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管理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11:18:35

农村管理论文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父母;家庭;赡养

一、农村父母赡养中现存的主要法律问题

1.农村中女儿一般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

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习俗,至今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也有学者将此情形归结为“乡规民约”所造成的局面。尽管有现代化的法律作为强制性的后盾,但依然不能加以改变。当然,对于农村中只生育女儿的父母的赡养问题,女儿还是承担了父母赡养的义务,可以说这是传统习俗的一种重大突破。目前,上述问题主要体现在有子有女的农村家庭当中。而这种情形与我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是相冲突的。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呢?

2.农村父母的精神赡养几被忽视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大部分农村父母老年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大部分子女在外打工,不少父母晚年过的是孤独的生活。特别是当配偶一方早逝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赡养亦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绝非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因为随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推行,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农村子女对父母物质生活的赡养必将让位于精神上的赡养。

3.有关赡养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然而,究竟该怎么赡养?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同时,何为“无劳动能力”?何为“生活困难”?既没有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说明,也未见到相关的行政条例。

4.赡养义务实质上的不平等

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法律未就子女赡养父母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的赡养规范。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赡养的义务往往是平均分摊。假如某一父母有3个子女,则每一子女承担三分之一的赡养义务。这有点类似于民法中的“按份责任”。表面看来,似乎十分公平,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譬如:兄弟俩的月收入分别为:500元和4500元;而赡养父母的生活费每月需要1000元。如果平均分摊的话,兄弟当中一人的生活费则为零,他将无法维持自己及家庭正常的生活开支。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有赡养能力。

二、解决农村父母赡养法律问题的对策

1.完善赡养立法

(1)扩大赡养人的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赡养人包括:①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②孙子女和外孙子女;③由兄、姐抚养的弟、妹成年后,有负担能力的,对年老无赡养人的兄、姐有抚养的义务;④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然而,法律没有将“子女的配偶”规定为赡养人,这样以来就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我国婚姻家庭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通常为夫妻共同财产,对重大财产的处理须经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决定,倘若做儿子的想孝敬父母但做媳妇的又不情愿;反过来,做女儿的想孝顺父母做女婿的又不乐意,如此以来赡养父母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故而,作者认为应该将媳妇和女婿列为赡养人范畴,这样可避免“各顾各父母”的尴尬局面,减少、避免家庭赡养父母的纷争,为父母的赡养创造良好的环境。

(2)明确经济供养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子女供养父母的经济标准。一方面,没有规定父母亲应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待遇?那么,老年父母的生活水平又怎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子女间贫富有别,如果不加区分地承担所谓的“按份责任”,子女在自己的生活尚成问题的情况下对父母的赡养又谈何容易?诚然,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千差万别”,要制定一个统一、具体的标准比较困难。但只要我们主观上认识了这一问题、重视了这一问题,就能够找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譬如:在全国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县级或市级行政区域为基础制定一个统一标准。

(3)建立赡养监督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套完美的赡养法律制度也只能为保护被赡养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条件。没有健全的保障机制,最终也只能是流于形式。也正因为如此,农村的赡养问题依然很严重!一方面,缺少此机制使得老年父母的生活缺乏保障;另一方面,也时常因此而酿成家庭悲剧,引起不少的其他社会问题。为此,作者认为:应以村、乡或镇甚至县为单位,建立农村家庭赡养评估体系,及时监控农村老年父母赡养状况,及时督促子女主动履行赡养义务,并从法律上规定相关行政单位及社会组织的权力与职责。

(4)加强赡养人的法律责任。我国涉及赡养问题的立法主要有:《婚姻家庭法》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但《婚姻家庭法》未就赡养人未尽赡养义务的法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虽就此做出了规定,但只有两个法律条文,而且只就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作者认为,应补充相关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譬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尽连带责任;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可采取警告、罚款甚至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这样一来,父母的赡养问题就有了法律的保障。我们也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在1994年8月推出了《赡养父母法》将赡养父母这一人类道义上的责任上升为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的法规,规定凡拒绝赡养父母或资助其年迈双亲和处于贫困状态的双亲者,处以l万新元罚款或判刑1年。

2.正确处理好乡规民约与法律的关系

(1)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必然性。首先,不论我们今天的社会显得有多“现代化”,相当的乡土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远地带,国家法律对乡土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和难度。再加上国家法律宏观、抽象的规定,与乡村生活相对疏离;而乡规民约微观、具体的规定,产生于乡土,与乡村生活比较贴近。

村民从需求和情感上更加倾向乡规民约,乡村生活也更多地适用乡规民约。这样,就乡村而言存在着两个权力系统和两个制度系统。在运作过程之中,必然产生一些碰撞和冲突。其次,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逐步完善,但执法的力农村父母赡养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制天地度还远远跟不上立法的进度,也就是说法律的涵盖面不充分,特别是在一些老、少、边、穷的农村,法律的供给越不足,国家权力的控制亦越弱。对于村内的事务,村民求助于法律不如求助于乡规民约便捷、有效。这样,乡规民约的地位就凸现出来,社会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必然加强。最后,国家法律和乡规民约追求的法律价值不同是导致冲突的根本根源。作为国家法律来说,它注重和追求的是法理秩序,而乡规民约注重的是道德和人伦的礼法秩序。国家法律代表的是一套国家装置,而乡规民约体现的是一套社会装置。所以说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要达到二者的完全融合,或者说乡规民约向国家法律的转换,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磨合的过程。

(2)解决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途经。首先,国家法律要给乡规民约一定的生存空间,让其在生存空间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解放之路。具体到农村赡养问题中来,则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①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将农村父母赡养的纠纷尽量以和解的方式而不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②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失败、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也应针对女儿一方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譬如:女儿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可按人民法院受案的一般方式结案;而对身为农民、被告方的女儿而言,则应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庭前调解的作用,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如此以来,既考虑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照顾到了农民的情感。从而将法律的要求融入乡规民约,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渐变为一种“习俗”。其次,在目前还难以做到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不冲突的情况下,尚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立法、加强司法解释。乡规民约虽然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提出来了,但有关法律对乡规民约所承载的“村庄治权”或者“内生的公共权力”缺乏承认和界定,以致在实践中难于把握。

因此,有必要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以有效避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部分冲突;二是加强农村法制宣传与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消除农村父母赡养方面与法律冲突的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1]于红梅.赡养问题的法律思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5:1—2.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2

第二,一个流程运行。凡村级实现的各项收入、财政部门核拨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上级下拨的各类专项资金,一律缴纳或拨付到农村财务核算中心在信用社开设的专户上,实行专户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村级财政资金体外循环、坐收坐支及其它违纪违规问题。对村级正常运行的资金,如村组干部工资发放、订阅报刊等开支,一律通过“一本通”或收款方提供的银行账户直达单位或个人账户;对用于公益性建设或其他项目的必要支出,先由村委会提出用款申请,然后报经财经所审批,通过县国库集中收付局或镇信用社直达收款单位与个人账户,确保专款专用,进而遏制截留挪用、乱支乱补或举债办事的行为发生。

第三,一份预算管全年。为帮助村级组织理好财,用好财,增强财务收支计划与增收节支意识,每年年初,分村编制财务收支计划,计划包括五保供养经费统筹、村组干部工资与干部补助、订阅报刊费用及公益建设开支等。执行计划时,按收入进度拨付,按村级可用财力办理业务,年终进行总决算,实现村村预算平衡目标并保证工资兑现得到保障。

第四,一种信誉理财。镇财经所建立农村财务核算中心之后,仍然坚持村级组织核算主题不变、集体资产所有权不变、村级债权债务清偿权不变的原则,尊重村级组织享有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决策权,做到代管而不越权,而不包揽,处理好与村级组织委托和的业务关系,保障村级资金能够随时缴进来与拨付出去,以诚信赢得基层干群的支持与信任。

第五,一副监管重担系在肩。财政干部在行使记账的同时,积极履行财政监督与财务审计职责,确保村级财政资金在保证五保供养、村组干部工资发放、正常办公支出与应急支出、公益事业发展的前提下运行,为防止村级组织出现新增债务、招待费开支、截留挪用及不合理开支。财政干部在履行财政监管职责的同时,积极配合上级纪检、监察及检查机关查处村组干部违反财经纪律案件,将财政监督与财务审计融于服务之中,促使村级组织依法理财,节约财力,提高效益。

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维护和农村社会的稳定。2005年1月1日起,新《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新《制度》针对目前村级财务混乱的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规定,对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工作,推进村集体财务管理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许多财务人员在理解收入和支出的核算原则上采用权责发生制时存在误区。笔者结合实际情况,对权责发生制在现实中的应用进行思考。

一、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

在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中,经济业务的发生和货币的收支是不完全一致的,即存在着现金流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由此而产生两个确定和记录会计要素的标准,一个标准是权责发生制;另一个标准则是收付实现制。因此,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相互关联。

(一)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亦称应计基础,是指以实质取得收到现金的权利或支付现金的权责的发生为标志来确认本期收入和费用及债权和债务。凡本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其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凡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都不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因此,权责发生制属于会计要素确认计量方面的要求,解决收入和费用何时予以确认及确认多少的问题。在权责发生制下,应归属本期的收入和费用,不仅包括本期实际收到的收入和实际支出的费用,也包括下期收到的收入和支付的费用,或包括在上期已经取得的收入和付出的费用。所以,在会计期末要确定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必须根据账簿记录按照归属原则进行调整。

(二)收付实现制收付实现制是与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一种确认基础。收付实现制又称现金制或实收实付制,是以现金收到或付出为标准来记录收入的实现和费用的发生。在现金收付基础上,凡在本期实际以现款付出的费用,不论其应否在本期收入中获得补偿均应作为本期费用处理;凡在本期实际收到的现款收入,不论其是否属于本期均应作为本期的收入处理。反之,凡本期还没有以现款收到的收入和没有以现款支付的费用,即使它归属于本期,也不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因此,在处理经济业务时不考虑预收收人、预付费用、以及应计收入和应计费用的问题,会计期末也不需要进行账项调整。

