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市场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14:31:07

农业市场论文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保险市场失灵政府支持

农业保险是通过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农民,以合理计算保费的形式对种植业、养殖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补偿灾害损失的一种有效工具。然而,农业的弱质性使农业保险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即纯商业化运营——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维护的农业保险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本文结合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农业保险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以寻求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一、问卷调查情况

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黄梅县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总人口约1500人,计400余户。全村耕地面积约2000余亩,土地肥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250天,每年平均温度16.6℃,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在中部几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选取该村开展此次农业保险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关于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购买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被调查的农民90%知道或听说过保险,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的占30%,认为有必要购买保险的占40%,只有15%的农民能看懂保险条款。60%的农户认为保险费负担过重,真正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户只占20%,加上民政部门购买的养老保险也只有30%,其中为农产品、农具投保的为0%。而在投保的30%人群中,有45%是被迫购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和民政部门的养老保险),80%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得到及时的赔偿。这说明该村村民的保险意识很弱,而且保险负担较重。在问及“您的庄稼或者家禽遭到损害时,你会”的问题时,有80%的人回答“自己承担”或“听天由命”,10%的农民回答“靠国家救济或集体承担”,靠亲朋好友的为10%。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以发现,该村购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很少,购买农业保险的则为0%。这说明农业保险机制没有深入到该村村民心中,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非常淡薄。

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

1、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指被保险人由于参加了保险而放松对风险的预防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做了手脚,而保险人却难以了解。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被保险人对于土地的产出能力和风险状况等信息比保险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们实际风险水平的费率,从而导致保险效率的降低。在具有一般程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标的物中,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发生。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其标的具有生命性且标的价值会随着生长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且农业经营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时,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农民对于农业风险以及土地特质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要比保险人多。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实际保险损失率过高,在按照损失率确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当保险费率高到超过农民自己分散风险的成本时,市场失灵就会发生。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8.46亿元,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到1元,而养殖业保费赔付率竟达232.2%。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逆向选择的结果相吻合,即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导致农险市场萎缩。

2、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则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整个社会;相反,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会波及整个社会。投保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但无论是保险人还是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就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农业保险市场必然失灵。

3、农业风险区域性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6个气候带。这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强,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很高。

三、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须由政府来提供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既应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场的灵活性,并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1、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政府首先要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各级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相关责任和利益,避免各级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随意性。其次,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保险机构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减免。对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应为60%~100%,因为这类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创汇能力强、投入成本高。对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为40%~60%,对此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少了农业保险机构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补贴过多则涉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问题。房屋、机械及个人医疗、责任、意外伤害和养老保险应发挥“以险养险”的功效,其补贴值为40%以下。此外,应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也可与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设立地方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2、实行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民直接进行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直接对农民进行保费补贴,把农民推向保险公司,将使需求曲线上移;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补贴,使其获得必要利润,将保险公司引向农业,供给曲线下移,供求曲线就会相交。“以险养险”特许农业保险人经营一定范围的农村险,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

3、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难以发展。再保险的形式多样,国家政策农业保险公司应为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可以从县、市及区域性的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分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恰恰反映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和保险公司坚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就可以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

【参考文献】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均衡;宏观调控

1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表现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仅1950—1959年间就经历了开办、暂停、恢复、停办的曲折过程。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险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总量上的非均衡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总量的非均衡表现为潜在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即“需求不足”与“供给短缺”并存。

(1)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需求在此指农民愿意并有支付能力购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所需保险服务的总量,即对种、养两业保险保障的有效需求。农业保险需求水平取决于农业风险,农民的收入水平、保险意识、保险费率等因素。

对农业保险需求,一些学者利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如Serra(2003)。由于受收集数据的局限,本文用农业保险实际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来说明我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从1990-2007年,农业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最高为2.57%,最低为0.49%。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说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

(2)农业保险供给短缺。

农业保险供给是指保险人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农业保险服务总量。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等因素。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再加上农业保险较高的经营管理费用,许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1996年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高赔付率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农业保险市场虽然巨大,但各商业保险公司都避而远之,不愿经营,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处于日益萎缩的困境。

1.2结构上的非均衡

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其市场结构庞大而复杂。

农业保险市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其组成通常包括政府、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农户四个组成部分。政府向农户、保险公司分别提供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这主要是由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所决定的。再保险公司的功能主要在于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通过再保险,可以将特定区域的累计风险责任,向区域外转嫁,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系体还未真正建立,一方面缺少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再保险机制并不存在。因而形成了一个“跛形”的农业保险市场体系。

2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运行的调控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农业保险市场一直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运行的,市场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既然非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任其自行发展,还是要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一直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严重分歧。

2.1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控手段

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调控特点和作用。

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一般包括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投资等手段。用经济手段调控农业保险市场,就是国家政府利用补贴、税率等经济杠杆来直接或间接调节和控制农业保险市场。

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极为必要。对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权力量,运用各种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运行秩序,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一种方法。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农业保险市场的方针、政策、计划和规划,采取行政命令和指令等形式,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方法。例如上海安信在成立时,保监会就规定了其经营范围:除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外,还可以经营包括涉农财产保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保险等。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地比例不得低于60%。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保险的供给量。2.2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应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法律手段并行的调控措施。

