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已经对其内涵、必要性、发展现状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总结，并且拥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证成果，但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不少实证研究多集中在湖北、江苏、安徽、福建等省，没有涉及其他省区的重点探究。同时，研究者们没有对近几年涌现出的新的建设模式的关注。例如，山西省的“网络文化站”、浙江台州的“网络文化俱乐部”等等。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试图将网络文化、人的发展与农村文化建设创新相联系，从网络文化下人的发展观的角度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模式。

作者：陈晔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