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资本流向及影响原由

一、问题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2002—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207.7亿美元上升到25616.4亿美元，年均增长27%，贸易顺差从304.3亿美元上升到2954.6亿美元，年均增长60%。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下端，巨额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掩盖了生态资源的流失，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角度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显然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自然资本流向，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利益是否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关于EF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中，提出以用地面积为单位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与吸收废弃物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具体而言，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六种用地类型。其中，前五类用地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实际占用的地表面积，称之为实际用地（ActualLand）；碳汇用地表现为吸收废弃物和排放所占面积，反映排放空间的大小，称之为虚拟用地（VirtualLand）。EF综合考虑人类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本，为研究国际贸易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测算主要分为产品用地系数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与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I-O）两种。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计算模型，并由后来的学者引入产出因子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用地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再加总求和。这种模型被曹淑艳、谢高地（2007a）称为生态足迹基本模型，被金书秦等人（2009）称为综合法。采用基础模型计算国际贸易EF值的研究见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陈丽萍、杨忠直（2005），陈琰等（2010），刘建伟（2011）等文献，后三篇中文文献计算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EF值。这些研究的产品选择缺乏标准和框架，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产品用地矩阵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YieldCoefficient）矩阵，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盖HS商品编码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它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故不能计算服务贸易的EF值；二是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EF值，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的EF值，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经济体各部门之间的关联。Bicknelletal.（1998）首次将I-O法引入EF计算，计算新西兰三次产业的EF值，弥补了PLUC法在服务业和部门关联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用地面积直接导入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得到完全用地转换系数，进而测算最终需求的EF值。该方法测算对象针对具体部门，能够充分发挥投入产出模型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后续研究从各个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复合用地乘数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数，避免了不同类型用地直接加总所导致的错误；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着重探讨了实物型投入产出模型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在EF值测算中的区别。国内学者曹淑艳、谢高地（2007b），刘建兴等（2007），邱东、席玮（2008）分别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在单一年份的进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但由于缺乏部门用地数据，将I-O法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现有国内研究局限于产业层面。

本文采用I-O法测算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在模型选择上，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种模型更适合于估算进口国通过进口所节约的本地区的生态足迹，用以评价贸易对单个地区的生态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而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更加适合于通过产业间关联、全球供应链及多国间贸易流动来估计进出口的生态足迹，从而追寻足迹的源头（Wiedmann，2009）。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反映中国对外贸易自然资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讨造成这种自然资本流向的影响因素，包括各个因素对于EF变化的贡献程度。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数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而IDA与SDA只需要两个时期的数据。IDA与SDA分别适用于分析比值和绝对值的影响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刘瑞翔，姜彩楼，2011），碳排放以及贸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张友国，2010；黄敏，刘剑锋，2011）的影响因素。但在现有文献中，鲜见将SDA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在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测算单一年份对外贸易EF的局限，将研究期扩展到五个年份，编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个年度的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实际用地EF值和虚拟用地EF值的测算分别采取5个部门和22个部门划分，使I-O法在对外贸易EF测算的应用中从产业层面拓展到部门层面。②在完成EF测算的基础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对于中国对外贸易EF净出口总值及部门对外贸易EF净出口值的影响，从而揭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生态资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三、模型和数据

1.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1）EF测算的基本模型：按照对进口的不同处理方式，投入产出模型分为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将中间投入部分剖分为国产品中间投入和进口品中间投入。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造成进口品中间投入所占比重较大，而这部分中间投入并不会对国内生态资源产生影响，为避免EF值高估，本文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简表，如表1所示。表1中，X、XT分别表示总产出列向量与总投入行向量，XT为X的转置；Z、Zd、Zm分别表示中间投入列向量、国产品中间投入列向量与进口品中间投入列向量，且Zd+Zm=Z；Yd、Ym分别表示国产品最终需求与进口品最终需求列向量；E、M分别表示出口与进口列向量，由于进口品中的直接出口比重很小，设定出口Em=0；K表示分部门自然资本（土地及能源）投入行向量；Q表示EF净出口列向量，QT为Q的转置。设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各行向量、列向量、矩阵分别为1×n阶、n×1阶、n×n阶，测算实际用地EF值时，n=5，测算虚拟用地EF值时，n=22。