(1)经济手段的应用。

①财税手段的应用。

第一,财政收入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对农业保险机构实行税收优惠。为体现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鼓励,减轻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可以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制度,如对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减免营业税;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免所得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允许经营主体在税前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从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财政支出方面的措施。其一,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控制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削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低效支出,将其用于增加农业保险方面的开支。其二,改变以财政救灾、支农的主要传统方式,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了农民对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可以减少以往用于灾害救助的救灾款支出,将其转用于资助农业保险。

②金融手段的应用。

第一,加快农村金融深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逐步放松对农村金融的严格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依据市场需求程度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同时建立多样化经营主体,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刺激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

第二,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信贷支持,以增加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承保能力。如果此类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因经营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亏损,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用于赔款之需。

第三,促进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最近,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由于金融和技术的创新,产生了许多新的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巨灾债券、气象指数、区域产量指数等。

(2)行政手段的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农业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太一样。商业保险的运作一般依赖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推动其发展,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它的运作需要运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如行政手段等来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也开始尝试着利用行政手段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行政手段在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还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法律手段的应用。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应用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手段贯穿于调控的全过程。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时,各国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规范其制度和行为,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旅游经济;主要形式;旅游精品;发展趋势

2006年04月24日,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会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将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和旅行经济强国。报告预测,2006年中国在旅游和旅行上的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等将实际增长14%,达27703亿元,预计2007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8.7%,旅游和旅行经济的直接、间接贡献加在一起为国内生产总值13.7%。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增强,旅游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越来越重,旅游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旅游经济的几种形式

(一)利用特色产品举办大型庆祝会、商贸会高层论坛来牵线搭桥,吸引游客。例如扬州每年都搞的“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台商投资洽谈会”“扬州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等各项活动就吸引了大量投资商和游客同,时也很好地宣传了扬州。

(二)利用具有特色的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人文景观吸引游客,游览山水,瞻仰前贤,参观宗教建筑,了解民俗风情。扬州近来挖掘、整理、修建了朱自清故居、八怪纪念馆、宗教禅寺平山堂、观音山等。现在很热的红色旅游,也是这种形式,此外还有丽江的东巴文化、泸沽湖的女儿国等。

(三)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光吸引游客,回归自然。例如九寨沟的水、张家界的山、青藏高原的冰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等。此外,还有沙漠访古、海底探险等形式。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景观丰富多彩,为风光旅游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二、发展旅游经济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的关系。旅游经济与名城保护应该相得益彰,名城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正因为有了名城,旅游资源才更加丰富。名城又是旅游亮点,有很高的知名度,能吸引四方游客。名城保护得好,能延长旅游资源使用时间,吸引大量游客。旅游经济靠名城吸引资金、吸引游客;名城又靠旅游经济发展实力,来装饰、保护、发展。旅游经济在名城会得到更大助推力,名城实力增强后又会促进旅游经济更快发展。

(二)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系。旅游经济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为旅游经济增加了实力毕业论文,又反过来促进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快速增长必须是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工农业是服务业的基础,服务业快速增长才能实现工农业的产值,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旅游经济与社会经济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旅游经济与规章制度和法制健全的关系。服务不规范、旅游接待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法制不严密是发展旅游经济最大的障碍。游客们满怀热情而来,却遭遇住宿、餐饮、游览收费不合理,卫生未能达到标准,游览项目打折扣,在正规商店买的珠宝首饰也是假货等,导游吃回扣更是公开的秘密。要杜绝这些情况的发生,净化旅游环境,必须健全规章制度,严明法纪,为旅游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道德教育,大力宣传“八荣、八耻”,在旅游业树立讲道德、知荣辱,游客与导游间、游客与环境间和谐友好的新风气。

三、旅游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了新的方向,突出表现为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农民和大学生旅游、参与互动型旅游。

(一)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确保旅游事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共存、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同时也包括到森林、海滨、乡村这样一些生态环境好,让人可以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旅游方式。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我国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自然保护区遭破坏,有十分之一强的旅游景观出现旅游资源退化,有些地方甚至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青藏铁路开通带来的旅游热潮,向人们打开了我国最大的绿色净土,若不注意生态环保,这块净土终将消失。发展生态旅的关键在于节省资源,保护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平衡。

(二)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是指以景点内涵的历史、文学、艺术、民俗风情为主要观赏对象的旅游方式。文化动机是旅游者最重要的旅游动机之一,旅游活动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范畴,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等更具精神人文和心灵感悟性,能使人得到更多的教益。一流品位的山水和自然景观,也都在不断加工中被注入、融合了文化因素,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其审美价值。如果没有了那些早已融入了它们肌体风骨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诗词文章,楼台亭阁、殿堂庙宇、碑刻雕塑、民俗风情等等,那么它们的价值、品位和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发展文化旅游的基础是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形成特色突出、层次分明的各级各类文化旅游产品。