(三)两种核算基础的评价及应用范围一是权责发生制的评价及应用范围。该方法认为,只要交易发生即使没有收到款也可确认为收入;凡当期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或开票,都视为当期费用,任何预期费用包括各种税收都确认为当期费用。所以,它是从本质上对收入或费用加以确定,具有真正的经济含义。其优点在于:收入和费用在同一时期是匹配的,很容易做出准确的损益表,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特定会计期间实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同时,权责发生制使管理层了解所有的财务变化,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更正。权责发生制在反映其财务状况时也存在其局限性:在损益表上看来经营很好、效率很高的村集体,在资产负债表上却可能没有相应的变现资金而陷入财务困境。一般情况下,只有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才采用权责发生制。二是收付实现制的评价及应用范围。该方法是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为标准来处理经济业务,即现金收支行为在其发生的期间全部记作收入和费用,而不考虑与现金收支行为相连的经济业务实质上是否发生。该核算方法比较简单,收付实现制提供的信息有其优越性:用收付实现制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费用及利润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收付实现制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拥有的现金,而村集体能否按期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年终分红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集体所实际拥有的现金。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流量是长期投资的决策目标。投资者注重现金的实际流入或流出,只有投资期限内现金总流入量超过现金流出量,投资方案才是能够被接受的。其局限性在于:收付实现制所描述的只是收入的收取行为或费用的支出行为已发生,它只是表面形式上的确认,并没有收入或费用的真正经济含义,难以全面反映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的盈亏不准确,对各期收益和费用水平的反映不合理。因此,收付实现制不适合核算经营性收支业务,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收支业务的核算则可采用收付实现制。

村集体经济组织除了是一个经济实体,具有经营性功能外,还具有行政、事业的职能,这一特点使得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在农村会计核算中共同存在、相互补充。财务人员在根据具体的会计事项和特定的环境、条件选择较为合理的核算基础时,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各种收入和支出的核算,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遵循权责发生制,其他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

二、权责发生制的实际应用

(一)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是属于可以抵偿当年支出,纳入当年收益分配的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发包与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及其他收入。一般情况下,经营性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等,以及部分其他收入(如利息收入)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其他收入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但更多的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如承包人无故拖欠或破产或其他原因)导致村集体无法按期收到款,许多村财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不挂账。这样不仅违背了权责发生制,还可能使村集体蒙受损失。权责发生制要求:凡是本期已经实现的收入,不论其款项是否已经收到,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处理。在确认收入的同时,按债务人(即欠款人)设明细在“应收款”账户中反映。这样做既合理确认了收入,又可提醒村集体尚有钱未收回,促使村集体积极追款,避免受损,确实收不回来,再按要求转作坏账。因此,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收而未收的各种经营性往来款项应遵循权责发生制来核算。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3

2当前城郊移民安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库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城郊移民安置工作,部分区县结合城郊移民的特点制定了专门的安置办法,城郊移民安置工作整体上有了一定的进展,据对城郊移民问题较为突出的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州、丰都、涪陵等7座县城(城市)郊区农村移民安置情况的调查,搬迁较滞后的近50%,生产安置滞后的占44%。城郊移民安置进展较缓慢,如上述7座县城(城市)郊区农村移民安置约2万人,在2002年底最后才完成。可见,城郊移民安置工作已成为移民工作的重点之一,城郊移民安置进展缓慢已制约移民工作和整体推进,分析城郊移民安置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库区部分区县制定的生产安置办法对城郊农村移民的特点和意愿考虑不够。城郊农村移民在旧城县有区位优势,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土地依赖程度很小,收入主要来源于二三产业,如巫山县城郊农户人均年收入达3400元,是全县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内后靠农村移民人均年收入的2.4倍和1.6倍。但是,目前城郊移民的安置方式与其意愿还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

一是城郊移民安排外迁时,多数接收地不在城郊,从业环境和发展条件产生了差距,势必使城郊移民经济收入水平下降,另外可供选择的后靠农村安置也不现实,基于这些原因,移民多数愿意随城迁建。

二是对随城迁建的城郊农村移民安置就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支持,少数区县在城镇移民安置规划中没有将城郊移民考虑进来。

(2)部分区县现行建房安置政策和城郊农村移民的意愿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库区部分县、区为加快建房进度和节省建设用地,对城郊移民进城建房采取“以统建为主,联户自建为辅”的方式。由于统建房造价较高,包括各种间接费用和开发商利润,加上办理各种手续时的收费及成本控制不严等,使砖混结构房屋的平均造价在500元/m2以上;而自建房由于移民可以相互帮工和利用部分旧料,少计甚至不计各种间接费,造价相对较低,平均造价在400元/m2左右;加之城郊移民的建房补偿标准为283.3元/m2(动态),与统建房造价相差216.7元/m2,新旧房屋结算时增加了移民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移民自建房可出租,有的占有临街面可作为商铺,因此自建房较统建房的经济价值高。由于上述因素,多数城郊移民要求自建。

(3)将城郊移民纳入城镇统一安置,安置容量不足。目前库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身还需安置占地移民、居民、企业下岗职工等,安置空间很小。据统计,全库区需安置“三民(占地移民、城郊移民、居民)”为12万人左右,任务十分艰巨,若全部纳入城镇范围安置,难度大。

3对当前库区城郊移民安置工作的思考

虽然目前库区城郊移民安置进展缓慢,有的安置办法也不尽人意。但是,库区地方政府几年来在城郊移民安置工作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城郊移民的安置工作整体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的区县还制定了安置办法,试行了不同的安置工作思路,为城郊移民的安置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巫山县制定了专门的城郊移民安置办法,试行了不同的安置工作思路:一是鼓励城郊移民外迁,在安排城郊移民外迁时,尽可能选择区位较好的接收地进行对接;三是在城镇规划建设中,将部分城郊移民纳入统一考虑之中,允许部分城郊移民随城镇迁建,进行自谋职业安置等等。这些具体作法都值得认真总结分析和思考,现对城郊农村移民安置工作思路归纳如下:

(1)尊重移民的意愿,允许部分城郊农村移民随城迁建,生产安置可采取自谋职业、货币安置、兼业安置等多方式安置,提出这种看法主要有如下的依据:

①城郊农村移民随城迁建已在移民安置规划中统一考虑。

②城郊农村移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具备随城迁建的基本条件。经过改革开放,近几年来这部分移民的经济来源、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生产、生活与城镇密切相关,目前称作农村移民主要是按户籍管理规定其户口在农村的缘故。据调查,其中70%的城郊农村移民主要依托城镇从事二三产业,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不到30%,特别是其中约30%以上的家庭是由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组合而成的,他们已逐步城镇化。

③城郊农村移民多有随城迁建的意愿。据调查,这部分移民安置意向主要有自谋职业、货币安置、兼业安置、种植业安置等几种安置方式。从移民意愿来看,选择随城迁建安置的人约占78%,他们经过几年的选择,对随城迁建的安置风险和责任已有一定的认识,具备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另外据对奉节县城郊移民安置意愿的抽样调查,85.6%的移民愿意随城搬迁,进行自谋职业和兼业安置;7.8%的移民有外迁意向,只有6.6%的移民原在县内后靠农村安置。

④部分城郊农村移民与城镇占地移民相交叉,若不安排这部分城郊农村移民随城迁建,还会出现与占地移民安置政策不衔接,并由此产生矛盾,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移民安置任务的按期完成。

(2)坚持依法移民,转变安置工作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逐步完善,移民环境容量的概念发生变化,广大移民对安置风险的认识也发生转变。特别是城郊农村移民,他们法律意识、劳动技能相对较高,自力能力较强,对安置风险和应承担的责任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再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办、负责到底的老路上去了,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移民的自主选择,实施多方式安置,关键是完善经济合同和法律手续。因此,在城郊农村移民安置工作中,要充分按市场经济规律,强调移民的法律意识,依法完善法律手续,对安置风险应由合同双方共同承担,以提高安置质量。同时政府积极进行引导扶持工作,一是主动引导城郊移民寻求可行的职业类别;二是加强对城郊移民劳动技能的培训,使其具有“一技之长”;三是明确城郊农村移民应享有后期扶持政策。

(3)将城郊农村移民安置纳入城镇移民安置统一考虑之中。

目前,城镇居民、占地移民已纳入城镇迁建管理之中,但部分县区没有将城郊移民考虑进来,这样就直接影响库区的社会稳定。城镇移民中的弱势群体占地移民、居民、城郊移民是一个整体,有时相互交叉,因此将弱势群体统一规划,合理安排,统筹考虑,提供政策支持,积极为其安置创造条件,是解决城郊农村移民安置的关键。

①有关地方政府应将城郊农村移民安置纳入城镇移民安置统一考虑之中,积极解决城郊移民的就业出路问题,预留充足的安置容量。同时,积极为其就业安置提供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对在新城区临街统建的门面和政府投资兴建的市场摊位,以优惠价格优先出售或出租给城郊移民经营,结合后期扶持对城郊农村移民统筹考虑建立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两项制度。广开就业渠道,引导和扶持城郊移民发展二、三产业,组织劳务输出等等。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4

然而,作为一名农村中学语文教师而言,在作文教学上可谓苦不堪言。农村学生,尤其是一些离城市偏远的学生,他们接触的只是家庭、学校和一些简单的社会现状,更无从谈及社会这个大熔炉的陶冶。生活经历的储备少了又少,接触的社会面狭窄,写作只能是咬破笔尖硬套、瞎编,尽管每学期让学生写至少八篇,但收效甚微。

为此,结合农村中学学生的现状,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我进行了一些尝试。

一、充分利用教材,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现行中学语文教材,有许多可以进行作文训练的内容,可以说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是“水乳交融”。阅读,可以品味文中的语言、人物、结构和表现手法等,而写和则是运用准确的语言、典型的人物、精巧的构思和恰当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主旨。为此,在语文课教学中,可以运用二者的关系进行作文训练。

(一)扩充补白。指教材中可以扩充的地方。如果抓可以扩的“点”让学生去想像、去假设,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想象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一般说来,文章可以扩充之处有主旨部分、省略部分、简略部分等。例如沈从文的《边城》(节选),结尾傩送出走了,可以让学生结合影视和自己的储备生活知识进行设想,若干年后傩送回来了,该与翠翠是怎样的结局呢?鲁迅的《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没有他的外貌描写,可以让学生对他进行描写一下,既可以训练思维,又可以完成写作的练笔。

(二)评析说理。可以让学生对课文中的人物、事件、观点、语言去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好让学生跳出课文去评,只有跳出课文,学生才能发表独立的见解。如《孔雀东南飞》一诗,课文分析结束,给学生布置了一个片段练习,《你如何看待刘兰芝(焦仲、焦母、刘母和刘兄)》。有学生写到刘兰芝貌美、心更美。刘母的善良,母子之情的深厚等等。

(三)疑点探讨。创新意识来自于质疑,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有话可说,有话可写。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写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生果真如此吗?让学生结合现代生活,写出自己的看法。屈原的《离骚》一诗中,有学生提出屈原自投汨罗江,真的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吗?他认为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诸如这些,可以让学生自觉写成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也是一次作文训练吗?

