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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论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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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晋城设施农业发展现状

1.1设施农业规模不断扩大

晋城市设施农业发展20多年来,从无到有再到区域发展,特别是“山西省设施蔬菜百万棚行动计划”实施3年来,设施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截止2012年底,全市设施蔬菜达到4.14万亩,比2009年增加了3万余亩。其中日光温室建筑面积比2009年增加了1万多亩,春秋大棚建筑面积比2009年增加了1万多亩,连栋智能温室也发展到200亩。2012年全市设施食用菌生产达到5839万棒,目前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基地有13个,占山西省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基地总数的62%。全市占地200亩以上的设施蔬菜园区近百家,农业设施类型在简易的“7315”型土墙竹木结构日光温室基础上,推广应用了经济实用的钢架春秋大棚、节能日光温室、智能连栋温室、工厂化生产食用菌等。全市设施农业初具规模,蔬菜周年化生产体系基本解决了冬春淡季蔬菜生产和产品供应不足的难题,蔬菜冬春自给率上升到45%左右。同时,设施种植种类从蔬菜和食用菌种植发展到设施草莓、设施水果、设施花卉、设施苗木等,品种丰富,起到了改善市场供应,丰富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

1.2设施农业产业布局逐步优化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设施蔬菜百万棚行动计划”和“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建设的不断推进,晋城设施农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基本形成以高平市、泽州县、阳城县、沁水县为重点的设施蔬菜产业格局。设施食用菌的发展已在山西省形成了“南泽州、北广灵”的生产格局,泽州县成为以食用菌工厂化栽培为主的优势区域。

1.3设施农业科技水平日渐提高

晋城市设施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与优化,产业科技含量和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设施新品种、设施高效栽培、集约化育苗、防雾滴棚膜、高垄覆膜、膜下滴灌、反光膜、防虫网、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等实用技术已成为全市设施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2010年发布的《JCRWS8—365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建造技术规范》和《JCGJDP10—28型钢架大棚建造技术规范》两个地方标准,有效地提升了全市的设施建造技术水平。

1.4设施农业发展合力逐步形成

近几年来,晋城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设施农业发展,把设施农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点工程来抓。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级农业部门的通力合作,不断优化设施农业投资环境,鼓励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转型发展设施农业,逐步构建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主的多元化投资机制。据测算,3年来全市有超过1.5亿元的财政资金和10亿元左右的社会资金,投入到设施蔬菜、食用菌、水果、花卉、苗木等的生产上,推动全市设施农业发展的合力正在逐年加强。

1.5设施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围绕设施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各县(市、区)大力扶持集种源、生产、贮藏、加工、交易为一体的设施农业产业链的发展,积极促使各设施生产园区创立自主品牌,实现产供销一体化,使设施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2设施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2.1设施农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2010~2012年,全市各级政府都对设施农业特别是设施蔬菜生产出台了奖补政策,资金及时落实到位,为晋城市设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引领作用。3年来,市级财政共拨专款2300万元,主要用于对设施蔬菜建设的奖补;城区政府2012年拿出500万元对设施蔬菜建设进行奖补,泽州县政府2011年和2012年共拨专款900万元对设施蔬菜给予扶持,高平市政府对蔬菜设施建设的扶持资金上亿元,沁水县政府拿出2000万元用于设施蔬菜建设。

2.2设施蔬菜产业建设的组织保障

晋城设施蔬菜的发展受到了全市各级领导重视,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农业副市长为组长、各有关涉农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设施蔬菜建设领导组;各县(市、区)政府及农业部门也把设施蔬菜建设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来抓,有力地促进了设施蔬菜建设的发展。

2.3突出示范园区建设

目前,全市已创建3个部级设施蔬菜标准园,6个省级设施蔬菜标准园,30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这些设施蔬菜标准园,基本都进行了园区规划,产地、产品认证和品牌商标注册,科技含量高、设施配套齐全、辐射带动能力强,为今后晋城市设施蔬菜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并在全市的设施蔬菜生产中起到典型示范引导作用。

3存在的问题

晋城市设施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3.1自然环境制约设施农业发展

晋城市东南与西南分别被太行、王屋山脉呈漏斗形环抱,南部为高原与平原的过渡区,地貌以中低山地丘陵为主,丘陵面积577.9km2,平原面积只有116.7km2,丘陵成为设施建造和设施规模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3.2设施农业生产体系不够健全

晋城设施农业生产尚未形成产—供—销有机结合的市场体系、组织化程度高的管理体系、设施农业技术研发体系和设施生产服务体系,制约了设施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3.3县级设施农业规划滞后