(三)农民与大学生旅游。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会成为旅游市场的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他们的旅游以城市风光和游乐项目为主,对吃、住、行的要求不高,只求开心、新奇。和一般旅游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是旅游者,还是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如果能在旅游的同时,还为他们设计一些先进农业生产的观光,农产品信息的交流,会更受他们的欢迎。大力开发农民旅游市场,设计适合他们需要的线路、项目,为他们提供耐心热情的服务,我国这样一个人数最大的群体,会逐渐成为旅游市场最大的顾客群。这不但对发展旅游业,更主要的是对提高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都有极大的意义。

(四)参与互动型旅游。人们旅游动机重要的就是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改变和解脱,释放压力,放松身心。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满足于旅游中单纯地看和听,要求参与互动。同时,现代社会的人即使在休闲场合也不愿作被动者,愿意做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世界旅游景点中效益最好的依次是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东京的迪斯尼乐园、香港的海洋公园,三者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互动。不分年龄、性别、身份、种族、肤色的人完全被那种欢乐的气氛感染,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身心得到完全的释放。这种游乐项目也许是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人们释放自己最好、也是最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不但有助于心理健康,甚至对一些封闭、刻板、孤僻的性格会起到很好的改变作用,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参与互动型游乐项目的原因。目前我国本土类似的旅游景点极少,且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很难满足国人这方面的需要,也是我国旅游业的一大损失。要开发此类项目,必须经严格的规划,根据我国的国情、民族性格特点,社会习俗进行设计,以求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双赢的结果。

参考文献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4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目标的实现。当前“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够,特别是农村发展不够。而发展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从农村资金的供求情况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供求缺口很大,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直强调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也出台了一些信贷支农政策,信贷支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三农”资金欠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国内理论界和银行部门对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当前我国的信贷支农的困难和挑战并未出作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运用农村金融等理论,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汲取国内外农业和农村信贷体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求、信贷风险、信贷市场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的见解,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包括提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农村金融基础理论及其借鉴作用。主要是为研究我国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重点梳理了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对农村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可以运用到我国农村信贷发展和改革中的个人判断,如实行“金融约束”政策、供给主导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相结合、借鉴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建议、政府适当介入等等,企望借鉴这些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和适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国农村信贷体系建设的作用。

第三章,国外农村信贷的经验与启示。对国外农业和农村信贷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都相继形成各具特色、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或农业信贷组织体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国外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运作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过对国外农村信贷的比较,得到了要加强并完善农业和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单纯追求商业化、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等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中国农村信贷的绩效与问题。回顾了我国农村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支农绩效,分析了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国从建国以来,农村信贷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农村信贷体系在自身曲折发展过程中,促进和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加快农村信贷体系改革,改善农村信贷机构发展状况,增加农业和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章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供求缺口大,农村信贷存在垄断行为,资金外流严重,贷款风险大等等。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村信贷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风险转移机制等。因此,对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信贷机构本身,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对症下药。

第五章,中国农村信贷供求分析。重点考察不同需求主体的信贷需求,分析供求缺口,为构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奠定基础。我国信贷需求的多样性与供给的单一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既有结构上的矛盾,也有数量上的缺口。本章着重分析需求主体各自的信贷需求,由于我国当前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信贷需求的多样性显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农村中,既有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又有大型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既有商业性信贷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贷需求;既有生产性信贷需求,又有非生产性信贷需求;既有短期信贷需求,又有中长期信贷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对信贷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无效的,这与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信贷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和合作信贷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本章在对信贷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贷供求的缺口,并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劣户驱逐良户”的现象,分析认为引入担保和引入利率补贴等措施可以减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国农村信贷风险分析。本章将农村信贷风险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深入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风险上,即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村客户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不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他们都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信贷资金,而贷款的本质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因此,信贷机构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风险厌恶者。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供给对象主要是“三农”客户,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风险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的大小。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村企业发展起点低,竞争力弱,风险大,与农业密切相关,处于竞争的劣势。这就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既有一般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殊风险。农村信贷机构面临较高的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七章,构建完善的中国农村信贷体系。根据前六章的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的构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提出了构建农村信贷体系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和框架,指出构建我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鼓励发展农村商业信贷业务,规范合作信贷业务,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制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和正常民间借贷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性信贷职能,鼓励商业信贷,规范合作信贷,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与“三农”的需求相适应。必须对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建立财政政策补偿信贷,信贷扶植农村经济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而,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真正担当起为“三农”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三农”贷款难的压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八章,相关问题研究。构建一个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需要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努力创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农信贷组织的经营环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信贷组织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提供保障,减轻信贷机构的风险压力,培育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保险、信贷、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以增强农业和农村对抗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为信贷支农提供合适的、强壮的载体,增加农村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提出“两个循环”的见解。一是农业资金使用成本高,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高,容易形成“高风险-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风险”的恶性循环。二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农业保险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使农村信贷组织增加信贷投入,减小信贷供求缺口,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农业资金融通成本,从而形成农业保险作保障、信贷支持作动力的格局,形成“保险转移风险-信贷加大投入-农业不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增强-保险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提出“劣户驱逐良户”的见解。农村信贷客户大多数分散、规模小,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机构很难辨别“良户”和“劣户”,有可能出现“劣户”充斥农村信贷市场,“良户”因贷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

3.农村信贷资金数据统计更全面。在分析农村信贷资金时,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一切贷款都统计在内,克服了以往只考察农业贷款或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样化需求需要多样化信贷服务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有差异性,在空间上也呈现较强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南北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户间差异很大,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对信贷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贷服务。

