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及运行

一、新中国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构建

在农业技术教育方面，1949年10月，国家设立农业部，由其中的研究教育司负责农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相关事项。到1955年，建立了27所部属高等农业院校，其中有研究室10个，发展成约有5460多名教师的农业教学队伍[1](P58)。在农业科研机构方面，国家首先在农业部下设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并在各部下成立了林业科学研究所、水产科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然后依据当时的行政划分，在7大行政区设立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即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南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最后在省、市、县设立适应地方农业特点的农技研究和试验机构，如镇江蚕业研究所、西安农具研究所、兴城棉作试验场、兰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等。到1957年，已经形成了6个大区研究所和169个省、地研究所（试验场、站）以及11个学科、专业所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业科研体系。农业技术的推广也十分重要，因为农业技术只有在实践中被充分地扩散，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萨克斯等人指出：非洲之所以长久贫困，技术扩散缓慢是一个重要原因[2]。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村成为小农经济的大海，而这些小农基本都是教育水平很低、极为贫困的小农，政府明确认识到仅依靠小农无法完成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因此农业部通过不断制定相关政策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1952年农业部制定的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目标是：以县为单位，照顾经济区划，平均每666.67公顷设立一个综合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推广网络。1953年全国农技推广站和农事试验性质的农场分别有232和2170个[1](P69)。1954年，农业部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进一步充实了如何改进农技推广工作的政策。1955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尽快建立深入乡村、靠近农民的基层推广组织，要迅速壮大推广队伍，技术先进的农民、农校毕业生等都可担任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上述密集出台的系列措施大大加快了农村基层推广机构的建设，“全国到1954年底有55%的县和10%的区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共建站4549个，配备职工32740人，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17.24名农技推广人员；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1646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有技术干部94219人，除边远山区外，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农技人员46.07人。”[1](P70)

二、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运行特点

建国初期的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与群众广泛参与这两个特点。

（一）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经历了和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的干预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国家在农村构建了广泛而有效的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到基层组织再到农户，自上而下存在着高效畅通的信息流。何朝银通过对石城县档案的研究发现，中央的政策和决议传达到农户的速度之快、时间之及时令人吃惊。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为例加以说明，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该草案，1955年11月11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而在同一天，石城县档案已有《委员会通知<55>石农第083号》：石城县人民委员会，接中华人民共和国<55>国秘云字第024号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3]。如此高效的信息传递保证了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政府主导下的高效运行。在农业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农业部等中央农业研究机构的领导下，省、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业技术研究工作；在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从中央的行政机构和农业研究机构，经过地方政府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以及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最后到达农业活动的从事者———农户，农业技术通过密集出台的政策和文件进行推广，体现出鲜明的层级化运作的特点。

（二）群众广泛参与农技革新和推广

中国共产党在以往革命战争时期，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经验在建国后被推广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建国初期农业技术推广也不例外，广泛发动群众来参与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推广。下面以群众性选种、积肥运动来说明这一特点。

1.群众性选种运动

种子对于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建国初期是我国种子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虽从国外引进了水稻、小麦、棉花等一些作物品种，但是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从改良现有的作物入手。1950年农业部召开农业技术会议，提出要“总结群众选种经验”，发动家家选种，户户留种。1951年农业部提出的五年良种普及计划强调“用由下而上的评选良种，由上而下的普及良种的方法，达到真正普及的目的。”[4]即发动广大群众进行选种和换种，开展群众性的品种改良运动。群众性选种运动是从普选和评选两个层面进行的。普选就是发动群众从他们种植作物的收获物中选出肥大的、无病的，作为好种子单独收割和贮存；评选就是各地以县为单位、以乡为基础评选地方优良品种，成立选种委员会，有组织有领导地从全县境内各种不同的品种中，由乡到县逐级评比，评选出好品种。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就地繁殖、就地推广；另一方面送省农场等研究机构进行试验，利用杂交改良等技术更换地方品种。群众性选种运动选出了一批优良品种，如普遍推广的碧玛一号小麦良种，在陕西关中等地，亩产可增加10-100斤，1953年全国种植面积300多万亩，1956年迅速扩大到5500多万亩[5]。系统选育的早籼稻品种陆财号和矮脚南特、徐州438等小麦良种也都得到大面积推广。