目前,多数县(市、区)只注重蔬菜生产设施的建设,没有对设施发展进行整体规划,不利于今后全市的设施蔬菜产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3.4设施建造质量有待提高

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大多聘请山东省技术人员,未能充分考虑晋城本地自然气候条件,日光温室多采用土墙钢架竹木混合结构,且部分新建的设施园区为了节约建造成本,随意的使用一些质量不达标的钢架、钢管等建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影响设施使用效果和寿命。

4设施农业发展前景探讨

4.1设施农业发展优势

4.1.1自然与区位优势。晋城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光照充足,是较适合发展设施蔬菜的区域;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连接周边的各大中城市,设施蔬菜生产与周边蔬菜市场有明显的季节与品种互补优势。一是夏秋南方市场。7~9月是晋城蔬菜上市旺季,也是长江以南地区高温高热蔬菜生产淡季,为晋城夏秋茄果类、根茎类蔬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秋冬西北市场。西北地区延秋和越冬蔬菜缺口大,晋城蔬菜与之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为晋城秋冬蔬菜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

4.1.2技术与资金优势。随着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投资设施农业生产的热情日益高涨,使晋城的设施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建造质量和广大农户的种植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设施农业增产增收效益明显。在全市各级业务部门拥有较强技术队伍的基础上,从当地、运城及山东寿光聘请了50多名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常年驻扎在主要设施农业生产基地,能基本满足全市设施农业生产需求。同时,受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影响,大批小型煤矿关闭,一些煤老板和金融界的有识之士,看准发展生态农业的良好机遇,积极出资兴建高标准蔬菜生态示范园。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农民企业家也看到了蔬菜生产是农业增产增效、农民脱贫致富、企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纷纷把闲散资金投入到设施农业中。

4.2设施农业发展思路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蔬菜标准园建设为重点,优化布局、科学规划,坚持工业化、企业化运作和农户家庭生产为辅的理念,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通过集成配套技术、推广蔬菜集约化育苗、实行标准化生产、推行商品化处理,推进设施蔬菜产业化开发、区域化发展,实现设施蔬菜规模、质量、品牌、效益协调发展,同步推进。

4.3设施农业发展途径

4.3.1加强组织领导,提供发展保障。切实强化“菜篮子”县(市、区)长负责制,加强对设施蔬菜建设工作的领导,各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的设施蔬菜发展领导组,把设施农业发展列为农业和农村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要继续坚持“政府引导、个人为主”的投入方式,吸引社会资金特别是资源型企业投资发展设施农业;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安排小额贷款或采用政府贴息的方式,帮助农民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4.3.2科学制定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各县(市、区)要按照全市规划,制定本地区设施农业建设方案,明确主导产业和主要设施类型,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适宜区域加大发展规模。同时,注重园区整体规划,不仅有设施农业生产区,还要有配套的处理、冷藏、初加工、包装等设施,更要注重园区的经营管理,进一步提高园区的经济社会效益,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4.3.3推进标准园建设,提升产品质量。积极开展“六到园”创建活动。一是责任落实到园,强化园区主体责任,实行“谁生产、谁负责”;二是标准普及到园,严格按照技术规程作业;三是统一服务到园,重点是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实行农药统购、统供、统配和统施的“四统一”服务;四是管理制度到园,推动园区建立和落实农药管理、档案记录、产品检测、基地准出、质量追溯等5项制度,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五是标牌树立到园,所有设施园区都要有醒目标牌,注明建设地点、产品、规模等内容;六是资金整合到园,最大程度地整合各项涉农资金,扶持标准园创建工作。4.3.4强化技术创新,健全服务体系。鼓励引导企业、合作社积极进行生产技术的自主研发,并从事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化参与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优势互补、协调配合、齐抓共建”的技术服务团队,满足设施农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要在全市蔬菜主产区所在乡(镇)逐步建立健全技术服务网络,进一步延伸技术服务体系,提高各级技术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及时为广大农户提供产前的农资信息服务、产中的生产技术指导和产后的营销信息服务,确保全市设施农产品优质、丰产、增收。4.3.5增强市场意识,培育龙头企业。晋城大多数设施农业园区规模小、管理粗放,政府要加大对优秀企业实施项目倾斜和资金奖励力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设施农业企业要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加大开拓市场力度,形成经纪人队伍,通过销售带动生产。4.3.6延伸产业链条,精心打造品牌。在巩固和完善现有批发市场的同时,新建一批产地批发市场和产地预冷库,带动产、销一体化经营。要积极发展连锁配送、专卖、超市等现代流通服务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直接领办连锁超市或经营点,开展农产品集中配送,大力推进“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厂对接”。要把品牌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强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提升晋城市设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本文作者:柳建丽 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市农业委员会