5.提出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的目标和原则。构建目标是将我国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竞争适度、发展持续、产权明晰和监管有效的农村信贷体系;构建我国农村信贷体系要坚持有效性、渐进性、多元化、政策扶持和进退有序五项原则。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上市公司;融资;融资渠道

融资简单地说,就是资金的融通与流动,融资方式按照资金来源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从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规模和产业结构来看,在全国同行业中,上市公司的规模普遍偏小且行业集中度较高。企业规模的悬殊,使规模小的企业在证券发行制度已由行政审批制转向核准制的市场环境下,券商们不会选择这样的企业,企业到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渠道受阻。从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机制来看,企业股份制改造起步较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内部控制机制薄弱,经营者的投机行为突出,短期获利倾向较严重,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低下,经营业绩整体下滑。从融资渠道上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风险资本市场不发达。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虽然起步较早,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成熟以及受到有关因素的制约,现在还比较落后,风险资本的规模还很小。因此,国内风险投资在运行机制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这些都限制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可归结为:重视外源融资,轻视内源融资;负债融资中短期负债率过高;直接融资比重小,间接融资比重大;融资渠道窄,融资方式单一;股本规模小,股权结构不合理等。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需要从体制上优化股权结构,协调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在硬化公司外部约束的基础上,明晰公司产权,完善公司治理,不断提高公司资本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自我积累能力,使公司融资行为符合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这是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融资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大力发展完善股票市场论文

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控股地位,不仅是我国上市公司一种特有的体制现象,而且也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一种特有的体制现象,其表现更为突出。因此,通过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来加大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发展进程。最近几年,我国股市不断扩大,资本市场正处在初步形成阶段,其股票市场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股票市场信息有效性差和投机性强导致股价严重偏离公司业绩,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发行功能失灵,进而使其丧失了对经营者的评价和激励约束作用。我国股票市场目前只能基本反映股价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但还不能充分反映现在所有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市场运行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进程。明确经理执行层职责和机制,实行经理负责制。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减少政府干预,使债券融资成为企业自主行为,企业债券融资本质上是企业进行筹资选择的一种市场行为,上市公司这种不合理融资结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本身的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关键在于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企业经营者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市场的制约。从目前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来看,明晰企业产权、实现政企分开并逐步引入外部董事等方式,将有效改善企业的治理效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使上市公司企业管理走向社会、走向成熟,逐步推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模式,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充分发挥经营者和生产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改变困扰企业发展的传统的、保守的、封闭的管理模式,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此外,政府也应调整自身角色,在微观领域尽量减少对企业债券融资的过多干预,防止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形成歧视性的政策,让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自主选择,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资金效率的提升。在宏观领域要大力给予上市公司的政策支持和上市引导,构造和谐的融资环境和制度安排,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的选择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在确立清晰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基础上,改革内部组织结构,推进内部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推进人事与激励约束机制改革,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树立银行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和效益约束机制,引导和约束经营行为;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员工队伍的建设,全面开展员工培训计划,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培育竞争优势,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增加其融资渠道

实现对高新技术的新要求,加快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为吸引、鼓励异地的优质公司来我国进行购并和重组,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还可制定和出台一些特别的优惠政策。要大力培育我国上市公司的后备队伍,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来说,大力推动优质企业上市,带动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制订出上市公司后备队伍的标准,按照标准对所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强监督和管理,加强挖掘优势企业,使其规范运作和良性发展。二是要加快培植和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拟上市公司,积极调整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具体的措施则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加快调整改组步伐,以高新技术产业代替传统产业,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参考文献:

[1]朱清贞颜晓燕肖小伟:《财务管理案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体验;旅游产品;体验经济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期望在不断的提升。表现为人们在旅游过程中不再只追求简单的视觉享受,而是希望自身能够融入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群体中,能够深度体验一种新的角色。这一点决定了未来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要把体验化设计作为开发的核心。乡村旅游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旅游者到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在于体验不同的“生存方式”。因此乡村旅游是最具体验属性的旅游形式。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就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其大多也都涉及了体验化,但都是初步探讨。本文结合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体验环境下的旅游产品开发进一步进行探讨。

一、体验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一)体验的内涵

“体验”最早由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现代汉语词典中把体验定义为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体验一般是指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真正引起世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尔出版了《体验经济》,之后“体验经济”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层出不穷。在《体验经济》一书中对“体验经济”一词以及其内涵作了详细分析和介绍。派恩和吉尔摩把体验经济的内涵解释为——它是一种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的经济形态。[1]把体验同货物、商品和服务一起列为经济价值演变的四个阶段的不同标志物,简单的说体验经济说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把体验作为一个可以买卖的“物品”。体验环境就是指在体验经济大背景下,消费者花费时间、精力、金钱购买体验的一个消费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更注重参与性,个性化等能够使消费者留下美好回忆的商品。