（2）EF净出口变化的结构分解：根据上述模型，影响净出口生态足迹（Q）的三个因素分别是土地（能源）强度（T赞）、技术水平（B）、净出口规模（N）。其中t=0，1分别表示基准期与计算期，ΔQ表示EF净出口变化量，E（ΔT赞）、E（ΔB）、E（ΔN）分别表示包含ΔT赞、ΔB、ΔN的所有分解形式的平均值。由于从不同的因素排列顺序进行分解，会得到不同的分解形式，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其中以两级分解法与加权平均法应用最为广泛。两级分解是取首尾两个因素开始分解所得到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各因素变化的影响结果，适合于变量较多情况下的一种近似替代。加权平均法则是利用n个因素所决定的n!个分解方程中，每个因素的变动对因变量影响的平均值来衡量该因素变动的最终影响。李景华（2004）对加权平均法进行了详细阐述，证明了当选择因素大于2时，加权平均分解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并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多因素分解方法。

2.数据来源及处理

（1）投入产出表：本文考察的年度为1992年、1997年、2002年、2005年及2007年。其中前四个年份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33部门）来源于《中国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及分析》（刘起运，彭志龙，2010），该序列表由国家统计局核算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完成，并在郭朝先（2010）的研究中得到应用。笔者参照刘起运、彭志龙（2010）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现价）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价格指数编制出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按照上文阐述的方法，将历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换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33部门）。

（2）自然资本投入：EF的单位是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其中实际用地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五种类型，由于中国土地统计的分类数据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以及以上五种用地类型不相匹配，在此将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划归为农林牧渔业，将建设用地分解为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及其他服务业用地，将上述转换后的投入产出表与土地利用数据相匹配，合并为5部门，这种处理保证了投入产出部门与土地统计数据的匹配，所损失的五种用地信息通过均衡因子统一为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土资源统计公报》，其中1992，1997年部分数据缺失，笔者利用2000—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估算。虚拟用地以吸收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林地面积计算，根据可获得的部门能源投入数据，将上述转换后的投入产出表合并为22部门。能源投入以标准煤为单位，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均衡因子及能迹转换系数的选取及计算：本文选取2002、2004、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所提供的均衡因子，取平均值得本研究所采用的均衡因子（耕地2.17，林地1.36，草地0.48，水域0.36，建设用地2.17），将对应的均衡因子与历年土地利用数据相乘，折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全球公顷）①。虚拟用地根据二氧化碳排放的热值转化为林地面积计算，由于不同类型能源的能迹转换系数存在差异，而中国能源消耗结构在研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可将中国历年能源消耗结构与相应的能迹转换系数②加权平均，得到统一系数80GJ/hm2，再乘以标准煤的燃烧热值（29.26GJ/t）及林地的均衡因子（1.36），得到最终的虚拟用地面积。

四、测算结果及分析

1.贸易EF及其变化

（1）贸易EF总量及其变化：如表2所示，1992—2007年，伴随着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实际用地出口除在1997—2002年、进口除在1992—1997年及2005—2007年有小幅回落外，均保持着稳步增长，净出口则表现为波动趋势。在整个研究期中，中国始终为实际用地净出口。与之相应的是，虚拟用地出口与进口均呈现增长，且增长幅度明显超出实际用地，净出口的波动趋势与实际用地相似，其中2005—2007年，虚拟用地净出口增长最为迅速，从1775.6万公顷变化为9310.0万公顷，远超出同期实际用地净出口的增长。从EF净出口总计看，1997—2002年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表明此阶段中国生态资源状况得到改善，但不容乐观的是，自2002年起，在虚拟用地净出口迅猛增长的拉动下，生态资源流失加剧。整个研究期内，虚拟用地净出口增长占整个EF净出口增长的90%，反映出贸易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是造成中国生态资源恶化的首要方面。

（2）分部门贸易EF及其变化：1992—2007年，实际用地进出口规模与各部门所利用土地资源数量是相吻合的。农林牧渔业由于耗费了近95%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各部门实际用地进出口规模除个别阶段有所回落外，总体表现为不断增加的趋势。净出口波动在农林牧渔业中表现最为显著，经历了1992—1997年、2005—2007年两个大幅增长期及1997—2002年的大幅下滑期，其他四个部门的实际用地净出口变化相对比较平稳，总体表现为小幅增长，其中，其他服务业实际用地净出口自1997年后超过另外三个部门，反映服务业对生态资源流失的影响开始增强。但从整体来看，由于这四个部门所占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对实际用地净出口总值的影响并不显著（见图1）。虚拟用地进出口规模与能源消耗状况密切相关，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等高能耗部门的进出口规模位于前列。从净出口来看（见图2），在整个研究期内，V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V4金属矿采选业部门均为负值，有利于改善本国生态环境；V1农林牧渔业、V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V6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业、V7纺织业、V8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V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V10造纸印刷及文教产品制造业、V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V15金属制品业、V17其他制造业及废品废料、V20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V22其他服务业共12个部门均为正值，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其余部门在正负之间波动。净出口增长排在前五位的部门分别是V7纺织业、V12化学工业、V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V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V20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其中V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增长最为剧烈，从1992年的-1056万公顷增长到2007年的2677万公顷，这5大部门净出口共计增长8452万公顷，占虚拟用地净出口增长的82.1%，总净出口增长的74.6%。反映出这5个部门的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

