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时间:2022-11-08 09:32:41

生态文明视域下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美丽中国建设”是党和人民对未来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是建设美丽城镇与建设美丽乡村,重点是建设美丽城镇。美丽城镇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是协调、发展、绿色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1]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区别于传统观念中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城镇化道路;是区别于传统观念中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城镇化道路;是区别于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黑色”城镇化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绿色经济与生态经济发展为主的“绿色”城镇化道路;是区别与传统的法律制度倾斜于经济城镇化,法律制度与监管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的城镇化道路;是区别于传统的政府主导下以政绩为核心的“摊大饼”式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公民与社会组织协同推进的城镇化道路。重庆市江津区作为全市城市发展新区,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城镇化发展的始终,积极践行以质量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重庆市江津区城镇化概况

重庆市江津区是全市工业化和城镇化主战场、统筹城乡发展先行区。地处渝西南长江之滨,其在工业、商贸流通、旅游、富硒农业、金融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江津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江津不仅仅是工业集聚区,同时也是城镇化的主战场。按照《江津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年编制)》,到2020年,江津区城镇化率达到74%,常住人口155万人,区域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约为135平方公里;工业产值达到2200亿,截至2016年1月,江津区就已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达到1239.5亿元。规划形成“中心城区-功能组团/镇”的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规划形成由几江、德感和鼎山街道组成的中心城区;规划形成双福、珞璜、支坪三个功能组团,白沙、油溪、石蟆、李市等四个中心镇,中山、塘河等18个一般镇。江津区未来的城镇化建设,按照规划将主要以产业集群与交通为重要支撑,其中重点构建与主城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将规划成渝、成黔等七条铁路,绕城高速公路、渝泸高速公路、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渝习高速公路等八条高速;建成珞璜物流园区、金刚物流园区、双福物流中心五大物流中心。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江津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

生态文明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为理论基础,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为经济发展方式,以提升城市公民文化、公共服务等为内涵,由政府、市场、公民协调推进,通过城镇化这个手段和工具,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幸福。现阶段,尽管对绿色经济、生态文明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江津地区在构建生态城镇的过程中仍存在众多难题。

(一)落后的生态文明理念,阻碍生态城镇化建设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首先,公民较低的生态意识,阻碍生态城镇化建设。当前,尽管渴望绿水青山,但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们征服自然的意识较之农耕文明时期更加的强烈,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反而较弱。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植被破坏、大气污染、水质变坏等现象无人问津,无人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较低的环保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其次,政府失衡的城镇化理念,促使生态城镇化偏离方向。受政府绩效评估的影响,江津区城镇化在一段时间里,只重视量的增加,并未注重质的提升,忽略了城镇化的过程应有的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建设,促使城镇化偏离了预期的轨道,转向土地城镇化,并非人的城镇化,严重阻碍城镇化的发展。

(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阻碍生态城镇化建设

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首先,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双料”破坏了生态环境。江津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大园区工业支撑,三大园区工业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尽管近些年在着力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但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并未完全实现工业现代化。因此,江津区依旧沿袭重工业轻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支撑;同时,在资源管理上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导致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其次,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阻碍生态产业结构的形成。江津区三大工业园区主要设计低端的制造业,它以消耗资源大,环境污染多为基本特征。目前,尽管江津区提出经济结构转型的策略,但机械制造业由于技术、能力以及资金等问题,实现产业转型依旧困难重重,生态产业结构很难形成。

(三)滞后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阻碍生态城镇化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制度,包括生态城镇化的规划制度,法律保护环境制度,以及管理制度。江津区是位于西南地区,是城镇化的后起之秀,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法律法规管理制度滞后与城镇化过快的矛盾。首先,城镇规划制度不完善,缺乏科学考量与规划。江津区城镇规划中,不少规划是粗线体式的规划,缺乏个性与特色,城镇规划建设水平标准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重复建设多,城镇综合开发水平与管理水平较低的现象,片面的追求城镇化率,出现规划缺乏长远性、整体性以及具体性。其次,监管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制约生态文明型城镇化建设。受到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影响,面对经济利益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抉择,江津区政府类似于大多数地方政府,选择了经济利益,因此在地方政府监管环境治理情况过程中,环境保护指标和生态效益常常被忽略,基本没有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因而这种考核机制减弱了政府对环境的监督监理,阻碍了生态城镇化建设。