(二)旅游与体验的关系

关于旅游本质的论断。一般认为旅游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寻求体验的过程。游客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和金钱外出旅游,寻求的是一种享受,同时这一过程也变为一种回忆,如果经历比较美好,那么这种经历所形成的回忆也会成为游客的一种享受。[2]显然上面的表述与体验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所以,也就是从这点出发,把旅游的本质定义为体验。当然在游客的这一出游的过程中同时也享受到了,旅游从业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因此在没有提出体验经济之前一般地认为旅游是服务。即使在以后,旅游与服务的关系将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强调旅游与体验的关系时有一个必要的因素一并考虑,那就是服务。

游客在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购买旅游产品时,必然希望得到最大的心理满足和美好回忆。这决定了旅游产品实质上是一种无形服务。[3]虽然说在这一出游的过程中可能有可还会接触到一些有形的商品,但就这一次经历来看,游客仍然是希望得到的是一种精神满足。换句话说旅游者之所以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购买这些产品,其最终目的是想得到一种体验。[4]当然,可能游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对体验的概念,也没有认为自己的花费是在购买体验。但事实上从最终的结果上看,游客就是在“花钱买体验”。

(三)体验与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以远离都市的乡野地区为目的地,以乡村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以城镇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通过满足旅游者休闲、求知和方式。目前的乡村旅游产品以农家乐、观光及采摘果园为主导产品,消费观念以节俭为主,消费水平较低。[5]但从其产品内容,目标市场等已经可以看出其主要是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主要出发点的,而对于生活方式是需要旅游者进行体验才能了解的,因此可以说乡村旅游是旅游中与体验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旅游方式。体验将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再从乡村旅游的环境变化来看体验与乡村旅游的关系,本文引用朴松爱和郭婕对乡村旅游的环境变化的描述。[6]见表1。

表1乡村旅游的环境变化

区分现在未来

城市居民的旅游形式移动性、团队为主滞留型及体验型、家庭为主

农业方式多收获生产为主多品种小量生产,销售为主

对环境的认识破坏为主保护环境求共同生存

乡村旅游促进方式个别农家独立营销形成网络共同营销

乡村旅游产品硬件为主软件为主

资料来源:郭婕,朴松爱《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模式研究[J].乡村旅游研究,2007,18(1).

从表中看,乡村旅游的发展环境正在朝人们所追求的体验的环境发生转变。

二、体验情形下游客的消费特点

(一)我国消费者体验性需求增加

近几年我国消费者对体验性的需求在所有的需求中的比重不断增加。[7]在消费中人们更加追求心理感受,2005年全国化妆品销售额超过680亿元,较2004年增长18%,预计今后几年化妆品市场销售额将以年均13%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年化妆品市场销售总额可达到800亿元左右。人们在消费中,寻找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感觉,特别是青年一代和高收入层,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时尚、品牌、品位、格调、流行、个性、身份、圈子,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

(二)体验环境下游客消费特点转变

随着服务经济转向体验经济,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并使旅游消费者需求的结构、内容、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消费呈以下特点:[7]

1.需求结构上看,心理需求(情感需求)的比重明显加重。

旅游者在注重旅游产品和消费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旅游者更加偏好那些与其自我的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产品。一个美好到旅游过程使旅游者获得的满足感是旅游者最为重要的收获。而一个另人不愉快的旅游过程往往会成为旅游者事后投诉的诱因。表现到具体的投诉内容就是对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满。因为服务质量是衡量旅游过程是否愉快的一个可见的因素。在记录旅游过程的设备还未丰富之前,游客就通过照相的手段留下能够勾起其旅游过程回忆的照片,这就是一种情感需求的表现。随着记录设备的更新游客逐渐通过DV等更加能够完整记录旅游过成的设备来更好的记录其旅游过程。这种表现一方面是科技更新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对旅游者需求变化的一个良好印证。

2.内容上看,参与性项目越来越受旅游者青睐。

没有参与的旅游项目,充其量带给游客的只是一种暂时的感官感受。随着旅游者消费观念的成熟,这种走马观花似的旅游越来越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尤其是面对精力充沛的年轻旅游者,这样的旅游对他们的吸引力远没有参与来的强。可以说这样的需求转变是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必然性的结果。

3.从形式上看(主要是接受形式),旅游者的主动性增强。

旅游消费者由被动变为主动参与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制造。从近年来的消费实践看,旅游消费者从被动接受旅游产品发展到对旅游产品提出个性化需求,他们越来越希望和旅游企业一起,按照旅游消费者新的生活意识和消费需求开发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生活共感型”旅游产品,开拓反映旅游消费者创新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生活共创型”市场。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到,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使体验在旅游产品开发时成为一个必然考虑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以后旅游产品的开发都将以体验作为中心。

三、现阶段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体验的运用及不足

(一)乡村旅游的类型与形式分析

1.乡村旅游的类型。

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的分类还存在诸多争论,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观点。本文比较赞同林刚和梁向锋的观点,将乡村旅游类型分为以下几种。见表2。

表2我国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

类型区位条件主要特点客源市场主要旅游目的

都市郊区大都市郊区,城市延绵带一定产业化程度的观光农业都市居民,长住都市的境外人士

休憩、度假

景区周缘

风景区周围乡村山水风景之中的田园风光和传统农耕活动来风景区旅游的游客,境外欧美自助游客

文化观光

特色村寨

有可进入性的乡村地区有特色建筑群和淳朴民风民俗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外地游客,境外游客