2.EF净出口结构分解

（1）EF净出口总值分解结果：1992—2007年分阶段中国实际用地净出口总值与虚拟用地净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如表3、表4所示：在整个研究期内，土地（能源）强度与技术水平变化导致实际用地净出口减少1950.6万公顷、1231.3万公顷，贡献率达到-187%与-118%；导致虚拟用地净出口减少78.8万公顷、987.5万公顷，贡献率达到-1%与-10%，说明这两种因素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净出口规模变化导致实际用地净出口增加4223.8万公顷，贡献率为405%，虚拟用地净出口增加11357.3万公顷，贡献率为110%，在数量上远远抵消了前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分阶段来看，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1997—2002年，中国外贸发展陷于低潮，净出口规模变化导致两类用地净出口分别减少3142.7万公顷、1756.8万公顷。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入世”效应逐步显现，外贸环境的极大改善导致出口潜能迅速释放，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带动了净出口规模迅速扩大，由此造成了生态资源大量流失，其中对于虚拟用地的影响尤为显著。在2002—2005年与2005—2007年两个阶段中，净出口规模效应分别达到3010.7万公顷、9757.2万公顷，贸易增长的粗放型特征得到不断强化。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自2002年后，土地（能源）强度效应与技术水平效应对生态资源流失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开始明显增强，如2005—2007年，实际用地中两种效应累计达到-1276.1万公顷，略低于1992—1997年，虚拟用地中两种效应累计达到-2222.8万公顷，远超过之前任一阶段，说明中国长期致力于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科技创新水平的努力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可以预计，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成为普遍共识，节能减排等约束指标已明确进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国在促进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入将日益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将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