二、挖掘身边琐事,启迪写作的灵感。作为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来说,也不能因为农村生活圈的小就没有一点点写作素材可寻。有来自家庭内部的,有来自邻里间的,有来自同学间的,也有其它各方面的所见所闻,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素材。高中语文第三册第四单元(人教版试用本),所选文章的材料都是常见的小事,象鲁迅的《灯下漫笔》,材料是当时人人所见所闻的“现银换钞票,钞票换现银”的小事,鲁迅却对这些司空见惯的小事进行了理性思考,指出当时百姓的劣根性(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号召人们追求”第三样时代“。因而鼓励学生捕捉身边事,挖掘其内在的含义进行写作。如有位同学写了一篇《“分班”感想》他从受教育的平等性,升学率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差生的歧视等角度进行了思考,可谓一篇成功之作。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5

本文拟在整理农村现行的社会救助措施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体系进行总体性思考的初步框架。即重塑农村社会救助概念,建立发展型政策框架,实施全覆盖的农村贫困救济制度,突出能力扶助和公共服务——投资农村公共福利资产和社区组织,支持集体福利,整合各类资源,探讨社区扶助型的社会救助,为农村逐渐向现代化目标发展服务。

一、中国农村社会救助领域中的主要措施

在中国农村社会救助领域,现行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五保供养、特困户救济、临时救济、灾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政策等。下面分述之。

1、五保供养制度

对农村“三无”人员实行五保供养,是我国农村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政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制定了《农村灾荒救济粮款发放使用办法》,把无劳动能力,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定为一等救济户。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给予保吃、保穿、保烧,年幼的保证受到教育和年老的保证死后安葬,简称“五保”,享受五保的农户便统称“五保户”。1978年,在研究五保工作立法时,又把五保条件进一步修改成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形成了“三无人员”的完整概念。1994年,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民政部了《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通过法规的形式对五保供养的性质、对象、内容、形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敬老院的建设。五保供养的资源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来自村级集体经济,分田到户后部分来自五保户田亩的代耕收入,部分来自乡村的公共事业收费[3].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五保供养经费转变为政府开支。由各级财政在对乡、村的转移支付资金中提取。

目前,我国农村五保户供养对象共有255万人。其中,集中供养的者约69万人,分散供养者约有189万人。

2、特困户定期定量救济政策

如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政部锲而不舍地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起初的思考是普遍推行农村低保制度,并从1994年开始试点探索。但是几年试点下来,完全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显然不可能,

在国情国力的限制下,需要调整政策,确定新的救助办法。2003年初,民政部通过对农村困难群体的调查研究[4],制定了对生活极度困难,自救能力很差的农村特困户的救济办法。主要做法是对不救不活的农村特困户发放《农村特困户救助证》,实行定期定量救济。以农村救济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法避免农村社会救济的随意性、临时性,切实保障好农村最困难的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3、临时救济措施

临时救济的主要对象是不符合五保供养条件和农村特困户救济标准,生活水平略高于特困户的一般贫困户,其生活水平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边缘地带,一旦受到饥荒、疾病、意外伤害等影响,就很容易陷入贫困境地。这些人有劳动能力或生活来源,或有法定抚养人,但由于遭受到重大疾病等意外情况的困扰,也可能陷入到生活困境,对于这部分人,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目前采取了临时救济的方式。临时救济一般都采取不定期的多种多样的扶贫帮困措施,如年节来临时给予生活补助,或不定期地给予生活物品救助的方式等。救济经费一般由当地政府财政列支,辅之以社会互助的方式,如辽宁通过扶贫帮困手拉手结对子,建立扶贫超市等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种临时救济的形式也是我国传统的扶危助困意识的最好体现。

4、灾害救助制度

灾害救助对象是突然遭受灾害侵袭的农户。早在1950年代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救灾方针;到时期,又提出要“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1983年,救灾工作思路又充实为“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强调群众自救与国家救济相结合。90年代初,为探索救灾管理机制,民政部提出了救灾工作分级管理,救灾资金分级负担的理念。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出台《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明确救灾工作的四级响应规程。救灾资金每年由中央安排特大自然灾害补助费,地方予以配合投入的资金每年在20-40亿元左右,救济灾民的总数每年至少在5000万以上。保障灾民灾后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病能医,有房能住,仅每年恢复因灾倒塌的房屋就高达100-300万间。

5、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4年以来,为了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生活问题,民政部门进行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探索。目前,这一制度涉及全国27个省的2037个县、市、区,有6个省(市)建立了城乡一体的低保制度,被纳入对象的人数为407万人,但在各地极不平衡,有的县才几十个人,有名无实,有的县标准很低,每年仅有百元左右,还不能保障按时发放,有的地区低保制度已经出现了逐步萎缩的趋势。2003年4月,民政部要求中西部没有条件的地方不再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广东、江苏、辽宁决定继续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且尽快做到应保尽保;山东决定在本省东部地区农村继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福建省则决定从2004年起在全省全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且省级财政每年投入农村低保资金4亿元,为这项制度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财政保障。

6、扶贫政策

我国从80年代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扶贫攻坚计划(简称八七扶贫计划)。起初只侧重生产性扶贫,忽视了其他方面,90年代后,扶贫政策调整为全方位的扶贫。扶贫即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生产自救能力与给予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两类政策是并行不悖还是扶贫替代救济,是有争论的。以造血为目标的扶贫政策显然有巨大效应,据统计,贫困人口从2.5亿人下降到现在的3000多万人就是证明。但是,扶贫不能替代救济政策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农村五保户和因病因残丧失劳动力、鳏寡孤独、因灾害等造成家庭生活常年困难的特困人口,只能采取救济政策。

7、其他救助性政策

首先是农村医疗救助政策。自2003年始,在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亿元资金用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医疗救助支持,这项政策已经在一些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其次是教育救助政策。政府鼓励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资助农村的贫困生。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公益筹款的教育救助项目都有不错的扶持效果。第三,一些地区如浙江、宁夏等地的政府致力于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对农村的救济工作做出了一些新的部署,虽然属于地方政策,不过,却代表着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的政策取向。

以上各项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都发挥了各自的功用,但是由于各项政策出发点、目标、标准都有很大差别,并没有合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救助政策,各项制度在面对贫困这一课题时既有重叠交叉,也有覆盖不全,导致资源浪费,政策效果不明显,不应保而保,应保却未保的现象时有发生,迫切需要整合政策,构筑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总体性框架。

二、现行农村社会救助领域的主要问题

1.传统五保制度不敷需要,救助资金严重不足,救助范围窄,水平低

面对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的农村五保救济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仍然以五保制度解决农村贫困救助问题,至少有三大矛盾:一是救济范围太窄。根据民政部2003年全国特困户的大规模调查,我国农村特困户人口已经高达2000余万人,而五保供养对象仅有255万人。二是救济经费不足。五保供养的资源来源在税费改革之前主要来自村社农民互助,而不是政府的公共财政,税费改革之后,尽管经费来源从村社转向财政,不过,鉴于人数统计和人均标准的等信息收集和传递等问题,财政拨款的总额已经不足,再加上五保拨款采取加入中央财政对乡村总体转移支付额打捆下拨,常常在执行中被各种名目所侵占,发到五保户手上就所剩无几[5].三是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出现矛盾。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是两种不同的五保户供养方式,区别在于五保对象进农村敬老院还是在家生活。由于集中供养的标准远高于分散供养——据江西调查[6],大约高出1-2倍,以至于按分散供养标准拨付的五保经费不合理地集中到敬老院中的五保户,分散供养的人均资金被摊薄。

2、救助对象难以对准最需救助人群,扶贫政策未摆脱“救富”倾向

近10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集中财力针对贫困地区开展的大规模扶贫项目,的确提高了贫困地区发展的潜力,使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有所降低,但在同时,这种针对地区的大规模帮扶政策也导致了一些问题,一是扶贫资金投入量很大,但是扶贫效率不高。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出不对称,据统计,全国每年用于扶贫投资的总额高达200—300亿元,其中扶贫贷款占45%,中央及地方财政扶贫占41%,其他各种捐款及外资等占14%.1986年开始强调以开放性扶贫取代生活救济性扶贫后,很多扶贫计划着眼于建设项目,贫困户未能直接受惠,贫困人口的教育素质、民主法治能力等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二是扶贫项目由于惯性使然以及权力控制等因素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救富”倾向,扶贫方面的大量投入未能有效地缓解农村贫困户的生活。一些建设投资项目由于设计上的原因或者在基层出现了政策走形,相应的资源仍掌握在小部分基层的相对强势团体中,难以真正用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部分情况下并没有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这使人们对扶贫工程在某些程度上存有疑问,甚至影响了政府形象,破坏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目前,政府尽管开始注重在全方位扶贫上下工夫,但是由于缺乏与救济性扶贫政策的整合,致使一方面,对农村扶贫的固定投入并没有带来解困目标的稳定实现,相反,又出现了贫困反弹的势头。另一方面,实施传统的给予性救济的同时,人们往往忽略了同时采用现代扶贫救助这一积极的工作思路。

3、农村社会救济量大面广,资金严重不足,筹资方式混乱

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接受各种定期救济(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救济)的人数约有1160多万人,接受各种定期救济的农户(包括困难户、五保户等)约有632.7万户,农村中接受临时救济的有2009多万人次,而实际需要救助的人数还远不止此。目前,中央直接的投入仅有救灾补助资金,包括倒房重建、口粮救济、紧急转移安置以及衣被和治病补助在内的救灾资金预算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各种扶贫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以及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农村发展战略也把重点放在加大对农村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教育投入、卫生投入上。但是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申请到的扶贫资金并没有落实到预定的目标上,贫困家庭未能从扶贫贷款中得到好处。显然需要为了同一个目标的资源整合。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救济资金不足、来源有限,而救灾款相对资金充足、来源渠道通畅,因此,向上级多报灾情人数、争取更多的救灾款拨付,成为大部分地区筹措农村社会救济资金的主要方式。其实,救灾与扶贫常常可以统一起来。在灾情面前,没有任何储蓄的特困户、贫困户最需要救助。救灾资金既可以用于农村灾后的应急救助,也应该用于灾后较长一段时间的社会救济工作。但是,由于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同,救灾制度规定打酱油的钱不可以打醋,救灾的资金不能挪作它用。这导致争取救济资金的良好愿望与虚报受灾面积和人数的错误手段相结合。在错误手段下,良好的愿望被扭曲,利用每年的报灾时机任意套取救灾款补救济缺口的现象在各地时有发生,以筹措特困救济和临时救济资金为名的灾情报送甚至成了一些人大搞腐败、贪污救灾款的防空洞。这种现象正在悄悄地定型化,成为扭曲救灾政策的一种潜机制。

