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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南”历史条件和精神内涵

一、军事地理意义上的大西南

“大西南”概念,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大西南之于中国的意义。直到1939年,长沙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中国人才普遍意识到大西南乃是中国最后的屏障,是保存和重振中华文明的最后根据地,进而意识到大西南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摇篮。1939年12月29日,《西南青年》杂志在广西桂林创刊,主编程思远正式提出“大西南”概念,发表《保卫大西南与广西青年的当前任务》,发表里君的文章《论目前的抗战形势与保卫大西南》,号召广西青年和全国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对青年进行抗战救国教育。程思远在文章中不但把广西看作大西南的一部分,而且称大西南为“抗战堡垒西南屏障”。与此同时,其他刊物的不少文章标题也开始出现“大西南”的口号,例如1939年《大夏周报》第7期登载千心的文章《保卫大西南》,1939年《战时教育》第8期登载文章《我们幼稚团怎样进行“保卫大西南”》,1940年《时事类编》第58期登载刘惠之的文章《保卫大西南》,张谔1941年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漫画自选集》的三大主题之一是“保卫大西南”,等等。随着“保卫大西南”口号的不断使用,“大西南”也就逐渐成为一个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温暖与安慰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最后根据地的象征,例如,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发表《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的演讲时将大西南称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1〕,意味着大西南与最后根据地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共识。在这个时期,大西南主要包括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四川、西康等省,大西南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内涵几乎相等,“如何牢牢控制川、黔、滇、康等西南诸省,稳固大西南,是蒋介石关心的首要问题”〔2〕。即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西南,主要是指西南地区依靠天然地理上的天然屏障而尚未沦陷的省区。对大西南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大西南战略地位的认识几乎是同步的。1938年10月,《西南边疆》月刊创刊于云南昆明,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给国人,目的是期望对抗战建国的政策方面有所贡献。这也说明,处于大西南范围内的各省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自觉地把本区域内的战略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自觉地将大西南的文化血脉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且试图为重振中华文华做出贡献,表达了大西南文化向母体文化皈依的愿望。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利用大西南天险负隅顽抗,使西南地区成为解放战争中的最后取得胜利的区域。为了解放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调用了二野全部和一野、四野部分军队作为作战兵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1949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管辖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是少了广西,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也不在此范围内。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承担了解放西藏的任务。1951年10月,西藏解放。在当时领导者和后来叙述者的心目中,西藏理所当然就成了大西南的一部分。例如袁德金在叙述西藏解放时的用语:“西藏解放了,整个大西南解放了。至此,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全部解放了。”〔3〕。朱寿桐认为,“既然是‘大’西南文化地理概念,就应该将广西、西藏纳入其中”〔4〕。将此二省纳入,不但有充足的文化形态理由,而且有历史依据。在军事政治地理的意义上,大西南给人带来的文化想象是安全、稳定、顽强、自信。