第二篇

一、引言

粮食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年产粮食在1万亿斤以上,保障了粮食需求的高自给率。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和人均收入增长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粮食需求的增加及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转移,我国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王雅鹏等,2011)[1]。近年我国的粮食需求与供给表明,需求增长刚性,供给多因素制约,粮食生产和供给处于一种长期的紧平衡状态。2004年以来,粮食生产连续9年获得丰收,并创新高,但据国家海关和农业部统计,2010年中国粮食净进口仍高达5963.5万吨,占国内粮食总产出的10.91%,已经连续三年超出国家粮食95%自给率的目标,粮食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80%以上的商品粮和90%以上的粮食调出量来自13个粮食主产区,而且在产出结构上呈现明显的“北移西扩”趋势①。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粮食生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粮食问题”,已经呈现发展经济学所称的“农业问题”或“收入问题”(胡霞,2011),粮食安全可能的隐患不是由于生产能力,而是由于生产者收入低下和增长滞缓所致[2]。“收入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主要是由农产品的生产特征及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调整所引起。当这一问题出现之后,需要从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上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近年,虽然中央政府提出的“三化”同步发展,以及一系列一号文件的支农惠农政策,都从发展战略上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但是,至今在粮食生产的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稳定的结构调整,使得中国的粮食安全隐患不能消除。例如,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均缺乏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面临粮食增产与收入下降的困惑。再如,目前的家庭农业生产以及收入增长状况已经很难适应绿色革命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要求,甚至未来农业生产将面临劳动力断层的困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内容,今后不能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农业政策来解决,需要实施专门的区域和产业结构政策加以调整。

二、粮食主产区的“收入问题”与区域问题

(一)农业发展中的粮食问题与收入问题

粮食问题与收入问题是发展中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问题(胡霞,2011)[2]。一般说来,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粮食是工业化的基础和支撑,但由于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加,极易出现粮食生产的下降与供给的短缺。如果粮食出现短缺,必将引起物价普遍上涨并带动工资水平的上涨,从而使工业化成本增加,所以,这一问题被称为“粮食问题”或“李嘉图陷阱”(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2009)[3]。此时,农业生产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粮食保障。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农业革命完成的,通过将化学产品、机械动力、生物技术、石化能源等外部因素引入农业生产体系,突破传统农业受自然环境、季节气候、土壤肥力以及种子、动力、虫害等方面的客观限制,使土地产出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由于可以减少更多耕地的开垦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而被称为“绿色革命”(吉利斯,等,1998)[4]。农业革命的实质是通过产业化的耕作方式对传统家庭农业的改造,是一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它不断通过技术进步取得规模经济,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保障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激励。因此,一旦农业步入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其产出水平将会持续地提高。然而,尽管农业生产可以得到产业化的改造,但是其产品“食物”却不具有工业产品的需求特征。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在农产品短缺时,价格极其昂贵,一旦满足,出现过剩,价格急剧下跌。所以,在现代农业生产中,规模化的产出与其价格的下降相伴而行,而且由于价格的下降大于产出的增加,结果会导致劳动的边际产出降低和资本回报的下降,使农业不再具有吸引资本进入的动力和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反过来它又影响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这一发展现象便是经济发展中的“收入问题”。农业收入问题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粮食短缺不是由生产能力的限制,而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收入下降所致。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随着“绿色革命”的引进,农业生产中的“粮食问题”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收入问题”。当这一问题出现之后,一般国家会采取支持农业生产的产业政策,以保持农业的稳定生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尽管没有出现粮食危机现象,但是,也曾发生过因“收入问题”而导致的粮食短缺的隐患,例如,1985年、1994年、2003年先后出现明显的几次产出水平严重下降的波动。也正因为如此,自2004年起,中央连续九年出台一号文件来扶持农业生产,遏制粮食产出的下降。这些政策包括农业税的废除、粮食直补和各种生产资料价格及农机具价格补贴,以及设施农业、土地流转、农民合作组织的政策,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的提供,农业技术的进步与推广等。应该说,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使农民得到了收入实惠,但是,在对农业产业化的改造上,在提升农业生产的优势上,这些政策措施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农业生产的内生动力。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收入问题”还由于存在两个特殊的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首先,由于中国的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说仍是家庭农业,带有浓厚的“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特征,中国农业不具有明显的产业化生产优势。这一因素的存在使这些政策效应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具有实施过程中的“疲惫”效应,需要持续地增加。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畅和严重过剩又进一步加剧了“收入问题”。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也即农业工资)持续下降,家庭农业生产配置对农业劳动的投入不断下降,对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下降(农村老弱妇幼没有获取现代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要素的动力,农业生产新生代劳动力严重短缺),所以,产出的增长仅仅靠“外在要素”的投入,劳动贡献和制度效应不甚明显。因此,要想将这些产业政策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的内生因素和驱动力,需要新的生产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发展方式就要实施农业现代化,主要包括技术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物质条件和技术的现代化,是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生物化;制度的现代化是指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牛立超和祝尔娟,2011)[5]。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制度变迁,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传统的家庭农业生产模式进行改造,使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现代的家庭生产很少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几乎全部是兼业化,如果兼业化过度发展,那么农业生产就很容易出现副业化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有产生粮食生产短缺的可能。这就需要通过制度的诱导和强制促使家庭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分化:一部分进行扩张,构建现代农场制度,实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另一部分则走向消亡,融入完全的工业化生产和城市社会生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靠几个政策的实施见效。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明白无论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抑或是制度供给和产业演变,都必须本着提高农业收入的原则去实施。通过提高农业收入,将各种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逐步转变为农业发展本身的内生因素。