打破这种潜机制,需要研究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研究该体系中救灾政策与救济政策的相关性,找到整合这两项政策的方法。

4、救助政策冲突及重复覆盖状况的存在

如特困户与五保户政策之间存在覆盖现象。两种政策之间不同在于保障对象的甄别标准不同。特困户救济对象,是年收入低于627元以下的贫困农民。五保政策的对象标准没有收入界限,是依照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三个条件界定的。而在农村个体经济恢复之后,由于鳏寡者都分有土地,有生活来源,个体劳动也不像集体劳动那样可通过比较评估劳动能力的有无和大小,因此甄别五保户的后两个条件都被模糊化为鳏寡老人的年龄指标。即到了一定年龄就可视为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一般来说,我国农村的鳏寡老人享受五保待遇的年龄被确定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甚至50岁。

其次是保障水平的标准不同。特困户的保障目前由各地实行定期定量救济,救济水平只能保障最低生活。而1994年颁发的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十条规定:“五保供养的实际标准,不应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由于五保对象多是孤老残幼单独生活,各方面消费较高,所需要的供养费用较多。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五保对象的供养水平不应低于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在贫困地区和灾区也要切实保障五保户的基本生活。

第三是保障资源的来源不同。在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土地共有,五保户与特困户保障都由集体根据土地的收成采用一定的分配方式解决。农村经济改革实行分田到户以来,直至税费改革之前,五保户保障作为村社的社会传统采取了村民互助、人人缴费的方式,并且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被固定下来,即乡村两级从公共提留和统筹金中解决五保供养费,而特困户的保障却没有村社来源,必须由政府出资保障。

以上的三个区别体现了两类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和政策目标。

特困户救济政策以收入水平划界,救济定时定量,已经覆盖全国,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除定量的标准制定方法尚未统一,救济经费还受到限制外,可以说已经具备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雏形,属于现代社会救助政策。

以年龄界限作为鳏寡老人享有某种社会保障待遇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老人福利的传统政策。它以鳏寡老人这一特殊人群为目标,排斥非鳏寡老人,不到年龄不能享受;它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目标——根据条例规定五保老人的待遇要达到一般收入标准甚至中上标准。只是,由于实际操作中五保供养经费严重不足,导致福利政策变形,演成福利加救助的社会政策。不过,谁享受福利,谁得到救助,并非政策目标的设计而由机制扭曲所造成。

据广西民政厅有关干部调查和估计,目前有30%左右的农村五保户有劳动能力,15-17%的五保户既丧失劳动能力、又丧失生活能力,居于两类之间的,是丧失劳动能力、但没有丧失生活能力的五保户,估计占到53-55%.对于劳动能力处于高端、中端、低端的五保户统统采取同等标准、一律扶助的政策,自然会出现高端者获得中等或者中上生活水平,低端者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中端者可维持下等生活水平。并且,有的地方还出现“政策搭车”现象,把特困户、困难户等都挤到五保户中来,有的只因为是“双女户”也给予救助。尽管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给五保供养制度带来较大的冲击,但相比于特困户救济制度,其政策更为宽松,资金相对充足,而作为不救不活的、生活更为贫困的特困户救济情况却相差很多。

5、农村社会的公共生活遭到破坏

公共生活是构成一个社区生存环境的重要因素。人类发展史证明,生产力越不发达,公共生活对于维护社区安全的效用就越大。中国农村分田到户之后,尽管农民的个人收入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缺少了集体的保护,缺少了由集体支撑的公益资源和公共生活,农民被投入到巨大的不安全当中。许多农村公共设施如乡村小学、敬老院、乡镇卫生院等陈旧破败,村卫生室私人化,村社的互助传统受到忽视,人际关系恶化,这些都导致农村社区的社会公共生活并没有随收入的提高而改善,而是明显地下降了。农村社区的生存环境恶化,受损失最大者是贫困农民。

三、现行社会救助政策的难点与分析

1、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定位的困难

首先,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静态的生存需要,政策设定必须不断满足发展中的动态需求。但是,目前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固定性与社会变动性的背景发生矛盾,传统的分配型政策不适应发展中的农村社区的社会救助需求,为此,政策必须变化,要按照发展的特点对之分区分类,选择发展型政策来适应发展型的背景。其次,政策定位的困难在于要认清社会救助只是再分配手段还是同时兼有激励和促进发展的功能。我们认为,社会救助必须要适应再分配手段和最低生活保障双重功能。必须考虑到医疗、居住、教育等方面的救助需求,逐渐扩大救助项目的支出保障范围,结合社区投资和经济手段进行操作。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以保障市场体制下人的生存权和生活权为目的,以集体抵御风险、尽可能覆盖全社会的方式为手段,属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很高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农业社会风险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社会组织化程度很低,只能靠天吃饭,谈不上有组织地抵御社会风险。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完整地提出过农村社会保障的命题。

中国却必须提出这个命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人口占主要比重的格局将会维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也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解决。在从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过渡的长周期中,需要寻找一种力量,防止过渡现象的定型化,推动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和各种组合关系持续不断地演进,而不是固定化和僵化。这种力量应该成为贯穿在中国各项社会政策之中的灵魂。换言之,促进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融合而不是分裂,促进城乡一体化而不是二元化,推动城乡利益分配的公平化而不是畸形化,这才是中国社会政策之魂。

以这个观点研究和设计中国农村的社会救助制度,既要明了社会救助的对象是农业社会里分散经营的贫困农民而不是工业社会的贫民,懂得保障贫苦农民的利益就是维护工业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又要认识到对农民的社会救助不单纯出于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而是对后发者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力求尽快提升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2、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设计中的困难

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设计难题,在于如何以较高的制度效率保障农业社会在分散经营条件下的贫困农民的生活。这是因为:

第一,传统政策按人群而不是按功能划分,按功能划分要重建概念,重组制度。救济与扶贫结合是制度效率较高的工作思路。尽管理论逻辑很清晰,一遇到农业社会不可控制的自然条件的约束,实际的逻辑却很难清晰。农民虽然有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但是受自然条件、环境、气候、灾害等因素影响会导致年收成不稳定,特别是一部分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群众,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暂时的收入提升并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的命运。

第二,核准对象是实施任何救济的首要要件,但是,在农村,划定救助对象的难度很大,这给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有效实施带来不小的困难。由于农村资产积累和生活消费的特殊性,实际上很难用一个确定的基准线予以准确地度量,保障的水平很难确定。曾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贫困识别方法,如运用参与式贫富排序方法识别农村低保对象[7],也有的根据有无劳动能力、收入以及遭受灾害等情况把贫困户按照程度分为相应的类别[8],还有的研究提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不能仅仅简单地包括食物和生计安全,还必须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居住、教育、社会服务等需求。社会救助的方面越广、范围越大,搭便车的机遇越多,划定救济对象的难度往往也越大。

第三,地区发展不平衡性与救助制度多样性如何有效整合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以后,随着观念的变迁和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原有的集体保障功能削弱,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对于家庭服务等资源以及社会救助资源的运用也出现障碍,农村人力资源闲置,村委会、学校、卫生所、养老院等场所的社会化服务开发严重不足。农村社区的大量社会公共资源没有纳入社会救助的视野,致使社会救助措施往往停留于单纯的资金支持,无法与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资源达到有效整合。

3、两种现存的政策倾向

当前,有关社会救助的两种政策倾向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过分强调扶贫对解困的功效,将只适合一部分人的政策扩大到全体贫困人口,并以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社会救助作为帮助农村社会中无力自助的弱势群体满足其基本生活状况的社会保障政策,无疑是政府制定城乡共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扶贫生产对解困的功效,忽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甚至以经济政策替代社会政策,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第二,救灾救济等政策脱离能力扶助,单纯强调给予,从而使得救灾救济款物平均发放、随意发放等现象严重,甚至成为农村干部腐败的温床,同时,滋生了部分人群的依赖思想。

四、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出路

1、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目标和主要参量

政策目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保障有地的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有效地遏制农业社会里农村社区内部和城乡之间生活差距加速扩大的趋势,真正核准救助对象,保持适度的救助水平,讲求资金投入效率,促进社会分配正义和发展正义。

政策方式:

政府对符合救助标准的贫困农民实行生活补贴制度,可在现有的特困户与困难户救济方式基础上加以完善。将五保户供养政策分解为特困五保老人定期定量补助政策与五保老人福利政策。

重建农村社区,对农村公共设施和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规划、融资和排产,造就社区救助的公共资源和公共资产条件。

政策导向:

第一,用以支持集体付款的方式来救助个人,注重社区公共资产的积累。

第二,坚持倡导家庭保障,特别是家庭养老保障,在此基础上开展社区互助、形成社区共同意识、增进社区凝聚力。——稳定和开发社区的社会资本。

第三,强化对社区各类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教育服务等项目和公共空间的投资,积累社区的公共资产。——培育社区一定的自我保障能力。

第四,根据政策目标整合救灾救济、扶贫救助、贫困救济三类资源并进行重新配置。扶贫资金需要向着社区的医疗、教育、老人福利等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倾斜。其间也应包括以提供少量赠款的方式,帮助农民组织村社的医疗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自治组织。——增强政府为发育和整合农村社会救助资源进行规划、融资和治理的能力。

当前农村不宜采取类似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式,因为低保线统一性确定性强,而救助对象不确定性强,不容易对准救助目标。同时,对于农村社会救助对象来说,救助效率较高的不是资金,而是物资。社区救助的目标是解决本社区内部贫困居民的生活补助问题,以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社会救助的资金来自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社区救助主要采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方式。