从《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开始,对西南夷的记录和想象,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西南夷地区物产丰富,道路艰险不通,地域辽阔,夜郎自大,始终保持了一种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文化独立的自足社会体系。《汉书》和《后汉书》对西南夷的叙述与此类似。《后汉书》直接将书写西南夷的部分命名为《南蛮西南夷列传》,对该地区未“开化”的人民多有贬损之意:“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赁深阻峭。”然而该地区民风纯朴,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征服管理并不太难。“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5〕在汉朝中原人眼中,西南夷是连接身毒国(今印度)等东南亚地区的枢纽和门户,地理位置重要,文化原始落后,等待开化。虽然“服叛难常”,然而却可“威泽时旷”,改变其“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就会“莫不举重尽落,回面而请吏”,〔6〕最终归附中原。由此可见,用中原文化同化西南夷,是自汉朝开始就在施行的一项基本措施。大西南地区很早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上各郡各部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够保存一定的本地文化特点。段渝认为,中国西南的多民族分布和多民族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初现端倪,在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完成后,这种文化格局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西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古代族群活动的面布区域,他们聚族而居,各自拥有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形成了西南夷地区的多族群分布格局。”〔7〕

二、经济圈意义上的大西南

在中国知网上以“大西南”为关键词按篇名搜索,1979年之后的文献有近900条,仅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就有460多篇。再做一个粗略的观察就会发现,其中一半以上与经济有关。即是说,在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中,西南各省有相似性,与全国其他各省的经济条件、资源储备、交通运输、经济地位等均有相当大的不同。从经济上考虑,有人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五省视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8〕,也有人把大西南经济区域概括为五省区七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重庆、成都)。〔9〕总之,在经济学上说,人们普遍接受的大西南,广西和西藏都必须纳入其中。广西的存在使大西南经济区有了出海口,西藏的存在使大西南经济区有了尚待进一步开发的资源储备。从经济建设实践方面看,各省政府间的经济协作,也是按该格局进行的,西南六省区经济协调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举行的,其中包括“贵州、四川、云南、广西、重庆、西藏、成都六省区市七方”。〔10〕除了这个划分,还有将海南和广东西部的湛江、茂名、肇庆纳入大西南经济区的说法。〔11〕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的合作取代了之前军事、政治上的一致性,大西南各省高层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区域经济是互相依存的,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定地位,具有共同条件的地方,就要团结互助,互相支持,优势互补,形成“大西南经济圈”和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大西南经济圈之中的共省有许多天然共性。一是有集中的旅游资源,适合创建旅游经济发展圈,〔12〕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加强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建立“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13〕,各省政府之间正在加强合作,加速开发。〔14〕二是水电、天然气和石油储量方面丰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三是森林、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最重要的木材和有色金属供给地。四是交通建设困难,许多地区闭塞、偏远,民族众多混杂,贫困人口多,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五是文化资源丰富,保存了众多的民俗、民风、方言、口传文学等活态文献资料,这些文化资源都有被转化为旅游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大西南各省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自足性、完整性、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强化了大西南文化的特质,使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既相同又相异。1986年,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五省区文学家经过多年酝酿,于5月17日至22日在宜宾召开了“竹海笔会”,标志着五省作家对此概念的认同。〔15〕