2.群众性积肥运动

增施肥料是提高地力的有效办法之一，上世纪50年代国家始终贯彻“农家肥料为主，商品肥料为辅”，领导各地开展群众性积肥运动，大大扩大了肥源和肥量。全国农业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求老解放区在1950年要增施15%的肥料，新解放区也要增加。为此，国家采取了各种相关措施：要求农民“家家养猪，修圈积肥”；供销合作社及时向农民提供豆饼；进行各种肥料有效成分的测定，指导农民“要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的需要来确定施肥的次数和数量”；大力推广绿肥的栽培；提出肥料工作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6]。1952年全国施肥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70%，1957年扩大到85%以上。一般每亩施肥量由1952年1500斤上下增加到2500斤左右，不少丰产地区超过万斤以上[7](P65)。在群众性积肥运动和劳动竞赛中，创造和总结了很多新的更有效的施肥方法和技术。如河南省偃师县韩俊昌，根据玉米的生长发育规律，创造出玉米“三攻”施肥法，即重施基肥攻苗，追施拔节肥攻杆，巧施孕穗肥攻穗，获得夏玉米每亩621公斤的高产纪录[8]。

三、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体系运行的效果分析

政府主导下的农技研究和推广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依靠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充分调动可利用的资源，推动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扩散；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政府的偏好，忽视市场和农户需求，出现了对某项技术进行盲目研究和推广的情况。这两方面在建国初期农业技术发展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在政府的努力下，一个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农村基层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体系迅速建立起来，奠定了新中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基础。通过层级化的行政运作，农业技术被“扎扎实实地传播”，无论先进还是传统的技术，只要有用，就不会被浪费。50年代，我国在种子、施肥技术、耕作技术、农具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在种子技术方面，1949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的良种覆盖面积为1000万亩，仅占当时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千分之六左右，到1957年全国良种播种面积增加到12.2亿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2%[9]。在耕作技术方面，农业部多个指示，指导农民对大田作物的耕作技术进行改进，推广先进经验，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如石家庄市郊范村许思曾农业合作社42.5亩小麦，通过提高耕作技术，每亩平均产量477斤，比上年每亩平均增产57%，超过了全村平均产量41.3%[10](P106)。其次，从另一方面看，政府主导下的技术体系中，政府是技术选择的主体，农民是新技术的接受者，技术资源完全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缺乏市场选择机制，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偏好得不到很好的表达。双轮双铧犁的推广就是由于政府过多干预、强行推广而造成巨大浪费的典型事例。双轮双铧犁就是建国初期政府重点推广的新农具，最初引进到东北、山东等地农村，有一部分农民使用以后反映它存在不少问题：“不会用，不好用，不能用，用不起”[11](P9)。但是政府认为它可以省时省力、增产增效，由多个部委联合部署推广工作，统一产品规格，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定价。这种行政式的推广造成很多问题，如政府决定在河南省博爱县推广500部双轮双铧犁，结果全县一共570个合作社中，60个买不起，140个不想买，150个在山区，不能使用[12]。有的合作社迫于上级压力，购买了机器，却不能使用，只好任其闲置。双轮双铧犁在1954-1956三年间全国共生产了267万部，据估计整个“一五”时期共积压了130万部以上[7](P524-527)。这还仅仅统计了积压在工厂的量，如果再加上合作社购买了不用的，以及不适合使用的，数量将更为惊人，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可见，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总的来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奠定了我国农业研究与推广体系的基础，但是行政干预过多过强所带来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农技推广归根结底是农户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和配置，只有农民发现生产要素能够真正给他们带来利益时，才会形成对生产要素的内生需求，才会主动接受新生产要素，而生产要素利益最有效的表达机制应该是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有效的市场是表明生产要素投资效益的最佳场所，市场中的农民将会受价格的诱使，发现并采用有利可图的技术。因此，在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中，如何既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和服务作用，又能构建有效的市场反映农户的生产要素需求，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我国目前农技研究和推广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阎焕利工作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