2、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原则

第一,政策提供方式上由分配型走向发展型。

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执行这一原则,是为了培育一种解决眼下困难为了更好前进的发展机制。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过渡的长周期中,需要寻找一种防止过渡现象定型化的生动的力量,它能推动正在形成的社会力量和各种组合关系持续不断地演进,而不是固定化和僵化。这种力量就是以保护与激励并举为特征的机制。如果说,以定时定量为特征的特困户与一般困难户的生活补贴制体现了保护的功能,那么,以救急为特征的救灾救助可能相对体现了推动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的激励功能。两者的有机配置就是保护和激励双重功能的配置。搞好了可能作为一种弹性方式,有效地推动对贫困农户的能力补偿和能力建设。鉴于现行的五保供养政策难以核准救助对象,核定救助水平,将应予以激励的有劳动能力的鳏寡老人混同于必须保护的弱能与无能者,导致政策效率低下,因此,需要分解现行的五保户供养政策,对特困五保老人实行定期定量补助,对其他五保老人根据社区集体的意愿,通过社区公共设施实施救助或公共福利的方式予以照顾。

实施农村社区救助的前提,是社区的公共资源如医疗、教育、福利等公共设施得到较为充分发展,同时,建立社区自治组织,明确公共资源的社区产权,使公共资源资本化。社区救助就是合理地配置这些资源,提高社区内全体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生活素质。越是贫困地区,其实越需要加强能够促进公共生活的各项公共建设。因为这类建设给予贫困人口的社会利益最大,最能保护和激励贫困人口通过加强社会组织性和推进公共生活的方式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农村社区救助是一种集体决定的救助,也是一种救助对象的核准机制。如前所述,在集体生活中最容易判别每个人的能力,判断谁应该受助。集体的公共意志完全可能将无劳动能力者、弱劳动能力者区分出来,不仅社区予以保护,还可以为政府实施的社会救助核准对象。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包括五保户,在其具有劳动能力期间,社区可通过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施以援手,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总之,激励有能者,保护弱能者,对能力不同的受助者区别对待,不采取不加分别的政策待遇,是实现社会救助政策效率的基本保证。

第二,政府资助从资金投入为主过渡到资产投入为主,形成村庄公共资产。

国家投入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投入的社会救助资源,包括救灾救助和贫困救助资源。另一类是通过投资社区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形成的社区公共资源。例如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乡村小学、敬老院、五保村等的投资。扶贫资金中应该有一部分直接投入农村社区公共设施。

村社自有资源指的是家庭及其人际网络,村委会、党支部以及社区的各类自治组织,以及村委会办公场所、小学、公共电讯、卫生室、卫生站、卫生院、敬老院、老人村、戏台、公共仓库等设施。

两者并举的原则,是要求村社与政府机构同样作为农村社会救助的主体,履行村社的公共职能。譬如,运用村社中的一切可用资源,使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得到充分和有效的组合与发挥。要注意的是,这种社会救助与社区救助并行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需要逐步建立。建立初期,政府的导向作用十分重要。既要培育村社的公共资源,鼓励村社形成自有资源和公共资产,又要发挥政府对整体的社会救助体系进行规划、融资、安排、管理、监督等功能。为此,政府需要成立社会救助资源整合协调机构,推动相关的各类机构通力合作。

第三,从生活救济为主过渡到能力扶助为主。

目前,农村最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是农产品的收入低于成本,种粮越多越亏损,农民无法依赖农业而生存。中国自古就强调安居乐业,那么,农民的“业”究竟在哪里,靠什么能够使农民得到生存的保障?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不仅囿于农业本身求乐“业”没有出路,就连以工业化带动农村城镇化的国际社会的传统道路也未必对中国有效。因此,中国需要尝试适合自己国情的农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方向如前所述,是促进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融合而不是分裂,促进城乡一体化而不是二元化,推动城乡利益分配的公平化而不是畸形化。这三条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各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准星,当然,也是衡量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设计思路的准星。

为朝向这个方向,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承担着对后发者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一份责任。同时,为了扶助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重要结构组成部分的社区救助,在重建社区公共设施,积累社区公共资产的进程中,政府和社会要对农村社区进行物质资本的投入。

人力资本和社会性的物质资本投入正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工程。它同时也是农村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基本保证。这些资本投入既是社会投入也是经济投入,它会改变农村社区决定社会生活的规则,会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合,这种力量也许会将农村社区的公共资产与农村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要求城市与农村进行资源交换的市场机制。由此,有可能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3、政策体系设计——分区分类的结构化救助模型

一个有效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必须建立在对农村社会的不同分类和对农村社会中不同生活风险的分类的基础之上。我们根据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大致划分为a、b、c三种类型,这些类型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拥有不同的村社资源,居民面对不同的生活风险,可根据各自的需求和资源条件选择不同的社会救助类型,实施不同的优先事项。

上表展示的是一个思维模型。说明不同类型的农村地区资源不同、面临的风险不同,因此选择的社会救助模式也不同。

a类地区由于靠天吃饭,地区差异明显,自然环境好、风调雨顺的地区,农业收入虽然偏低但较为稳定,也存在走向富裕乃至小康生活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以半寒冷、半干旱气候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山区和高原地区来说,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依靠主业的风险很大,所以面临的生活风险也最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甚至生存也存在问题,只能依靠经济再分配(救济)来支撑生活。这类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尽管社区人均公共资源程度较低,由于传统的社区人际关系未被完全破坏,社区的凝聚力相对较强,农民有迫切愿望组织起来改善生活,所以,给点阳光就灿烂。通过投资社区公共资产的方式整体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使贫困群体受惠,是实施社区救助的一条可探索之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延安洛川旧县镇所做的农民医疗合作社及社区卫生服务的试点可证明此点。

对于b类地区,由于农业地位下降,朝向工商业发展多元产业,因此,工商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状态,工商业与土地的依存度决定了生活状况。这个地区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就业保障的重要性逐渐超过土地保障。工业社会的风险日益突出。因此,这类地区的社会救助类型需要更多地朝向工业社会,政府实施的社会救助包括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以及医疗救助和教育援助需要规范化,同时,也要注意建设社区公共资产,发挥社区自行组织的救助作用。

c类地区由于失地,劳动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城市趋同,风险也趋同。社会救助的类型应该与城市相同,即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特别注意的是,做好失地补偿工作,将士地补偿金与城市的社会保险相衔接。

至于a类地区是否不断地向b类地区演化、b类地区不断地c类地区演化,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不断演化论表现了对农村现代化只能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预测和判断,分道扬镳论即a类地区可能走出相对独立的现代化之路则是另一种预测和判断。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可能视社区救助为落后模式,只有城市的规范化救助才是先进模式。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即本文的观点,认为人类在21世纪通过对20世纪的反思,完全可能重建自己的社会生活规则,寻找一种资源消耗较低、社会参与较高、整体性更强、更突出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在强化社区公共资产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基础上形成的社区救助制度,未来甚至有可能比政府制定的社会救助制度更加长命。

4、具体建议

第一,收集和整理农村社区的基础数据,对农村社区按发展程度进行分类。

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收入分配调节和社会共济上还需要有综合的考虑,把处于不同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同类型地区区分开来,使救助政策各有侧重[9].为此,可考虑收集和整理农村社区的基础数据并进行地区分类,检验是否可以划分为上述的a、b、c三类。此外,需要加强对农村基层社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基础性数据的统计工作,包括有无劳动能力、病残情况、家庭及社会援助情况等等。

第二,整合资源统筹用于全覆盖的农村贫困救济制度目标。

我国目前用于社会救助的资金政出多门。中央财政直接的投入的有医疗救助资金、救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中的五保户供养资金;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有五保户供养资金、农村敬老院资金、特困户补助资金、农村低保资金、临时性救济资金,还有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投入的各种扶贫贷款。这些资金只有通过整体性的整合,才有可能减少浪费,发挥资金合理配置的效益。这就需要将各类资金按照其目的、用途、下拨程序、拨付方式等各项指标进行整理,而后逐项讨论整合的可能性。例如救灾资金与社会救助资金其实在执行中已经整合,但是极其不规范,需要研究规范化的方式和步骤。

第三,聘任专家进行社会救助政策评估,提高救助效率。

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的公平性尤为重要。社会救助政策的定位、采取的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和公正、公平,救助工作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政府的规划能力、管理能力如何等等,都需要通过评估来评判和监管。中国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需要依靠政策出效益,把社会政策评估逐步纳入正规化的制度运行中,实属时代的需要。政府部门要聘任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来进行社会政策评估,还可避免在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

第四,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的公共资产和社会资本,推进公共服务、能力扶助和集体福利。

农村社区救助的关键是善于拓展农村的公共空间。它需要进行社区重建,重置社区公共资产。目前由于取消农业税和乡镇体制改革,致使乡镇出现了一些闲置的公共资产。还有一些村小学的校舍、乡镇的办公室、以及乡办企业由于并撤而房屋闲置,这些都可以作为政府通盘考虑加强农村社区公共资产建设的因素。合理利用现有资产要与发展新的农村社区资产相结合,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推进农村社区资产建设的进程。为做好这项工作,政府需要做出发展规划和提出具体政策的指导性方案。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民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北京

2.民政部《社会救济法》起草办公室,《社会救济立法资料汇编》,1998年6月

3.埃斯平-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4

4.杨团著,《社区公共服务论析》,华夏出版社,2002年

5.默顿著,《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1999年

6.李强著,《中国扶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7.贾应生,王宗礼著,《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困惑与出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8.陈宗盛著,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9.马晓河主编,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10.杨刚著,农村养老资源的制度性建构——沿海两地三村养老保障制度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1.杨团、张时飞著,当前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2.徐勇主编,《三农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13.唐钧,《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华夏出版社,2003

注释:

[1]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调查显示。

[2]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在日前召开的智力支边扶贫工作座谈会上,向与会的派人士所介绍,贫困人口指的是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人口。

[3]1985年国务院规定,乡和村供养五保户的费用,“实行收取公共事业统筹的办法解决”。1994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明确提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五保供养的经费和实物,乡人民政府负责五保供养工作的实施。

[4]通过全国大规模的核查,认为农村特困户主要是因病因残丧失劳动力、鳏寡孤独、因灾害等造成家庭生活常年困难的特困人口,大约有2000万人。引自王振耀:“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调整”。

[5]江西五保户调查显示,2002年,jh乡下拨ht村财政转移支付五保资金仅为400元,全村7名分散供养对象年人均只有57.1元,比该乡规定的年人均500元标准少442.9元。依此推算,仅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五保金部分供养现有分散五保对象,全村资金缺口大概在3100元左右。