(二)农业发展中的区域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现象。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由区域不平衡到区域平衡再到区域不平衡的过程。区域经济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地域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制度环境,其中,既包括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异,更包括以市场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差异,如投资环境、金融环境、商务成本、产业政策、人才机制等。区域经济发展主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定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将会产生许多“逆配置”现象。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供给上实施城市化和工业化偏向策略,其结果导致了粮食主产区产出增长与收入下降的矛盾,出现了粮食生产与经济增长的二难选择:实施区域赶超战略势必影响粮食生产,保持粮食生产则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粮食主产区一般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如果要赶上先进的发展区域,这些地区就必须加大对第二、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而在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下,这首先意味着要有大量的耕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的刚性用地,其次还要通过土地的开发来积累资本。这两方面的努力结果必然导致大量的农业耕地消失,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收入低下,不仅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而且产业资本进入不高,地方政府也因为不能从农业产业中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也不具有支持发展的动力。所以,整个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靠中央发展政策的外生因素推动的。所有这些都对农业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制约。尽管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然而,在农业发展问题上,各级地方政府并没有给予清晰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目前,几乎中国的所有城市都在走忽视农业的工业化道路,这说明,除了对于农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识不足之外,根本的问题出在了制度设计方面。中国经济目前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竞争的经济,政府只有集中足够的资源才能在地方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不完善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极端偏好,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公共产品则由国家供给和协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从经济发展内生的角度出发重视农业,不仅对农业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延续掠夺式的发展策略。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是为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没有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作出贡献,反而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粮食生产与财政贫穷的捆绑特征。值得认真思考的是,不少人提出了针对农业产业发展的财税优惠的措施,这从微观的角度看非常合理,但是从宏观的视角和区域发展大局来看,则又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政策只是考虑了企业和出资人的利益,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的收入效应,反而会进一步抑制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简而言之,目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外生政策的驱动的结果,是靠地方政府对农业政策的贯彻主导和推动的结果,没有释放出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应当从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考虑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

三、粮食主产区“收入问题”的实证分析

(一)粮食主产区产出增加与收入增长滞缓的矛盾困惑

粮食生产的“收入问题”表明:对农民来说,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增加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可能带来收入的减少,从而使农民不再有动力进行粮食生产。我国目前在粮食生产上划定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迟缓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我国粮食主产区主要是指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13个省(区),这些是我国粮食生产大省(区)和粮食调出的省(区)。按照我国的经济带划分,其中江苏、山东、河北、辽宁为东部地区,四川、内蒙古为西部地区,其余为中部地区。表1显示,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占我国粮食生产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0%以上,日益显现出其产粮大省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的产出结构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东部地区河北和辽宁两省产出比重基本维持不变,而江苏和山东的生产比重明显下降;中西部地区除湖北和四川两省的产出比重明显下降外,其余省(区)的产出比重都呈稳步增长趋势,尤其是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南更为明显。从主要的生产条件耕地资源上看,除北方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大于全国水平外,其余9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这9省份的粮食生产在规模化生产上不具有优势,仍主要依靠家庭生产来进行。如果农民纯收入仍主要依赖家庭农业,并且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就不存在农业生产中的“收入问题”。如果普遍地存在着农民家庭纯收入与粮食生产不一致或相反的变化,则说明已经出现了“收入问题”。首先,我们发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省(区)不是粮食主产区,而是非粮食主产区;在排名前10位的省(区)中,粮食主产区只有4省进入。这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来源并非主要来自粮食生产。其次,粮食主产区内东部地区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江苏、辽宁和山东始终保持在前10位;中西部地区则只有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份交替排入前10位。这说明粮食产出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方向变化,尤其是,黑龙江粮食产出在明显增加之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反而被挤出前10位。再次,粮食主产区人均纯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只有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吉林和黑龙江6省超过平均水平,湖北省在2000年与全国水平持平,其余则是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粮食生产的增加与收入水平增加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减少粮食生产能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增加粮食产出则降低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普惠性”的政策并未解决粮食生产中的“收入问题”