猎奇、求知

资料来源:林刚,梁向锋。我国乡村旅游类型与发展方向[J]。峡两岸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海峡两岸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2年

2.乡村旅游的形式。

关于乡村旅游的形式本文在乡村旅游发展概况中有过阐述: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主要形式有农业观光旅游,如休闲农业旅游、民俗生态旅游等;度假旅游,如农民客栈、农民度假村等;学习旅游,如务农旅游、农业考察旅游等;购物旅游,如各种采摘旅游等。[9]

从乡村旅游的类型和形式来看,乡村旅游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旅游者到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在于体验不同的“生存方式”。乡村旅游者相比其他类型的旅游者更加关注体验,而对产品和服务的关注程度反而放在其次,可以说乡村旅游的体验属性更加凸现。因此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必然需要更加突出旅游的体验属性。由此可以预见体验属性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应该占有主导地位。[10]

(二)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体验的体现

本文上述已有论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相比其他类型的旅游产品开发更加容易体现产品的体验特质。“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族习俗为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旅游活动。因此即使在没有体验注重研究之前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体验展开的。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其主要活动为,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体验乡村生活。[11]这样的一种活动也必然要求乡村旅游的产品是必须具有体验性的。

以江苏第一村旺山村为例,其产品的开发主要体现了一种体验性。如整个村庄的整体建造风格都是围绕一种吴文化展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旅游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体验一种吴风格的乡村生活。其主要的盈利点定位与农家饭,在围绕这这个盈利点展开的旅游产品设计时,它们采取了垂钓、采摘蔬菜等一些列配套的体验活动。

再以江苏的龙寺生态园为例,其在旅游产品开发时主要把精力集中在了果树采摘上,并且配合这个主要点开展了诸如杨梅采摘比赛等活动。这种具有体验性的乡村旅游产品可以说是现在很多地方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时都会采取的。

农村是一种环境,是一个城市人所需要的环境,空气、视野、新鲜的蔬菜水果等都是城市人无法所享受到的,而同时,城市人也希望有和城市一样的整洁的那种现代风格的休闲景观。可以把这中景观比喻为豪华酒店的那种装修风格。农村旅游就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然后融入一些现代风格的城市元素。这样才能既吸引游客又不致于导致游客的审美疲劳。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明。一个很富裕的人他可以去一个很落后的地方生活但他不可能永远在那,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这段论述就把握住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体验的体现——让旅游者体验一种农村的环境,农村的生活方式。

(三)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体验应用的不足

1.雷同现象严重

影响体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差异性,显然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产品的雷同现象非常严重。以江苏的未来农林大世界为例,其产品为一般的农业观光产品,而这类产品如鱼馆等你完全可以在诸如海底世界等其他地点看到缺乏个性。再如,其也在园内设置了大量参与性项目,主要是户外性活动项目如铁锁桥等,单从项目本身讲应该是可以认同的,但关键是其是一个农业园,与农业有关的活动项目应该是其主要的活动项目。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不足就是乡村旅游民俗文化的挖掘及其本身知识十分欠缺。有相当一部分旅游者对对乡村的民俗、历史、文学、艺术等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这些是他们能否体验一个完整的乡村生活的一个必要影响因素。

2.体验完整性缺失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时体验性不够的表现是完整性不够。体验完整的一方面是指农村旅游所提供的体验过程、内容是完整的。和其他旅游产品一样在产品设计、服务质量、软件和硬件等方面应具备一定水平;另一方面是指旅游者在使用产品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是完整的,体验环节的缺失以及体验过程中的任何不满都会影响整体的体验效果使体验失败。[8]

目前的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往往缺乏完整性,一个项目和另一个项目之间没有很明确的联系点。旅游者不能完整地去感受“乡村生活”。如垂钓在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时都会用到,但其他的捕鱼方式,捕鱼后鱼的饲养等都没有被挖掘出来做为产品进行开发,最多是在鱼的烹饪上有相关的让游客参与的旅游项目。

四、进一步开发具有体验性的乡村旅游产品的措施

针对上述提到的不足,编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体验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的主导地位。

(一)进一步增加参与性与互动性产品的开发

由于旅游者到乡村旅游追求的是一种“乡村生活”的体验,如何安排活动使其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角色,应该是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核心。在原有的诸如农事活动的基础上,增加跟粮食有关的祭祀或者庆祝活动。[12]这种产品的开发应该考虑到让旅游者也可以进入到活动中去,而不是仅仅的一个观赏者。这样的产品开发可以借鉴很多经验,如国外有专门的庆祝番茄丰收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下开展一些列项目,这就可以被引入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乡村旅游产品原有的如采摘等要进一步发展,增加后续项目,如可以在景区内开设专门的交易区,让一个游客采摘后能够与其他游客进行产品的买卖,从而获得一种新的体验。原有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引入了很多如鸵鸟赛跑等体育项目,这种做法也需要继续保持,但同时应该避免项目的雷同性。当然保留一部分常用的户外活动如秋千等还是有必要的。