[6]杨团、张时飞,江西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调研报告,载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调研报告汇编

[7]见中国社会政策网2002年7月张时飞的文章。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6

本次调查根据需要将其整合为3个维度[3]:日常生活管理(包括不良嗜好管理、一般生活管理维度)、疾病医学管理(包括症状管理、急救管理、疾病知识获得管理、治疗依从性管理维度)、情绪认知管理(情绪认知管理维度)。把自我管理行为按指标得分划分为高、中、低3个水平[4],其中≥80%为高水平,60%~79%为中等水平,<60%为低水平。调查方法由调查人员发放问卷,统一解释语,面对面逐条询问填写,同时请患者家属回避,问卷当场收回。2.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录入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法。

结果

自我管理行为评分结果本次调查中,患者的自我管理总分为(81.53±7.86)分,其中55.4%的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处于低水平,44.6%处于中等水平,无1例处于高水平。说明农村老年冠心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不够理想。得分结果详见表2。社会支持对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对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及总分与自我管理行为的3个维度及总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与自我管理行为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320~0.761,P<0.01)。见表3。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政府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但每次变迁的结果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供给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出现了失衡,其中供给主体的失衡尤为突出。本文试图在界定供给主体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重构的政策建议。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

农村公共产品是与农村私人产品相区别而存在的。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区别于农村私人产品,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所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收益外溢性的物品或服务。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信息系统、农业环境保护等。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是在性质上近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义务教育、电力设施、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二是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高中(职高)教育、水利设施、医疗、乡村道路建设、文化馆等。三是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电视、成人教育、自来水等。后两类准公共产品在相当程度上又可视为俱乐部产品,其特点是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通常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根据公共产品服务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通常又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和社区性的公共产品。由此可见,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由于不同层次公共产品本身特性的差异,决定了上述物品提供的目标指向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主体也必然存在差异。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涉及三个基本参与者,即消费者、生产者和安排者(吴金明,2004)。消费者直接获得或接受公共产品,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特定的群体、机构或组织;生产者直接组织产品生产或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它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业、志愿性组织或是消费者自身;安排者(也称提供者)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物品的生产者。它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志愿性组织,甚至于消费者自己。本文谈及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仅仅是指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即农村公共产品有谁来提供。

在传统的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认为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如果由市场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供给,必然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因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必然要由政府承担。考虑某些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如消费者的地域集中性、局限性以及公共产品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由私人供给可能更有效率。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一种公共物品并不一定要有公共部门来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第三部门、私人组织、社区和社会公众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但实现这一局面取决于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状态。就行为主体的能力而言,在一些有形公共物品生产上,私人组织的能力并不比政府逊色;在提供社区性公共物品方面,中央政府并不见得比社区自治组织更有效;在对行业进行管理时,政府也不见得比行业协会更有效。就政府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不仅仅是管制与被管制、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且还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或良性互动关系。之所以强调合作式的伙伴关系,是基于以往公共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对称的关系格局而言的。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公共物品的生产不是由消费者说了算,而是由生产者说了算,由此导致了不恰当的公共物品生产的高成本和过度生产”;但反其道而行之,即完全由消费者说了算,则会陷入另一种不对称关系之中,即公共管理主体的主动性和战略能力很难得到体现。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原因及其效应分析

1.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表现及其原因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表明: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应依据公共产品的层次和特性,构建政府、农村社区、私人部门、非盈利性组织(也称第三部门)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结构。但目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供给主体方面却存在着严重失衡的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缺乏政府以外的其他参与者。现行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参与主体受政府政策、产权界定和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其表现为:1私人组织(包括企业)参与不够。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划算。无论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决外部性的办法,还是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都强调了产权和效率之间的联系。因而,解决公共产品私人供给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公共产品的产权明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不明晰,产权残缺阻碍了私人组织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者——农民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供给的激励。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农民同其他多数人一样,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自己能成为“免费搭车者”。2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滞后。第三部门通常是指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集合,是那些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中介机构,其共同特征是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合法性等。第三部门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提供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对多样、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产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在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来负责供给,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农村社区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近些年来,不少国家对政府、市场与社区的角色重新定位,特别是把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很少讨论的“社区”概念,视为设计未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由此,“社区主义”在欧美国家几乎已成为拓展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社会自治领域”,对于解决社区性公共问题、自给社区性公共物品、实现社区性公共利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我国农村,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村民委员会部分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成了具有行政权力的“准政府”,难以准确的表达农民的意愿,难以发挥自治组织在村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2)供给责任不清,供给主体错位。公共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但在实际中,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1有关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上的缺位。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明显特征是纯公共产品少,准公共产品多,并且界限相对模糊,加之农村地域的分散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其生产带有分散性,因而政府提供与否的收缩性较大。在我国,当涉及两级或多级政府间的共同事务时,中央政府、各省、市、县及乡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例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推给了县乡政府以及村委会来负责。2乡镇政府在供给过程中的错位。一方面,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政府承担着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能,支出负担沉重;另一方面,由于乡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设置过多,生产性支出处于萎靡状态,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3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供给过程中的困境。村委会是农村社区内的公共物品的组织者,但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经常利用政治权威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推卸给村委会,从而影响到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中央与地方固有事权及支出责任的界定不够明确。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把本应由自己供给的公共物品,通过转移事权交由县乡政府和农村社区提供。由于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赋予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足够的预算资金,只能由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自行解决,事权与财权的不统一,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负面影响

(1)单靠政府提供无法满足农民实际需求,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单一的政府供给主体,因财力限制和供给的强制性很难完全满足农户的有差异的公共产品需求,既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又导致农村党群和干群关系的紧张。

(2)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导致农民不堪重负。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政府筹集不到足够的公共资源,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越来越丧失主渠道的作用。在政府不能发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渠道作用的情况下,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加重了农民负担。

(3)单一、失衡的供给主体制度,使政府从供给机制上管死了一切,限制着企业、个人、社会团体等的参与,也给政府的供给部门提供了充分的寻租机会,最终导致城乡公共产品水平的巨大差距(马晓河、方松海,2005)。长期以来政府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政策,使有限的资源源源不断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相对独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大都由农民上缴税费的方式自己来承担,而且公共产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劣于城市公共产品,这对于农民和农村地区来讲,显然有失公平。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重构中的制度安排

对上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状况,必须在深化农村改革中,改变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提供主体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在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重构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和多层次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1.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城乡一体化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从根本上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城轻农”的国家公共产品制度安排,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

2.政府提供相应政策,充分调动其他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

各级政府可通过精心策划和宣传,以及提供补贴、奖励、直接委托或各种优惠政策等多种方式,引导、支持、鼓励、吸引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参与,并积极引导、帮助、支持其他组织和个人形成一种稳定的或制度化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一定要对建成后的农村社会公共产品明晰产权关系,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农民个人的就归农民个人,千万不能做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产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只能由政府来界定。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主体结构才能有效形成。

3.加快建立农村自主治理的村民自治组织,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广大的农民普遍生活于分散的村落之中,实行村民自治更容易符合农村的村情民意和提高农民的满意度,更容易激发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热情。要让自治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激活民间组织的各种积极作用,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强农民的汲取机制、共识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和利益再分配等机制的建设,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参与者、受益者、监督者和管理者,走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正确之路。

4.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如上所述,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要实现城乡公共物品的统筹供给。大家普遍认同应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层次来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在我国,由于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只有通过法律的规定,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律化、规范化,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就我国目前而言,一方面要加快修改不适应新形势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还要细化、完善并制定、出台新的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化、法制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黄志冲。农村公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06)。

2.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07)。

3.涂晓芳。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J].中国行政管理,2004,(02)。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小康生活的宽裕,广场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大部分新农村建设中最活跃的娱乐休闲,具有开放性、节庆性、广泛的群众性、多元的自娱性等特征,发挥促进经济增长、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激发社会活力等多重作用,在充实地方文化内涵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具有美好而广阔的前景。

一、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小康生活的宽裕,广场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大部分新农村建设中最活跃的娱乐休闲。丰富多样的广场文化增加了城市的动感与色彩,彰显了城市的文化个性,开创了政府与民间互动共创的新思路,成为当代新农村文化不可忽视的新资源。

所谓乡镇广场文化,顾名思义,是在农村室外进行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广场秧歌、腰鼓、舞龙、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近年来,我国农村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基本构件之一的广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农民群众休闲娱乐的自由空间。广场的辟建与使用,使农村广场文化应运而生。

本论文就我国新农村广场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等方面做出分析。

二、广场文化的特征及作用

(一)乡镇广场文化的特征

1、开放性

开放性是广场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广场是群众公共生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乡镇公共文化集中展示的地方。广场上所进行的任何文化活动,均向公众开放。这种公共性决定广场文化必走平民化道路,即使是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也要兼顾到雅俗共赏。同时,公共性又决定了广场文化的主体是公众,广场文化若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就会变得枯燥干瘪。

2、节庆性

公众的集会与庆典是广场形成的原因之一,决定了广场文化必带有节日喜庆热闹的色彩。故现在的广场文化多举办各种节庆,包括常设的文化艺术节。如广西南宁市的“大地飞歌”国际民歌节,开办以来就成为了广场文化中的品牌。又如大连的国际服装节,就引进了世界大牌的艺术团和国际歌星在本市的广场上演出,经济与文化的联手使其闻名遐迩。

3、广泛的群众性

综观农村广场文化的全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天早晚在广场活动的人群热闹非凡,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聚的人群,寻求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释放快节奏生活中的压力,展示各种各样的才艺,追求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这里没有尊卑贵贱等级差异,都是笑脸相迎,你谦我让,平等交流,其参与面之广,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4、多元的自娱性

每天晨晚广场上总是人头攒动,有跳老年秧歌的;有老中青混杂跳健身舞的;有青年怀抱吉它自弹自唱的;有少年儿童开着各式童车奔跑的;还有舞剑弄棒健身的,等等。没有强迫命令,没有权益驱动。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参与自然,撤出随意,没有约束。

(二)乡镇广场文化的作用

乡镇广场文化作为群众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与群众文化共同的特征、功能和作用,但广场文化又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因其历史背景、组织、方式、规模水平的不同,产生的作用也就不同。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1、较低层次。即民间自娱性广场文化。如村头街尾的扭秧歌、交谊舞、健身操,公园、庭院的演唱会、故事会、读书会等。这种类型的广场文化不受时间、场地、服饰、设施、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多以健身强体、自娱自乐为目的。这种自娱性广场文化满足了农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求,起到了调节身心,陶冶思想情操,增进人际交往,激发工作活力等最基本的作用。