三、文化意义上的大西南

程妮娜在《中国地方史纲》中论述说,春秋战国时期,“四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一方面表现出迥异于诸侯国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受诸侯国文化影响以及区域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因素。”〔16〕四夷是指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西南属于南蛮。中国文化视华夏正统,地处中原,乃为“中国”。四夷的命名,体现了早期中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初级看法。处于中原地区的部族自称华夏。华,是个会意字。“華”的本字,上面是“垂”,象花叶下垂形,本义“花”,可能反映了华夏得名与植物、鲜花崇拜有关。华夏崇拜对象是龙,龙是由许多种不同的动物图腾糅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徐华铛认为:“龙的图腾透露了我们的祖先——氏族或部落合并的痕迹。”“龙图腾是古代各氏族、部落、民族相互融洽的结合,也是先祖们相互谅解、尊重、团结的象征。”〔17〕这是有道理的。以龙为图腾的部族,就是被统一、被驯化后的部族,定居下来,以农耕生活为基本生活方式,又有各自间生活产品的互补,因而越来越强大。这可能会导致那些尚未加入华夏族的部落而依然以个别动物为图腾的部族被视为“夷”、“蛮”的结果。他们生活方式单一,因而落后,不开化。北方少雨,农耕生活固然稳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饭,希望风调雨顺,所以后来龙图腾也多了一重意味,龙掌管雨水,龙王是水神,这也就应证了华夏文明以定居的农耕文明为主的特点。华夏民族以此为骄傲。东方夷,夷是个会意字,从大从弓,与打猎有关,本义东方之人,反映了东部少数民族以骑射文化为特点。一说东方人为貉,从豸。北方为狄,是个形声字,从犬,亦声,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养犬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该特点还可从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的狼崇拜、狼图腾中得以说明。西方戎,从戈,从十,本意兵器,反映了西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尚武为特点。一说,西方民族为羌,羌从羊,反映了其畜牧文化的特点。南方蛮,蛮为形声字,从虫,反映了南方少数族文化以蛇崇拜或以饲养昆虫为生的特点。由于“古人的生物学分类知识粗浅,鱼、虫、蛇相混不分”〔18〕,所以南方文化也带有渔文化的特点。比如南方的闽,也从虫。简单地说,远古时期,华夏文化以植物为崇拜对象,以农耕为基本生活保障,根基是农耕文明。四夷以动物为崇拜对象,以狩猎、畜牧、饲养、渔业为生活保障,根基是是畜牧文明与渔业文明。四夷又各有特点,西南夷以饲养昆虫、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概而言之,远古文化因受制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与地方出产和生活来源有极大的关系。西南地区森林茂盛,蛇虫众多,水资源丰富,因而大量出产鱼类、昆虫类食物,这一切物产,在华夏先民眼中都是“虫”,因而大西南地区的文化也就被视为虫文化了。从造字来看,重庆为“巴”,象形字,本义为“蛇”;四川为“蜀”,象形字,从虫,本义为蛾蝶类的幼虫,特指蚕。“巴”“蜀”的命名都与虫相关。在巴蜀文化的古老传说中,蚕丛教民养蚕,鱼凫教民捕鱼,而这两种蜀人最先掌握的生存方式,在华夏文化中就被视为虫文化。三星堆出土文物也证明:“对蚕的崇拜可能是古蜀族最悠久的传统”〔19〕。“蛮”的古字为“蠻”,字形中既表示“丝”又表示“虫”,并无贬义,而是描述了一种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创造了南方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甚至有学者认为,龙图腾的最初形象,就是蚕图腾。李康学甚至认为,嫘祖与黄帝的结合,“促成了蚕图腾向龙图腾的飞跃转变”,并引《周礼注疏》卷三十《夏官•马质》郑玄引《蚕书》解释“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作为证据。〔20〕骆宾基也提出了龙图腾起源于蚕图腾之说,一则以古汉字“龙”的象形为证,二则以金石学、考古学为证,此论点引起了海峡两岸华夏后裔很大反响。〔21〕若此论点成立,那么以蜀文化为代表的大西南文化,不但不代表落后原始,而且它才是华夏文化的真正源头。由于造字时代对云南、贵州诸省的认识可能还不清楚,所以没有特别的字带有类似特征。但是有文献记录保存了该二省对昆虫的崇拜或文化,留下了一些痕迹。石朝江考证过:“从《苗族古歌》来看,黔东南苗族曾把蝴蝶作为自己的图腾”〔22〕。乌丙安记述过:“白族中传说人祖阿布贴和阿约帖之三女儿与青蛇成婚、繁衍了白族、怒族、傈傈族人。侗族崇蛇,祭祖母神时跳蛇舞,穿蛇皮衣。”