(二)明确差异化的体验主题

犹如主题公园一样,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也应该有明确的主题,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过多的主题让旅游者产生审美疲劳外,乡村旅游的产品开发的主题应该以挖掘当地民俗,以及把握当地不同的旅游资源的特色为切入点。[8]如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丘陵地貌分布比较广,相应的梯田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当地在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时就应该抓住这样的特色,开展诸如梯田耕种体验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产品[13]。

再如,我国华东地区,水乡古镇比较出名。相应的以体验水乡特色为主题的江南古村落乡村旅游产品也应该成为开发的一个重点。相阶段借着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确实有很多类似的古村落旅游产品,正在被开发。这也证明了其开发价值。

(三)提供完整的乡村旅游体验模式

体验应该是完整的,完整地体验更容易引起旅游者的美好回忆。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必然需要考虑到旅游者是要体验一种“乡村式的生活”,而至于生活应该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体验过程的,而不是只涉及其中的么几个方面,当然是生活也不可能完全被模拟,正是这种乡村生活的特性,注定了乡村旅游产品有广阔的发展空间。[8]

如何使开发的产品使旅游者的感受具有完整性,需要不断的完善,如在原有的产品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其他项目,然后整合成一个更加丰富的产品,必然的旅游者的体验也会更加完善,就像工厂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一样,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也需要然消费者体验乡村生活时有一种流程感,而不是盲目的、零碎的。

(四)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要有旅游者的参与

只有作为受众的旅游者参与到产品的开发,才能使产品更加完善,相对的其体验性也更加容易被旅游者所感受到。[14]

如何让游客参与到产品的开发,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让旅游者加入到产品的开发中开发方所需要承担的费用。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到,旅游者是否愿意加入。[15]针对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通过就很容易解决这两个问题,网络的发展使信息传递的成本大幅下降,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初期通过网络向大众征求设计意见,同时选出优秀的意见的提供者给与一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做法所花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对与大众(潜在的旅游者)他们,也会很乐意加入到产品的开发中,因为他们既不需要付出太大成本,同时还可能会得到奖励。

参考文献:

[1]B•JosephPineII,JamesH•Gilmore.TheExperienceEconomy[M].ChinaMachinePress,2002.

[2]王娜.体验经济下对旅游产品内涵的再认识[J].市场论坛,2005,2(12).

[3]张千红.旅游产品体验化创新的趋势分析[J].市场周刊,2006(12).

[4]漆明亮,李春燕.体验经济与旅游产品设计[J].上海经济,2006(10).

[5]郑疗吉.乡村体验旅游开发探讨—以辽东山区为例[J].生态经济,2006(6).

[6]郭婕,朴松爱.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模式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7]皮平凡.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产品开发探索[J].学术交流,2005(2).

[8]孙艳红.体验经济下的农村旅游开发[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

[9]何婉.浅议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10]王晓娟,樊亚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状况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20).

[11]梁彦明.基于游客体验的旅游产品设计[J].服务经济,2005,5(63).

[12]张源.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产品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13]郑宇飞,胡春梅.关于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业发展的认识思考[D].宜昌:三峡大学,2003.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小产权房"的问题实质上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能否合法化的问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化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所有权、用益物权以及平等保护的法理为其合法流转提供了理论支撑,目前也已有试点经验可以借鉴。

2007年的中国楼市,"小产权房"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007年3月12日,北京市建委发出购房风险提示,提醒购房者不要购买无产权的或房屋权属有争议纠纷的房屋,如宣传为"乡产权"、"小产权"的房屋,此类房屋无产权保障,不具有房屋所有、转让、处分、收益等权利,且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与之相应,3月27日,北京市房山区青龙头村的144栋刚建成的"小产权"别墅被拆除85栋,其余被没收。由此引发了各相关利益方关于"小产权房"是否合法、能否合法化的论争。这个"相关利益方",包括了"小产权房"的几百万住户、开发商、其所属的村委会和乡政府、管辖着住房市场的建设部和国土房管局,还有相对而言的"大产权房"的开发商们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方方面面。

其实所谓的"小产权房"并非一个规范用词,更非法律术语。根据建设部风险提示的指向,当前所谓"小产权房",又称"乡产权房",是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经规划、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向集体组织之外的居民销售,没有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证,只有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的产权证或者根本没有权属证明。具体而言,"小产权房"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农村建设用地和可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上所建的房屋,一种是在耕地或基本农田上所建的房屋。①

小产权房"的问题实质是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对于使用耕地或基本农田所建的房屋,现行法律对此有一系列的程序规定,如果不符合规定自然就是违法的,如果符合了规定就可以转为建设用地。所以"小产权房"能否合法化的关键问题就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合法流转的问题。现行《土地管理法》是禁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私以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有深刻的现实动因,其合法流转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合法化的现实必要性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关于"小产权房"的激烈论争也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一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现实动因是什么?主要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传统的供地方式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巨大用地需求

据资料显示,近年全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保持高速增长,土地要素作为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必然水涨船高。《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1997-2010年》实施以来,不到规划期末,很多城市的规划指标已经捉襟见肘。面对巨大的用地需求,征地这种传统的供地方式陷入窘境,近些年征地矛盾激化和征地纠纷增多一定程度反映出土地供求的紧张状态。在国有建设用地供给稀缺状态下,城市的再扩张和工业的持续发展使得盘活集体建设用地势在必行,这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了机会。尤其在城郊结合地带和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能够较好的避免征地纠纷,同时让土地流转主体得到更多的实惠,因而受到各方青睐。