产出增加与收入增长滞缓的矛盾会带来如下的困惑:第一,容易产生农业副业化现象;第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第三,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外部要素”投入,容易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当这一问题出现之后,必须从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上进行调整和补偿,实施农业发展的区域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1995年粮食生产突破5亿吨之后,在随后的十多年内,我国的粮食生产呈现出下跌和徘徊趋势,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严重的耕地撂荒现象。为此,中央政府从2003年开始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农业税,并连续出台九个一号文件来扶持粮食生产。尽管这一系列政策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了有力的提升作用,使我国粮食生产在2007年再次突破5亿吨并稳步增长,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政策已经显现“边际递减”效应(赵云旗,2012)[6]。就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来看,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可统称为非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明显增加,由2000年的37%增加到2010年的52%,而农户经营性收入占比显著下降,由2000年63%下降到2010年的48%,这说明非经营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中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从粮食主产区的情况看:第一,工资性收入,东部地区除辽宁外,江苏、山东、河北的比重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则只有安徽、湖南、四川、江西四省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经营性收入,除东部地区的江苏、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湖南、四川小于全国的平均数外,其余都大于全国的平均数;第三,转移性收入,除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人均土地较高的四省(区)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大于全国平均数外,其余各省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看似一个悖论性的现象,却恰恰说明近年“普惠性”的农业政策不能解决发展中的“收入问题”③。由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滞缓或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主要在于经营性收入大于工资性收入。而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工资性收入,这种趋势的发展将导致农业的副业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第二,粮食主产区多数省份农民的转移收入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扶持的“普惠”性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的生产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产生了粮食主产区对非粮食主产区农民补贴的“逆配置效应”,需要从区域发展政策上制定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扶持政策。第三,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人均土地资源丰富,具有规模经营的条件,不仅其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保持较高水平,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的转移收入,因此,在粮食生产上有助于克服“收入问题”。这为我们解决粮食生产的“收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必须从粮食主产区区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上解决粮食生产问题。

四、结论

利用区域政策推进粮食主产区产出的提升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目前已经显现农业生产“收入问题”阶段性特征,但又不完全同于发达国家的农业“收入问题”,即中国农业的“收入问题”对粮食安全存在着极大的隐患。这就要求我们在农业发展中应从“收入问题”的角度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为此,必须从区域发展和产业结构上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

(一)必须从根本上重视粮食生产,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业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发展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增加1%能够带来整个经济大于1%的增长,忽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将会放缓整个经济的增长,甚至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不少发展中经济体迟迟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以及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产生于对农业发展不重视。在中国,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二)对粮食主产区实施补偿性的公共政策

对区域发展进行政策协调,充分挖掘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的发展潜力。考虑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公共产品的性质,应妥善解决弥补粮食主产区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外部效应。在考虑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必须把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考虑进去,应将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大粮食主产区食物生产的产业优势,尽快形成食品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应通过城乡一体化战略提升粮食主产区乡村的发展活力和生活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问题”带来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尤其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为粮食主产区的区域发展从“收入问题”的角度解决粮食和农业发展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战后,欧盟通过共同农业基金先后解决了欧盟的粮食短缺、产业结构调整(收入问题)和乡村发展(环境问题)等问题。其发展政策经历了从农业发展补贴到支持乡村发展的政策转变。例如,1960年代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变了1950年代确立的以“农业补贴”为主的核心政策,确立了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增加农业收入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发展政策。目前实施的《2007—2013的乡村发展政策》,把农业发展和乡村发展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三项基本目标: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以提高农业的竞争性,加强土地管理以改善环境和改善乡村,推进乡村地区的经济多样性以提高乡村地区的生活质量(叶齐茂,2008)[7]。

(三)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从宏观政策上调整粮食主产区的产业结构,加大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力度,逐步向农业生产、农业加工、食物配送、餐饮服务以及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形成包含初级农业、加工农业、物流农业、生态农业等集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大农业产业集群和产业价值链。这样,不仅能够保证粮食安全的需求,同时也能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增加就业和转移农村劳动力,解决农业收入问题。