〔23〕高山族、哈尼族、柯尔克孜族、佤族、藏族传说中都有蛇崇拜的迹象。在中国所有民族中,有蛇崇拜的民族,西南地区最多。除了蛇崇拜,壮族、傈傈族、藏族、傣族有蛙崇拜或关于蛙的神话传说。布朗族视蟾蜍为神物。侗族、傈傈族、壮族都有蜂神的传说。〔24〕以上证据表明,有虫类崇拜的民族,在西南地区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另有资料显示,古代“巴”与“鱼”是同义字,“巴涪”是“鱼凫”的通假,巴人又叫“鱼凫巴人”;土家族远古图腾为鱼,至今赶年察祖还要煮鱼冻,而且不准送外族人吃。〔25〕黄桂秋论述过水族社会存在过鱼崇拜的事实。〔26〕这也就说明,大西南地区自远古以来就产生了以鱼、虫、蛇等为崇拜对象或图腾的共同文化基因。蚕丝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世界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靠丝绸连接起东西方的文明。因而,以蚕丝为代表的虫文化,在古时候不但没有“粗野、凶恶、不通情理”“蛮荒”的意思,反而象征、代表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早期大西南文化圈不但养虫,而且食虫。从原始人生存的角度看,在大西南地区采集昆虫为食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蛋白质和热量回报率,而且可能比捕猎哺乳动物更为方便快捷。从药用价值来看,藏药、傣药、壮药和苗药中以昆虫入药的比例更高,“昆虫的药用价值在各民族的医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7〕,然而以大西南地区各民族医药中最为普遍。食虫文化,古已有之,据《礼记》记载,周代帝王食谱中有蝉、蜂、蚂蚁;《尔雅》记录了食用蚕蛹;东汉时蜂、蝉是贡品。〔28〕中原汉族人食虫习惯是否来自大西南地区,尚不可考,但是从现在的仍然在继续的民族食材成份来看,处于西南边疆的苗、傣、佤、哈尼等少数民族,确实还在继续“食虫文化”。〔29〕“云南十八怪”还保留了不少食虫的民俗,诸如“三个蚊子一盘菜”“蚂蚱叫跳菜”“竹虫蜂儿炸盘菜”等文化遗存。

四、大西南“虫文化”的共同特征

由于虫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食物、衣物、药物,而且先民们还不得不想尽办法与各种毒虫斗争,因而与虫相关的文化在大西南文化中也就占有了相当的比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这种以虫为生的生产力自然就会深深地影响整个大西南地区的文化形态。总体上看,大西南虫文化至少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内敛性。虫的生存原则是没有控制欲,没有扩张性,默默地存在于世,顽强地依自然规律生活。这就造成虫文化内敛而顽强的特点。魏明伦曾总结过川渝人的性格是“开放兼容的内敛性格”〔30〕。这个观察基本上是准确的。不仅巴蜀地区,而且整个大西南地区从来没有产生过称霸中国的野心,没有发动过对外扩张的战争,没有产生过一个全中国的帝王。即使有了称王的实权,也要退居幕后。大西南地区的民族血液中,从来不存在张扬的个性。因为对虫类而言,张扬可能意味着最先被吃掉,拥有保护色将自己隐蔽才是生存之道。与之相对,北方的狄,性格恰好相反,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元朝时,蒙古军队向南征服中原,向西打到罗马,控制了大半个欧亚大陆,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上帝之鞭”。东方的“夷”,以清朝时期的满族为代表,最终也是统治了中国三百年。西方的戎部,常常侵犯中原,成为当时中国很大的隐患。唯有蜀人从来没有扩张的欲望,可能也因此就没有扩张的能力。三国时期,即使有诸葛的计谋,蜀兵也无力征服中原。文天祥曾在《衡州上元纪》中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31〕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以巴蜀文化为代表的大西南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忍辱负重,不抵抗主义。以四川文化为例,李宗吾曾不无讥诮地讽刺四川的“怕老婆”文化:“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唯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32〕他甚至提炼出“怕老婆”哲学,对此大加讽刺。再仔细考察一下,四川、重庆乃至整个大西南地区,都有不少“怕老婆”的古代故事与现代段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哲学的体现。于丹也曾经谈到过他对四川文化的观感和概括:“四川的文化是山水兼得,所以他的性情是那样一种快乐天真的,但同时他是忍辱负重的。”〔33〕四川人喜欢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奉行道家的无为、不争、柔弱、接受。这种特点正是虫文化的特点,只有奉行这种生存之道,虫类才可能生生不息。佛教传入中国后,因这两种文化共有的特性而在西南地区被传播得最为广泛。被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地区,一是西藏,二是四川。西藏至今信仰藏传佛教,四川也曾高僧辈出,佛教乃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说法。佛教推崇忍耐,反对杀戮、战争,可能正好与四川人的民族性格相合。