(二)现行的征地制度与实践使农民利益受损

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来确定补偿额度的,有的国家和地区还根据土地未来的价格以及征地对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造成的其他间接损失来确定补偿额度。然而,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是法定的,《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即征收补偿标准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就意味着土地被征收后的增值收益与农民无关。农民作为"理性人",自然会有个判断:土地与其由政府征收再卖给开发商还不如直接让村集体、农民和开发商进行交易,让农民直接得到市场带来的增值利益。

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合法化的可行性

(一)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际上是对集体建设用地处分权与收益权的行使,以处分权与收益权的根源为标准,可以分为基于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的流转和基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法理上关于所有权的理论和关于土地使用权的理论都可以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化提供理论支持。

首先,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处分与收益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当然的权能,也是对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必然要求。所有权是对所有物的完全支配权,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中,"处分权能是决定物之命运的一项权能,最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对物的支配,因而向来被视为所有权内容的核心和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国家控制了农民集体土地的处分权,是否处分,怎样处分,怎样补偿都只能服从国家意志,不存在土地所有人与国家权力行使者作为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共同表达意志。我国《宪法》与《物权法》都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平等是民法的精髓,所有权作为一种最全面的私法上的权利,无论权利的客体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权利的内容都应保持一致。既然立法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所有权,集体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有权处分集体土地,即有权自主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权与对方自愿谈判和议定流转的价格。国家在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和使用权的转让上所进行的限制,已经离开了法律意义的财产所有权基本权能的范围,这是显然违背平等保护原则的。其次,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理应可以通过流转而收益。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是一种与土地所有权相并列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控制、支配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收益,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②可见,我国的土地使用权不同于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是一种独立的物权,在民法理论中属于用益物权。所谓用益物权,即对他人所有的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他物权。用益物权以对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为主要内容。收益不但体现在使用中,更体现在流转中。如果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则难以实现使用权人完整意义上的收益权能。如前所述,对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应平等保护,对由这两种所有权派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也应该平等保护。既然国有土地使用权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可以分离于所有权进行流转,集体土地使用权也应享受同样的待遇,允许使用权人在法定的范围内以转让、出租、抵押等方式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已有相关的立法探索

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探索方面,各地在总结本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如安徽省芜湖市的《芜湖市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管理办法》和《芜湖市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实施细则》、江苏省苏州市的《苏州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的《北京市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办法》、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而其中最为典型和最具有借鉴价值的是2005年6月23日,广东省以省政府令形式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其率先以政府规章形式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主要行为与基本关系纳入了规范调整范畴,内容较完备,已涵盖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范围、对象条件、方式与程序、流转期限、政府监管机制与方式等流转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诸方面,是具有重大开创意义与示范价值的土地制度创新。这些试点所进行的立法探索对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具有参考意义。

注释

①《北京叫停小产权房始末》,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7月23日,第21页.

②符启林.《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68页.

参考文献

[1]刘俊.《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8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9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三)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农业市场论文范文篇10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就公开表示不赞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附加条件的理论。认为世界银行向东亚经济体提供贷款要附加条件是不符合东亚的实际情况的。日本政府建议世界银行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全面研究,并为研究工作提供总额为120万美元的经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反映日本政府的观点:(1)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地区是不同的;(2)虽然成功的战略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但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忽视。世界银行于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有关系列报告试图用一种折中的理论“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approach)(注:市场亲善论主张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合法机构并在市场失败时提供公共政策或货物,同时强调,积极的国家干预在有的时候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可视作一种妥协。然而,大量的研究案例却在说明“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经验的多样化、机制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同时,在正式承认国家(地区)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注: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Forwardan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See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正当国际学术界还在为东亚模式是多样性还是单一性进行激烈争论之时,东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夏天在泰国爆发,因此引发了又一轮新的论争。这场论争的中心论题是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因而出现了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死亡论与东亚模式完善论等多种说法。然而,从本质上来看,此次有关“东亚模式”的论争仍然是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东亚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是加强自由市场还是加强国家干预之争。危机初期,国际重要经济机构和西方著名学者认为,东亚的国家过度干预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但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这些解释就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对这些论点进行挑战的是一些亚洲学者。他们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过多的市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导致危机爆发(注:JomoK.S.,TigersinTrouble-FinancialGovernance,LiberalizationandCrisesinEastAisa,HongkongUniversity

Press,1998.)。东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危机根源并非同出一辙:泰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银行业扩张不谨慎、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和短期私人借贷膨胀所引起的;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归咎于危机的传染机制;韩国则是政府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失误,大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经营方略失败以及政经结合过于密切(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ISEAS),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东亚四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从特性角度来考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NP显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档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台湾、韩国高出1至2倍。经济增长源要素组合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韩国和台湾则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口替代工业和农产品出口等全要素生产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业政策、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业先行发展与深化以及自由贸易政策。技术创新对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主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韩国则着重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二)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三)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数为0.365。)。

(四)中国和越南转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

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1999年统计数据。)。

政府(当局)在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