本文作者:张良悦 程传兴 工作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第三篇

一、赤峰市节水农业发展现状

(一)赤峰市水资源情况。赤峰市年平均降水量380毫米,汛期降水占全年80%以上,年平均蒸发量为1600~2500毫米,导致全市十年九旱,年年春旱。全市水资源总量为38.98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851立方米,亩均占有水资源量24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亩均)占有水资源量的11.33%(14.11%),属于典型的水资源匮乏地区。全市不仅干旱少雨,生态脆弱,而且坡耕地比重大,水浇地比重小,特别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造成的工程型缺水问题依然比较严重。为此,赤峰市提出将该市建设成中国北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努力走出一条干旱半干旱、农牧交错地区实现农牧业现代化的新路子。

(二)节水农业的发展情况。就赤峰市而言,推进农牧业现代化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发展集约节水高效农牧业。自2010年开始,全市积极探索发展集约节水高效农牧业的路径,确定了一批农牧业增产增收工程。“十二五”期间全市要重点抓好500万亩玉米膜下滴灌、100万亩高效节水经济林、100万亩设施农业、100万亩牧区人工种草、100万头优质肉牛产业、100万亩节水马铃薯、100万亩节水大地蔬菜和100万亩谷子滴灌等富民工程,即一个500万、七个100万工程,简称“1571”工程。工程目标实现后,将极大提升赤峰市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在试验示范的基础上,目前全市共完成玉米膜下滴灌301万亩,巩固建设成果面积201万亩;全市节水灌溉人工草地保灌面积已经达到43.6万亩;节水经济林完成20万亩,肉牛存栏229万头,占全自治区的22.6%,全区排名第一;设施农业总面积达到81万亩,占自治区设施农业总面积的50%以上;大地蔬菜、谷子与马铃薯滴灌面积分别达到14万亩、11万亩、21.9万亩。从节水看,以玉米膜下滴灌为例,采用漫灌方式的玉米种植,年用水量为240立方米/亩,采用膜下滴灌方式,年用水量100立方米/亩,年亩均节水140立方米。目前,301万亩的玉米膜下滴灌年节水量达到4.14亿立方米。人工种草的节水效果也同样可观,传统的种植方式,年耗水量达180立方米/亩,而喷灌方式的年耗水量为80立方米/亩,年亩均节水100立方米,目前43.6万亩的人工草地年可节约用水2亿立方米。从经济效益看。同正常年景相比,301万亩玉米膜下滴灌总增产6.84亿公斤,增收13.67亿元。另外,在节水经济林方面的收益也十分可观,据调查,赤峰市南部旗县果林年均收入近8000元/亩,而北部旗县年均收入也达到2000~5000元/亩。从生态效益看。按照天然草原亩均正常年景产草量40公斤计算,1亩节水灌溉人工草地相当于25亩天然草原的产草量。100万亩节水灌溉人工草地可使2500万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较大幅度地减轻天然草场压力。同时,苜蓿较天然牧草提前返青和较晚枯黄,可有效延长草原旅游资源3个月左右的时间。另外就赤峰市发展设施农业的蔬菜生产而言,其冬春有日光温室、春秋有冷棚、夏秋有露地蔬菜,可谓实现了四季收获,缩小生产、经营活动半径,节约了农业资源,为植树、种草、控制水土流失等提供了客观条件。可以看出,节水农业的发展为逐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良性循环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节水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资金筹集难。一是农牧民自筹能力弱。2012年,全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7079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没有有效的抵押担保,使其自筹能力弱,依赖性强。二是政府财政压力大,扶持乏力。在玉米膜下滴灌种植中,对于新建项目,政府提供全额的财政支持;而巩固项目,政府提供100元/亩的财政支持,占总额的2/3。三是企业实力有限,带动效应不明显。由于节水农业自身投资大、周期长、风险性的特点,使得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不愿进入该领域。现有企业多为新成立的小微企业,受自身实力的限制,资金紧缺,但又没有有效抵押物,融资渠道受阻。四是信贷支持严重不足。据调查,在“1571”工程各项目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额度在总投资额中不足10%,且主要为农村信用社。

(二)缺乏有效抵押担保。为控制贷款风险,金融机构对发展节水农业所需的大额贷款普遍要求有抵押担保,然而农牧户的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大棚、草场、农村住房、牲畜、饲舍以及农机具等,除了草场、大棚与农机具以外其他财产均无法作为抵押物。即使能作为担保的财产,进行抵押担保时因其自身的价值和风险性,贷款发放额度不大,仍难以满足农牧户为发展节水农业的资金需求。虽然部分旗县也尝试一些抵押担保方式,但效果不甚明显,因担保实力有限,能够提供的担保较小。