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龙安志对云南人的感觉是“温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特别幸福、快乐”〔34〕。他的这个感觉与张明林等人的概括是一致的:“云南人的性格,也以‘温和’而著称。而云南人的性格就恰恰是这种温和中带有执著,百炼钢化为绕指柔。”〔35〕贵州人的性格也具有类似特点。石培新将贵州人性格概括为两点:“一方面,表现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耿直无华、个性倔犟的优良品格;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目光短浅、封闭狭隘、满足于现状、不求进取、重土少迁、乡土观念极重的落后意识。”〔36〕广西人的性格,余胜海概括为“闲适安宁”“憨厚朴实”“热情开朗”。傅源长概括西南地区人的性格:“西南地区的人质朴憨厚,沉默寡言,不太善于经营。”〔37〕将以上特点综合起来看,大致可以得出大西南地区人们的总体性格特征,这个总体特征,正是虫类的生存特征之一:忍辱负重,不抵抗主义。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楚威王及之后的汉朝征服西南夷诸国的过程来看,除滇王有所抵抗外,其余各地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大规模反抗。第三,悠闲。不论是打鱼、养蚕还是捕捉昆虫,都不需要像狩猎那样需要高度紧张集中注意,不需要像游牧生活那样逐水草而居,时刻有生存的危机感,也不需要像如农耕生活那样忙碌终年。后三种生活需要动,而渔虫型生活需要静,于是给生活留下大量的时间。时间富余,就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美食、艺术、娱乐。从现在留存的文化形态来看,大西南地区几乎各少数民族大都擅长歌舞,服饰美丽。这些丰富的艺术,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肖琼等人说:“对中国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来说,唱歌与他们的生活和生命水乳交融,不可分割。”〔38〕“这些少数民族舞蹈与历史相结合,具有代代相传的古朴性和人人参与的广泛性。”〔39〕“该区域内的各民族服饰文化内涵丰富、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特点鲜明,呈多元化整体美的特点。”〔40〕从饮食方面来看,川菜享誉中外,成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授予“美食之都”称号,成为首个获得此称号的亚洲城市。〔41〕成都还是有名的“休闲之都”〔42〕,成都人乃至四川人都以懒散、闲适、茶文化、麻将文化而闻名全国。云南人也以悠闲懒散著称,有多年在云南工作的浙江老板说:“云南人的整体感觉节奏缓慢,工作懒散,都处于一种挺舒坦的状态”〔43〕。贵州人的性格跟云南差不多,以悠闲自得为特点。〔44〕西藏的生活悠闲,全国闻名,平措扎西说:“内地人看西藏,西藏与内地不同的特点除蓝天白云,高原自然景观外,可能就是西藏人悠闲的生活节奏。”〔45〕广西人、重庆人,悠闲的性格虽不如前几者有名,但在全国来看,生活节奏也要慢得多。总之,大西南地区生活节奏慢,人们过得悠闲自得,容易满足。他们更关心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味,而不是如何才能显身扬名。这当然也是与其内敛的民族性格相吻合的。虫文化不是一种低级的文化,而是一种生存智慧。它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可能存在一直被低估的情况,虫智慧甚至可能是中华文化的某一个源头。比如《易经》,可能受蚕的启发很大。黎子耀说:乾是以蚕的智慧设计的(乾以易知),坤是以茧的能力成物的(坤以简能)。蚕有以阳求阴的智慧,就有婚姻(有亲,形成阴阳、乾坤),茧有以阴庇阳的能力,就能繁殖后代(有功,形成五行、六子)。蚕代表时间的永恒(可久),茧代表空间的无限(可大)。蚕表示贤人的品德,茧表示贤人的功业。蚕和茧(就是阳与阴、乾与坤、心与物、宙与宇、一与多)的矛盾统一,而天下之理得矣。〔50〕此说固然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小小昆虫常能开启人类的大智慧。法布尔曾对米隆食粪虫的智慧赞赏不已,〔51〕冯至的《十四行集》常受到小小昆虫的启发而充满人生的哲理。庄子受鱼和昆虫的启发写了不少名篇(比如梦蝶、螳螂捕蝉、鲲鹏之喻等),而现代仿生学则利用昆虫特别多。昆虫的生存能力远远强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昆虫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年,而人类出现才300万年。昆虫经历了几次物种大灭绝而得以幸存,而恐龙等其他物种却无法幸免。昆虫柔弱无争,但是在地球上种类最多,分布最广,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各类加起来还要多。从生存的意义来说,昆虫是最擅长生存和生活的动物,虫文化也是最适宜于生存的文化。可能也只有在虫文化中生活的人,才真正享受了自然馈赠的生活之乐。中国文化大量地吸收了虫文化的元素。可以说,道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都有虫文化的精神内核,充满了生存的智慧。虫文化既追求独立,又追求团结;既柔弱无争,又懂得如何保护自我;既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又能为其他物种提供基本的营养保障。静默地奉献自己,顽强地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无处不在,却又从不张扬。这种朴实又务实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大西南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大西南文化视域下大西南文学的特色