（2）部门EF净出口值分解结果：部门实际用地净出口分解结果显示（见表5）。五大产业部门的土地强度效应在整个研究期内分别为-1463.9万、-110.9万、-63.3万、-12.7万、-299.7万公顷，对生态资源均表现为正面影响；分阶段看，各部门土地强度效应各不相同，呈现波动趋势，例如1992—1997年，土地强度变化造成农林牧渔业减少土地输出1200.1万公顷，影响最为显著。在整个研究期内，技术水平效应在各部门表现不同，其中对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其他服务业三大部门表现为正面影响；分阶段看，2005—2007年，技术水平变化造成农林牧渔业减少土地输出1067.5万公顷，影响最为显著。五大产业部门的净出口规模效应在整个研究期内分别为3219.4万、207万、104.4万、104万、589.1万公顷，是影响中国实际用地净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在农林牧渔业中，贡献程度高达630%，分阶段看，净出口规模对农林牧渔业实际用地净出口的影响也最为剧烈。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其他服务业的净出口规模变化均导致了实际用地净出口的增加，尤其是其他服务业，净出口规模效应从数量上看仅次于农林牧渔业，虽然影响仍然有限，但其贡献程度却在不断上升，表明服务贸易净出口规模的扩张使中国生态资源的流失加剧。部门虚拟用地净出口的分解结果显示：从整个研究期来看（见表6），能源强度正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别减少虚拟用地净出口545.6万公顷、485万公顷，负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分别增加虚拟用地净出口650.3万公顷、573万公顷；技术水平正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分别减少虚拟用地净出口458.3万公顷、450.4万公顷；负效应较为显著的部门是纺织业与化学工业，分别增加虚拟用地净出口195.4万公顷、205.4万公顷；除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外，其他所有部门净出口规模变化均造成了虚拟用地净出口的增加，其中，以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最为严重，分别增加虚拟用地净出口1757万公顷、1253.1万公顷、3540.9万公顷、1295万公顷。整体而言，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贡献程度上，绝大多数部门的净出口规模效应都要大于其他两种因素的效应，这充分说明，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张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首要因素。分阶段看（见图3—图5），在传统高能耗部门中，V7纺织业，V12化学工业，V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V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能源强度正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其中，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能源强度效应从1992—1997年的420.1万公顷降至2005—2007年的-194.5万公顷，变化最为剧烈，纺织业能源强度效应在2005—2007年达到-451万公顷，效果最为明显，但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现象是V20交通运输及邮政仓储业的能源强度效应在2005—2007年急剧攀升到713.3万公顷，成为能源强度负效应最为严重的部门，反映出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引致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旺盛需求，由此带来的能源消耗开始给我们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压力；技术水平正效应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V1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V20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部门表现显著，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变化最为剧烈，从1992—1997年的105.1万公顷持续下降至2005—2007年的-536.8万公顷，技术水平负效应开始在纺织业及化学工业中得以加强，2005—2007年分别达到278.4万公顷、178.5万公顷；净出口规模效应在纺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体现最为突出，其负面影响自2002之后开始加剧，其中，2005—2007年，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净出口规模效应高达3950.4万公顷，占据该阶段EF净出口总计增长的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贸易顺差增长最快的2005—2007年间，22个部门的净出口规模效应均为正值，意味着贸易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开始渗透到所有部门，追求贸易顺差使中国付出了愈加沉重的生态资源代价，转变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1992—2007年的贸易EF，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自然资本流向，并运用结构分解技术分析影响EF净出口的主要因素，得到如下结论：①在1992—2007年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实际用地与虚拟用地的进出口规模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其中虚拟用地进出口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实际用地，在EF进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与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相比，EF净出口总量在波动中不断增长，在整个研究期内，中国始终是实际用地的净出口国，自2005年起，从虚拟用地净进口国转变为虚拟用地净出口国。尤其是自2002年后，受虚拟用地净出口急剧增长的拉动，中国生态资源流失程度明显加剧。由此说明，在该研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货币资本利益是以生态资源的流出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对外贸易的增长隐含着生态资源的廉价外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定进口品按照中国的技术条件生产，而中国进口品绝大部分来自于发达国家，整个进口品生产的平均技术水平优于中国，同时进口品生产国的平均能源消费结构相对中国更为合理，平均能迹转换系数会更大，这两种因素都会造成EF净出口低估，即生态资源流失的真实状况更为严重。②EF净出口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整体来看，土地（能源）强度与技术水平效应对两类用地净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并具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反映中国在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上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在实际用地中，土地强度效应对中国各部门净出口始终表现为抑制作用，技术水平效应在各部门表现有所差异；在虚拟用地中，能源强度与技术水平效应更为显著，在高能耗部门中，纺织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能源强度正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技术效应在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等部门也已实现由负转正。但比较而言，这两种因素对于中国EF净出口的影响程度十分有限，远远无法弥补净出口规模对EF净出口的拉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促进贸易的生态结构优化。上述结论表明中国贸易生态结构的调整速度远远滞后于贸易规模的增长，以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品与制成品为主导的出口贸易生态结构强化了中国贸易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从长远来看，对外贸易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试图以牺牲贸易增长来保护生态环境并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更为可行的做法是灵活运用出口退税、增加出口关税等贸易政策工具，严格控制“两高一资”的产品出口，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引导出口产品向低资源消耗及低碳方向转移，以此促进贸易生态结构的优化，寻求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的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第二，适度扩大进口规模。自“入世”以来，中国出口规模增速明显高于进口规模，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味追求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资本利益，使净出口规模效应成为导致生态资源流失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应该在保持出口稳定的同时，通过采取进口关税调整、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进口管理等多种政策措施，适度扩大进口规模，这不仅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而且能够弥补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资源流失。将货币资本的外汇储备转换为自然资本的生态资源储备，有利于达到货币资本及自然资本的贸易收支双平衡，对于缓解中国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三，提升技术水平，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导致资源强度与技术水平对生态资源流失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但换个角度看，这也为中国在清洁能源及“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重点行业，政府应大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这不仅可以实现生产过程中的节能降耗，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应积极寻求与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通过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清洁技术，更快地实现技术追赶。资源消耗的加剧增长是现阶段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双轮”驱动，才能在这一客观背景下，更好地实现生态资源的保护。

第四，大力扶持林业发展，增强森林碳汇能力。在中国EF净出口中，虚拟用地的比重不断加大，反映中国的碳排放负担不断加重。提升森林的碳汇能力是吸收碳排放的重要手段。与技术条件要求更高的直接减排相比，森林碳汇投资少、见效快，是目前最为经济的碳吸收方式，更加适合于中国这样林地资源丰富、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将林业纳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将促进林业发展提升到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未来应该多渠道地加强林业扶持，如利用信贷手段加快造林步伐，增加森林经营投入；努力探索林业经营管理制度，提升森林管理水平；重视森林固碳技术的研究，增加森林碳汇功能；积极开展森林碳汇贸易，吸引国外资金与技术参与中国的林业建设，充分实现森林的生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