2、中层次。即商业性广场文化。它多以商家为组织者,以商品经销为主要目的,借助文化的手段,形成“文化搭台,商家唱戏”的商业性广场文化。比如商场、饭店的开业迎宾,店庆、场庆等广场文化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性广场文化将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这种类型的广场文化不但直接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同时也起到了传递科学文化信息,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作用。

3、较高层次。即官办的宣传教育性广场文化。这是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有特定的背景,鲜明的主题,活动质量和水平要求较高,它以重大节日和庆典为契机,需要预先策划,筹备和投入大量经费,可以形成巨大的规模声势,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如主题会、庆祝会、纪念会等大型广场文化活动。这种类型的广场文化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任何其它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它不但可以振奋农民的精神,鼓舞群众的斗志,凝聚民族的力量,激发社会的活力,而且能展示整个区域,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三、广场文化充实地方文化内涵

(一)广场是文化建设的“塔基”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日趋繁荣,全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全面加快,各地区彰显文化底蕴的大剧院、大歌厅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正在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经济崛起的标志。与此同时,伴随着北京奥运而来的全民健身热,也催生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打造群众文化场所的热情。“剧院文化和广场文化是两个不同的需求层次。”著名编剧邹忆青说:“只是在大剧院看演出,需要有钱有闲,而在小广场看节目,可随到随看,群众方便且不用掏腰包,更重要的是,小广场与大剧院最大的不同,是其广泛的参与性。”如果把文化看成是一座宝塔,那么,在大剧院上演的具有引领潮流和发展导向的专业文艺作品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塔尖,而在广场上演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节目则是塔基。

(二)推动地方文化资源传承与发展

各地建设广场文化,就是要尽量地开掘与调动地方文化的资源,使得地方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得到更多的继承与发扬,并改造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文化。像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的形成,最初就是从开发壮族的民歌节“三月三”发展而来的。“三月三”从田间山野走入城市广场,再进一步演变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性民歌节,它不仅丰富了地方文化资源,而且提升了壮族山歌的文化品位。可以说,地方文化资源借广场文化的展示与推动,成为有显示度的地方文化,从而充实了地方文化内涵。

四、广场文化的发展前景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社区文化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社区文化成为新农村文化的主要阵地与载体。现在不少乡镇,不仅仅只建一两个广场,而是分社区建多个广场,使广场文化与社区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真正使广大群众享受到政府的公共设施和文化福利。有的乡镇还将广场的文艺演出分配给各社区,促使各社区必须经常性地考虑自己的文化建设任务,从而推动了社区文化的建设。目前,空前活跃的广场文化,成了现代文艺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大舞台。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还是偏远落后的西部地区,我国群众文化已成蓬勃发展之势。乡镇广场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传播着健康文明的思想内容,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高尚审美趣味的熏陶,既培植良好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也展示了本地特有的文化现象。综合分析社会各方面因素,新农村广场文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美好而广阔的前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投入使广场文化不断地向高层次发展

文化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近年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逐步增加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我省就首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把乡镇广场文化建设列入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出台财政补助政策,实现了广场的绿化、硬化和亮化,完善了广场功能。随着政府对广场建设投入的逐年增多,广场文化活动的项目也同步增加,且以递进的方式向高层次发展。

(二)企业文化成为广场文化发展的核心

广场文化使本地乡镇企业的产品从广播电视报刊上走到人们的前面,亲切自然,真实可信。企业借助文化形式宣传经营理念和产品优势是投资少、见效快、易于被群众接受的方式。从广场文化活动来看,企业文化逐渐从不引人注意的角落走向众人瞩目的前台,成为受群众欢迎的热点。随着广场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经常化,政府职能部门将逐渐退出,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企业文化将更加生动活跃、丰富多彩,成为广场文化发展的核心。

(三)文艺新人在频繁的广场文化活动中脱颖而出

乡镇广场文化具有群众积极参与、进出自由的特点。文艺爱好者可以在这里不受任何限制地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确有实力者往往能够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这些崭露头角的文艺新人在广场文化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成熟,成为新的文艺骨干和文化事业的后续力量。经过文化部门的辅导和推荐,就会成为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性的文艺骨干。广场是发现人才的窗口,施展才华的舞台,只要我们文艺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去发展和培养,让他们在广场文化活动中发挥作用,进而引导广场文化向健康、文明、高雅的方向发展。

(四)广场文化成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宽阔美丽的广场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一座丰碑,广场构成了广大群众生存、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春夏秋冬,广场都可以成为调节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而广场文化的连续与持久,又形成了城乡良好的审美文化生态。广场文化作为一种公共的群体行为,它依靠良好的审美文化生态,不仅是展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风貌,更重要的是它的创造作用,因为它可塑造和优化大众的群体文化人格。乡镇广场文化是当代新农村大众文化表现最突出的一种形式,它虽还不成熟,但却深为大众所喜爱、所接受,它由地方政府推动,由民间文化参与,是政府与民间互动的结果。它的文化价值、美育价值以及文化产业价值等应加以高度重视与开发,使其能真正成为新农村文化的新资源,体现出新农村的个性与文化品格。

五、结论

总之,新农村广场文化正以其前所未有的态势蓬勃发展,遍布乡镇村落,联系着千家万户,无论是鹤发童颜的老人,或是朝气蓬勃的青年、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孩,都是广场文化的“生力军”。影响着亿万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它以自身独特的魅力,焕发农民的精神,陶冶群众的性情,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农民群众精神的需求。乡镇广场群众文化活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美好前景,它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人们道德文化修养的提高,而不断增加色彩和活力,成为新农村建设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共同的文明乐园。

【参考文献】

[1]欧阳晓明《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社会心理要素分析》[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07)。

[2]司芳琴《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3]蒋述卓《论广场文化的特点与价值》[J],《人民日报》,2003(4)。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业大国

一、家庭养老现状及老人心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家庭养老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995年,针对农村的养老问题,我们在富平县进行过一次百户家庭养老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在养老问题上,子女孝敬老人或基本能履行赡养义务的占44%,在赡养问题上争争吵吵、有分歧、有矛盾的或尽赡养义务有困难的占36%,不尽赡养义务的占17%,因赡养问题引起纠纷、告状诉讼的3%.以上情况说明,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副的农村养老现状,逐步地要发展到以社会养老和靠自身的积累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化养老趋势上来。据调查,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青年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其独立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使赡养孝敬老人意识逐渐淡薄。2.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不再是维系家庭的主要生产对象,一些青壮年从事商业和工副业,常年在外打工,甚至“乐不思蜀”,也给身在农村的老年父母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96年笔者在华阴市检查工作时,对官北乡青山等三个村,以“你认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是:有87%的农民普遍关注的是养老问题,其次是医疗问题。3.随着人类寿命延长,独生子女通婚,造成一对夫妇,上养四个老人,下养一个孩子的家庭单元结构(亦称4—2—1结构),使家庭经济上难以负担,生活照料、精神抚慰更难以顾及。

市场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农村老人心态的变化。由于年老多病,贡献愈来愈小,老人在家庭中地位随之受到削弱。经济支配权利十分有限(有支配权的仅占17%,无支配权的占46%),加之,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家庭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因而老人在家中得不到应有尊重,甚至受到岐视或虐待。很多老人自卑感增加,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活着是多余的”。他们看不到自身的价值,感叹晚年的凄苦,失去生活信心,消沉忧郁,性情孤癖,同时又怕活着无人养,病了无人医,不能动弹,无人侍候。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功在千秋

农村管理论文范文篇10

一、传媒业界:积极参与、提供新思想

新农村建设包括修建水利设施、实施防洪、防旱对策、完善输电网和通信网、在农村免除义务教育的学费等一系列措施和目标,因此很多人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新村运动”相比较。

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质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前者是“一场由政府发起的、以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造福农民为目的、以倡导‘勤劳、自主、合作’精神为核心,开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村庄建设项目和提升农民文明素质的思想教育为载体、物质文明建设与伦理精神教育互动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1]在新村运动中,韩国媒体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运动刚开始时,政府在没有寻求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整个农村地区实行新村运动,当农村的居民积极参加新村运动时,很少有记者对新村运动进行报道。当政府试图将新村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时,就需要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形成一种共识,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对这项在农村实行的所取得的惊人的成果的宣传将是很重要的支持。”[2]

因此在1974年-1980年参加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的职业分类中,新闻工作者及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大多数是报社、电台或者电视台的管理者或高级职员。”

这些对新村运动有了深刻认识的精英分子所带动的韩国媒体不仅仅是宣传了运动成果。“快速方便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民阶层中影响着他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并能赶上城里人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这产生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农产品定价的策略、农产品的市场改革、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饲养技术。对农民的训练课程随着他们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3]这些农民观念上的变化,离不开韩国媒体对新村运动的深刻认识和参与。

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渴望看到的农民观念变革,也同样离不开媒体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参与。因此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至少有以下几件:

1.从单纯的“反映”功能到建设性作用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正是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反映和呼吁,农村这一被遗忘的角落和农民这一被忽略的社会群体才重新回到社会的大视野中,今天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规划,也正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的真实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些真实的认识离不开媒体的反映。反映固然重要,但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更需要建设性的报道。

所谓建设性报道,是能够对农村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报道。南京师大新闻学院方晓红教授在研究农村与传媒时认为:“推动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现代性增长的因素非常多,大众传播媒介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第一因素,但在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时代,尽管它不是唯一也非第一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关于这种认识,此前已有很多学者谈到,例如现代化的理论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描述的:“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术;启迪并探讨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5]

显然,媒体不能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而要成为改变农村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像韩国媒体在新村运动中所做的,能够激发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兴趣和欲望,能够使农民通过报道得到启发和教育,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

其实,媒体的这种建设性作用已经在部分农民中有所体现。安徽省含山县半湖村的260户蟹农,从(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中获知香港市场河蟹需求旺盛的信息后,立即多方联系,最后与香港创业集团签订了1.2万亩的无公害河蟹订单。和县菜农多年来只习惯种植辣椒、茄子和西红柿。七套节目开通后,他们跟着电视引新品,调结构,仅早春菜就改种了彩椒、瓠子、樱桃番茄等20多个品种。在安徽,这种“看着电视种田,盯着市场挣钱,依靠科技致富”已经成为一种时尚。[6]然而,这种建设性作用在过去还没有形成媒体的共识,而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这种建设性作用应该是媒体的理性力量所在。