(四)政府一元主导下的城镇化,阻碍生态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其重点是建设“节地”“节水”“节能”的三型社会,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的协调发展,因而生态城镇化建设应有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包括江津周边的农民。首先,政府直接主导城镇化的进程,导致城镇化的目的出现偏差。江津区的城镇化主要是农民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这些农民的幸福感。当前,政府是城镇化的总设计师,规划城镇的布局,控制城镇化的速率,调控城镇的实业经济。在以经济GDP为中心的传统政绩考核制度下,城镇化逐步成为官员追求政绩的筹码,由政府一元主导,公众集体失声。例如,江津区“新楼”怎么造,“新城”何如开发,如何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的侧重于哪个方面,基本由政府总体掌控,即使召开听证会,也流于形式。其次,公民缺乏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参与渠道不畅通。勒庞认为:“群体不但英勇无畏而且容易犯罪”。在江津区,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民,农民首先具有小农意识,在部分问题上侧重于眼前利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统一的共识,因此很难形成生态环境自觉,阻碍生态城镇化建设。

三、生态文明视域下江津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它是建立在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视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其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辩证综合[2]。生态城镇化建设是以工业城镇化为基础,并创新与发展,其中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生态经济是路径选择,完善环境保护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绿色GDP核算方法,在政府的主导下,发挥市场、社会和公民的主体作用,协同推进生态城镇化建设。

(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绿色消费方式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首先,建立生态文明的教育机制,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将生态、绿色、低碳等理念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全过程,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环保意识、低碳意识、绿色发展意识,并通过实践活动得到更深层次的体会;同时,加强区委、村委会、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例如社区可以组织环保知识竞赛、村委会可以组织整修树林活动,培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使其深入人心。其次,倡导绿色生活的生活理念,引导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消费引领生产的发展阶段,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3]。因此,江津区委、区政府可以通过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反对铺张浪费,引导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节俭的理念,鼓励人们购买和使用可循环、低碳以及绿色的社会产品,使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成为人们的行为自觉,引导人们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良好的生态江津。最后,树立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改变经济为主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城镇化的发展,在传统政绩观的指导下,政府侧重于政绩工程,侧重于城镇经济的发展,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要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二)依靠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类似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工业经济,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必然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形态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4],首先,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实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的新发展,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要转变城镇化就是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以及人口城镇化的观念,改变经济发展需要高污染、高投入以及高消耗的观念,从意识深处形成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观念,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形成绿色生产意识与绿色消费意识,改变达到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实现城镇化过程是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其次,依靠绿色技术创新,转变经济结构转型。要改变传统的以高污染、高投入以及高消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实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为特点的集约高效性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依靠技术创新,通过增强环保意识以及绿色需求意识,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参与技术开发,以电子信息为手段推动绿色技术的开发,在政府的主导下,激发社会组织、市场以及公民的作用,实现绿色技术观念、制度、手段、管理的创新,共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生态城镇化建设。

(三)构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生态建设制度体系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立健全资源有尝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首先,进一步实现绿色制度创新,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制度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健全的生态制度不仅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还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因此,扩大绿色制度创新的范围,确保绿色制度从生产领域扩大到产业政策指标、财税政策指标等领域;同时,可根据“谁破坏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根据供求关系以及资源的稀缺程度,建立反映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从法律层面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客体及其义务、责任和补偿范围、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其次,完善绿色GDP核算方法,实施绿色考核制度。政府是在城镇化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唯有转变经济GDP考核方式,加入绿色元素,以绿色经济的增长率为政绩考核的依据,促进生态城镇建设成为政府的一项责任。

(四)畅通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打破政府一元主导的规划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而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公民参与的一个系统。首先,畅通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完善公众参与的反馈制度。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使得公民对环境保护更多表现出消极性和盲目性。因此,政府要畅通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确保公民有渠道去参与,比如重大建设之前,通过听证会或者公示的方式,让群众理解,并鼓励群众参与建言献策。其次,培养公民生态意识,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环境文明素质就很难实现高效的公民参与。生态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民不仅仅要有环境保护意识,同时实现意识对行为的指导,形成健康的生活意识和行为习惯;同时,通过政府的引导,公民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参与环境管理、如何提升对环境知识的认识能力以及对环境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切实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作者:宋红妹 王亚林 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电子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EB/OL.[2]方时娇,绿色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现实纵深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6).

[3]黄娟,生态文明时代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思考[J].城市美学论坛,2015,(6).

[4]张春霞,绿色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J].福建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