(三)农牧户经营观念滞后。一是因短期收益不稳定或者出现下降趋势,一些农牧户此时不能积极地查找原因,反而出现“不还贷”甚至放弃发展的现象。以设施农业中的温室大棚为例,在安庆沟镇的种植户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由于相对滞后的信息引导,不适宜的经营方式,非标准的大棚建设,再加上2012年冬季的雪灾,导致许多农户收益受损,致其出现“拒绝还贷”的想法。二是不能有效利用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突出表现在玉米膜下滴灌的巩固工程中,每亩玉米膜下滴灌的巩固资金需要150元左右,赤峰市政府按如下分担此项资金需求:市财政提供50元,旗县财政提供50元,剩下的50元由农户自筹,农户自筹的这部分资金可以通过政府回收上一年膜下滴灌换下来的废旧滴管进行相抵,然而许多农户将这些滴管自己变卖,并将得到的资金挪为他用,导致玉米膜下滴灌的巩固资金出现缺口。三是不成规模的经营方式,为设施农牧业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在太平地镇牤牛营子的肉牛养殖中表现较为明显,零散的养殖方式不利于当地肉牛产业的发展,甚至危害居民的健康生活。

(四)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受挫。目前,农村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信贷责任追究制,将贷款回收率与贷款利息收益作为信贷人员效益工资的考核标准,不论贷款是否属于市场风险、受灾等不可抗力影响,考核标准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些农牧户的贷款出现逾期,基层农村信用社员工将被追究信贷责任,信贷员不得不到户家催收贷款,有时每月只发千元的基本生活费,因此,农村商业银行的一些营业网点和信贷员认为,对一些农牧区、农牧民放贷不如“停贷”。

三、制约金融支持节水农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缺乏相关政策引导。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对当地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的政策支持、奖励与引导,出现资金闲置或外流现象。另一方面,农业水价仍未纳入商品定价的轨道,致使用水单位和个人不受价格制约,缺乏激励机制,不愿在节水上投资,节水意识不强。同时也使得灌溉管理部门入不敷出,无力购买、维修工程设备而造成恶性循环。这不仅助长了水资源利用中的浪费,也严重低估了节水农业的效益,制约着节水农业的发展。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缺陷。至今我国《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担保法》等法规均体现了国家、集体和农户共同分割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立法宗旨,但又未清晰合理地界定三者之间的权利边界,导致农村土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不具有完整意义的产权。这样农村耕地、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贷款抵押。一些为发展节水农业提供设备生产的企业也同样面临如此困境,翁牛特旗的沐禾节水灌溉设备有限公司、元宝山的天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和红山区的龙泽节水灌溉科技有限公司,都承担着为发展节水农业生产设备的任务,但因工程所需资金大、财政结算不及时,加之各企业厂房用地皆为集体用地,无法用于贷款抵押,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资金短缺的局面。因此,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一方面影响了农牧民公平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的权利和农户住宅等财产的抵押变现能力,削弱了农牧民以致一些企业的信用基础。另一方面,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用地,进而制约了节水农业的发展进程,自然难以获得足够的银行资金支持。

(三)节水农业的生长周期与金融信贷制度不匹配。首先,在节水农业发展中涉及的种植作物与养殖牲畜都有自身的生长周期,因而农牧户获得收益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据调查,大棚种植的收益期一般在两年以上,经济林的收益期至少需要三年,育肥牛一般需要两年,繁殖母牛一般在三年以上。而金融机构提供给农牧户的贷款以一年期按季结息的方式最为普遍,因此农牧民在尚未获得收益的情况下面临结息还贷的压力,不得不从民间以较高成本筹集资金还贷,影响其正常经营管理,最后失去偿还能力,进而使整个地区在金融机构的信用质量受损。其次,在节水农业发展中,存在着“资金集中使用期”,而现行金融机构的信贷制度,多按上级行的要求进行操作,手续繁琐,缺乏弹性,往往贷款到位时已错过了农牧户与企业的最佳资金需求期,影响了生产。最后,农牧业作为弱势产业,抗风险能力差,而现行的金融信贷政策的时滞性与受灾亟待金融支持的迫切性不相适应,金融机构长时间的调查核实,以致相关减息、展期等政策出台太迟、实施过慢,进而影响了农牧业恢复生产。

(四)节水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缺失。目前,赤峰市农牧业保险主要为商业保险,农牧业政策性保险仅覆盖玉米、生猪与奶牛。商业性农牧业保险经营主体少,保险种类有限,且保费高,赔付率低,保险人免责条款多,抑制了农牧民的投保意愿,导致农牧业保险覆盖率很低。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除了政府对农牧业保险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外,保险公司仅凭收取低廉的保费,难以维持农牧业保险商业化经营,导致农牧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这样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因灾产生的农牧业损失绝大部分要由农牧业的生产经营者承担,不仅影响到农牧产品生产的恢复,还导致农牧业风险部分转嫁到金融机构,进而影响了农业贷款的可持续发展。