信息的效益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变革才具有长效性。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是很容易过时的,而培养农民对信息的追求和肯定、承认信息的价值并愿意为交流信息投资,这才是农民在信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生存理念。这一过程离不开传媒建设性的作用。

2.从报道农民到做给农民看的新闻

在传媒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学术贡献的韦尔伯·施拉姆,把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7]这四个方面正是媒体在农村最基本作用的体现,因为“大众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了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8]而要发挥这些基本作用,首要前提是:将农民从报道对象转化为报道的接收者,即做新闻给农民看。

做农民的新闻,是让世界了解农民;做给农民看的新闻,是让农民了解世界。

传媒业界所进行的三农报道是城市了解农村、市民了解农民生活的一个主要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功能如同一个放大器,将原本被忽略的农村、农民、农业放大后展示到公众面前。在这种报道模式中,无论是对农民工遭遇的报道、还是直接针对农村的扶贫报道、农业典型报道等,农民始终是报道对象,农民之外的群体才是受众,农民被排斥在受众群体之外。作为报道对象,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同时,农民的形象是依受众旨趣而设,农民命运的转折机会也是始终把握在他人手中。

城市居民也经常作为报道对象,但是在媒介行为中,他们能够始终以接收者的身份来实现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体承担者的能动性。这种情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的研究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仍被传统的桎梏所羁绊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在城市骤增起来,简直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机制和政治意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文化和组织程度,并不断滋生出新的社会意识或越来越多地接受新的观念。……与作为顺从者群体的农民不同,他们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并且表现出对社会的输入过程,即他们对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努力去做就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而产生行动的意向。”[9]

工业化与城市居民的主体性认识的确有很大关联,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态度也往往因此被认为是工业化的结果。但是他们对政治或经济的介入,大都需要经过传媒这个通道。因此,是传媒伴随者工业化进程促成了城市居民对社会的“输入”。

那么,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农村、农民现代性增长的因素也必须与工业化、现代城市文明尽可能密切接触。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徒步从巴黎到伯尔尼的一个月的行程中,就敏锐地感觉到城市文明对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决定性意义。他在谈到法国种植葡萄的农民时写道:“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10]

方晓红在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苏南和苏北进行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促进现代性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11]参与意识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者文化方面,这种参与意识的培养与媒介行为都具有很大的关联。媒介的参与,对于农民来说是少有的能够直接接触外界文明的途径,当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眼光透过媒介来感受城市乃至更远的地方,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和行动的意向才能够激发出来。那已经不是简单地“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而是“借助媒介来追求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二、学术界:担负起现实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任务

我们以2000-2005年《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以及《新闻记者》这四家新闻学刊物为一种参照(它们的主办单位分别是报业集团和大学),它们关于传媒三农报道的研究内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观新闻传播学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下表中所列数据为这些年所发表文章总数(不包括不署名文章,比如预告、简讯、传媒链接等)与涉及三农的研究文章之比:>年份

《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

20000/2420/1111/1323/449

20012/2140/1530/1100/413

20021/2552/2220/992/423

20031/2922/2132/952/423

20043/2581/2472/854/390

2005(不完全统计)2/2302/2581/402/324

显然,无论是《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记者》这样的由新闻业界的研究所主办的刊物,还是《新闻大学》这样的学院派刊物,对三农报道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零星而分散的状态。这与传媒运作的现实状况也是相吻合的。三农问题是自2000年两会以来的社会难点、焦点问题,但是,学界对农村传播问题研究很不充分。

在涉及三农问题的研究文章中,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分析传媒关于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工报道(比如《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二是分析传媒的农业农村报道(比如《解析农业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伤害”现象及对策》);三是直接分析对农传媒现状(比如《农村网络传播:问题与对策》);四是通过实证调查方式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比如《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这四个研究方面在文章数量上基本处于持平的状态,也就是说,研究者给予这四个方面的关注度是大致同等的。这种平均注意力的分配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其中最具有前瞻价值的是第四个方面,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文章。

上表所涉及的此类文章共有七篇,分别是:《中国受众之回顾》(2001《当代传播》陈崇山);《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新闻记者》张宁、方晓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举行》(2002《新闻界》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2002《新闻记者》曹刚、方晓红);《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2003《新闻记者》王玲宁、张国良);《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2004《当代传播》方晓红);《农村传播生态失衡研究――“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2005《当代传播》赖浩锋)。

从这个列述中可以看出,参与这部分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其中陈崇山的文章并不是以农村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晓红承担了四篇,这四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课题成果而来的。相对于非实地调查性研究来说,要完成这样大型的针对农村地区的受众调查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这也是这种研究在涉及三农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占优势的原因。而恰恰是这种需要较多投入的研究,能够对整个农村传播环境和现状的宏观把握,提供政策调整或者调控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这种课题给予的资助,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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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还涉及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新认识、新视角。例如,现在已经提出的关注农民的素质教育,培育现代人文精神。人的素质也必须同时“开发”,这个难度不亚于物质开发,可报道的内容更多,持续性更长。首先需要打破的是农村地区对外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不自觉的隔膜,同时,逐渐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再如,当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来到农村时,以何种方式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约翰·奈斯比特曾谈到高技术与高情感(hightech/hightouch)平衡问题时说:“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12]随着农村建设的城镇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那里人的社会心理的需要如何满足,如何保障人文资源不被破坏和消亡,如何与高技术产业相配,奠定“高情感产业”的基础,都是需要关注的大事。

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的研究也提出了一项被忽略的内容,即提供世界各国各地开发落后地区的可借鉴经验。[13]在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不少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或教训,其中较重要的是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大开发。类似规模的开发还有英国、西班牙等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有,教训更多一些);印度、巴西对其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经验较多);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经验较多)等等。

在法治建设方面,美国开发落后地区时颁布的许多法律以及日本的《北海道开发法》等,我国应有所借鉴。中观层次上,美国1965年制定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值得我国省级地区开发时借鉴。关于国内区域间的经济援助,英国对衰老工业区、德国对统一后的东部地区采取的经济政策,值得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借鉴。在设立基金支援欠发达地区方面,意大利的“南方发展基金”、法国的“农村改革基金”、巴西的“亚马逊投资基金”、日本的“开发公库”,以及欧盟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都有借鉴意义。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文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值得借鉴。例如欧洲各地的天然人文和自然生态博物馆、美国印地安人的保留地、日本一村一品的“造乡运动”,以及我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以上这些的经验或教训,在我国知晓的人目前还限于少数研究者。把这些东西从专家那里变成公众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政府:必须给予传媒和研究者一定的激励与扶持

然而,不论是传媒业界还是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农村的关注都很少。在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崇山研究员,通过对大量调查数据的研究与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14]1997年对全国电视观众进行抽样调查时,农村观众就已经占到了总数的75.9%(当时我国的电视观众总数为10.94亿人),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农民在电视观众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三年后,黄鸣刚不得不指出:“中国的电视市场日益扩大,但是农村电视节目所占有的份额却在缩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数电视台的农村节目比例都在相对下降。2003年6月在央视推行的‘末位淘汰制’使得12个频道的10个栏目从电视消失,其中《农业新闻》这个少有的为9亿农民服务的节目也包含其中。在惟收视率是图的现在,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却正在失去他们的表达场域。”[15]张振华也指出:“到2003年底,我国共开办广播节目1800多套,电视节目2200多套,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的电视台只有吉林、山东两家,广播也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有4%。”[16]

这些数据印证了这样方晓红的结论:“农村受众是信息传通领域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方面、接收工具的拥有量方面、媒介消费时间方面、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方面,均明显弱于城市受众,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传播所面临的现状。”[17]

这些问题存在原因在于,传媒是城市的产物,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天生是市民。传媒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协调,使得这种为农村的服务可能持久。学术研究当然也只有在城市化实现以后才可能出现,这种研究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同样需要政策对三农研究的倾斜。因为传媒的运转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成本,如果要求传媒和学者像做好事那样“新闻扶贫”、“学术扶贫”,偶然、短暂的做做可以,若要求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了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18]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落后现状客观上限制了农民的媒介产品购买力,加上“农村传媒设施的建设是个投入高、周期长、回报低的工程,光靠媒体自身很难完成,政府要从宏观角度认识改善农村传播状况、提高农村传播效果对于发展‘三农’的重要性,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媒体给予政策倾斜。”[19]

在2002年南师大的那次会上,我谈到的西部报道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西部的“三农”报道问题,当时我说:“一个问题:把宣传任务与媒体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单纯把报道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传媒赢得广泛受众的一个持久而广阔的报道领域。不仅西部人关注,东部人更关注,那里是他们投资的新的重要区域;不仅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那里可能成为新的财源。把持续的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和言论作为传媒扩大影响、赢得受众的一种品牌来做,真正做出风格、体现人性、实话实说,我国的传媒是可以“三赢”,让党满意,让受众满意,同时赢得相当的广告客户。”[20]也就是说,在要求传媒关注三农报道的时候,需要政府出面创造一种良好的投资的环境(包括传媒集团对农村的投资),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保障传媒有可能持续地报道农村,还要提供可能的规模化的农村受众群。否则,没有规模化受众群的新闻是不可能持久的。方法包括真正实现广电的“村村通”和传递报刊渠道的低成本。关于后者,在没有解决传递低成本的时候,需要政府直接出资给负有报道农村任务的传媒,至少得保证它们能够维持正常的投入、产出的平衡。

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中国政府将为农村学校、医院、农作物补贴和其他项目拨款52亿美元,在如此大力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中,如果能够给予媒体在农村传播以一定的资金倾斜,使这部分媒体能够在部亏损的情况下顺利度过拓展农村市场的初期,对农村的长远发展来说不失为一种办法。

至于关于传媒与农村研究的课题,则可以通过各种研究基金课题指南的倾斜来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对课题研究的宏观把握,虽然不难,但是主持这方面工作的机构需要解决轻视三农的认识问题。

注释:

[1][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译),序言,第3页

[2][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158-159页

[3][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P114-115页

[4]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2页

[5][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6]未玉:《农村节目的淘汰与普及》,《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第51页

[7]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8]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5:聚焦“三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57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方晓红:《大众媒介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5页

[12]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陈力丹:《关于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报道的七个话题》,《新闻界》2001年5期

[14]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5]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

[16]张振华:《对农广播电视建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17]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8]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