“大西南文学”这个名称最正式的提出,大约是在1985年。作协昆明分会1956年创办《边疆文艺》,1973年改名《云南文艺》,1978年恢复原名,1985年改名《大西南文学》。不过,该刊主要刊登反映云南本地生活风貌的作品,太具地方民族特色,不能反映大西南之“大”。1990年之后,该刊由云南省作协改名《边疆文学》沿用至今。2002年,李怡、段从学、肖伟胜出版《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首次从学术上把大西南视为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地域概念。2015年,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在四川师范大学成立,标志着“大西南文学”这一概念正式被确定和认可。这不仅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括,也是一个历史的总结。大西南人悠闲内敛的气质、朴实务实的精神、充足的时间、高明的生存智慧,让大西南在艺术、文学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的服饰、歌舞艺术常是中国民族服饰的代表。四川自古多产文学巨匠。汉有司马相如、扬雄,晋有李密、陈寿,唐有陈子昂、李白、杜甫、薛涛、李治、苏焕、雍陶、李远,五代有李庄、牛峤、李珣、贯休,宋有三苏、张孝祥、刘光祖,明有杨基、杨升庵,清有李调元、张问陶,晚清有刘光第、杨锐、邹容,近现代的浅草沉钟社、吴虞、李劼人、沙汀、艾芜、巴金、郭沫若、罗淑、周文、何其芳、陈敬容,很多都对中国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川籍作家的巨大成就,不但证明了大西南地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而且证明了上文所说的“虫文化”的优势和力量。严格地说,大西南文学之所以为大西南文学,应有大西南文学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而不能仅仅因为作家生于大西南,或者仅仅是写了大西南的人和事,或者仅仅在大西南地区出版。上述类型是广义的大西南文学,狭义的大西南文学应有鲜明的大西南文化特色。然而,狭义的大西南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很小,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西南文学,都是指的广义。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不断加深,大西南文化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很多出生在大西南地区的作家作品,早已看不出前面所述的大西南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大西南文化的精神已经融入整个中国文化之中,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很多大西南作家已经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的地域文化归属;更有甚至者,不少非大西南作家由于各种原因来到大西南,也在丰富大西南文学的内涵。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作家汇聚大西南,使大西南抗战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深化。〔52〕各种方式的文化融合,已经使大西南文学淹没在一个更大的文学传统之中。到现在,大西南文学独有的文化特色已经逐渐淡化了,我们甚至很难再从其中分析出“虫文化”的任何因素。但是,静下心来用心体会,大西南人仍然可以渺茫地感觉到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西南文化根脉的作家们的那一丝悠闲、无争、内敛的精神气质,比如蹇先艾和李劼人。白浩认为大西南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是存在的:“大西南文学的独特美学精神在于风格多元的绚丽化、多民族融合的多民族化、万物有灵式的神秘文化。”〔53〕当然,由于大西南文学的多民族化特征,加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逐渐浸入、影响、变异,如何准确地提炼出大西南文学的独特美学特征和精神内核,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总而言之,虽然大西南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可能已经不够鲜明,但是其精神内核还是相对清楚的。这种文化精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中一个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作者:谭光辉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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