四、国外发展节水农业的典型经验

(一)美国模式。美国联邦政府为筹措足够的资金发展节水农业,一直采取较多优惠政策。一是在工程计划方面优先安排灌溉工程项目。二是给予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于一些资金匮乏的节水项目,只要农民提出申请,联邦政府便会向其提供必需的长期无息或低息贷款,待农民还清贷款后,其产权则归农民所有。三是通过向农民赠款建设工程的办法鼓励农民兴建水利工程,一般赠款额为工程总投资的20%。四是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承诺,水利工程免交任何税赋,并可申请用财产税中部分资金偿还水利贷款。

(二)澳大利亚模式。在澳大利亚节水农业建设过程中,由政府出资建设干渠以上工程,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农场主负责农场内部节水设施建设。渠系输水工程运行维护费的70%由管理单位所收水费支付,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另外,兴建节水灌溉工程的农民,可向相关部门申请比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低7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

(三)以色列模式。以色列由国家负担供水工程的全部投资。用水者负担供水系统70%的运行维护费,政府负担剩余的30%。另外,国家负责建设和管理骨干水源和供水管网,农场主负责农场内部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当资金有困难时,农户可向政府申请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银行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由政府给予担保。上述模式表明,在建立健全农业节水融资机制方面,各国走的都是“政府扶持+金融倾斜+农民参与”的模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农户积极参与配合。

四、金融支持节水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政策扶持,切实改善投融资环境,努力构建长效服务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融资行为,积极为民间资金顺利进入节水农业发展领域拓宽渠道。一方面,应本着“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的原则,推动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各金融机构对本地区涉农贷款的发放额和增加额,按比例给予奖励,以提高当地金融机构服务地方节水农业发展的积极性。
(二)金融机构积极创新支农信贷产品。首先,各金融机构根据节水农业各自类别的生长周期,积极探索推出一些适合的信贷产品,在贷款期限、额度,乃至利率与抵押担保上给予新的政策措施;其次,根据节水农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资金集中使用期,各商业银行应积极创新信贷审批程序,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手续,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及时为设施农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最后,探索以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农村金融机构+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大型超市”、“农村金融机构+农牧业专业合作社+企业”等信贷支持模式,在加大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有效防范信贷风险,促进节水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一方面,全市节水农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主要集中在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很少涉足。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业绩奖励、风险补偿以及窗口指导等方式,使各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到节水农业建设中。另一方面,目前农村金融服务主要以银行类信贷的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支农金融产品严重不足,应积极探索信贷、证券与保险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局面,大力发展包括投资业务在内的直接融资,进而有效破解节水农业发展中融资渠道不畅,资金匮乏的难题。

(四)拓宽贷款抵押担保物范围。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制定管理制度、办法等,增加抵押担保物范围,如农村土地承包权、林权林地、农村住房等,取消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林地经营权、荒地与宅基地使用权的限制,提高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能力,强化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制度性保护。

(五)建立土地流转保障机制。建立健全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相关部门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的一些条例、办法,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形式、程序、管理机构以及合同规范等做出具体规定。

(六)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通过制定和颁布的办法、条例,约束和规范农村金融行为。对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有效扶持政策,为支持节水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再担保等,鼓励其为节水农业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

(七)建立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一是建立农牧业信贷风险基金。由地方政府、村级集体和入股社员共同出资,成立农业信贷风险基金,这部分基金既可以用于对涉农贷款进行抵押担保,又可以用于对节水农业的自然灾害补偿,充分发挥对节水农业发展的经济补偿作用。二是建立多层次的农牧业保险机构。一方面,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组建巨灾风险基金和农牧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实行强制性保险,各生产经营者适当分摊保费,当因自然灾害或者市价波动使各农牧户受损时,可通过保险金来给予补偿,进而增强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一方面,通过政府补贴或委托代理的方式,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进入农村保险市场,扩大农牧业保险范围。同时,地方政府尝试着成立政策性再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机制,对经营农牧业保险和涉农贷款保险的保险人进行风险分担,使农牧业风险得到最大限度的分散,进而提高节水农业抵御风险特别是巨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积极设计开发适合各地区特点的农牧业保险产品。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保险产品。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积极开展林木、蔬菜、瓜果、油料、生猪、奶牛以及肉牛等特色种植、养殖业的保险业务,提高农牧业保险的覆盖面,尽可能避免因重大自然灾害或疫情而导致的节水农业受损和大量的贷款逾期。

本文作者:王建民 房东升 董黎明 马洪亮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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